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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在戰略層面，現在是西方整體實力走衰最快的時候

點擊：作者：張維為/高健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7-14 08:05:33

不管我們是否愿意，這場疫情已經把中國推到世界最前臺，西方世界對中國制度的成功、戰疫的成功驚恐萬狀，當然也是西方極端勢力反華最歇斯底里、最沒有底線的時候。但在戰略層面，我們可以看出，現在也是西方整體實力走衰最快的時候，也是西方最不自信的時候。

6月22日，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62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高健教授，圍繞戰略思維來展開討論。

張維為：毛澤東主席早在1956年就說過，“你有那么一塊大地方，資源那么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球籍”。當時毛主席考慮的主要是鋼產量，中國的鋼產量1993年超過了美國，中國制造業規模2010年超過了美國，中國經濟總量根據購買力平價2014年超過了美國。鄧小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就提出中國的現代化要分三步走，最終要讓中國在21世紀中葉成為社會主義發達國家，并向全世界證明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加優越。習近平主政后就提出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的偉大中國夢，提出“兩個一百年”的戰略規劃。

縱觀這個世界，能夠這樣進行長遠戰略思考和規劃的只有中國，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共產黨是一個“使命擔當黨”，而不是西方模式下的“選舉政治黨”，它以人民整體和長遠的利益為依歸，以民族復興為使命，它是一個“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政黨，領導著一個文明型國家，這是一個數千年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之疊合，它有“不謀全局者，不足以某一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文化傳承。

這使我想到了1948年、1949年的毛澤東主席，那是一個風云突變的時刻，也是一個歷史出現大轉折的時刻，當時國內外很多人都希望國共能夠“劃江而治”，一是希望早日結束內戰，二是擔心西方列強，特別是美國的干涉。但毛主席的思維方法是戰略的、長線的、整體的，他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考慮的是“兩個中國之命運”，是光明的中國還是黑暗的中國。1948年12月，毛主席在西柏坡會見了費孝通、雷潔瓊等一批民主人士，給他們交了底，主席是這樣說的：我們要有長遠的眼光，要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那將后患無窮。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一次統一都要很長的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中國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隨后，毛主席在1949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新年賀詞《將革命進行到底》，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推翻國民黨的統治，掃除帝國主義的壓迫。

但此時，蘇聯斯大林還是主張國共談判，他在1949年1月中旬連發幾封電報給毛主席，他說，“如果中國共產黨拒絕與南京政府和談的話，那么這樣等于向世人宣布中國共產黨主張繼續進行內戰”。毛主席拒絕了斯大林的呼吁，發出了“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號令。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緊接著1950、1951年又發生了兩樁大事：一是和平解放西藏，二是抗美援朝戰爭，這兩樁事都為后來中國崛起奠定了基礎。當時的情況是什么呢？印度1947年獨立，美國、英國、印度一些人利用中國內戰局面，策動西藏脫離中國。但毛主席深知帝國主義勢力分裂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無窮苦難，也深知西藏對中國極為特殊的重要地緣意義：我們的長江、黃河都發源于青藏高原，流向南亞的雅魯藏布江和流向東南亞的瀾滄江也發源于西藏。在毛主席的親自部署下，還沒有等美、英、印度等反應過來，西藏已于1951年5月和平解放，這使我們獲得了更為完整的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也使中國獲得了極為寶貴的戰略縱深。

1950年下半年，美國軍事介入東北亞朝鮮半島，面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毛主席的戰略思考是：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結果一仗定乾坤，換來后來70年的和平。這場戰爭也換來了世界很多國家對新中國的尊重，換來蘇聯對中國工業化的支持。蘇聯援建中國156個項目，可以說幫助中國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這場戰爭打出了一個有利于中國長遠發展的地緣政治格局。大家知道，1945年二戰即將結束時，有一個美國、英國和蘇聯瓜分勢力范圍的“雅爾塔秘密協定”，這是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根據這個協議，蘇聯擁有在大連的“優先權益”以及在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的使用權。但中國軍隊在朝鮮戰場的勝利，讓蘇聯也看到中國的力量，蘇聯于1953年、1955年，先后將中東鐵路及旅順港交還給中國。總之，毛主席的一系列戰略思考和斗爭精神，為國家獨立，領土完整，民族復興，為今天中國的崛起奠定了重要基礎。

