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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0日，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原校長吳樹青教授因病逝世，享年88歲。

吳樹青1932年1月出生于江蘇江陰顧山鎮，1955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5年7月至1989年8月，吳樹青在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任教，1985年后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務長、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等職，1989年8月至1996年8月任北京大學校長。他的主要社會兼職包括：中國老教授協會會長、北京經濟學會會長、教育部經濟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等。

據人民網介紹，吳樹青是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1986年出版專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1987年出版《模式——運行——調控》，1990年出版《吳樹青選集》，1993年出版《中國宏觀經濟管理》和《政治經濟學》，1998年主編《鄧小平理論概論》。

1952年，一位只有高中學歷，連“政治經濟學”幾個字的含義都說不清楚的年輕人被抽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班學習，從此中國經濟學界多了一位具有堅定馬克思主義學術信念和德才兼備的經濟學家，他就是北京大學原校長吳樹青教授。

在五十多年的學術生涯中，盡管后期承擔了不少行政事務和社會事務，吳樹青教授對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若干重大問題、對改革開放偉大實踐提出的新情況和新問題，進行了孜孜以求的研究，發表了一些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

他不是明星式的“著名經濟學家”，而是一個不為名利左右，認真做學問和做人的杰出經濟學家。他是我國經濟學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有著清醒認識，并真正堅持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的為數不多的代表人物之一。

01

吳樹青教授的學術研究歷程

吳樹青教授1932年生，江蘇省江陰市人。1949年8月進入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學習，1949年10月分配到中共浙江省桐鄉縣委工作，主要從事剿匪反霸、減租減息、土地改革等群眾工作。為迎接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要，1952年吳樹青被抽調到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班學習。1955年夏畢業后留校工作。從這個時候起他開始了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由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同時又是一門政治理論課，因此他也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教育結下了不解之緣。從1955年到1989年的三十多年里，吳樹青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先后在政治經濟學教研室擔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等職務。1984年被調到學校校部工作，先后擔任研究生院副院長、教務長、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

1989年夏經中央決定，調北京大學任校長。1996年后擔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和北京大學教育基金會理事長。吳樹青教授在從事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的同時，兼任了許多社會工作，當選為中共十四大代表和第八屆、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評議組召集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理論經濟學科召集人，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材編寫課題組》首席專家，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主任、經濟學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等。

改革開放前，吳樹青作為一個青年教師，主要擔任經濟系學生《資本論》課程的教學。入校以前幾年的基層工作，培養了他比較關注實際經濟生活的發展，重視從實際出發進行獨立思考的精神。50年代后期，因為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思潮持有不同看法而遭到批判，并且在一段時期內失去了從事政治經濟學教學的權利。“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是利用這個非常時期，吳樹青閱讀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和一些經濟學名著，為后來的發展進行了理論和知識的儲備。

改革開放后，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引下，經過撥亂反正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粉碎了禁錮中國經濟學界的思想枷鎖，吳樹青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改革開放的理論探索之中。他是比較早地論證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學者之一，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的“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幾個問題”，比較系統地論證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原因，它的內涵和特征，從初級階段理論應當引申出的政策。他提出穩中求進的思路，認為在改革的方法步驟上，既要取積極的態度，又不能脫離實際的可能，輕言闖關，操之過急。他主持完成的《1988年至1995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規劃》獲得了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

20世紀90年代初，吳樹青受教育部的委托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突破了傳統教材的體系，努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當代資本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的運動規律進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新的教材體系，受到教師和學生的歡迎，被廣泛采用，獲得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

