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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新時代的中美變局與世界前途

點擊：作者：張文木來源：《太平洋學報》發布時間:2020-07-27 12:18:21

編者按：黨的十九大之后，中國進入了新進代，但是美國也進入了“新時代”。不同的只是前一個是向著光明和進步，后一個是向著黑暗和反動。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內外政策出現的180度的逆轉，說明世界政治也進入了新時代。如果說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與發展，那么，21世紀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戰爭與和平。特朗普將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從石油移至軍工：割羊毛不成便要“殺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殺人”。這時的美國已前所未有地表現出它的最兇惡，同時也最虛弱的紙老虎本質。戰爭一旦成為美國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國的敵人。反和平，是當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外交的本質。戰爭還是和平，光明還是黑暗，是在共同體共存互助，還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殺戳，兩種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發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曾給美國軍工集團帶來“盛宴狂歡”，那么，為了世界和平，今后我們要放棄幻想，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后的時代。今天的世界似乎又回到了從黑暗向光明、從舊時代向新時代轉變的臨界點。

一新時代的中美矛盾：本質和趨勢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進入了新時代，中國提出新時代的依據是國內工作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發生了轉變。但是同時不要忘記，美國也進入了“新時代”。不同的只是一個是向著光明和進步的新時代，一個是向著黑暗——本質是反動——的“新時代”。事實上，這兩年美國、英國及歐洲大陸國家內外政策出現的180度的逆轉，說明世界政治也進入了新時代。如果說昨天的世界政治的特征是和平與發展，那么，21世紀的世界政治特征可能就是戰爭與和平。對于中國來說，這是一個非常有希望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挑戰最為艱巨的時代。

在這個時代中，中國的主要對手是美國，因為今天的美國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所揭示出的腐朽性、垂死性，以及當前所表現出的任性、兇惡和殘酷的特征。需要說明的是：

這里說的“美國”有特定含義，它是指作為帝國的“美國”，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其實，毛澤東同志在談到美國的反動性時總是用“美帝國”的概念，他始終是將“美國人民”與“美帝國”區分開來[1]，這是列寧主義的語境。筆者在后面的論述中也是在這個語境中使用“美國”這個概念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進入了成熟的帝國主義階段。蘇聯解體后，美國變成一個不受制衡的帝國主義兼霸權主義國家。“911”事件既是美帝國全面統治世界的開始，也是作為美帝國全面衰落的開始。小布什假“反恐”之名向世界統治權力發起沖鋒，想不到美國在小布什“一鼓作氣”之后便進入奧巴馬時期的“再而衰”階段。為了扭轉美國的頹勢，特朗普一改尼克松為美國建立的依賴石油美元、以石油美元拉動美國金融并以強大的金融掠奪世界財富的政策，將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從石油移至軍工：

割羊毛不成便要殺羊，喝血不成便直接殺人。這時的美國已前所未有地表現出它的最兇惡，同時也最虛弱的紙老虎本質。

華為事件，孟晚舟事件以及一系列對在美華裔科學家迫害持續升級事件說明，中美關系已進入類似20世紀20年代國共合作中斷的“四·一二”前期，在美國是20世紀50年代麥卡錫主義登場前夕。

如果有人不理解今天中美關系變化的這一階段性特征，請回顧一下1921年至1926年國共合作的“蜜月”后期及隨后1927年“四·一二”大屠殺的結果。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制定并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政策是跟國民黨長期合作，跟隨國民黨發展而獲得自身發展[2]，等到社會主義條件成熟后再取代國民黨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在國民黨方面，國共合作之初他們也認為憑其大黨地位完全可以將加入進來的共產黨溶化掉；蔣介石還認為當時的主要矛盾是解決軍閥、實現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國家統一，在這個問題解決之前國民黨還需要共產黨的幫助，因此有必要與共產黨合作——這些與昨天的中美合作產生的歷史條件很像。

當時，只有毛澤東等少數黨員清楚這場悲劇的實質。1927年3月，也就是在“四·一二”發生前夕，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他疾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當時黨內好多同志并沒有理解毛澤東的預警，他們還是沿著舊的合作思路，對國民黨的清黨行為百思不解，覺得我們共產黨沒有要爭領導地位，還幫助國民黨完成北伐，國共兩黨共同治理中國，這樣的“雙贏”有什么不好？當時我們黨內很多人都是沿著這個思路理解國共關系的。今天我們許多人也是這樣認識中美關系的，認為這樣的“雙贏”，曾經的國民黨、當今的美國都沒有理由不同意。在理論上，與今天的一些同志僵化地理解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的意義一樣，當時“陳獨秀們”也是從對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作出的“共產國際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3]的指示的僵化理解中認識中國國共合作的合理性的。