戰略思維能力在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身上也得到非常充分的體現。剛才我們提到西藏和平解放，毛主席是在1950年1月初前往莫斯科參加中蘇談判途中，提出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主席把這個任務交給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時任西南局第一書記是鄧小平，他具體領導了西藏和平解放。鄧小平從戰略層面對西藏的情況做了分析，提出：西藏是少數民族的地區，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特殊性，解放西藏有軍事問題，需要一定數量的軍事力量，但軍事與政治相比，政治是主要的，他提出“政治重于軍事，補給重于戰斗”的戰略原則。1950年10月昌都一戰，體現了這個戰略的實施，至此和平解放西藏大局已定。

關于鄧小平的戰略思考，我們最熟悉的案例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就提出中國實現現代化要分三步走的規劃，長達70年。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00年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紀中葉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這個藍圖，我們是一代接著一代干，今天還在執行，只是提前了不少。一般認為，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在2035年基本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就是大致實現鄧小平當時為2050年中國設計的愿景，也就是一個中等水平的社會主義發達國家。

關于鄧小平的戰略思維，我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個細節，我是1983年進外交部翻譯室工作的，不久就遇到問題：我們的行政級別相當低，但已開始給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做翻譯了。領導人會見外賓的翻譯記錄是機密文件，按當時的行政級別，我們是沒有資格閱讀這些文件的；然而給領導人做翻譯工作，要求我們熟悉領導人談話的思路、風格和語匯，翻譯室領導為此專門向外交部領導打報告，要求為我們年輕翻譯開一個綠色通道。報告很快就被批準了，所以我們這些新手被破格允許閱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會見外賓的談話記錄：可以閱讀，但不能做筆記。但即便如此，也是一個不小的突破。就我個人而言，細讀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談話，很快成為我在翻譯室工作的最大樂趣之一。

【1982年，鄧小平陪同金日成在四川參觀成都飛機制造廠。】

鄧小平的不少談話給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方說，1982年鄧小平與朝鮮領袖金日成的幾次談話。鄧小平向金日成詳細介紹了自己1978年9月視察中國北方地區發表的一系列談話，后來被人們稱為鄧小平“北方談話”。

如果研究鄧小平，從1978年的“北方談話”到1992年的“南方講話”，也可以看出他許多戰略思想的發展軌跡。鄧小平告訴金日成：1977年7月復出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提出“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從此開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鄧小平特別指出：“只有解決好思想路線問題，才能提出新的正確的政策”。現在看來這是一條普遍真理，是一種中國智慧，外部世界，包括西方國家，也可以借鑒。

鄧小平在與金日成的談話中講了一些肺腑之言，他說“我在東北三省到處說，要一心一意搞建設。國家這么大，這么窮，不努力發展生產力，日子怎么過？我們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此困難，怎么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他說，“我們干革命幾十年，搞社會主義30多年，截止1978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只有四五十元，農村的大多數地區仍處于貧困狀態。這叫什么社會主義優越性？”

鄧小平的“北方談話”還展示了強烈的使命感和緊迫感。他告訴金日成他在東北視察的時候反復提出，“要迅速地堅決地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在華國鋒主席領導下，全國上下正在大規模開展揭批“四人幫”的群眾運動，而鄧小平他認為要適時結束揭批“四人幫”這一運動，果斷把整個工作的重點放到經濟建設上來。當時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回憶鄧小平“北方談話”是這樣說的：鄧小平對他們講，“搞運動，你們可以研究，什么叫進行到底？永遠沒有徹底的事情。通過運動主要是把班子搞好，有半年時間就可以。運動不能搞得過長，過長大家就厭倦了。”

