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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的觀察：中國到了客觀研究美國社會的時候

點擊：3243  作者：學人君    來源：思想潮  發布時間:2020-07-27 12:00:40

 

受訪者 | 伍國

（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歷史系副教授）

來源 | 學人Scholar

 

導語：

 

伍國，四川樂至人，1974年生，2001年赴美留學，現為美國阿勒格尼自由文理學院（Allegheny College）歷史系副教授，中國研究專業負責人。

 

在中美關系陰云密布的今天，通過多種渠道、以更為客觀的態度了解美國，有助于我們更好處理中美關系。就此話題，學人Scholar 采訪了在美工作生活多年的伍國老師。

 

伍國教授認為，中國到了一個客觀研究美國社會的時候。

 

伍國教授

 

如何認識美國？

 

學人：您認為美國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對華“友好”的政界和學界人物，目前“中國人到了一個客觀研究美國社會的時候”。中國應該如何開展對美研究，才能更好地認識美國，從而避免出現重大的認知偏差和戰略失誤？美國是如何研究中國的，有什么方面值得我們借鑒？

 

 

伍國：可能需要更多地認識到美國文化的根是歐洲文化。美國學生留學首選英國和德國，課堂討論援引的是古羅馬帝國的歷史。普通美國人如果有機會度假，一般首選中南美洲加勒比海地區，然后英國、德國。

 

在我周圍很少聽說普通美國人去過中國。去過日本、韓國的一般是在日韓美軍基地服役過的軍人。中國人不能因為接觸和認識的是大學里研究中國的學者、“漢學家”、“中國通”，就誤以為美國人普遍關注中國、向往中國、愛吃中國菜。事實不是這樣的。

 

美國人和中國的心理距離總體上仍然非常遙遠。正是這種疏離和隱隱的敵意，導致任何一個總統候選人都可以拿出“China”來攻擊一番，以此獲得選票。

 

過去，中國人總是慶幸于美國總統把批判中國作為競選策略，一旦上臺就必然改弦更張，卻不去進一步思考：如果靠抨擊中國就可以從老百姓那里獲得支持，那么“中國”在普通選民心里是什么形象，不就是一個誰都可以吊打、然后獲得掌聲的形象嗎？

 

英語民族的特點是善于制造理論，善于自我組織，善于操控和管理他人。民國時期的思想家杜亞泉說過一句話也很有意思，說這些西人的理論歸根結底是為欲望服務，是先有了欲望再制造理論。

 

我讀到這里就覺得民國，甚至晚清時期的學者看得比今天的人更透、更理性，因為他們反而沒有把西方理想化的那種動力。還有，儲安平曾經專門著書對比英國人，法國人，中國人的民族文化特點。

 

另外，美國人的性格，內在是很強硬、有原則的，不管方向是什么，冷靜堅定，以根本利益為準是美國人的特點。誤以為美國人好說話，輸送小利益就可以產生影響也是一種重大的思維偏差。

 

和美國人打交道也必須清楚明確地讓對方知道，你的利益是不能侵犯的。需要首先認識到英語文明本質上是一種高度理性、精明、甚至冷酷的強勢文明。

 

以游牧和海洋貿易為起源的文明，和以農耕為基礎的文明本質上就是不一樣的，甚至前者內心認為后者雖然“勤勞”但其實懦弱糊涂。從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揭示出中國歷史的擴張性并無不妥。

 

了解美國還需要真正深入到美國民間。美國記者和作家何偉（Peter Hessler）寫了多部涉及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書，寫得的確很好，非常真實，但反過來，中國沒有人像何偉寫中國那樣寫美國，甚至連了解真實的中國某種程度上都要靠翻譯何偉的書。

 

來美國訪學的人，很多除了呆在大學，就是游山玩水購物，極少有人像何偉在中國那樣——對美國人進行訪談，結交朋友，追蹤他們的生活，然后把這一切平實地講述出來。當然，中國人和美國人交流，和美國人到中國和中國人交流的難度是不一樣的，后者其實要容易得多。

 

 

何偉代表作

 

美國對中國的研究信息來源非常多，研究者用力也勤奮，所以不斷有新作問世。美國人做學問的態度還是值得學習的。不論立場如何，至少在技術、立論、資料匯集、綜合分析這些方面，是做得很好的。

 

另外，正因為他們有歐洲歷史文化的根基，又長期追蹤研究蘇聯的興亡，通過這些歷史經驗的視角來看中國，其視野和洞察多少彌補了有時候在語言方面的不足。

 