就在北伐主要任務基本完成的時候，共產黨也在北伐中發展壯大，這時蔣介石考慮的是誰坐江山的問題。最先提出這個問題的是戴季陶，他1925年拋出《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認為國共兩黨水火不容，其結果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這與毛澤東“革命是暴動”的判斷是一致的。但是我們黨內很多同志沒醒悟，認為國共兩黨合作已在北伐上見了成效，根本就不相信蔣介石會在這個時候變臉。他們不明白的理由是：中國共產黨沒有虧欠國民黨，國民黨沒有翻臉的道理。其實，1925年5、6月戴季陶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的時候，國民黨已悄然改變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當年12月，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段分析》，提出戴季陶主義的危險性并提醒全黨認識“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4]的問題。1926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已有國民黨“清黨”的征兆，當時大多數同志并沒有意識問題的嚴重性，只有毛澤東等極少數同志意識到戴季陶文章所展示的“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c共產黨”[5]的危險。這使人聯想到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就中美關系發表演講，全面闡述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6]，很多同志也沒意識到他的嚴重性。事實上，彭斯這個講話相當于戴季陶講話，更是1950年2月9日麥卡錫“炮打國務院”的講話的翻版。后來大家才看出戴季陶講話就是“四·一二”的前奏，而麥卡錫講話是四個月后發生的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入侵朝鮮并由此引發中國“抗美援朝”的前奏。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提出警告，誰知4月國民黨率先攤牌，當時很多同志不知所措，也不知道這個攤牌會有什么樣的結果，更不知國共分裂的形勢要持續多久：其間有紅軍長征、國共合作抗戰、解放戰爭等一長串斗爭中合作、合作中斗爭的事件。誰也沒想到：國共斗爭直到1949年才有結果。1950年2月麥卡錫講話后僅半年，美國便向中蘇攤牌，發動了“朝鮮戰爭”，從此中美關系惡化直到1972年。

“如無預見，即無領導，為了領導，必須預見，預見前途和可能發生的偏向。”[8]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討論七大報告結論時，面對抗戰即將結束時的樂觀情緒，毛澤東告誡全黨“要準備吃虧”[9]，他說既要看到光明的一面，又要看到困難的一面，并舉了今后可能出現的十七種困難，例如外國大罵、國內大罵，內戰爆發，黨內意見分歧，黨員散掉三分之一，天災，赤地千里等。毛澤東提醒全黨高級干部要有充分對付非常不利的情況的準備[10]。今天的中美關系大概再次進入這一歷史節點并將很快面臨美國的“攤牌”形勢，中國也要對可能出現一段非常不利、甚至非常殘酷的時期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做好十年甚至幾十年持久戰的準備。

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情況，這只能歸結于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它本質上是不可調和的。毛澤東同志對國民黨反共形勢的較早預見就是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的認識成果，1925年年底毛澤東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對此講得明明白白。今天我們也只有運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才能認清美中關系的這場變局及其后果。

二外因是由內因引起的，世界歷史已進入了質變的臨界點

造成美國目前外交政策的上述轉變，還有其國內階級矛盾激化的因素。與20世紀略有不同的是，21世紀的帝國主義的壓迫對象已從南方世界擴大到北方世界。殖民地現象從第三世界向包括美國在內的北方國家內部倒逼——這是21世紀初帝國主義腐朽性最突出的特點。由華爾街[11]國際資本對美利堅民族的壓迫導致美國勞動者階級以及包括民族資本家在內的最廣泛階層與華爾街及其買辦集團的階級斗爭，已上升為美國國內的基本矛盾。列寧說：

帝國主義不僅在新發現的國家，而且在老牌國家也在實行兼并，加緊民族壓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劇起來。[12]

1942年1月22日，毛澤東在審改關于太平洋戰爭后淪陷區情況的通報材料時，加寫這樣一段話：

總之，極端毒狠的殖民地政策，現已推行于租界，不分階級，有財即掠，表示了日本法西斯最后掙扎時期的緊張性。[13]

