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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絕不能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

點擊：4541 作者：葛元仁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8-08 08:35:38

人類社會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進步的，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無不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進行的。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系是最基本的，決定了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和產品分配方式。生產關系是人們在物質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關系。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

然而，在現實中一些人卻只強調“發展生產力”，無視“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似乎生產力是孤立的，可以擺脫生產關系特別是所有制而自我發展，看不到生產關系對生產力不可或缺的反作用。盡管習近平同志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明確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思想。”但現實讓人們看到的是，“馬克思是對的”只停留于口頭宣傳，在實際工作中幾乎完全無視馬克思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事實上長期以來，用一個“GDP”就偷換和取代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全部內涵。

一

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人類社會長期被生產資料私有制所統治。在現實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掌握著產品的分配權，勞動人民不占有生產資料，迫于生存的危機，只得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以獲取生活資料。而作為統治階級的資本家認為，是自己的資本和工廠養活了工人，因此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壓迫，是天經地義的事。一些人認為，私有制是自然規律，而不懂得它只是社會歷史發展階段性的產物，無視私有制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兩極分化，是引起人類歷史上階級斗爭的根源，從奴隸起義、農民起義到工人革命，都是對私有制生產關系帶來的階級壓迫的反抗。但沒有科學理論的指導，這些起義和革命，不是被統治階級鎮壓了，就是用一種新的私有制代替了原有的私有制，被壓迫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不可能改變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

馬克思主義的誕生，尤其是馬克思揭示的“剩余價值”理論，使人們認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它是建立在資本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基礎上的，是維護掌握生產資料的資本家利益的。是雇傭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養活資本家，而不是相反。因此這種生產關系必將遭到被剝削壓迫者的反對，走向滅亡。也正是私有制的經濟基礎，形成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一切向錢看”、“損人利己”的意識形態，毒害了人們的靈魂，敗壞了社會風氣。正如《共產黨宣言》指出的，“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因此“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53、265、271、272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就是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建黨初心！一定要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可見，“消滅私有制”，與傳統的私有制關系和私有制關系基礎上形成的傳統觀念實行“兩個徹底決裂”，這是共產黨份內的事。推翻剝削、壓迫勞動人民的舊制度，建設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新社會是我們黨的初心，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黨的使命。回避了這些，就談不上“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因此，社會主義制度是個大前提。因為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根本、最積極、最活躍的因素，而只有生產資料公有制才能使廣大勞動者成為社會生產勞動的主人，從而只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之中，社會生產力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和發展。

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闡明了社會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生產關系對生產力能夠起到反作用，其真理性為我國社會主義實踐所充分證明。新中國成立之后，我們首先改變了上層建筑，然后改變經濟基礎，沒收了地主、官僚資本的生產資料和帝國主義在華的資產。在土地改革的基礎上，不失時機地對農業、手工業實行合作化，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公私合營。1956年完成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消滅了舊的生產關系，從此生產資料掌握在了人民手里，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與此同時不斷地開展思想改造運動，“整黨整風”，提倡“靈魂深處鬧革命”“斗私批修”。毛主席在晚年還專門講：“有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反對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改造。他們就不用改造了？誰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們。工人階級也要在斗爭中不斷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變壞呢。”（《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64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目的就是要求逐步地將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甚至控制了人們思維的舊的傳統觀念掃進歷史的垃圾堆。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和手工業由個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企業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展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創造了社會條件。”（《毛澤東文選》第七卷，第1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這就是通過改變所有制關系來為生產力發展開辟廣闊前景。

在社會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每個勞動者在生產資料占有上是平等的，在生產關系中體現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關系。積累起來的勞動，創造的物質財富，只是擴大、豐富和提高勞動者生活的一種手段，而不再受資本家壓迫，為資本增值打工，而是為自己共同的事業勞動，國家負責保證他們的基本生活，解除了他們的后顧之憂，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勞動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開展了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使得組成生產力的勞動工具得到了改進和提高，同時開展了“增產節約”運動以及土地集約化的農村合作化，提高了組成生產力的勞動對象發揮更大效益，促進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也是一種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分配制度這三個方面。”（《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5頁，人民出版社） “要領導者采取平等態度待人；一年、兩年整一次風；進行大協作；對企業的管理，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等等。這些方面都是屬于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5頁，人民出版社。）說明生產關系直接影響生產力的發展。

