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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軍：國企倒了民企就好了？別天真了！——國企改革再評論之十二

點擊：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8-02 11: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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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2013年1月11、15日，我在《中國企業報》發表了3篇評論文章，題目分別是：《“大國資”構筑無可爭辯的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大國資”是市場體制的必然選擇》《“大國資”：保障民營資本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這是6篇關于“大國資”評論文章的另外3篇。其中前2篇同時發在1月11日。今天的“再評論”，著重講第3篇內容，即國企與民企的關系。文尾附文也只有這一篇。讀者朋友若對另外2篇感興趣，可自行百度搜索。

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是國企改革繞不過去的話題。甚至，也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繞不過去的話題。

我相信有很多人，包括我們國資系統的同志，在看待這一問題時，總體上的認識是模糊的，總感覺在中國現行的經濟體制下，國企虧欠了民企。因而有一種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心理認知。表現出來的是，黨中央要求做強做優做大國資國企，大家一本正經地念文件；黨中央說一句發展壯大民資民企，各級政府立馬行動起來，逐條逐條抓落實。

不少理論界的頭面人物，包括經常在輿論場發聲的民資大佬，會將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發展成就，與民營資本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變化聯系起來，因而推導出“國退民進”是經濟發展動因的理論模型，進而得出國資國企要進一步退，應該退出所有競爭性領域，其他重要領域也要向民資民企全面放開的結論。這就是他們心目中的“將改革進行到底”。

在民企群體，無論大小，基本上抱定國企倒了民企就好了的共識。國企不倒，民企日子難過，所以他們對未來缺乏穩定預期，所以他們選擇移民，“用腳投票”，所以中國民間投資下滑，所以中國經濟增長乏力，所以所以，如此這般。這就是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所面對的輿論生態。

否定國資國企之于中國經濟發展作用的人，將國資國企比作現代化進程負資產的人，總喜歡拿西方發達經濟體中的國企與民企關系來說事兒。當然，西方經濟發達體也喜歡用這樣的鏡子，來比照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的誠意和程度。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長期浸淫之下，很多人在內心里，包括相當部分的黨政高級領導干部，已經事實上接受了這樣的理論。至多認為，國企和民企可以和平共處、各有優劣，那就已經是很給力了。這才有了那種支持國企的言論理不直、氣不壯的表現，以至于在2016年7月4日舉行的全國國企改革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重要批示中用了“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這樣的加強語氣（后面會有一篇“再評論”專門講這個話題）。

在我做這一問題的理論研究時，卻得出這樣的結論——國企并無擠壓或削弱民企的事實依據。相反，在現階段及其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企存在著助力廣大中小民營企業健康發展的理論可能！得出這樣的推理結論，我自己也十分驚訝。再一仔細推敲，我發現學界普遍存在的一個理論漏洞，即忽略了中國作為一個超級體量的發展中大國，根本不應該用西方發達經濟體曾經走過的路徑來比照，也不應該用他們當下的競爭優勢理論來推理。

第一，以中國這樣規模的大國，在西方發達經濟體看來，不管你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不管你是國企主導還是全盤私有化，絕對不允許任由你發展壯大，絕對不允許你威脅到他的領先優勢，絕對不允許你不接受他的盤剝和壓榨。中國發展起來了，甚至超過了他們，“那將是非?？膳碌氖虑?rdquo;（奧巴馬語）。巴西、阿根廷、俄羅斯等大國的興衰，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中俄羅斯最具有典型意義。本來，蘇聯解體以后，俄羅斯走上了全盤西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國有企業一夜之間全部成為權貴的囊中之物，完全符合西方陣營的價值觀。那么，為什么西方陣營還要冒著戰爭升級的巨大風險，一而再、再而三地圍堵俄羅斯呢？無他，因為你是超級大國。世界超級富豪俱樂部里已經沒有多余的位子了，不能讓你進來。即使你自稱是相同意識形態的兄弟，那也不行。其次，你已經接受了西方陣營訂制的休克療法，你已經無力自主發展，必須繼續壓制你的發展。所以，打的就是你！不打你打誰？

第二，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已經走過了所謂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發展初級階段（事實上并不存在這樣的“自由競爭”），進入金融主導的超級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二戰以后形成的全球化格局，已經將這個地球上的經濟發展主導權，納入到以美國為領袖、以世襲金融財團為主導、可任意調控支配的生態圈中。讓誰發展，不讓誰發展；誰先發展，誰后發展；先讓誰發展，然后再拋棄，等等，都有一只看得見的手和一只看不見的手在操弄著?？床坏竭@一點，看不透這個“潛規則”，以為只要我們推行徹底的私有化，實行徹底的市場經濟，然后在此基礎上走徹底的國際化道路，就能夠沿著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路徑，走到和他們平起平坐的地位，那就實在是太天真了！