如果將這段話中的“日本”換作今天的美國華爾街壟斷資本集團，也會讓人覺得很貼切當前的美國形勢。

“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14]

今天美帝國的統治中心不在白宮而在華爾街。今天的美國是民族政治的中心白宮屈從于國際壟斷資本中心華爾街。因此，2001年的“9•11事件”打擊的對象是世貿大廈而不是白宮，2011年美國人發動的是“占領華爾街”而不是“占領白宮”的運動；以往美國人民運動是“進軍華盛頓”即直接以政府為對象，今天第三世界和美國人民直接以華爾街國際資本為對象。與早期的工人砸機器行為不一樣，而與中國1919年的“五四運動”有些相似，這兩大事件的發起者和參與者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知識分子是也較早覺悟的人群。這說明，第三世界人民和美利堅民族正在覺醒：不管這種覺醒是自為的還是自發的，他們都意識到了世界問題的要害不是白宮而是華爾街，不是美利堅民族和美國人民而是國際資本壟斷集團。值得注意的是，自“占領”運動后，美國出現了更具破壞性且愈演愈烈的“槍擊案件”[15]和正在一些州涌動著的從聯邦中分離出去的情緒[16]：前者即發起占領華爾運動的人民如果槍口一轉就意味著社會革命，屆時革命的對象不會是白宮而一定是華爾街。美國人民需要的不是依附于華爾街的而是代表民族利益的獨立自主的國家。1965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與毛澤東談話結束時“希望主席向美國人民說幾句話”。毛澤東說：

祝他們進步。如果我祝他們獲得解放，他們有些人可能不大贊成。我就祝那些認識到自己還沒有解放的、生活上有困難的人獲得解放……美國人需要再解放，這是他們自己的事。不是從英國的統治下解放，而是從壟斷資本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7]

造成美國危機的原因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對美利堅民族的超負荷壓迫，若無非常手段化解，美國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今天的美國人民似乎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意識到壟斷資本的階級壓迫。2019年2月9日，美國民主黨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在其家鄉勞倫斯——這里曾是美國昔日的制造業中心、勞工運動的象征地——美國最著名的一次罷工現場的紅磚舊廠房下發表演講，宣布她正在爭取黨內提名競選總統，在2020年向特朗普發起挑戰。她誓言要改變這個“被富人操縱”的國家，向富人發起“階級斗爭”。她說：“今天，有無數的美國家庭在被富人和關系硬的人操縱的體系中掙扎求生…我們受夠了”，“當我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一些富人會大喊，這是‘階級斗爭！’”“幾十年來，這些富人一直在向勤勞的民眾發動階級斗爭，我想說，是時候反擊了！”沃倫還表示，僅僅撤銷本屆政府的可怕行為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只在邊緣修修補補——這里實行稅收抵免，那里實行監管。我們的戰斗是為了實現重大的結構性改革”。[18]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網站2019年2月14日發表文章稱：“社會主義”標簽在美國政治中長期以來的形象正在改變，社會主義已重返美國政治。”[19]美國《華盛頓郵報》網站2019年2月10日發表該報專欄作家E.J.迪翁的題為《特朗普的反社會主義戰爭將會失敗》的文章稱，特朗普“反社會主義”的表態完全是謀求連任的政治語言，但在今天的美國，攻擊社會主義不再像過去那樣容易。[20]

19世紀前半葉歐洲發生普遍革命（比如1848年爆發的遍及整個歐洲的大革命），它造成了歐洲帝國主義向遠東擴張（比如侵華和侵印戰爭）并由此使歐洲壟斷資本暫時擺脫了危機，20世紀前半葉西方發生危機，各國再次向東方俄國轉嫁危機，結果“偷雞不成”，反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及戰后強大的社會主義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那么，進入21世紀不久的今天，在北美洲日益增長的革命情緒又造成美國的“戰略東移”，其矛盾的焦點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戰勝準的問題。毛澤東同志說：

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21]