20世紀80年代中期后，吳樹青相繼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校行政領導，除了從事他本專業的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外，還十分關心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課的教育和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他先后擔任中宣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理論概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教程》、《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概論教材的主編。這些教材分別被教育部和北京市評為優秀教材。為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鄧小平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學生頭腦的要求，他在北京大學專門組織了十余位資深教授給大學生講授有關鄧小平理論的專題，并親自參加講授。這種教學組織形式在高校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這門課程也獲得了國家級教學成果一等獎。他撰寫了不少全面正確認識鄧小平理論的文章，其中作為學習《鄧小平文選》第3卷心得的《堅持社會主義，必須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一文，獲得了1994年中宣部頒發的“五個一工程”論文獎，北京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吳樹青教授學風嚴謹、作風樸實、平易近人，他的學術特點是求實、求深，始終堅持理論和實際的結合，力求揭示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聯系。他既不追求標新立異，也不隨波逐流，敢于堅持自己的獨立見解；他鼓勵他的學生獨立思考，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敢于提出與他不同的見解。因此培養出不少優秀人才，有的擔任了省級領導，有的成為學術骨干。他的主要著述有《政治經濟學》、《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鄧小平理論概論》、《中國宏觀經濟管理》、《鄧小平理論與當代中國經濟學》、《昊樹青自選集》等。

下面僅從幾個主要的方面對吳樹青教授的經濟理論和學術思想作簡略地介紹。

02

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

吳樹青教授對鄧小平理論有著深刻的理解和體會，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鄧小平理論堅定的傳播者和捍衛者。實際上，他本人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就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左”的思潮持有不同看法。他引述鄧小平同志的講話，指出鄧小平同志再三提出一定要把什么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搞清楚，目的是為了真正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

吳樹青教授認為，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必須緊緊把握住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概括，指出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本質所作的新的理論概括，是從我們長期以來沒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因而影響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這一實際出發，經過深入思考，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以后提出來的。新的理論概括的前兩條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在吳樹青教授看來，既然一般地說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那么就始終有一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調整和改革生產關系的問題。特殊地說，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其他方面的體制還存在著種種弊端，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必須通過改革為生產力的發展開辟出廣闊的前景。

新的理論概括的后三條是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里沒有提到通常所說的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是意味著公有利和按勞分配對社會主義不具有本質意義呢?吳樹青教授明確指出，如果這樣理解顯然是不符合原意的。因為第一，“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為前提。第二，“共同富裕”這個最終目的產生于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種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而不可能依靠私有制和與之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去實現。第三，“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不斷得到實現，要以公有制和按勞分配作為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主體地位的存在為條件。

由于鄧小平同志在新的理論概括中沒有包括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因而擔心會否定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或者認為可以放手搞私有化，從根本上改變我國所有制的性質，在吳樹青教授看來，這兩種看法，都是不正確的。其所以不正確，不僅在于鄧小平同志的理論概括本來就以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為前提，而且也同鄧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的眾多論述不一致。鄧小平同志多次明確指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持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

其實，新的理論概括不僅沒有包括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同樣也沒有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但不等于說它們對社會主義是無關大局、不影響本質的方面。吳樹青教授提醒我們，鄧小平同志多次強調，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于其他三條。同樣，鄧小平同志一再強調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兩個文明建設都要搞好，這才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說，原來我們理解的社會主義特征，除了計劃經濟這一條外，都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內容，都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因而同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本質所作的理論概括是相一致的。

03

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的五項能力中，首先是堅持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吳樹青教授對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的幾個重要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

他明確指出，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行市場經濟，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市場經濟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本質。

市場經濟的共同特點是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經濟活動要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適應供求關系的變化，實行優勝劣汰。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它既不體現社會主義的本質，也不體現資本主義的本質，不論在何種社會制度下，實行市場經濟都必須遵循這種共同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同樣必須牢固地把握這種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不同的社會制度下的市場經濟的區別，主要不在于其經濟運行的機制，配置經濟資源的方式和方法，而在于市場經濟是在什么樣的經濟條件下運行，服從于什么樣的目的，即它同什么樣的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地方，在于它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所有制結構上，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在分配制度上，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最終要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決定了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堅持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牢牢地把實現社會主義的目的同實行市場經濟的手段、發揮社會主義優越性和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有機結合起來。我國目前正處于并且在很長時期內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口多、底子薄、發展不平衡，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這種狀況在相當時期內不可能根本改變。在這樣的國情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特有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認真研究和把握這種特殊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