二

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但它是因為工農業發展的需要而提出的，從來不是靠突發奇想出現的。它也只有融入組成生產力的三個要素中才能形成生產力。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偉大號召。毛主席在講話中指出：“我們國家大，人口多，資源豐富，地理位置好，應該建設成為世界上一個科學、文化、技術、工業各方面更好的國家。”（《科技日報》2006年1月8 日第1版）1963年12月，他在聽取聶榮臻和中央科學小組匯報科技工作十年規劃時，更加明確地指出：“科學技術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須打好。過去我們打的是上層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建立這些上層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產。搞上層建筑、搞生產關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產力。現在生產關系是改變了，就要提高生產力。不搞科學技術，生產力無法提高。”（《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351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又一次明確了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對經濟基礎和生產力的反作用。

先進的科學技術要人來發明，融入了先進科學技術的生產工具要由具備科學知識的人來掌握，對科學技術發現和擴展了的勞動對象同樣要由人進行創造性的工作才能形成生產力。因此，如何對待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是決定生產力發展的關鍵。

新中國建立之初，文盲達到90%以上，極大地阻礙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在“一窮二白”、又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封鎖的經濟基礎上，運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優勢，開展了掃盲運動，大力普及初等教育，發展中等教育，推動高等教育。少年兒童享受著幾乎免費的教育獲得知識。很明顯，只有在普及基礎上才可能有提高。到1976年，小學發展到104.43萬所，小學學齡兒童入學人數1.5億多，入學率達到96%。幾乎所有的孩子都能夠上小學。而舊中國最好年份1946年，小學也只有28.93萬所，在校人數只有2368.3萬，入學率只有20%左右。1976年，小學比1946年增加了3.61倍，人數增加了6.3倍，入學率增加了4.8倍。中學到1976年有19.2152萬所，比1949年的0.4045萬所，增長了47倍；在校學生5836.5萬，比1949年的103.9萬，增長了56倍。1949年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毛入學率0.029%；到1965年全國有高校434所，毛入學率為2%。大學數量是解放初期的2.1倍，毛入學率是69倍（數字來源，劉英杰主編《中國教育大事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大學不僅根據經濟發展的五年計劃，進行招生和分配，大學生還享有國家助學金，不存在因高額學費而“念不起書”，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的問題。因為充分發揮了教育資源，保證了和其他行業一樣“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在教育中貫徹“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方針，否定了舊的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 的傳統觀念。所有學生都能夠按照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哪里需要到哪里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奔向不同的工作崗位。同時特別注意對勞動人民子弟進行培養，打破了舊社會只有富人子弟能夠受教育的現象。

勞動人民文化高素質的提高，使他們能夠最快地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運用先進的工具，設備，提高生產力。因為“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160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全人類的首要生產力就是工人、勞動者”（《列寧全集》第36卷，第346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所以毛主席說：“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創造出來。”（《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1516頁，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這就告訴我們，共產黨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處處為勞動者的生存和發展著想，提高他們的文化素質和思想認知水平，他們就會迸發出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成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最強有力的推動者。

在分配上“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他們（指蘇聯）現在強調的是個人、暫時、局部的利益，不強調集體、長遠和全局的利益。我們要教育人民，不是為了個人，而是為了集體，為了后代，為了社會前途而努力奮斗。要使人民有這樣的覺悟。”“他們（指蘇聯）所強調的個人物質利益，實際上是最近視的個人主義。這種傾向，是資本主義時期無產階級隊伍中的經濟主義、工團主義在社會主義時期的表現。”（《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34頁）

三

正是因為堅持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我國“按照預定計劃進行社會生產成為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第759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提供了避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盲目競爭，結構失調，產能過剩，靠經濟危機來達到平衡的可能。正是通過計劃經濟我們對經濟發展中的不平衡不斷的進行調整，使得新中國生產力高速發展，從建國時的只會制作桌椅板凳，進行糧食加工的極其薄弱的工業基礎上，建成為世界上唯一的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的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和525個小類的工業體系，且具有內生產力的門類齊全的國家。形成了一個舉世無雙的行業齊全的國家工業體系。從輕工業到重工業，從民用工業到國防軍工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從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到70年代末成為了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用20幾年的時間完成了資本主義上百年才實現的工業化進程。