風起于青蘋之末，東風將要壓倒西風，世界歷史已進入了質變臨界點。

三 “特朗普主義”可能選擇與世界前途

(一)尼克松主義、里根主義、特朗普主義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標志著帶有“尼克松主義”色彩的“特朗普主義”已經啟航。“尼克松主義”的本質并不在于它對中國曾有過的友好傾向，而在于它要使美國避免兩線作戰。尼克松、基辛格帶領美國做到了這一點并由此挽救了美國；表現為一手緊拉中國、一手死打蘇聯的里根主義，其本質是尼克松主義的強化和繼續。所謂“特朗普主義”是特朗普時期內政外交政策的本質反映，搞得好，它是尼克松主義與里根主義合二而一的回歸，搞得不好，它則是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機會主義合二而一在美國的翻版。

今天的特朗普身上有點當年的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影子：赫魯曉夫修柏林墻，特朗普修墨西哥墻；赫魯曉夫想跟美國改善關系，卻將手伸向古巴，弄出一個“古巴導彈危機”，這讓他灰頭土臉，除了美國人民的反感，結果是一無所獲。特朗普想跟中國改善關系，卻將手伸向朝鮮半島，弄出個“薩德”導彈基地，其結果除了引起中國人民的反感外，也將是一無所獲。還有，戈爾巴喬夫放棄華約（“華沙公約組織”），特朗普想放棄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且已經放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美國開始跟過去的盟國“親兄弟明算賬”了——我支持你可以，但是你得給錢，你得買我的軍火。當一個國家開始把政治當買賣來做的時候，就是在收縮了，就不再是強國了。尼克松在《真正的和平》一書中有段文字適用于描述當今美國特朗普的執政風格：

當初，列寧非常清楚，西方人的天真對共產主義事業是多么有用。他以鄙夷的口吻稱他們為“有用的白癡”。這些有用的白癡總是一本正經，對那些最為復雜的問題作出非常簡單的、令人可笑的回答。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故意，而是出于無知。[22]

尼克松實現其戰略目標是有歷史前提的：當時中國、蘇聯、美國三家處在等邊三角對峙關系之中，美國手頭也有可與中國交換的——比如它的對臺政策——籌碼。但特朗普面臨的則是完全不同的形勢：目前中俄關系幾乎是無縫對接，根本不存在尼克松時期“等邊三角”的拉鋸形勢，美國目前又無足以動搖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交換籌碼，而中俄兩國目前的政治家也相當成熟——不存在中國歷史三國時期因貪荊州小利而棄盟的孫權式或蘇聯后期為討好西方而主動廢國的戈爾巴喬夫那樣不成熟的政治家。因此，特朗普今后若要仿效尼克松通過離間中俄關系來獲利的外交策略，其成功的概率幾乎為零。

黑格爾說，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都出現兩次；馬克思補充說：“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23]美國戰后歷史上出現的兩次“尼克松主義”，其所扮演歷史角色是不同的：前者已確定為悲劇（正劇），后者在歷史中可能就是笑劇（滑稽）。

（二）世界的災難，就是特朗普的機會

在內政方面，尼克松上臺是犧牲美國軍工集團、拉攏并得到金融壟斷集團支持的結果，但條件是他上臺后的政策要使金融資本家集團滿意。為此，他犧牲美利堅民族的利益，將美元與石油掛鉤。今天特朗普上臺是犧牲他競選演說中竭力攻擊的金融集團——他因此得到“占領華爾街”之后美國選民擁護和軍工資本家集團支持的結果。與蔣介石上臺前后的選擇相似，特朗普一上臺，立即拋棄美國勞動者的利益轉而依靠軍工資本集團。但拿錢就得干活，這樣，特朗普上任后，通過加大的政府的軍工采購，迅速將石油美元轉換成軍工美元。但軍工美元需要的就不是石油而是美國已無力參與的戰爭——而且還不是一般的小型戰爭，不然特朗普就得不到來自軍工集團的持續借貸，就要面對更多的“財政懸崖”。借錢不還而又無東西可賣，特朗普的政治命運就可想而知。

存在決定意識。特朗普上臺后的現實環境決定其治國理政思路只能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具體說，就是學習里根，在國內通過拉動軍工發展美國實體經濟，在國際上開啟“潘多拉盒子”，讓世界陷入美國并不直接參戰且越來越多的戰爭——最好是世界大戰。

當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就是這么干的。1939年1月3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實際就是美國軍工資本家集團）協商會議上全面傾吐了他對世界形勢及美國戰略的攻勢性的考慮。他告訴其同僚：