比如，新清史學者很自然地援引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來比擬清帝國的管治技術，國內的清史學者可能會不習慣，因為雙方的知識結構和視角是不一樣的。

 

另外，西方學者并不受過于狹窄的學科分類的限制，注重多學科交叉，打破一些政治和人為的時段劃定，例如，1911年、1919年、1949年是否必須劃分開，美國學者就已經挑戰了這些規則，更強調很多機制的“連續”而不是“斷裂”，這些都改變了我們過去對歷史的看法。

 

很多美國的中國歷史研究學者對當代中國文化、電影、乃至詩歌也非常熟悉。比如我的博士導師雖然主要研究清代總理衙門，但她對崔健也很感興趣，最近她和宋明怡(Michael Szonyi)合編的新書The China Questions就完全是關于當下中國的最新趨勢。

 

我的碩士導師任達自稱自己的專業領域是“（晚清）中日文化交流”，但我后來才知道，他花了幾十年的時間搜集了上萬枚毛主席像章，并在有關資料的引導下，進行分類編目。我想，回到我最開始說的，學者在一個領域深耕是基本的，但絕對的自我設限則不必要。

 

學人：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又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和文明體系，中美關系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此外，您認為特朗普的一系列舉措是對美國衰退的反應，但也將加劇美國的衰退。您怎么看待目前美國發展中所面臨的困境，這是否將帶來世界秩序的重構？您怎么理解中國話語體系中所構建的世界秩序（比如“一帶一路”、人類命運共同體等），它是否會得到世界的廣泛認同？

 

伍國：我并不認為存在“修昔底德陷阱”，或者，最多是一種“假說”，而不是定律，至少用以支撐這個假說的例子都是在世界進入核武器時代之前的。

 

大國之間的核均勢會讓任何一個大國都不可能輕舉妄動，但是競爭會在其他層面，比如被稱為“軟實力”的道義力量、號召力、影響力方面持續展開。中美兩國之間也可能會進入很長時間的“冷和平”的暗戰狀態。
彼此都防范對方，不冷不熱，不遠不近，各干各的，但是，過去的那種合作的態勢肯定難以維持。

 

美國仍然擁有軍事優勢、金融優勢和技術創新優勢，但是我之所以認為特朗普會最終加劇美國衰退，是因為美國的國際形象本身是其重要的軟實力和無形資產，但現在這種國際形象正在逐漸坍塌。

 

另外，對引進人才和對留學生的限制，也會使美國失去部分活力，而更年輕一代中國學生也會慢慢減弱留學美國的興趣，因為留學美國正在被新一代年輕人“祛魅化。”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孔子學院一樣，看面對的是哪一個“世界”了。西方世界一定是對中國的任何大規模的舉措都是懷疑和否定的，但是這些沿線國家就不一定。2017年夏天我在國內的高鐵站偶遇一個巴基斯坦留學生，他當時正要從天津坐高鐵去北京開會，剛好因為確認候車口問到我。

 

我們就聊起“一帶一路”，因為他要去開的研討會就是關于“一帶一路”的，我感覺他的態度是很積極很正面的，沒有美國人的那種懷疑批判。

 

在對抗中進步

 

學人：從赴美讀書至今，您認為美國在民眾觀念、社會融合等方面發生了哪些劇變，背后隱藏的驅動因素是什么，這將給美國帶來什么挑戰？

 

伍國：我的一個猶太裔同事，研究法國大革命的學者曾親口告訴我，2001年的9·11事件其實對整個美國的信心打擊非常之大。我覺得美國社會主流的基督教文明一直在和伊斯蘭文明纏斗，同時，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種族緊張也一直沒有真正消除。中國的崛起，又從外部給美國人帶來一層極為復雜的危機和不安感。

 

從內部來看有兩大力量：中產和中產以上階層的，思想較為保守——在美國語境中指經濟上減少國家干預，鼓勵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上強調主流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群，在政治上的代表是共和黨（在美國他們是右翼）。

 

另外一種力量，則偏重以福利來照顧弱勢和邊緣群體利益，包容多元化生活方式，包括同性戀，變性人等（在美國他們是左翼，所謂“自由派”）。在觀念層面，本質上就是要不要對“非主流”更加包容的問題。這兩種社會力量基本上處于嚴重對峙的狀態。

 