吳樹青教授同時強調，在堅持充分發揮和加大市場基礎性作用的同時，必須充分重視國家的宏觀調控。之所以要強調國家的宏觀調控，是因為對促進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來說，市場并不是萬能的。市場解決不了企業根據自身利益決定的行為對他人或環境產生的不良影響，即外部性問題，解決不了囿于企業自身利益很難有效提供無利可圖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以滿足社會需要的問題，解決不了由于競爭必然產生的壟斷破壞市場機制、影響效率提高和阻礙資源優化配置問題，解決不了市場機制在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平衡方面的無能為力問題，等等。一句話，市場經濟本身存在一系列“市場失靈”和“市場失效”的問題。馬克思當年所以否定資本主義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就是因為看到它在提高經濟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嚴重惡果，使社會勞動和生產資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有效的利用，并帶來嚴重的經濟震蕩和危機。鄧小平在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之所以強調要同時利用市場和計劃兩種方法，目的就在于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提高經濟效率，實現經濟持續協調快速的發展。

因此，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必須堅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把發揮市場基礎性作用同加強和改善國家宏觀調控正確地全面地結合起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

吳樹青教授進一步指出，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必須樹立和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切實解決好關系經濟體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關系。堅持科學發展觀，切實解決好關系經濟體制改革全局的重大關系，關鍵問題在于能否使發展成果真正惠及全體人民。堅持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核心。堅持科學發展觀指導發展，就是要在經濟工作中切實把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體現在黨領導發展的大政方針和各項部署中，落實到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這個問題對于正確理解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都具有重要意義。從理論上說，歷史上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是產生社會兩極分化的重要經濟根源。而社會主義實行市場經濟，是為了促進經濟的快速發展，不斷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物質基礎。因此它的本質要求之一是使全體人民都能享受到發展的成果。社會主義不是平均主義，它允許社會存在收入差距；特別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承認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范圍內收入差距適當擴大有其合理性和進步性。但是，以共同富裕為目標的社會主義不承認兩極分化是合理和進步的現象，并且以消除兩極分化為自己的本質要求之一。從實踐上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地區之間、城鄉之間、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并且呈現繼續擴大的趨勢。有些人不是依靠勤奮勞動和合法經營致富，而是利用經濟轉軌時期體制和政策上的各種空子，采取種種非法手段，巧取豪奪、殘酷剝削、權錢交易積累起億萬財富。這種狀況已經引起了一些地區的人民群眾的嚴重不滿，引發了一些暴力事件。如何防止各種矛盾的積累和激化，如何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已經成為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能力的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問題。

因此，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必須在指導方針、政策措施上注重加強薄弱環節，特別要重視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重視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和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戰略，促進中部地區崛起，支持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其他欠發達地區加快發展；重視擴大就業再就業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在現階段，在繼續堅持效率優先的同時，要注重兼顧社會公平。黨和國家一方面要繼續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放手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另一方面要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職能，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調節差距過大的收入；規范分配秩序，合理調節少數壟斷性行業的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使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都體現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本質和目標的內在一致性。

04

反對破產的“華盛頓共識’’

21世紀初期，國際上又產生了關于“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討論。吳樹青教授指出，“華盛頓共識”是有意識有組織出臺的，“華盛頓共識”的參與者確實在接受新自由主義的基礎上形成了共識；而“北京共識”則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提高的條件下，由國際輿論自發地提出的一種觀點。它既沒有任何被公認的文件，內容也還正在探討之中，并且提出者和參與討論者不一定都接受這種“共識”的理論基礎。因此確切地說，它還不是一種已經形成的“共識”，而可能是一種因為它的理論的科學性和實踐的優越性而將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的、對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具有重要影響的“共識”。