到上世紀70年代末，社會總產值從1949年的446億元，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億元，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9.4%。其中，農業總產值從326億元增加到1627億元，增長了12.8倍，年均增長4.4%；工業總產值由140億元增加到4992億元，增長45.2倍，年均增長13.2%；國民收入由358億元增加到3660億元，增長了7.9倍，年均增長7.3%（包括三年困難時期年均-0.4%在內）。（資料來源：馬洪主編《現代中國經濟事典》，中國社會出版社）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資料，全球年平均增長速度為：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

即便在被人詬病的“文革”期間，1967年至1976年的10年，工農業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7.1%，社會總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6.8%，國民收入年平均增長率為4.9%。階段發展指標：1976年與1966年相比，工農業總產值增長79%，社會總產值增長77.4%，國民收入總額（按當年價格計算）增長53%。（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3)》）生產水平：1976年和1966年主要產品產量相比，鋼增長33.5%，原煤增長91.7%，原油增長499%，發電量增長146%，農用氮、磷、鉀化肥增長117.7%，塑料增長148.2%，棉布增長20.9%，糧食增長33.8%，油料增長61.6%。在縱向上與建國初期相比較，以1952年的工農業總產值為100%，可以看出，1976年的指數626.6%比1952年的指數增長了526.6個百分點。（《中國統計年鑒(1993)》，中國統計出版社，第57、50、33、444-447、364頁）

1975年1月13日，周恩來總理在全國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1975年也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13年奪得豐收，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51%。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60%，但糧食增產1.4倍，棉花增產4.7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8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這10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在“建國三十二年歷史的基本估計”中關于經濟問題的表述是：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1980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1952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26倍多，達到4100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3.5倍，達到293萬噸；原煤產量增長8.4倍，達到6億2千萬噸；發電量增長40倍，達到3000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1億零500多萬噸；鋼產量達到3700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53倍，達到1270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3億畝擴大到現在的6億7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7.5倍。1980年同1952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一倍，棉花增長一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1980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

其實毛主席去世前的經濟總量增長要比現在統計數據高得多，因為在市場經濟下需要納入的勞動力成本，沒有計算在內。因為，當年發動群眾義務勞動修建的水庫、公路、鐵路在勞動力成本的統計中為零。

毛主席去世時，留給我們的家底是“國家既無外債，又無內債，國庫里留下了5000億斤戰備糧，500多萬噸棉花，23.5億美元，1280萬盎司黃金儲備，支援國外300多億美元，還引進了幾十億美元的飛機和工業設備。這些實物相當于現在的幾萬億人民幣。”（高哲等著《開國領袖毛澤東》，第24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

毫無疑問，這一切成就都是的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下實行計劃經濟，使得社會主義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64年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1967年生產了第一枚氫彈，1969年下水了導彈驅逐艦，人造衛星的發射和回收，包括洲際導彈在內的導彈及其反導系統，一躍成為主要的核強國。取得了漢字激光照排系統，人工合成胰島素，復方蒿甲醚，核潛艇，大型噴氣式客機，內燃鐵路機車，微電子，計算機，直升飛機，高性能航空發動機、大規模集成計算機、CPU（還出口日本）、運用70年代的技術的殲十、神5載人宇宙飛船，；建成下水的現代十萬噸集裝箱的海輪，“向陽紅”、“遠望號”系列造船的高科技技術，中國的船泊工業進入世界先進行列。在各個技術領域創造了無數世界第一。

特別是培養出一批有社會主義覺悟，“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具有“兩彈一星”精神，為科學獻身精神的，不講條件，不講報酬，不講名利，甘愿默默無聞，能夠因陋就簡地開展工作，艱苦奮斗，耐得住寂寞，不為金錢所誘惑，淡泊名利，愿意在枯燥的，不斷失敗的情況下堅持下去的決心，即便一輩子沒有成果，也能夠為后人留下經驗教訓信念的科技隊伍。涌現出了一批學科帶頭人。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黨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一步一個腳印地按照“實現初心，完成使命”的方向在發展社會主義的生產力。