慕尼黑會議后，9月28日（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譯者注）那天，英國人大為煩惱，他們受了驚嚇，驚惶失措，派人來這里，確實定購了飛機。我不知道他們在此購買了多少飛機，然而我想是300-400架。

法國人的政府制度是每天早晨早餐前更換內閣。法國人開始討論，這時的想法是，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將要購買多少飛機。這是一個極好的想法。我們說：“越多越好！來，快來！使我們的工廠能進行批量生產，好！”

因此，最后在第三或第四次嘗試從法國國庫中撥出500萬美元購買我國的飛機時，他們的態度變得足夠認真了。我們說：“好極了！叫好有兩個非常簡單的理由。第一，目前我們的工廠閑置著。如果你們現在來訂貨，這些貨物將在明年春天我們自己的訂單開始到來之前大體完成。”這是一個理由，是國內的原因。[24]

在外交上，羅斯福在希特勒歐洲和蘇聯兩面下注。在希特勒兵敗斯大林格勒后，羅斯福迅速主動上門找到斯大林并與蘇聯結下反歐暗盟，戰后歐洲便被美蘇一分為二。至20世紀60年代，大英帝國及歐洲的海外資產已為美國一攬囊中。先與希特勒、后又與羅斯福聯手搞垮歐洲的斯大林事后看得明白，1952年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中說：

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爭奪市場的斗爭以及它們想把自己的競爭者淹死的愿望，在實踐上是比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矛盾更為劇烈。[25]

但斯大林說這話的前提是社會主義國家自己不能被敵人打倒，不然戈爾巴喬夫治下的蘇聯及其后果就是前車之鑒。蘇聯解體后，美元指數迎來戰后第二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中國及亞洲“四小龍”加入世界市場體系給美元市場帶來的龐大紅利（1979～1989），同時也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如圖所示：

里根曾以開動戰爭機器拉動軍工，做到了既解決國內就業又讓美國避免打仗，他最終以“空城計”的方式嚇倒了戈爾巴喬夫并逼誘其自動廢國。蘇聯自我解體又釋放出巨大的浮財挽救了美國并使世界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失控使華爾街金融資本集團嚴重受挫。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向華爾街金融資本開火，又把軍工資本請了回來。但軍工的市場主要是戰場，這樣美國的歷史又回到20世紀50年代的邏輯，即不打仗就消化不了龐大的軍工借款和投資。美國沒有自己的國家銀行和企業，借來的錢如不見利潤，資本家不干，這樣，特朗普就要下臺。目前只有世界性大戰才能提供特朗普需要返還的利潤，阿富汗、伊拉克戰后治理失敗后，美國已沒有再次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能力，其他國家也不愿卷入戰爭。這樣，世界和平就成了特朗普任內最大的敵人。這讓特朗普很糾結。

“歐洲的災難”，就是“美國的機會”，這是杰出的外交史學家塞繆爾·弗拉格·比米斯（Samuel Flagg Bemis）1926年寫的《平克尼條約——對歐洲災難和美國機會的研究》一書的主題[26]，當然這也是理解美國崛起進程中“戰略機遇期”一撥撥出現的重要線索。如果將這句讖語式的判斷進一步擴展，我們完全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的災難就是今天特朗普的機會。發生在歐洲的兩次“世界大戰”曾給美國軍工集團帶來“盛宴狂歡”，今后如果中國和俄國不能被嚇倒或打倒，為了還錢，那特朗普轉移國內危機的可能方向就是歐洲，而歐洲再次分裂又為特朗普準備好了對其進一步施害的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毛澤東基于當時美國經濟對美國軍工資本深度依賴的事實，一直堅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的戰略判斷。1950年6月6日，毛澤東在《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講話中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27]20年后，毛澤東依然堅持這一看法。1970年5月20日，毛澤東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講話中說：“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準備。”[28]毛澤東這個判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唯物主義的正確判斷。

四和平還是戰爭？

這里不能回避的問題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確沒有爆發，這個和平期甚至比鄧小平“至少十年打不起來”[29] 判斷要長得多。這是為什么呢？