鄧小平在“北方談話”中也多次強調“要按經濟規律來管理經濟”，這也是當時關于經濟改革的一種表述。鄧小平說“好多是體制問題，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他在長春視察時也談到：實現“四個現代化”，關起門來不行，要吸引國際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的經驗，吸收他們的資金。在大慶視察時，他問大慶有沒有計算機？每天開機幾小時？聽說每天只開兩小時，他不滿意，他說這同撥算盤差不多了，花這么多錢做什么；于是指示要把計算機設備好好的利用起來，還說計算中心要統一規劃，從大到小，大大小小配套起來，形成一個網，像電網一樣，必須保證每天工作24小時，誰用誰出錢。鄧小平對新技術新管理的了解可見一斑。

今天回顧這段歷史很有感觸，當多數社會主義國家還在小打小鬧，力圖通過小修小補來擺脫中央計劃經濟困境的時候，鄧小平已經明確主張中國要探索一條“新路”。換言之，中國考慮的早已不是“治標”，而是要“治本”。這種具有長遠眼光的戰略思維最終給中國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改革開放的過程也是充滿波折的，但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動蕩，西方國家一片歡呼聲。但鄧小平很冷靜，他在觀察，并從戰略角度提了一個觀點：“在這些國家動亂的時候，中國要真正按計劃實現第二個翻番，這就是社會主義的一個成功。到下個世紀五十年，如果我們基本實現了現代化，那就可以進一步斷言社會主義成功。“1990年 7月，他告訴加拿大前總理特魯多：西方對蘇聯東歐的變化“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復雜得很”。1990年12月24日，蘇聯東歐已經呈現一派亂象的時候，鄧小平說：“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1991年8月20日，也就是蘇聯解體前4個月，鄧小平說：“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這是個機遇”。鄧小平在嚴峻的危機中看到了機遇，他可能覺得周邊很多人還沒有看到，所以蘇聯解體后才20來天，他就開始了著名的1992年南方視察，一路呼吁，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讓市場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中國道路一定能勝出，歷史證明他是對的。

今天我們又到了一個歷史關口，我們正在見證人類歷史的大轉折。這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現在最考驗我們的戰略思維和戰略決斷能力的時候。西方不少有識之士也在不時做出自己的判斷。《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把這次新冠疫情看作是歷史的分水嶺，稱之為今后的世界將分為“新冠前世界，新冠后世界”，就像公元前公元后那樣。基辛格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一文，表明他對美國應對疫情能力的擔心，他提出“在一個分裂的國家，我們需要一個高效率、有遠見的政府才能克服這前所未有、破壞巨大、全球規模的挑戰”，但他更關心的所謂“自由世界的秩序”在疫情后要繼續持續下去。

法國資深政治學者多米尼克·莫伊西對美國的抗疫表現深感失望，他說“美國的表現不是差，是指數級的差。”前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等人不久前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上也發了文章，他們擔心疫情之后，美國主導世界秩序會發生變化，他認為，美國作為超級大國維持世界秩序主要靠下邊三個法寶，一國內的治理水平；二能夠為世界各國提供公共產品；三引領各國應對危機的能力和意愿，這次坎貝爾憂心忡忡地寫道：“美國面臨的麻煩是什么？美國正在經歷對自己優勢的再次的考驗，但目前的成績是不及格。如果美國真的丟掉自己的三大法寶，取而代之的將是中國。”他說，你看中國，在這三個方面，中國的抗疫模式表明它能夠有效地治理國家；中國正在向各國提供公共物品，包括口罩、呼吸機、各種醫療物資，事實上在引領各國應對危機。他認為如果美國再不行動起來，美國就可能面臨自己的“蘇伊士時刻”，也就是當年美國代替英國成為世界老大的時刻。當然，這些都是西方學者從西方視角提出來的一些戰略思考、戰略問題，但對我們的戰略判斷也會有一定的啟發。

