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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梁 軍：說“奇異同盟反對國企改革”的奇異同盟

 

（《南方日報》2012年4月18日）

 

當前的輿論環境似乎有這樣一種傾向：一個自以為“主流的”理論群體，認定自己的改革主張就是“正確的”，將所有質疑他們或持反對意見的聲音，視為“錯誤的”和“保守的”，甚至直接給對方扣上“反對市場經濟改革”的帽子。

比如近期讀到一篇《反對國企改革的奇異同盟》，該文的引子是那份引起軒然大波、由世界銀行參與編制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雖然沒有明說，但意思卻很明顯，作者是贊同并支持上述報告的，并預設了該報告關于國企改革的建議是“正確的”前提。然后筆鋒一轉，將反對上述報告建議的“不真誠的”國資系統人士，和“不自覺的”反對中國走市場化改革道路的人士，稱之為“一個十分奇異的同盟”，并質疑這兩類人“為什么都反對國企改革呢”？

也許真有那么極少數人，因為不認同“我國的社會主義社會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初級階段”的科學判斷，所以不贊同為了發展生產力而實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進而反對走向市場經濟的國企改革。但是，在業已形成的浩浩蕩蕩的改革潮流面前，這一群體基本可以忽略不計。除此之外，社會的主流力量，從黨政領導到理論界、實業界，乃至廣大普通民眾，都期望通過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既壯大國家經濟實力，又避免發生貧富分化，實現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富民強。這種期望是真誠和樸素的，在當前又是艱難和迷茫的。因為，現實錯綜復雜，利益糾纏不清，還有太多的理論未解，因而尚未達成共識。當然，不排除確有既得利益者對破除當前利益格局的不自覺。正如該文所說的，我們需要“通過自由而理性的討論，使各方立場得到澄清”。但是，該文卻將參與討論的對方直接定性為“反對國企改革”。討論的議題就從內容上的“怎么改”之分，演變成立場上的“改不改”之爭。

在可見可查的所有公開觀點中，人們所“反對”的“國企改革”，是將國有資產無限度、無規則私有化的改革，是將國家壟斷資源讓渡給私人乃至隱藏其后的跨國財團的改革，是削弱國家綜合競爭力而給我們帶來“新殖民化”的改革。同時，在另一個方向上，人們也反對強化“國家資本主義”的改革，反對強化權貴資本的改革，反對國有資產全民所有而事實上“全民不享有”的改革。人們更反對任何理由和借口的不改革。顯然，“主流的”理論精英所給出的改革建議不能滿足上述期望，因而不為社會主體所認同。他們所比劃的改革路線圖，就是那么一個既粗暴又粗糙的“私有化”。他們天真地認定：只要將國有資產私有化了，就找到了“有恒產者有恒心”的市場經濟主體了，于是，人的私欲就促使所有人努力工作了，這個社會就進步了，而且還順帶文明、民主了。他們完全不理解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主觀與客觀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完全不關注社會主義中國的歷史發展條件與所處階段的特殊性，完全不理會經濟生活以外的國際政治與意識形態環境，更不了解現代化大生產條件下現代企業制度對私人資本權力的抑制現實。他們除了私有化，還是私有化；要么“休克式”私有化，要么“漸進式”私有化。這恰恰顯示了他們自己“理論上的貧困”。指責對方“反對國企改革”，在輿論上鉗制對方，封堵對方發出聲音的空間，并誘導民眾群起而攻之，更將這種“理論上的貧困”發揮到了極致。

我倒是看到有這么一個“奇異同盟”。他們由那些完全接受了西方經濟學理論洗腦的所謂“主流的”學者，與各路覬覦龐大國有資產的境內外資本，以及一些“中立的”“權威的”國際機構，三者正在“自覺地”并“真誠地”靠攏。近幾年來，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媒體、論壇、“兩會”平臺上，發出簡單、重復、相同的聲音。謂之以“奇異”，是因為雖然他們都以將國有資產私有化為目的，但各自的出發點與歸宿卻不盡相同。我相信這些學者絕大多數不過是固執地要實踐所持的理論，是為了揚名立萬而已；那些國內的私人資本大鱷，雖然抱著“分一杯羹”的美好幻想，最后終將成為中國歷史上以及當今世界現實中廣泛存在的列強的附庸；那些環伺中國并已將觸角伸進來的跨國財團才是最后的贏家。