這是因為美國經濟的依賴路徑在尼克松之后發生了重大變化。兩次世界大戰美國造就了一個強大的“軍工復合體”資本集團，當戰爭結束后，這個集團就反客為主成了左右美國政治的重要力量。在尼克松之前美國外交的重要政策都要優先滿足這個資本集團的利益，而新任總統的第一要務是為這個政府財政的最大“借貸方”尋找市場——軍工的市場就是戰場。因此不斷地制造戰爭便成了這一時期政府的主要任務。艾森豪威爾意識到這一危險，他執政期間結束了朝鮮戰爭，他卸任時“感到有必要就這些發展的危險性向全國再次發出警告”，他說：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

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30]

注意：艾氏提到美國當時已出現的“大權旁落”即指軍火財團支配政府決策的現象，今天隨特朗普上任再次在美國政治舞臺上粉墨登場。集中于華爾街的軍工財團——哪怕在和平時期——需要的不是面包而是軍火，而拉動軍火工業只能是戰爭，最好是美國直接發動的戰爭。為了鞏固其在美國已形成的反客為主的政治地位，這個“軍工復合體”從部門利益出發就必須不斷制造敵人。只要有戰爭，美國的軍工集團就有軍火贏利，由此它在美聯儲從而美國就有鞏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潤——龐大的國內槍支銷售利潤只用于保底——增加了軍工財團的收入，華爾街財團再拿出其中部分通過美聯儲反哺白宮并由此控制美國財政。如果白宮拿錢不辦事，擺在白宮官員前面的不是“財政懸崖”就是直接被暗殺——比如肯尼迪總統。由此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槍擊案頻發而禁槍難以立法[31]，以及在獲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美國不但沒有轉入和平建設，反而又提出遏制理論并繼續發動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的深層原因。毛澤東看透了這一點，1973年6月5日，他告訴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說，越南戰爭“花了1 200億美元，打了11年。一個不能講越南話的美國兵，離開美國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個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11年，就是軍火商人拼命消耗那些B-52之類。”[32]

20世紀80年代，“冷戰之父”凱南也認識到美國政治已成為軍工集團的附庸，由此造成戰爭成了美國經濟的依賴路徑。他說：

由于我們在和平時期維持龐大的軍事機構并向其他國家出售大批軍火，成千上萬的既得利益者業已形成，也就是說，我們在冷戰中造成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我們已經使自己依賴于這種可憎的行徑。而且如今我們對它的依賴程度已經很深，以致可以毫無偏見地說：假如沒有俄國人和他們那莫須有的邪惡作為我們黷武有理的根據，我們還會想出另一些敵手來代替他們。[33]

凱南提出的這個問題，早在60年代就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60年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部門雇用的人員將達370萬人。有關國家安全的各項主要開支共為457億美元，約占政府預算的58%，占國民生產總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國全國企業擴大了76.5%，而國防部開支則增加了246.2%。美國最大的50家公司獲得了全部主要軍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澤東在看到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發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國為什么不愿意裁軍呢？答案就在這里。這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壟斷資產階級，需要一個龐大的軍力和一個龐大的武器庫。”[34]可以想象這樣一個“龐大的武器庫”需要一個什么規模的銷售市場（戰場）呢？那只能是戰爭，而且還是世界規模的戰爭。鑒于此，毛澤東對始終堅持“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約翰遜時期美國大幅提升對越南的轟炸，以至將這種轟炸擴大到過去不允許的越南北方，其目的并不主要是打垮北越紅色政權——約翰遜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是因為美國政府急于將武器庫中的“存貨”通過南越政權的大規模購買轉為利潤。但是，武器向越南傾銷的過程也是美國國力消耗的過程，大規模傾銷武器對華爾街是滾滾利潤，對美國國力卻是加速耗竭。也就在美國國力實在支撐不住持續戰爭的時候，也是美國武器庫基本“清倉”的時候，這為尼克松上臺后的新政提供了可能性。與今天特朗普的“新政”正好相反，尼克松將美國經濟的依賴路線從軍工美元轉為石油美元，適逢亞洲各國經濟迅速崛起并由此拉動對美元的超大規模的需要。這內外因素使美國金融資本集團取代了軍工資本集團，成為美元政治的主導力量；美國軍工此時的任務就是配合金融資本，保證中東石油銷售以美元結算。