【約翰·加爾通，著有《美帝國的崩潰》一書。圖自中新網】

這使我想起了挪威學者約翰·加爾通的一個觀點。他曾經成功預測蘇聯解體，2009年他又預測美帝國將在2020年解體。當然預測是一回事情，但我覺得加爾通提了一個很有見地的觀點，叫“魔力”。他認為帝國對世界統治靠的是“魔力”，所謂“魔力”就是一整套迷糊人的光環，如美國是“山巔之國”，肩負文明開化的使命，美國的制度和文化具有無比的優越性；一旦這種“魔力”在人們心中消失的話，帝國就走下神壇，直至崩潰。2020年的抗疫潰敗，無疑是美國模式乃至整個西方模式“魔力”消失的關鍵年，這將是這次疫情給整個世界帶來最大變化之一。

不管我們是否愿意，這場疫情已經把中國推到了世界最前臺，西方世界此時此刻正處在最不自信的時候，他們對中國制度的成功，包括這次戰疫的成功，驚恐萬狀，這當然也是西方極端勢力反華最歇斯底里、最沒有底線的時候，但在戰略層面，我們可以看出，現在也是西方整體實力走衰最快的時候，也是西方最不自信的時候。習近平主席去年曾經指出：“以西方國家為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出現變革跡象，但爭奪全球治理和國際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較量十分激烈”。習主席一直強調我們要有“世界眼光和戰略思維”，這樣才能有戰略定力，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

回望過去，毛澤東主席在中華民族走向解放的關鍵時刻，從戰略層面提出了“兩種中國之命運”，后來證明毛主席的戰略判斷和抉擇是極富遠見的。今天我認為我們有必要前瞻性地思考兩種世界之命運，一種是只有利于少數國家、資本力量的世界及其制度安排，這個特點是零和游戲、極度自私、霸權主義，另一種是有利于最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世界及其制度安排，特點是以人民為中心，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方向，實現最大限度、最大程度的合作共贏。我們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包括西方社會的積極力量，為后一種世界和世界秩序而奮斗。我們中國人今天的思考和抉擇會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

好，今天就和大家談這些，謝謝大家！

高健教授：如果讓我來舉一個最具體的例子的話，我覺得可以用香港問題來談一談我們的戰略思維。其實在1946年時，毛澤東主席在延安接受外國記者采訪，當時他就講過，即便我們以后解放了全中國，我們也不會急于收回香港和澳門。1949年，其實我們的解放軍已經打到了深圳河，但是保留香港和澳門作為一個對外開放的窗口。事實上，我國領導人在整個外交布局中，保持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對外開放，就是構架了一座與西方國家溝通的、深入交流的橋梁。在改革開放初期，引進外資特別成功，其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初期港澳同胞、特別是來自香港的資金，對于改革開放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當時保持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的決策，是非常典型的長期戰略思維。

主持人：看遠點，這是我們文化的一部分。但在西方文化，尤其他們的政治文化中，有沒有這一部分？

高健：我們以美國為例，其實從理論上來講，美國的學術界一點都不缺少戰略思想家，因為我們一直在關注學習和了解交流。我深刻感受到，在美國學界，有許多人看得很深也很遠，但他們也感到很無奈，他們的思想在現實層面不可能被落實到整個政治決策和實踐中。為什么？這是由整個社會政治機制所決定的，它的整個社會文化機制是一個利益對抗機制，簡單說，代表軍火商的，代表醫療界的，代表波士頓財團的，代表各個利益集團的，所以政治家的屁股坐在哪兒，他就得為誰說話，所以美國沒有辦法形成所謂一幅藍圖繪到底的機制，這是一個根本的政治問題，不是智慧問題。