上文說到的那些“簡單、重復、相同”的聲音，在該文中也時有體現。諸如“只有改革國企的壟斷格局，才能創造均富的機會”“在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這兩個最主要的指標上，國企都顯著低于民企”“國有部門，特別是國有壟斷部門……是造成當前貧富分化的一個原因”，等等。限于篇幅，在此先不展開“討論”。本文既出，是為挑戰。當然，也可看作是古代兩軍對壘時無名小卒的罵陣。彼“奇異同盟”不愿接招，那便作罷；愿意接招，本“奇異同盟”奉陪到底。

附文：反對國企改革的奇異同盟

一項改革建言引起軒然大波，至今余波未平。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編制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下稱“報告”），系統研究了中國未來18年的改革和發展問題，其中，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論點，最受關注，飽受批評，中文版的正式文本至今仍未發布。在改革呼聲日漸高漲的背景下，“報告”竟有如此命運，說明改革之路確實不平坦。

批評者的觀點表面看是一致的。在其眼中，這個報告是美國“陰謀集團”開給中國的一味毒藥，是要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進而誤導中國經濟改革走向“全盤私有化的泥潭”。這種指責國人并不陌生，令人擔心上世紀90年代初“姓‘社’姓‘資’”幽靈可能重現。

透過這一層共同的意識形態外衣，可以看到，反對這份報告的人，由兩大群體構成，一者為國資系統中的一些人士，一者為反對中國走市場化改革道路的人士。梳理這兩大群體的話語體系，不難看出，二者有明顯不同。前者認為，這份改革建言之不可接受，是因為國有企業，包括央企，已經成為市場競爭主體，其巨大成就是通過市場競爭實現的。就此而言，這些國資系統中人與“報告”本身著眼于市場的立足點沒有太大差異。而反對中國走市場化道路的后者則認為，“報告”是“國有企業私有化的6000天計劃”，是通過市場化搞垮國有企業陰謀的繼續。 

對于前者，如果他們果真不反對走市場化的道路，就應該支持深化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讓國企成為更有競爭力的市場主體；對于反對市場化改革的那些人，如果他們果真反對私有化、主張均富，那么，他們就應該擁護國企改革，因為只有改革國企的壟斷格局，才能創造均富的機會。如今，兩種立場南轅北轍的力量，從不同地方出發，站在了同一面旗幟下。這是一個十分奇異的聯盟。兩股力量，一個是不真誠的，一個是不自覺的。

那么，對市場化態度如此迥異的兩類人，為什么都反對國企改革呢？從堅持國企是市場化主體者的角度，國企目前許多領域，尤其是所謂“戰略性產業”已占據了壟斷地位，而改革則有可能打破這種強勢。正是出于維護這種既得利益的考慮，他們采取了拒斥改革的立場。其實，央企在市場中表現出的強勢地位，是特殊制度安排的產物。研究表明，在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回報率這兩個最主要的指標上，國企都顯著低于民企。國企的競爭優勢是非市場因素造成的。信貸、項目、資源等，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都因其政府背景而總能獲得特殊的關照。

在反對市場化改革的人看來，國企的任何市場化改革都是不可接受的。他們把“降低國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的比重”等同于私有化，等同于“賣給或者廉價送給以外資為主的私營企業”，等同于“200個央企高管瓜分30萬億資產”。這種無中生有的引申，顯示的是理論上的貧困。他們對于國企的現狀特別隔膜，他們看不到，國有部門，特別是國有壟斷部門，已經形成了顯著的既得利益，作為全民財富的國有資產，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使用者的占有物。這是造成當前貧富分化的一個原因。

擔心改革過程中可能出現“權貴攬買賣”，是有一定根據的。但是，不改革就能避免這種危險嗎？目前，在國有部門周圍，已經滋生了龐大的裙帶網絡，只有改革才能革除這些弊端。

國企改革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改善市場結構，完善市場體制，使之更具競爭性和效率，使市場建立在更為公平的基礎上；二是使國有資本更好地惠及國民，例如，通過上市，國有資產實現了資本化，流動性更強；劃轉國有資產或國有股份給社保基金，可以提高全民保障水平。以目前央企的規模和實力，完全可以為全體國民養老、社會保障、醫療等福利的改善做出更大貢獻。國企改革，將帶來公眾財富的普遍提高。

上述兩類反對者都應當支持國企改革，而不是反對。

國企作為全民的資產，其改革應當成為公眾話題，通過自由而理性的討論，使各方立場得到澄清，而不是罩上意識形態外殼，扣帽子，打棍子，動輒上綱上線。這種“文革”遺風，在國企改革問題上，只會對既得利益者有利。借助意識形態，既得利益者掩飾了真正的動機；沉溺于意識形態的人，迷失了自己真正的利益。如果這種奇怪的聯盟阻止了改革進程，扭轉了改革方向，真正受損的只能是國家和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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