用這樣的視角觀察特朗普的“神操作”，你可以看清楚他的底褲顏色。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對華為的全方位高強度打壓，不正好說明這一切嗎？華為是標準的民企，還是國際化的跨國公司。但是，就因為你是中國資本企業，你強大了，威脅到它了，那就不被允許，必須打你，沒得商量。其它那些正在成長，并幻想將國企的資源與市場讓位給它的民企大佬們，待你大到類似華為的實力，擺在你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被打死，要么投靠。

認識到上述殘酷現實格局，看透隱藏在殘酷現實格局背后的政治經濟發展邏輯，再回頭看中國的改革開放前景，看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條件，你就能得出跟我一模一樣的結論。那就是：

唯有強大的國資國企，以國家意志做背書，以帶有一定程度非市場化的戰略布局和投入，才能為廣大中小民營企業的發展遮風擋雨，提供基本的國際國內發展環境保護，打造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價值鏈。

我今天說這些話，恰逢其時。新冠肺炎疫情還未完全褪去，往事歷歷在目。國企相應政府號召，為中小民企減負。比如租用國企的物業，兩三個月的租金直接免了。沒有國企的率先復工復產，保障電力、燃料、運輸等低成本運行，穩定住經濟基本盤，恐怕產業鏈上的民資中小企業死一大半了。再往前數，2018年以來，很多民資控股的上市公司出現資金斷鏈危險，政府動員國企下場接盤，既解救了上市公司，也穩住了證券市場。民企之間的債務糾紛，政府沒有閑工夫管。但是，國企欠民企的，一紙令下，限期解決。去年這個時候，本人就親身參與了本單位下屬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與一家民企的歷史債權債務糾紛處置。國家審計署掛牌督戰，省長會議動員部署，副省長親自過問細節，工信廳長帶隊登門協商，現場辦公，終于圓滿解決。

還要再細數下去嗎？

道理不難理解。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不厭其煩地炒作“國進民退”“國退民進”話題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不需要用深奧的理論研究方式，細心觀察，實證調查，歸納梳理，邏輯推導，即可水落石出。

我的身邊也有一些民企老板，特別大的幾乎沒有，主要是中小型。在平時交流中，他們普遍地、自然而然地認為，國企擠壓了他們的市場發展空間。我請他們列出與他們的主營業務有直接競爭關系的國企的名字，并列舉國企“擠壓”的具體事例。幾乎所有的民企老板朋友，都會一時語塞，支支吾吾。再回答時，大概超過7成，回答竟然是“不好意思，好像沒有”！剩下的3成，即使能說出幾個與之有直接競爭關系的國企的名字（在我看來，往往還都是臆想中的），但是對于“擠壓”的事例，基本上語焉不詳。我同時還會問他們當中已經辦理了移民手續或打算移民的朋友，有人說你們民企老板移民國外，是因為國企的“擠出效應”，國內的生意做不下去了？他們先是啞然失笑，答曰：“那真是扯淡！主要是為了孩子教育，還有就是放一部分財產到國外，上一個雙保險。”

2013年11月9日晚上播出的《一虎一席談》，主題是“二次改革能否打破國企壟斷”，我作為辯論嘉賓參加了錄制。在錄制現場，一位看起來資產規模不大不小的民企老板，大談特談國企擠壓民企生存空間，主張國企讓出包括銀行在內所有競爭性領域，讓像他這樣有活力的民營資本進入。我問他：“如果中國的國有銀行全部私有化，你認為你有沒有機會參與？”他當時就愣住了。我估計，他內心盤算著自己的資本堆頭，顯然沒有參與分一杯羹的資格。雖然他還是硬著頭皮說：“也可能有一點機會......”我當即懟他，“別繞了，你沒有機會！”

這就是民營資本輿論場現狀。絕大多數中小民企與國企構不成你死我活的關系，卻整天哭著喊著受了委屈。真要將國企私有化，自己又沒有這樣的實力參與。別人賺了便宜，自己陪著吆喝。誰賺了便宜呢？就是那些極少數超級民營資本大鱷，與他們所依靠的某種勢力同盟（見《“奇異同盟”今安在？——國企改革再評論之八》），通過不斷地言論蠱惑，試圖以全體民資民企的名義逼退國企，進而以微小的代價，自己取代國資國企的“大哥”地位。如此這般，既不厚道，也不自量力，更可能根本就靠不住。