 “華盛頓共識”出臺后，20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經濟不僅沒有出現黃金時代，相反卻經歷了三次經濟衰退。至于經“休克療法”后的前蘇東國家的經濟，據美籍波蘭學者卡·波茲南斯基在《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一書中的計算，前蘇東國家轉軌以來，遭受打擊最輕的匈牙利和波蘭的國內生產總值損失率約為20％，而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幾乎為40％，俄羅斯為50％，烏克蘭為60％，它們占經濟損失都遠遠超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和德國。前蘇東國家的經濟到2001年依舊未能恢復到1989～1990年的生產水平。

被稱為“北京共識”的中國模式的改革開放的頭20年，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9.5％以上，比發達國家高7.3個百分點，比發展中國家高4.8個百分點。以中俄兩國經濟做比較，1989年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是中國的兩倍多，而10年后是中國的1/3。被認為社會主義無法解決的“短缺經濟”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而消除了，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達到1 000美元，總體進入小康水平，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

吳樹青教授提醒我們，兩種模式，兩種共識，兩種結果，很值得人們深思。他指出，盡管“華盛頓共識”在實踐中已經破產，但是國內外還是有不少人認為按照“華盛頓共識”進行的改革才是徹底的改革，認為按“華盛頓共識”改革的國家的目前狀況只是改革進程中暫時的陣痛，而中國的改革最終還是要走向它們的模式。

吳樹青教授敏銳地提出，國內外一些人提出的這種離開改革的經濟成果和績效來議論改革是否成功的思維，隱含著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這就是究竟應當用什么標準來衡量改革，在有些人看來，評價改革的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在于是否實現了經濟轉軌，而他們認為的“轉軌”，就是實現了“華盛頓共識”的核心思想——新自由主義鼓吹的私有化，從公有制轉變為私有制。而這正是我們和新自由主義的根本分歧。在談到中國和前蘇東國家改革的不同特點這一問題時，一些人常常用激進或是漸進來區分。似乎兩者的目標是相同的，區別只是一個改革的方法和步驟問題。前蘇東國家搞“休克療法”，試圖畢其功于一役；而中國是摸著石頭過河，走漸進式的道路。但吳樹青教授清醒地認識到，簡單地用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來區分蘇東同中國的改革不僅是遠遠不夠的，而且是十分膚淺的。因為這種區別根本沒有涉及問題的本質。

中國和前蘇東國家改革的不同，本質上說是對改革的性質和目的有不同的理解，而這又決定于指導改革的理論基礎的不同。對前蘇東國家來說，指導它們的理論基礎是當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是崇尚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一體化的。所以，前蘇東國家走的是一條私有化之路，是否定國家作用的自由化之路，是允許外國大規模廉價收購國有資產、聽任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命脈的資本主義一體化之路。對中國來說，我們始終肯定我們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具有優越性的制度，問題是需要通過改革使它固有的優越性能夠充分發揮出來。因此需要改革的是束縛生產力發展的舊的僵化的經濟和其他方面的體制，是對原有體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改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兩種模式、兩種共識，產生兩種結果，根本原因就在于對改革有不同的指導思想和不同的目標和目的。

05

私有制并不會比公有制更有效率

“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所以把私有化作為衡量改革成功與否的標準，他們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吳樹青教授認為，這絕不是不證自明的道理，更不是不容置疑的真理。事實上，如果這是正確的，那么為什么這些國家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以私有化為目標的改革卻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效率的提高，相反使經濟長期陷于危機和衰退之中?是因為它們的私有化還不夠徹底嗎?這似乎說不通。

所謂私有制會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從理論上說其基本依據無非是說只有生產資料成為私人財產時，才會有人去關心它的正確運用與增值。而公有制則使產權不明確，“人人都有，人人都不擁有”，生產資料成為無主的財產，人們都想從中撈取好處而誰也不關心它的使用和增值。吳樹青教授敏銳地指出，如果這個論點能夠成立的話，應當說只有個體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因此才是最有前途的經濟制度。因為只有在個體小私有制的情況下，生產資料才真正歸個人所有。但是，歷史的事實恰恰是個體小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所摧毀，成為資本主義的經濟附庸。