這一切都為今天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然而卻有人認為，不否定這一切，就不能發展經濟，真讓人匪夷所思。

四

任何社會發展經濟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發展經濟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資產階級對剩余價值的需求。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經濟的為了滿足廣大勞動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要求。都有明確政治目的，以實現階級訴求。

因為目的不同，必然采用有利于實現目的的生產關系來發展生產力。但不管生產力怎么發展都離不開組成生產力的“人”。因此發展生產力的關鍵是如何對待“人”的問題。

資本主義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的，在它改變了上層建筑之后，創造了比以前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這里所需的大量有勞動力的人口，是資產階級先使鄉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讓農民破產，流落到城市，因為生產資料掌握在資本家手里，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廉價出售給資本家，用自己活的勞動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為資本增值。資產階級為了便于控制工人，就在衣、食、住以及醫療上為工人制造生存“危機感”，使他們陷入悲慘境地。至今還是這樣，美國的無產階級感到絕望，爆發了“99:1”的抗議活動。當本國勞動力不夠時，資產階級就通過販賣殖民地人口來獲取勞動力。即便是現在，它也是通過資本輸出，剝削他國的勞動力為自己創造剩余價值。當本國的資源（勞動對象）不能滿足資本主義的發展時，他們就通過侵略、掠奪其他國家的資源，達到發展生產力的目的。

社會主義中國應該怎樣發展生產力？這與掌握政權的共產黨的政治目的緊密相連。共產黨的初心就是為人民謀利益，所以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要建立在保障人民生活之上，消除私有制的生產關系給他們造成的“危機感”。新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以“解放全人類”為使命的，所以盡管建立之初生產力及其落后，還是把國民黨遺留下來的軍政人員全部包養下來，通過計劃調解，“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安排他們就業，解決他們衣、食、住問題，保證了社會安定。

由于我國經濟基礎薄弱和人口增長迅速之間一直存在矛盾，很長一段時間都是采用的這種“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吃”的方法安排就業，首先是保障人民生活。一臺設備24小時滿負荷生產，原來是“兩班倒”用2個人，現在采用“三班倒”用3個人，這在資本家的眼里是絕對不允許的，因為這么做，降低了生產效率，影響了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減少了他的利潤。他們只有眼前利潤的多少，沒有國家全局平衡，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公有制的條件下，我們這么做，使得每個人都能夠有時間學習，提高思想覺悟和勞動技能。“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打下了“后備人才”基礎。“提高生產率，一靠物質技術，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二者都是精神作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第124-125頁，人民出版社）正因為這樣，當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50-60年代4.8%，70年代3.4%，80年代2.9%時，我國到第五個五年計劃最后一年（1980年）社會總產值從1949年的446億元，增加到6619億元，增長了15.1倍，年均增長9.4%。這都是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下生產力發展的成就。

曾幾何時，有些人無視歷史事實，不是站在整個國家經濟長期發展的角度，而是站在資本短時是否盈利的角度，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個別企業與生產資料公有制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企業在生產效率相比較，得出了公有制生產關系“養懶人”，必須“打破大鍋飯”、“砸爛鐵飯碗”，讓工人有“危機感”。他們缺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知識，看不到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生產的根本矛盾，造成生產的盲目性和無序競爭，引發了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破壞了生產力。

他們利用手中掌握的宣傳工具，連篇累牘地攻擊公有制的生產關系和計劃經濟，用個別代替一般，甚至用歷史虛無主義手法，在影視劇里表現農民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時，站在地里不干活。我國1949年人均糧食占有是209公斤，到1979年是340公斤，這些都是在集體經濟時期取得的成果。如果都站在地里不干活，這么多糧食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正是在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下國家號召群眾義務勞動，有計劃地建成了8萬多座水庫，平整了上萬畝的土地，使幾億畝土地成為旱澇保收的穩產高產田，極大地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然而，這種既不符合歷史事實，又違背黨的決議的行為，不僅沒有受到批判，反而大行其道，不知其中的緣由何在。