學人：在《美國學者對中國的一些理性的認知》一文中，您用西方學者的研究總結“崇尚個人主義和暴力征服的文化根植于西方”。但在西方和美國現實歷史中，從建國至今呈現了曲折但總體走向進步的公民社會發展道路，比如存在爭取宗教（如新教和天主教）和解、種族（非洲裔/拉美/亞裔與歐洲人）平等、勞工權益斗爭（如教宗良十三世時期的天主教勞工運動）。整體而言，美國從二十世紀開始，參與國際秩序構建并促成了一系列全球治理平臺（如聯合國等）。雖然西方歷史和美國不乏暴力史，但也有促進文明發展和社會權利普及的積極面。“崇尚個人主義和暴力征服的文化根植于西方”的論斷，是否略顯武斷，可能不利于讀者認識具有更加深遠和復雜歷史面相的西方文明？

 

伍國：的確，美國從建國至今總體走向是進步的，特別是有一個法治和憲政的框架，可以做到對權力的制約，以及對和平非暴力的社會改良運動的包容。

 

我剛到美國的時候讀了一些馬丁·路德·金的文章和演說，也完全認同民權運動的意義和偉大成就。也正因為如此，我更加支持美國大學以平權方式給與非裔學生一定的傾斜和照顧。

 

但是，社會權利的普及是爭取來的，不是誰恩賜的。如果不是權利被剝奪一方反復不懈地抗爭，加上有技巧地周旋，最終形成強大壓力，權利是不會自動普及的。美國對馬丁·路德·金的頌揚其實也多少，或許是刻意地遮蔽了另一位黑人民權運動領袖，激進派的Malcolm X。

 

 

馬丁·路德·金（左）與馬爾科姆·X（右），1964年3月26日

 

但是，我指出西方文化的暴力一面應該是更有助于，而不是不利于準確認識美國。比如，我在這里認識的一個美國家庭，算是常去做客的朋友，他們家的二兒子在十歲左右已經擁有七八桿兒童步槍，會和爸爸一起去打獵。有一次，這個孩子打開自己的槍庫讓我看。說實話我沒法欣賞這種文化。

 

這種槍崇拜的文化和用槍解決問題的思維方式，是要直接對頻繁的槍擊案負責的。現在美國人也越來越傾向控槍了。繼10月27日的匹茲堡槍擊案后，11月8號加州又發生大規模槍殺。除了每次抱頭痛哭，降半旗，美國社會真的不需要反思嗎?

 

在討論美國的族群和種族問題的時候，我們也不能否認，本土印第安人中的絕大多數，先是死于歐洲人帶來的天花和瘧疾，然后在1776年至1815年北美殖民者搶奪印第安人土地的戰爭中，被驅逐和屠殺了，最后只是在解決殘存的一小部分人的問題。

 

美國大學生如何看中國？

 

學人：您在《友善和敵意并存：美國大學生看中國》一文中提到，很多美國大學生對于中國的興趣是基于一種對“敵人”的研究興趣，而非善意的好奇。您覺得深層次的原因是什么，有方法改善美國大學生的這種印象和反應么？（這是否意味著此前大力推廣的孔子學院并未取得如預期的效果）

 

伍國：我仍然認為美國社會對中國談不上友善。我們過去之所以認為友善，可能就是因為接觸的都是以研究中國為生、和中國有交集、甚至有一些情感的中國問題專家，但他們在美國社會本身就是少數中的少數，精英中的精英。

 

絕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中小型城鎮，而絕大多數美國學生，除了自己家所在的鎮和學校所在的鎮，并沒有更多的經歷和見聞。而美國媒體是極少正面報道任何話題的，這當然是西方新聞的特點，但是對學生的影響就是，他們從中學得不到多少有關中國的信息，從媒體得到的幾乎全部是負面消息。

 

他們在學期結束對中國進行自由選題、獨立研究的時候，幾乎從來都是從批評和指責的眼光看待中國：環境被污染、女性被壓迫、少數民族被排斥……極少有學生愿意正面地看待中國。

 

我前面說，美國學生在知識“intellectual”意義上的理解和表達能力 ，是比較強的，這必須承認，但是在立場、認識論的角度，他們的思維慣性是以負面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中國。我不可能去迎合這種態度。

 

所以，在我的教學中也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種“解釋” ，甚至“聲辯”的敘述風格，讓學生認識到中國這個文明體的確是和他們所熟悉的歐洲—美國文明有極大差異的文化，有自身的起源和規律，也有自身的進步和問題。

 

任何以二十一世紀美國中產階級的標準，靠讀了幾本書就簡單評判任何非西方社會的思維，都是僵化和自我封閉的，而這并不利于美國學生更全面地理解這個已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世界。

 