張維為：西方的政治人物，有戰略眼光的越來越少，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度決定的，四年一次選舉，大家眼光就看著下一次選舉，所以很難做出長遠決策。換一個政黨以后，那個計劃就沒有用了。在政界，我們稱西方產生的都是政客，找不到政治家，但是在政界以外，比方說基辛格是有戰略頭腦的人，這次疫情他就在考慮，西方的自由秩序，還能不能維持下去；他希望維持下去，但怎么維持，他也很擔心，所以西方很多有戰略頭腦的人在考慮這些問題。

但是中西方還是有蠻大差別，西方往往在思考戰略問題時，由于自身傳統局限，格局還是比中國小，一般都是考慮制度怎么對我最有利，對別人不太在乎。但中國是考慮有時候能合作共贏，這個在我們的基因里，就是讓你過得好，我也過得好，一起把整個世界變得更好，我們有理想主義在里邊，所以格局還是不一樣。

主持人：剛才兩位都說到，有些地方可能有戰略家、思想家，但如果這些戰略思想沒有辦法反映在政治生活上，其實是一個巨大遺憾。我們的文化中，對于戰略思維是比較可以接受的，比如說我們看一個問題時，要處理好短期、中期和長期的關系，要處理好局部和整體的關系，要處理好過去和現在的關系。這在我們的決策中，都會發揮很大作用，其實也進入我們生活。

高健：中國人很自然的一種態度。

張維為：另外可能和中國共產黨的傳統有關。我可以講一個真實的故事，1960年代“文革”時期，外界進不了中國，他們怎么研究中國？他們在香港做研究，采訪到一些移民、非法移民，想了解中國的政治、決策。后來我看了一個研究報告，這些研究人員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哪怕是一個很普通的農村人，受過初中教育，講話時也會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們說西方沒有這個傳統。看到矛盾的不同方面，看它們各種各樣的關系，這在老百姓生活中都有。

主持人：就像這次疫情，對全世界影響非常大，但我們始終有一個觀點，如何用最積極的態度，把“危”的那一面，轉化為“機”的這一面。但是畢竟這么大的疫情發生，它對我們已有的戰略或者長線的發展布局，會有影響嗎？或者說影響有多大？

張維為：實際上我們的模式，反應是比較快的。我已經看到各種各樣的建議，包括智庫提出“一帶一路”的建議，這是一個整體設計，已經取得相當大的成績，這次疫情來對它有沖擊。現在我看到一些提議，比如過去這一點做得不夠，就是建立“一帶一路”健康衛生共同體，有很大潛力。我最近看到報道，非洲很多國家包括南非，這次戰疫過程中，借鑒中國模式，能檢盡檢，“禁足”等等，這些東西為我們創建一個健康衛生共同體很有好處，這是“一帶一路”的升級版。另外現在我們提出的新基建會對“一帶一路”產生影響，對很多國家有巨大吸引力，可以實現跨越式的發展，直接用云計算、大數據來改善信息通訊。

這次就是我們前幾次節目講過的，中西方政治制度同臺競爭，坦率地說，中國社會主義完勝西方資本主義。我們中國人講，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后邊是人命關天，但是我們突然發覺西方連這個理念都沒有，天天談人權，居然不知道人的生命是最基本的，在此基礎上才有人權其他東西。所以，我覺得，有一種叫做“心勝”，就是我覺得你這個不行，我這個才是更高的東西，我們可以把整個抗疫過程中，不光是制度優勢總結出來，還要把我們的長處、理念和文化優勢也總結出來，這個很有意義。

【提問環節】

觀眾1：老師好，我叫張博。目前從事國際物流工作。由于工作關系，我比較關心這次疫情對我們國家“一帶一路”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從這個行業可以看到，這次疫情對全球各地影響都很大。國際貿易運輸量也在下降，很多國家都對交通進行管制，而“一帶一路”本身就是需要人和貨物在各個國家之間互聯互通，所以我想知道這次疫情會對我國的“一帶一路”造成那些影響，謝謝！