一些人片面地只講發展經濟，卻忘記了我們黨的初心和使命，他們千方百計地要讓勞動者有生存“危機感”，認為只有這樣才能提高生產力，而私有制的生產關系最能夠滿足追逐利潤的市場經濟，給勞動者造成“危機感”，所以強行推行“全員勞動合同制”讓當家作主的工人階級淪為“雇傭勞動力”，甚至賤賣國有企業，使之私有化，將住房推給市場，將屬于社會公益事業的醫院、學校辦成為盈利而生的市場化產業……一切以是否賺錢為標準。在他們的推助下，本來是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有益補充”的私營經濟，卻搞成大有“喧賓奪主”之勢。2016年7月22日，中國國家工商總局舉行新聞發布會，通報分析了上半年新增市場主體的情況。到2016年6月底，中國全國實有私營企業數量在內資企業中的占比首次超過90％。全國工商聯統計，城鎮就業中，民營經濟的占比超過了80%，GDP的比重超過了60%。于是立即有人站出來說，私營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的主體經濟，而絕口不談公有制經濟。隨后又有個別官員說，“誰要是與民營企業家過不去，我們就和誰過不去。”“我們就是要為民營企業家當‘店小二’。” 完全忘記了他們的權力是勞動人民給的，是用來為勞動人民服務的，擺出了一副“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勢。其實，只要恢復這些詞匯的真正含義，民營就是私人資本運營，民營企業家就是資本家，他們的“初心”和“使命”與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能是一回事嗎？還推出“對企業家犯罪，能不抓的不抓，能不判的不判”的所謂司法解釋，理由是企業家一旦被判有罪，企業就沒人管理了，工人就會失業。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到底是應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還是主要依靠資本家？怎么就能把“刑不上大夫（老板）”的剝削階級法律用于社會主義的中國？還一味把私有制企業容納了城鎮80%就業者作為改革成就來炫耀，卻看不到這個問題的兩面性，即在私營經濟發揮了社會就業巨大功能的同時，也說明社會大多數勞動者又處于受資本剝削地位，這并非我們共產黨人的初心。

必須看到，如果我國經濟基礎被私有化，經濟發展成了以依靠私有制經濟為主，那就是社會性質根本改變的顛覆性失誤。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2006年7月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凡外國資本對我國企業的兼并，其結果無一不是在廉價占有我優質資產和龐大市場份額而大發橫財后將我企業品牌和技術統統壟斷扼殺，并將債務、失業、金融風險、貧富分化等嚴重社會矛盾留給我國。事實告訴我們，當社會主義公有制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適量引入外資，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和管理是必要的；但是，當經濟結構、生產方式被改變后還不加限制地為引進而引進，一味投懷送抱，其目的就成了配合資本主義國家的資本輸出，而“資本輸出總要影響到輸入資本的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大大加速那里資本主義發展。”（《列寧選集》第二卷，第786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鄧小平同志曾在改革開放的重大歷史關頭，振聾發聵地指出，“有一些人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資本主義，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6、297頁）事實清楚地告訴我們，這種資本主義化的“改革”，去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用私有制生產關系顛覆了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其結果必然是，勞動者的勞動時間被延長，工資被拖欠，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房屋被強拆，耕地被強占，生產結構失調，產能過剩，自然資源被破壞，環境被污染，兩極分化嚴重，社會矛盾嚴峻，這些都嚴重打擊了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的積極性，破壞了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些主張搞“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的人，總想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納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軌道，按照資本主義的經濟規律發展，又企圖用這種生產方式來解決由它自己造成的社會矛盾，這無異于想拔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必然陷入困境而無可救藥。

習近平同志明確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發揮國有企業各類人才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發各類要素活力”（新華社2016年7月4日電） “要把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基層黨組織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習近平《扶貧要注意增強鄉村兩級集體經濟實力》）就是要在公有制的生產關系中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但為什么“聽者眾，和者寡”？這種極不正常的現象說明了什么？需要我們認真思考！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共產黨人要真正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就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作用的基本原理為指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不動搖，用公有制的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才有希望實現中國人民共同富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美好前途，最終實現共產主義。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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