簡單地說，我不干涉他們的思想自由，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必須在某種程度上重塑他們看待世界的方式。否則何必要我來教呢？現在上網什么都可以查到。“知識”是第一個層面，“視角”和“方法”是第二和第三個層面，這后兩個層面還是需要教師啟發和引導的。

 

然而，在一個更宏觀的層面上，我對如何總體性地改變美國年輕一代的中國觀，沒有什么更好的辦法。事實上，不管有再多的“宣傳”，一個傳遍全球的食品安全丑聞就足以抵消一切。

 

孔子學院我沒有親身接觸過?？赡芸鬃訉W院在第三世界國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們想學中文和中國文化，而中國送人、送教材、送資料去合作，應該是很受歡迎的。在一些和中國文化本身有親緣關系的國家，比如韓國，也沒有人質疑孔子學院，但是美國不同。

 

美國太特殊了。美國人認為自己做的一切都是天然合理的，對別人做任何事情都充滿疑心。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存在諸多對立和分歧的中國，以國家力量大規模在美國傳播中文和中國文化，而且進駐到以學術獨立和思想自由為生命的大學校園，必然引起懷疑和反彈。

 

另外，中國出人、出資料教中文，美國人也未必看重。美國的大學里，正式教授中文的華裔教授、短期教學的客座、訪問學者，來自中國國內大學的交流項目學者并不少。他們在美國現有的學科體制內教學，學生學習以后可以獲得學分，教材也是在美國出版的雙語中文教材。

 

可以說，只要美國人愿意，學習中文的資源并不缺乏?，F在有的美國人還在網上學習中文。孔子學院有沒有必要錦上添花？我是認為不必要的。

 

即使“孔子”這個名號，也未必像中國想象的那樣有吸引力。我所教過的學生，幾乎全部對儒家文化持批評態度（我本人則越來越持“溫情和敬意”，現在經常通讀中英不同版本的四書，對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等人非常欽佩），而學生真正愛讀的是《孫子兵法》。

 

美國的連鎖實體書店Barns&Noble，在我們這里的一家分店里，現在我能看到的唯一一本中國書，而且是和希羅多德之類在一起的經典，就是《孫子兵法》。有時我甚至想，中國或許應該在美國放棄“孔子學院”，改開“孫子學院”，傳播這種實戰智慧，但必須付費，絕不免費，因為這是很實用的。

 

 

《孫子兵法》現已有至少40種英譯本

 

有時候似乎日本人的做法更巧妙。比如我經歷過的，美國的公園里搞個多元文化節，日本人會帶著墨汁和毛筆，給美國人寫名字，根據英文名字的日文發音在白紙上寫成片假名，送給他們，美國人高高興興拿走了，還覺得書法本來就是日本的。這時候我就想，中國人如果在公園里有個小攤位，會有什么辦法很簡單又有趣地介紹中國呢？

 

再看“大國崛起”

 

學人：《美國學者對中國的一些理性的認知》一文中還提到美國學者的研究形容“中國的姿態是防御性的”。然而從葛兆光先生的研究來看，歷史實情是中華帝國也在不斷擴張版圖，葛先生闡述了中國對如今西南地區的擴張是一種帝國式的征服，并把當地原住民歸化為帝國臣民。現代的越南對中國有著愛恨交織的關系，是因為曾經被中國四次征服。類似的故事也發生在中國其他邊境領域，因此周邊的國家對中國有著復雜的情感。您對葛先生的觀點有什么評價？

 

伍國：葛兆光教授對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和概念變遷、中國與周邊的關系等問題的研究，和他的思想史研究是一樣卓越的。

 

中國歷史上的疆域擴張和征服當然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確實不必隱晦。這就是我為什么贊同美國“新清史”學派把清朝看成一個全球視野中的“帝國”來研究。

 

沒有必要糾結歷史上中國是抑或不是一個帝國。美國研究蘇聯史的權威學者Ronold Suny和 Terry Martin令人信服地解釋過，任何疆域廣大、把不同的族群全部納入治下、然而事實上又并不平等的政治實體，都可以稱為帝國。帝國有帝國的邏輯和行事方式，當然不會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君子國”。

 

但是，中國即使作為“帝國”，也還是有點不同的。比如，清朝為維系新疆和西藏，所付出的物資，人力，和金錢遠多于經濟的回報，古代中國的征服有一定領土擴張的目的，但從來沒有像歐洲殖民者一樣去建立海外殖民地。

 

這些和以經濟掠奪為目標的 “殖民主義”是有區別的。更準確地說，歷史上中國的擴張，主要是為了建立一系列的“屏藩”在周邊來保護自己。

 

