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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斌：國企改革必須圍繞我國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歷史使命來進行

點擊：作者：余斌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8-08 08: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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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是無產階級解放事業上的經濟軍隊，如同沒有人民的軍事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一樣，沒有這樣的經濟軍隊也沒有人民的一切。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必須緊緊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的歷史使命來進行，必須不斷壯大國有企業，否則就是失敗的改革，就是走上改旗易幟邪路上的改革。

先進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代表

中國共產黨對中國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代表，不是基于共產黨員個人，也不是基于某些黨支部或黨組織，而是基于基層黨委所掌控的國有企業以及國有科研機構，其中最有力的代表者是國有企業。事實上，國有企業起源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企業已經成為資本主義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即使在私有化高峰時期，西方國家仍然保留了相當規模的國有企業。在那里，國有企業也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盡管那里的非國有的一些私有大企業也能代表該國一些先進的生產力。而恩格斯也早就指出：“工廠內部的生產的社會化組織，已經發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駕于它之上的社會中的生產無政府狀態不能相容的地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機制在它自己創造的生產力的壓力下失靈了。它已經不能把這大批生產資料全部變成資本；生產資料閑置起來，因此，產業后備軍也不得不閑置起來。……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暴露出它沒有能力繼續駕馭這種生產力。另一方面，這種生產力本身以日益增長的威力要求消除這種矛盾，要求擺脫它作為資本的那種屬性，要求在事實上承認它作為社會生產力的那種性質。”[1]在2008年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危機爆發和深化的過程中，西方國家將很多企業國有化，也再一次證明國有企業在調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方面以及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方面的作用。

但是，西方學術界和媒體的一些人不認可國有企業。英國《經濟學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別報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組關于“國家資本主義”的文章[2]。該刊一方面承認政府和國有企業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崛起中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對新興國家采取的“國家資本主義”措施進行懷疑和攻擊，意欲“勸阻”新興國家放棄“國家資本主義”道路，以維護發達國家的領先地位和壟斷地位。英刊的這種矛盾，也表明國有企業已經成為新興國家綜合國力的代表。西方這股單方面反對新興國家國有企業歪風也影響了國內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人提出“國有企業和市場經濟不相容論”，要求國有企業退出市場，甚至取消國有經濟，或者國有企業只能承擔公共服務的職能。這些觀點所反對的其實并不是國有企業，而是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旨在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因為，按照這種說法，只有私有企業才與市場經濟相容，從而社會主義也必然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其實質就只能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其實，國有企業與市場經濟是否相容的問題與其說是理論問題，不如說是實踐問題。除了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也存在不少國有企業外，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國有企業的發展，甚至走出國門在國際競爭中的發展都表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是與市場經濟相容的，這也表明鄧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是完全成立的，同時在國際上的成功競爭也表明中國的國有企業是具有先進生產力的。

在中國國內，有人因為恩格斯曾經批評德國俾斯麥政府的國有化為“冒牌的社會主義”[3]而反對中國的國有企業，主張把國有企業私有化。但這樣一來，他就倒退到赤裸裸的資本主義上去了。而在反對冒牌的社會主義之后，恩格斯指出，社會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樣，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和考慮到它們的時候，起著盲目的、強制的和破壞的作用。但是，一旦我們認識了它們，理解了它們的活動、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們越來越服從我們的意志并利用它們來達到我們的目的，就完全取決于我們了。這一點特別適用于今天的強大的生產力。當人們按照今天的生產力終于被認識了的本性來對待這種生產力的時候，社會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就讓位于按照社會總體和每個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的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那時，資本主義的占有方式，即產品起初奴役生產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讓位于那種以現代生產資料的本性為基礎的產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會直接占有，作為維持和擴大生產的資料，另一方面由個人直接占有，作為生活資料和享受資料。[4]其實，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國之所以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逐步轉向具有當代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恰恰是因為我們還缺乏對生產力的本性的認識，還沒有掌握它的活動、方向和作用，同時也還不清楚應當如何有效地對生產進行社會的有計劃的調節，從而還需要一邊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一邊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探索。而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成就也在于，我們越來越清楚，必須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才能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才能提高中國的綜合國力。對此，習近平強調指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牢記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的重大責任，加強對國有企業改革的組織領導，盡快在國有企業改革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新成效。[5]

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

列寧指出：“實行土地國有化、把一切銀行和資本家的辛迪加收歸國有或至少由工人代表蘇維埃立刻加以監督等等措施，決不是‘實施’社會主義。應當絕對堅持實現這些措施，并盡量用革命方法來實現。這些措施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在經濟上完全可以實現；不采取這些措施，就不可能醫治戰爭的創傷，不可能防止即將臨頭的破產；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決不會不去侵犯那些正是靠‘戰爭’大發橫財的資本家和銀行家的空前的高額利潤。”[6]他還指出：“歸根到底，戰勝資產階級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這種勝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證，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只能是用社會主義的大生產代替資本主義的和小資產階級的生產。”[7]雖然西方發達國家迫于生產力發展的壓力成立了一些國有企業，但那里的國有企業的本質還是向資產階級輸出利益，減少其成本，增加其利潤。而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有企業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經濟，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必要手段，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誠如鄧小平所指出的那樣，計劃和市場不是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標志。從資本主義制度形成的歷史來看，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市場經濟，從而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也的確不在于計劃經濟。實際上，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在于，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被資本家們人為地分離了，從而生產者為了使用生產資料獲得生活資料，不得不到資本家那里找工作，把自己的勞動力作為商品出賣給資本家并忍受資本家的剝削。因此，相對而言，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勞動力與生產資料的結合不被人為分離，勞動者擁有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權力。正是這種本質區別使得，在社會主義國家，勞動者能夠為自己積累；而在資本主義國家，勞動者只是為資本家積累。