張維為：現在肯定是有影響的，沒有面對面、直接交流，光是通過遠程交流，總是效果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這是暫時的，總要過去。如果大家都采用中國模式，兩個月之后就可以交流了，其他國家可能做不到。另外，至少到現在為止，我發現我們和“一帶一路”主要國家，在疫情中的合作還是相當多，所以壞事也許變成好事，通過我們的幫助，讓他們覺得你們這個做法很好。然后，我們提出新點子、新的增長點，比如新基建可以帶到“一帶一路”去，衛生健康共同體過去沒有這個板塊，以后可以做出來，只是直接交流少一點，但是間接交流、遠程交流還是繼續。

高健：我想補充一點，也許我們在距離上遠了，但我們的心也許更近了，因為交流不見得是必須距離的接近，其實在整個疫情中，我們關注世界上所有深受疫情困擾的國家。“一帶一路”講五通，其中有一通叫做民心相通。

所以我們更多彼此關注了，這對于未來疫情退去后的更全面的合作和發展，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情感基礎。

觀眾2：我叫徐敏霞，是一名大四學生。之前中日韓提出要建立東北亞自由貿易區，聽到這個消息，作為學生的我很興奮，畢竟買東西可能不用找代購那么費勁了。但是去年，日韓關系比較緊張，加上現在疫情影響，我想問問幾位老師，東北亞自由貿易區，是否還能順利實現？如果可以實現的話，大概還需要多久？

張維為：我們認為理想狀況下，這三個國家走近是非常好的，因為經濟上早就高度互補、高度融合，現在把它變成自由貿易區，對于三方，利遠遠大于弊。這次疫情襲來后，看得出來，中日韓的合作相對而言比較不錯。但現在隨著疫情發展，特別在日本，國內都有民族主義勢力、民粹主義勢力，疫情帶來經濟困難，日本政府想花錢把一些日本企業遷出中國，因為他們覺得太依賴中國了；當然還有外部勢力美國干預等等復雜的因素。所以我們只能說，從理論上來講，三方越密切合作越好，不僅中日韓合作，也帶動整個東北亞、東亞、亞洲地區的合作，但是做到什么程度，恐怕跟疫情進一步發展、以及這些國家內部的政治力量、經濟力量角逐有關系。

高健：區域自由貿易一體化，是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世界上，比較典型的歐盟關稅同盟，以及比歐盟關稅同盟稍微弱一點歐洲統一市場，都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體現，美國也在搞北美自由貿易區。對中國來講，我們可以更拓展地看，也許不僅僅是中日韓；大家都知道，亞太地區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引擎，所以東盟10+3機制往外擴展一點，把印度、孟加拉國、甚至澳大利亞等都包含在內，推動更廣泛的亞太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如果我們能夠發展得好，對于所有參與國都是巨大的潛在利益。

主持人：區域合作里面蘊藏著無數新機會。關鍵就是在于，我們真的能不能用戰略的眼光，把這種歷史機遇把握住。這就是我們講戰略思維的意義所在，所以當站在這個歷史時間點，用戰略思維、長遠眼光往前看的話，兩位從圖景中看到的是什么？

張維為：可能這次疫情會使所有國家都思考，下一步全球化怎么做。我感覺，從現在情況來判斷，可能會出現這樣一個趨勢，全球化會有所變化，但區域化會適度加強，也就是說更近距離的全球化可能會加強；如果這個分析框架站得住腳的話，東北亞、包括剛才講的東盟10+3合作可能還會加強的。當然這也是一個大的框架，我們看會不會朝這樣一個趨勢走。

另外就是確實要反思兩種世界命運，一種是零和游戲、極端自私、霸權主義的世界，那老的全球化，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的全球化，真正合作共贏，打造區域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大，對多數國家都能帶來好處。

高健：我覺得，什么樣的國家能夠貢獻關于人類未來文明形態的一種智慧，中國至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擇。中國文化中的家國情懷、守望相助的文化精神，血濃于水、特別注重人倫、常倫、常情的文化精神，我相信在一定程度上會得到更大的關注。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高健，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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