美國漢學家David Keightley的研究表明，早在商代晚期，中國人就已經形成了被夷狄四面包圍在中間的空間想象和文化心理。把四面的敵人推出去，在四面建立緩沖帶，是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心理結構。

 

只要通過征服加上教化把這一系列屏藩建立起來，中國基本上不太直接干預藩屬國的內政。這種拿別人擋子彈的思維，在道義上可以說是自私的，但根本上仍然是防御性的。

 

這個過程從這些民族的視角來看不會是都愉快的，情感一定是復雜的，被罵被恨也很正常。但涉及的國家也不只中國，柬埔寨對越南未嘗就沒有復雜的情感。總體來看，中國儒家文化的根本相對來說仍然是以教化為主要手段，并期盼對方主動“來化”。

 

在韓國首爾有一座“東廟”，是為紀念明軍援助李氏朝鮮軍隊戰勝入侵的日本軍隊而建立的關帝廟，在院內的現代介紹文字中，對明軍援朝抗日的歷史，用中、韓、日、英四種文字介紹得很清楚，這并不是中國人自己吹噓。

 

在韓國的國家博物館里，把1876年和日本簽訂《江華條約》定為現代史的開端。2015年我去首爾的時候，還曾經親眼目睹韓國大學生為了保護日本領事館門口的慰安婦雕像不被強行搬走，而徹夜輪班守候。

 

如果對比歷史上中國式的藩屬關系和日本式的侵略和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對韓國人來說何者更大，答案應該是很清楚的。國家之間多邊的糾纏和恩怨，可能并不是中國和某一個國家之間一對一的歷史關系那么簡單。

 

但是，我主張的只是對中國歷史上的朝貢體系在其自身語境內進行理解，以及在一種比較歷史的視角下認為，這只是一種相對不那么壞的體制。放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絕不贊成臆想“天下主義”、“新天下主義”之類圖景。

 

這是混淆了歷史和現實的癡人說夢，大而無當且沒有任何操作性。既然歷史上都如此“愛恨交織”了，在二十一世紀還要復活以前的模式，換個花樣再引起這些周邊國家的反感嗎？一定要去把人家僅存的那點好感都耗盡嗎？

 

學人：中國“大國崛起”的敘事方式是否造成了一種自我認知的差異，并帶來大陸與海外華人交流和相互理解的障礙？

 

伍國：大國崛起的敘事，歸根結底是中國對過去的一百多年間，種種和外部世界交往的不愉快記憶的洗雪和補償心理。

 

這里涉及中國人是否夸大了受害者意識、國恥意識，是否在慶祝“崛起”時帶有某種不必要的雪恥甚至復仇的快感？我想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必要自省一下。中國傳統中“臥薪嘗膽”、“報仇雪恨”的文化基因也是很頑強的。

 

同時，公眾記憶中的歷史悲情也不是中國人獨有。我的同事里有帶學生去烏克蘭修學旅行的，說烏克蘭讓自己年輕一代吃刻意做出來的、類似中國“憶苦飯”的食品來銘記歷史上的大饑荒；韓國的博物館里有關于日本殖民者虐待韓國民眾的蠟像。這些該算成“過度”的還是“適度”的受害者意識呢，說不清楚。

 

大學期間參加過一個和香港大中學生的交流夏令營，記得在參觀圓明園的時候，大陸學生就會本能地講述英法聯軍的罪惡，而一個香港學生聽了半天的反應卻是：為什么要修這樣一座皇家花園？我們無言以對。我想，這個例子說明認知的角度可以是極其不同的。

 

我覺得中國在追求超大型建設項目，聲稱“亞洲最大”、“世界最高”的時候，的確不應該忽視付出的代價和付出代價的普通人。這也涉及到中國在世界上的形象。

 

因為對今天全球年輕人的價值體系來說，最大、最高、最長，那種人定勝天的亢奮，不計代價的雄心，似乎未必讓人欽佩?，F在的青年似乎不分國界地，普遍進入到一種以頹廢、反物質、低欲望來逃避的狀態。

 

我和國內九零后，乃至九五后有一些交流，有重度抑郁的，有想出家的，不婚的。用他們自己的原話說，是“在沉默中消極反抗”。

 

當然，抑郁其實是有思考，在追尋意義的過程中才會出現。隨波逐流，放棄思考的人還有什么可抑郁的呢？所以我非常理解他們。那么，這種過于宏大和亢奮的敘事方式，在這些年輕人身上，恐怕也難以有效果了。

 

文章來源于學人Scholar ，作者學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