吳樹青教授指出，生產越是社會化，生產資料越不能成為單獨的個體所有和私人所有，這是經濟史上確定不移的事實。從歷史上看，私有制下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是靠棍棒紀律或饑餓紀律來促使其勞動的，而從來不是因為他們有財產利益的約束。即使資本主義私有制，在其發展過程中它的實現形式也越來越擺脫古典的單個資本家所有的形式，從單人業主制發展到股份公司、壟斷組織和國家壟斷乃至國際壟斷，壟斷組織的家族色彩也越來越淡化。現代企業制度的典型形態早已不是單人業主所有制，而是現代股份公司制度。在現代企業制度里，從事實際經濟運行的企業領導人，常常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由董事會聘任的經理人員。他們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已的私有財產才去關心生產資料的正確運用和增值，關心資源的優化配置。對于在這些企業中工作的雇用工人來說，更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財產才去勞動的。這表明，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并不只有財產利益這一條。財產利益和約束至多只是經濟動力之一，而不是惟一的經濟動力。而且作為經濟動力之一，它的適用性也是十分有限的。而其他的經濟和非經濟的動機在經濟動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明顯提高。這方面經濟動力的充分發揮，不是決定于是否實行私有化。公有制企業同樣可以通過改革獲得充分的經濟動力。這就是說，提高社會主義經濟的效率，應當在總結實踐經驗中去探索能夠發展社會主義優越性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而不是向后看，回到已經為中國歷史發展所摒棄的私有化去。

進一步說，只有私有制才能提高經濟效率，其理論基礎是私有產權或資本歸私人所有，是合理組織經濟、推動社會財富增長的惟一因素。這里強調的是資本是財富增長的惟一的至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這同創造社會財富源泉的理論和實踐并不相符。從歷史上看，亞當·斯密首先使創造財富的生產力從過去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主張的商業(特別是對外貿易)和農業等狹隘的產業領域擴大到包括工業在內的整個社會生產領域，從而實際上確立了生產的三要素理論。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們發現影響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因素在不斷增加，相應的認識也深入到研究提高與土地、資本、勞動等生產要素效率相聯系的方面，相繼提出了組織、創新、技術進步、人力資本、知識資本等對生產效率提高和社會財富增長的重要作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產生并流行開來的經濟增長因素分析方法，以及早已否定了傳統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起最重要最關鍵作用的觀念“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出，是對強調資本單一因素作用的挑戰，而后來索洛、丹尼森等對美國、西歐等國20世紀以來經濟增長來源的統計分析，更是證明了技術進步的貢獻遠遠超過了資本的貢獻。因此，僅僅把生產效率的提高歸結為資本這一個因素，完全忽視和否定其他因素的作用的觀點，顯然是不符合實際的。它在理論上不能成立，在實踐上既不符合企業制度變遷的規律，也不符合西方現代企業制度的最新發展的趨勢。這種觀點不僅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是不正確的，而且即使從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看，顯然也是片面的，是落后于時代發展的陳腐觀念。

吳樹青教授指出，把資本作為惟一的效率基礎，從而把私有產權制度等同于經濟效率的觀念，本質上是自然人企業的理論或小企業的理論。因為只有在自然人企業或小企業中，資本才是惟一的推動經濟發展的力量。而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中，要充分發揮企業的效率，必須充分發揮各種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和實際經濟運行的控制者的能動性，而不是某一種要素單獨所能奏效的。人是生產力中最重要、最活躍的能動因素，特別是在新科技革命推動的當代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中，由人的經驗、技能、知識和智力所構成的人力資本越來越重要。所以在現代生產力條件下，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顯得更加重要。正因為這樣，西方企業制度的“公司治理結構”中，傳統的“股東至上”的私有制原則越來越被“利益相關者原理”所取代，認為股東只是各種利益相關者之一，而公司治理結構的權力安排和破產程序中都必須兼顧各種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在西方國家里，所以出現“員工持股計劃”、“利潤分享制”、職工和各種相關利益群體進入企業決策層“共同治理”之類的管理理論和政策，也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于是，既然財產利益和約束不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惟一動力，資本就不是創造財富、發展生產力的惟一因素，那么，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資本是惟一的效率基礎，公有制注定沒有效率之類的說法，也就成了無稽之談。