此后，美國從世界——主要是從南方國家——獲得利潤的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形象地說，以前軍工集團實現利潤的方式是“殺羊喝血”即用制造大規模戰爭的方式獲得超額利潤，而金融資本集團實現利潤的方式則是一茬茬地“割羊毛”，至于羊長大與否，它并不關心。美國出現的這種剝削世界的方式的變化，為中國提供了難得的“戰略機遇期”。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列寧、斯大林抓住當時歷史出現的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機遇使蘇聯迅速崛起一樣，自70年代后期，世界再次出現和平與多極化發展的苗頭，鄧小平同志以敏銳的政治眼光看到這點，反復告訴全黨：“抓住時機，發展自己。”“現在就是好機會，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不抓呀，看到的機會就丟掉了，時間一晃就過去了。”[35]結果，中國抓住這個戰略機遇，發展自己，成功實現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目標即從站起來到富起來。

現在的問題又來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失敗及歐元出現、俄國、中國的崛起等因素，導致2008年后石油美元的衰落，特朗普又依靠軍工資本家的支持，又將美國從石油美元增值的依賴路徑轉回到軍工美元，龐大的軍工生產機器已經開動[36]，特朗普接下來的任務如果不是軍工產品的銷售那又是什么呢？如果沒有天下掉餡餅即蘇聯自行解體那樣的事，那特朗普不追求戰爭，難道還會追求和平嗎？

2019年1月1日，特朗普任命帕特里克·沙納漢為美國國防部代理部長，看看這位新部長從哪來，就知道特朗普外交將向哪去：

帕特里克·沙納漢：1986年起，在波音供職，在波音供職多年，曾主管波音的導彈防御系統項目。目前負責波音的全球供應鏈策略以及高端制造技術應用。2008年至2016年，沙納漢擔任飛機項目高級副總裁。

曾有美國商業媒體把沙納漢稱為波音公司的“救火俠”，因為在波音787夢想客機早期出現生產問題后，是沙納漢將項目扶回正軌。今天，戰爭，尤其是世界性的戰爭成了美國壟斷資本的救命稻草，目前美國軍工資本集團急需一位“救火俠”，因此，顯然不能擔負這一角色的詹姆斯·諾曼·馬蒂斯上任才一年就為沙納漢取代，便成了順理成章的事。

2019年4月29日，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發布最新報告披露，美國軍費7年來首次增加，已達6490億美元，是緊隨其后的8國軍費的總和。該研究所武器和軍事開支項目主任奧德·弗勒朗說：“美國軍費增加是特朗普政府從2017年開始實施新武器采購計劃所推動的。”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武器和軍事開支項目負責人奧德·弗勒朗博士強調：“增加支出的美國是這一費用總體上漲的（主要）責任者。其增長相對來說不算多（增加4.6%），但鑒于美國軍事支出很高，影響依然很大。”憑借6490億美元的軍費，美國遠遠排在他國前面。[37]

戰爭一旦成為美國的生意，那和平就成了美國的敵人。反和平，是當今特朗普以及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美國外交的本質。

五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一）提高探索和解決新時期基本問題的本領

偉大斗爭需要正確的判斷，而形成正確判斷要有正確的認識方法，這個方法只能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方法。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歷史往往有驚人的相似之處。與抗戰前的形勢一樣，目前中國學界對中美關系大勢及中國在其中的定位存在著“好得很”和“糟得很”的兩極誤判，由此產生出浪漫主義的“速勝論”和悲觀主義的“失敗論”。在研究方法上，雙方都沉緬于西方社會學中的統計方法并將其絕對化，尋找了大量統計數據，得出了“厲害了我的國”或相反的結論。有什么樣的認識論就有什么樣的研究方法，造成這種兩極對立的認識的原因就是他們的認識論脫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辯證法。

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并形成“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能力，是中國共產黨目前迫切需要完成的學習任務。為此，當前我們還要重讀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和毛澤東的《論持久戰》。這三本書的邏輯關系是：《資本論》研究的是資本主義從生成、發展和滅亡的一般規律；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的特殊規律；毛澤東《論持久戰》研究的是帝國主義規律在第三世界特別是中國這樣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表現及當地人民如何運用的規律。一百多年的歷史反復證明，這三本書中所作的判斷是科學和準確的。

可以設想，即使在資訊十分發達的今天，如果沒有歷史唯物主義即從歷史大趨勢的研究方法，而只是機械的數據比較的方式，我們不僅找不出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垂死階段、中國抗戰經過防御、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后必然勝利的科學結論，而且可能得出錯誤的結論。