2018年，突然而至的“民營資本離場論”被熱炒，導致國企與民企嚴重對立，民企老板一下子陷入惶惶不可終日之地。先是驚動中央派劉鶴副總理出面表態，最后還要總書記親自出面召開座談會，苦口婆心、掏心掏肺對民資民企進行安撫。數日前，總書記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把國企、民企、外企、港澳臺企、個體工商戶召集到一起，同大家談談心，給大家鼓鼓勁，指出下一步“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使廣大市場主體不僅能夠正常生存，而且能夠實現更大發展。”題中之意，弦外之音，各位聽明白了嗎？

話說回來。“民營資本離場論”荒謬不堪，狗屁不通，卻讓那么多的民企老板心神不寧，坐立不安，群起而鬧之，蔚為奇觀。你們生意都做這么大了，沒有見過世面嗎？不會分辨好賴嗎？我沒有你們有錢，也沒有做生意。但是，在這一點上，你們太不成熟，讓我瞧不起。

原文：

“大國資”：保障民營資本發展的外部市場環境

（《中國企業報》2013年1月15日）

有人擔心在“大國資”體制下，廣大中小民營企業將更加難以生存與發展，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會更加扭曲。所以，中國的市場經濟道路應該削弱國資的能量，乃至令其徹底退出市場。這種觀點是對所謂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誤讀。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歷史，深入解析當今世界經濟及政治格局，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從來就沒有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體制。

換言之，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從來就不是“自由”、“自動”、和“自我”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事例不勝枚舉。一國的經濟發展史如此，國與國之間的競爭更是如此。在二戰結束后所建立的世界政治經濟新秩序以前，發達國家的崛起與強盛，都直接與不平等條約、貿易壟斷，乃至憑借船堅炮利強行掠奪、經濟殖民掛鉤。

所謂經濟自由化和全球化，是新時期條件下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體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實行經濟掠奪和控制的一種隱秘手段，是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高級表現形式。

從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局部來說，自由競爭的結果，就是在不斷地形成和強化寡頭的壟斷地位。壟斷資本以其私人性及其天然的貪婪本性，必然對整個經濟體的經濟“自由”形成剝奪。

所謂的“自由”，無非是中小企業選擇接受壟斷事實的自由，以及通過表面的民主獲得壟斷主體有限度讓步的自由。這在自由經濟大本營的美國，現實也已經很清楚地顯示了這樣的發展脈絡和博弈邏輯。

在后發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除了極少數本地私人資本能夠幸運地躋身寡頭行列，而更多的產業（行業）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別人的手上，乃至集中在華爾街少數金融財團的手上；除了極少數中小國家和地區能夠幸運地（實際上也是被發達國家所默許，或處于地緣政治考量上的特別扶持）躋身高收入國家，而更多國家則被明暗兩方面的“規則”所抑制、所牽制、所拋棄，經濟長期陷入停滯和低迷狀態，然后再被貼上極具欺騙性的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標簽。

從國際經濟與政治力量分布格局來看，自由競爭的規則，更像是為發達經濟體進行國際財富轉移而量身定做的護身符。發達經濟體除了在實業界的采購、生產、銷售環節上已經并仍在強化其壟斷地位，控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命脈，更為隱蔽的是，金融的自由化與全球化，正在成為國際財富大掠奪與大轉移的“絞肉機”。“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軌跡、前蘇聯的全盤私有化浩劫、1998年世界金融風暴中部分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悲慘際遇，以及后遺癥流轉至今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都在向世人詮釋著掩蓋在自由化與全球化光環下的冷酷現實。

在中國現階段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在經濟自由化與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實現經濟趕超，必須要有一批能夠實現整個國家市場穩定，能夠有效防止和抵御經濟大起大落風險，能夠在原料采購、生產組織、銷售網絡和自主核心技術方面具有國際話語權的超大型企業存在。同時，還必須防止這樣的企業成為純粹的私人機構，它還必須承擔國家安全和社會責任。構建“大國資”體制，正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薄弱的條件和特殊的國情下，為打造這樣的企業而作出的制度安排。“大國資”非但不會損害市場經濟機能，反而會為廣大中小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提供強有力的市場外部環境保障，從根本上維護國內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得以正常發揮。

當然，在純粹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作為一種以贏利為存在目的的社會組織，天然地具有逐利的動力和意識。在“大國資”體制下的國企“航母”，也完全有可能會發生侵蝕市場經濟“自由”肌體的現象。如果我們不能給予正確的處理，則有可能使國有企業的市場化，走向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反方向。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這當然也包含對由政府直屬的國資監管特設機構以及國有企業的審查和監督。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以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監督為依托，有序、有據、有力、有度地監管和約束國有企業的過度市場行為，是解決上述可能發生的矛盾關系的最根本途徑。

另一方面，國資監管者也要提高理論認識水平，自覺維護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發揮，從企業社會責任、反壟斷、價格聽證等多方面，進行制度平衡和政策控制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