吳樹青教授進一步指出，講到提高經濟效率，私有化的鼓吹者主要講的是企業的微觀經濟效率問題，至于講到宏觀經濟效率問題，他們都不能不承認它解決不了外部性問題，解決不了“公共品”問題，解決不了“市場失靈”問題，等等。但談到經濟效率，離不開宏觀經濟環境，不能不考慮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問題。馬克思當年否定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就是因為看到它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整個社會無政府狀態的嚴重惡果，使社會勞動和生產資料不能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充分有效的利用，并帶來嚴重的經濟震蕩和危機，因此提出了用有計劃的組織代替自發的市場經濟的問題。鄧小平所以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強調要利用市場和計劃兩種方法，目的在于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積極作用，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在集中力量辦大事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提高經濟效率。離開宏觀經濟狀況只講微觀經濟效率，顯然是不全面的。

0６

并非只有實行私有化才能實行市場經濟

吳樹青教授指出，從產權理論來說，把產權清晰等同于私有化，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因為私有化只是明晰產權的一種方法，不是惟一的方法。在法理上，不是只有私有產權才是明晰的，公有產權包括國有產權和集體產權在財產歸屬角度上看都是明晰的。造成人們認為公有制是無主的印象，不是因為公有制沒有所有者，而是原有的公有制實現形式不適合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明晰產權的需要。因此，就其本質來說，不是公有制同產權明晰相矛盾，因而同市場經濟不相容，而是在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條件下，沒有提出明晰國有企業產權的要求，因而沒有去探索明晰產權的形式。應當說，即使是私有制企業，特別是在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制度中，如果缺乏應有的制度安排，沒有有效的權力制衡，財產的實際支配權和剩余控制權也完全可能是模糊的。正因為這樣，所以在現代企業理論中才出現了委托一代理問題，法人治理結構問題，道德風險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等等。同樣，我們也不能因為過去沒有提出產權明晰的要求，沒有探索明晰公有產權的形式，就認為公有制注定不能實現產權清晰的問題。

吳樹青教授指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的改革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一切市場經濟一樣，要求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是具有自身經濟利益的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根據市場價格提供的信號決定自身的經營方針和方向，在市場競爭中承擔優勝劣汰的后果，而不能像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只是根據某個主管上級指令進行生產和銷售的基層單位。就是說社會主義的改革不僅不排除而且要求在產權問題上進行改革，做到產權清晰。從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四大再到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六屆三中全會，從提出放權讓利到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再到提出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提出企業擁有“法人財產權”，再到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都表明在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我們一直在積極探索解決公有制中的明晰產權的問題。

吳樹青教授同時指出，我們探索的產權明晰，不是實行產權私有化。產權不是簡單的財產歸屬問題，它包括與財產有關的占有、使用、支配、經營、轉讓、出借、消費等權利，是一個由多種權利組成的權利束。因此，探索公有制經濟中的明晰產權問題，不是要在財產的最終歸屬問題上改變公共所有的性質，而是要使財產權的各種權利歸屬清晰。

探索公有制經濟中的明晰產權問題，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新問題，需要有一個過程。我們不能說這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是，從提出“兩權分離”到提出“政企分開”，再到提出政府公共管理職能和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能分開的“政資分開”，在堅持國家所有的前提下，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這些本身就體現著我國的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在國民經濟中起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正在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正處在一步步地使產權明晰的過程中。

吳樹青教授相信，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必將在實踐中越來越得到豐富和發展，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的結合，將創造出私有制同市場經濟結合所無法比擬的優越性，從而極大地推動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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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樹青的學術歷程和經濟學思想》一文原載于《海派經濟學》（2005年04期），作者余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