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方法其著重點不在于由偶然性（比如某一歷史突出事件）生發出的枝節而在于由必然性（比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及其相互作用）生發出的總規律。比如研究天涼落葉現象，辯證唯物主義并不從落葉數目的統計入手，而是從四季大勢入手，由此得出的結論及應對策略就是：春天的落葉反映的是新生事物的生長，應對春天落葉的方法是支持新生事物的生長；秋天的落葉反映的是舊事物的衰亡，應對秋天落葉的方法是脫離正在衰亡的事物，以積極的姿態去迎接新的春天。

黑格爾說過，老人與兒童說的同一句話不是一個意思；同樣，老人與兒童同得一個感冒，對他們的身體也具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義。在這樣的視域中，今天的美國不管它還有多少強項，它的總趨勢是走向衰落，目前為它所做的“病診”結論是：腎虛火大。腎脾的狀況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存在狀況，中醫病診總是從腎脾切入的。對國家生命的“問診”，與此同理。

（二）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政治浪漫主義和悲觀主義都是唯心論和形而上學認識論的產物。浪漫主義和悲觀主義迎來的結果一般都是事與愿違的。20世紀初，放棄了在斗爭中求合作的路線的結果，令我們那些天真的共產黨員大出所料，也令黨內的一些天真的理論家們大跌眼鏡：1927年，國民黨對共產黨大開殺戒，發動了駭人聽聞的“四一·二”大屠殺；1950年6月，美國拋棄中美抗戰中形成的友誼，出兵朝鮮，結果是美國對中國長達二十多年的封鎖和包圍。

“民族斗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斗爭問題。”[38]今天的中美關系也是這樣。有人說彭斯講話在美國只代表是少數人的觀點，在美國不占主流。這個說法沒有階級分析方法。什么叫不占主流，資本家只是資本化的人格，彭斯講話也不是他個人行為，他的講話在美國代表了大資本的利益。特朗普也是資本化的人格，不管他個人有如何的品質，他一旦進入白宮，他就是階級的代表。現在整個龐大的軍工集團都已經開工，特朗普從他們那里獲得了天文數的投資，這使美國大批工人有了工作。但他們上班生產的可不是鞋子和襪子，也不是棉花和糧食，為了還軍工資本家的錢，他們只能造武器。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武器的“市場”只能是戰爭。資本是講利潤的，而軍工的利潤不能在一般的市場而只能在戰場中實現。特朗普開工的錢是從華爾街軍工集團借的，借錢還債，因此，到處挑起戰火，這便是特朗普主要考慮的事。當年里根也是這樣，搞星球大戰，弄那么大的架勢，真是蘇聯要打仗嗎?不是，是美國軍工集團要用所謂“蘇聯威脅”制造開動軍工生產從而發動戰爭的借口，不然美國政府就不能向人民解釋為什么要生產這么多武器，就不能動員人民支持政府發動戰爭。明白了這些，也就明白了列寧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話所表達的時代內容，也就明白了毛澤東曾預言的“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的科學依據。由此也就看明白了特朗普凡是和平的，他都要“退群”，凡是戰爭的，他都要支持和參加的外交特點產生的政治經濟動因。

歷史辯證法表明，國內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是激烈的階級斗爭國內化，國際基尼系數最大化的極限則是革命形勢的全球化。當前日益擴大的南北差距便是基尼系數國際化的外觀形式，“占領華爾街”運動表明，日益擴大基尼系數正在向金融資本的大本營美國延伸，這說明國際金融資本從全球化中獲得剩余價值越來越少，資本全球化已走向盡頭，世界形勢正在出現逆轉。反者道之動，世界歷史質變的臨界點正在到來。

戰爭還是和平，光明還是黑暗，是在共同體共存互助，還是在四分五裂中相互殺戳，兩種前途再一次推到世界人民面前。兩次世界大戰已有前車之鑒，我們要放棄幻想，為了世界和平，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山雨欲來風滿樓。山雨來臨，有的人——比如張伯倫、達拉第等——忙著躲雨，結果輸得精光；有的人——比如斯大林、羅斯福等——在雨前積極“插秧播種”，結果，當雨停的時候，已實現了相當的戰略利益。為了迎接一個光明的前途，已來到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中國，必須在“暴風雨”來臨前做好“插秧播種”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