馬克思在談到巴黎公社時曾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爭的產物，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沒有最后這個條件，公社體制就沒有存在的可能，就是欺人之談。生產者的政治統治不能與他們永久不變的社會奴隸地位并存。所以，公社要成為鏟除階級賴以存在、因而也是階級統治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杠桿。”[8]既然中國共產黨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9]，從而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作為勞動者的最廣大人民的政治統治，那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要努力使最廣大勞動群眾避免或擺脫（盡管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尚不能完全避免或擺脫）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里的那種社會奴隸地位。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只有也必須通過國有企業改革搞好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就應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讓國有企業盡可能地吞并私有企業，提高國有企業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決不能倒過來一味地把國有企業私有化。

在國有企業之中，勞動者對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權力的擁有，與農民對與土地相結合的權力的擁有一樣，并不直接體現在勞動者對國有企業所有權的直接擁有上，而體現在國有企業的使用權的擁有上，而這種國有企業的使用權的擁有，則體現在國有企業提供的工作機會上，而不體現在分配的大鍋飯上。因此，為了體現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特征，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各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必然地要大量創辦國有企業，并大力擴大國有企業，以便有足夠的而且相對穩定的工作機會可以供勞動者選擇。

另外，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中，我們看到，當某些私有企業瀕臨破產之時，西方國家政府以維持就業水平或保證經濟的正常運行的名義，用從廣大公眾那里攫取來的經費出面收購或接管這些企業，使之成為國有企業，從而以損害廣大公眾的利益的方式來保證某些（不是全部）經營不善的資本家的私人利益。這種做法甚至破壞了市場競爭的公平性，也不能導致資源的優化配置。相反地，如果能夠遠在這些私人企業瀕臨破產之前政府就按同樣的價格接管它們，使之成為國有企業，不僅可以用之前的盈利來為后來的維持成本買單，而且也符合市場競爭的公平原則。

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保證

關于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鄧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要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現代化，但在四個現代化前面有‘社會主義’四個字，叫‘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現在講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開放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下開展的。社會主義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二是不搞兩極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現在占整個經濟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時，發展一點個體經濟，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歡迎中外合資合作，甚至歡迎外國獨資到中國辦工廠，這些都是對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10]其實，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已經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11]后來，他進一步警告：“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今天一些人諱談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諱談資本家，大概是害怕給這些年來的改革開放扣上走了邪路的帽子。但是，在無產階級在經濟上徹底戰勝資產階級之前，出不出現資產階級并沒有多大的差別。關鍵是要對出現了的資產階級或沒有出現但客觀存在的資產階級因素在政治和經濟上進行限制，使之不能脫離無產階級專政。事實上，鄧小平早就思考過這個問題：“會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可能會出現，但不會形成一個資產階級。總之，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我還要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12]后來，有些人背離了鄧小平理論，搞所謂“國退民進”，國有企業大量被私有化，公有制主體地位岌岌可危，個別省市在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換屆選舉時出現了資本操縱的賄選，在這種情況下，諱談當前中國的資產階級，不僅違背了中共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而且是以鴕鳥政策放縱了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壯大，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帶來了或多或少的危害。對此，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地寫入了“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13]的內容。

鄧小平還指出：“按照現在開放的辦法，到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幾千美元的時候，我們也不會產生新資產階級。基本的生產資料歸國家所有，歸集體所有，就是說歸公有。國家富強了，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斷提高，這有什么壞處！在本世紀內最后的十六年，無論怎么樣開放，公有制經濟始終還是主體。”[14]這其實就是給改革開放劃了一個底線，這個底線也是改革開放能夠保持方向正確的保證，那就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這就必然要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決不能使中國的個別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理人的隊伍發展壯大，決不能使他們組織成為中國的資產階級，更不允許他們組織出中國的資產階級政黨。

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這個目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目標。而關于小康社會，鄧小平指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來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那時人口是十二億至十二億五千萬，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一萬至一萬二千億美元了。我們社會主義制度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是共同富裕，那時候我們叫小康社會，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會。”[15]由此可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不僅要求國民生產總值或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以及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尤其要求體現公有制出的基礎性或主體性，體現出共同富裕和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從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然要求國有企業的做強做優做大，這也是我們延續了40年并將繼續延續下去的改革開放向正確的方向前進的體現和保證。

注釋：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7頁。

[2] 《參考資料》2012年2月15日。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頁腳注。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561頁。

[5] 《習近平：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7/04/c_1119162333.htm

[6] 《列寧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頁。

[7] 《列寧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頁。

[8]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頁。

[9] 《中國共產黨章程（全文）》，

http://www.gov.cn/test/2008-08/01/content_10614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