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它同現存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當然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產。即便明天就實行這種變革(指逐步地實行),我根本不認為有任何困難。我國工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這已經由他們的許多個生產和消費協作社所證明,在那些沒有遭到警察的蓄意破壞的地方,這種協作社同資產階級的股份公司相比,管理得一樣好,而且廉潔得多。我國工人在反對反社會黨人法的勝利斗爭中出色地證明了自己政治上的成熟,在這種情況下,您還談論德國群眾的無知,我是難以理解的。我覺得,我國所謂有教養的人那種好為人師的狂妄自大倒是更嚴重得多的障礙。當然,我們還缺乏技術員、農藝師、工程師、化學家、建筑師等等,但是在萬不得已時我們也能象資本家所做的那樣收買這些人來為自己服務,如果再對幾個叛徒——他們中間一定會有叛徒的——給以應有的懲罰以儆效尤,那末他們就會懂得,就是為自己的利害著想,也不能再盜竊我們的東西了。但是除了這些專家(我把教員也包括在內)以外,我們沒有其他‘有教養的人’也是完全過得去的,而且,比方說,目前文學家和大學生大量涌進黨內,如果不把這些先生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還會帶來種種的危害。……總之,一旦我們掌握了政權,只要在群眾中有足夠的擁護者,大工業以及大莊園這種形式的大農業是可以很快地實現公有化的。其余的也將或快或慢地隨之實現。而有了大生產,我們就能左右一切。您談到缺乏一致的認識。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但是缺乏認識的是那些出身于貴族和資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他們甚至想象不到,他們還應當向工人學習何等多的東西。”
第一,雖然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如果不實行公有制,它就與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本質差別,從而不實行公有制的社會不能算做社會主義社會;
第二,在當年的生產力水平上就可以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那么現在就更應當實行了。如果有人說,恩格斯晚年放棄的共產主義而走向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那么,他如何理解恩格斯要實行公有制?
第三,今天在多種經濟成份中應當大力發展工人們的生產和消費協作社,而不是泛泛的非公經濟。
第四,必須懲罰那些盜竊或主張盜竊公有東西將其私有化的磚家叫獸們。
第五,上世紀50年代在掌握政權數年后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可行的和成功的。
第六,要堅持和發展大生產,而不要過多地搞小企業。
第七,精蠅們需要向工人學習的東西的確很多。茅于軾甚至連利潤率也不會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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