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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遵義以南50多公里的小山村里，那晚緩緩移出一襲微弱的燈光。

那是一盞馬燈。

它的主人是時年42歲的毛澤東。

此時已是深夜，黑暗無光的村落足以說明大多數人已進入了深度的睡眠。

而面容清瘦，滿身煙味的毛澤東卻沿著村頭這條幾乎消失于茫茫暗夜的無名小路，若有所思而又無比堅定地向前行走著。

這是一條再普通不過的山村小道，誰也想不到，在那盞馬燈伴隨著那個身影在那個夜晚走過之后，這條小道就和未來中國的命運緊緊相連。

如果算一下日子，那天是1935年的3月10日。

對于毛澤東來說，進入貴州的這些日子太不平靜。

將近兩個月前的遵義會議上，他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大約一個月前，在“雞鳴三省”的地方召開的著名扎西會議上，他在常委分工中成為周恩來“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就在一個星期前，他被任命為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而幾個小時前，在這個叫做茍壩的小村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史稱茍壩會議）上，與會者討論進攻打鼓新場（今貴州金沙）的作戰計劃，他提出關于不能強攻固守之敵，要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建議。

他沒想到，這個建議卻遭到與會者的一致否決。

他以辭去前敵司令部政委據理力爭，結果非但沒能爭取到大家，而且會議還通過急轉直下的表決，作出了取消他剛剛就任不到7天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的決定。

夜色漸濃，毛澤東心潮翻滾，紅軍的命運在腦海里激蕩。

在他看來，今天的高級軍事會議，雖然不能說是犯了個低級錯誤，但進攻打鼓新場國民黨之黔軍的決議，起碼是過于倉促，過于武斷了。他完全能夠理解紅軍指戰員一心要擴大戰果、渴望戰斗的心情。甚至，他也贊同有些領導人的考慮，占領物產豐富、商業繁華的打鼓新場使紅軍得到更多的后勤補給，有利于開辟新的革命根據地。

問題是，諸多的不利因素被大家輕而易舉地忽視了。

一方面，紅軍經過長途奔襲特別是遵義戰役之后，隊伍雖然稍稍恢復了元氣，大家心氣很高，但綜合力量比較疲憊，而且處境孤立，缺少外援；另一方面，打鼓新場的國民黨黔軍固守和經營多時，外有城墻，內修碉堡工事，而且各方援軍就近機動，召之即來。

就是在這種極不對稱的情況下，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發來“萬急”電報，建議“野戰軍應向打鼓新場三重堰前進，消滅西安寨、新場、三重堰之敵”，并制訂了詳盡的作戰方案。

在由20多人參加的高級軍事會議上，與會者就打與不打爭執不下，會議時間一拖再拖。

“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

“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有人毫不客氣地頂了回去。

會議非但沒有聽取毛澤東的意見，還舉手形成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議，而且免去了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

作戰命令即將發出，打鼓新場之戰箭在弦上，一觸即發。

毛澤東覺得，如果兩軍對壘，紅軍將很快陷于南北夾擊、腹背受敵之境，甚至隨時面臨全軍覆沒的危險。

以卵擊石，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憂思忡忡。

必須即刻上路，去找周恩來進行最后的說服，作最后的努力——盡管，此時理解他的可能只有這盞馬燈！

二

一盞昏黃的馬燈，帶著堅定的理念，領著被視為異端的提議，在漆黑的山道上蠕動。

那是新中國暮色低沉的前夜，也是毛澤東一生中灰暗的日子。

好在，手里的馬燈還亮著。

在那條僅僅兩公里長的鄉間小路上，不知毛澤東走了多久，也不知他走得何其艱難。

這正如從瑞金出發一路走來的紅軍，不知經歷了多少坎坷泥濘、圍追堵截、夾擊轟炸，但救亡圖存的信念始終如青春的脈搏從未停息地跳動著。

也正如毛澤東本人在那段時間的經歷一樣，在不被理解中苦苦堅持，在挫折困難中咬牙挺住，在失敗失落失意中起死回生、繼續前行。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之后，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軍主力五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部隊86000多人，分別自瑞金等地出發，“戰略轉移去遠方”。繼而，挺進湘西，沖破四道封鎖線，改向貴州，渡過烏江，奪取遵義。一路狂飆突進，縷縷的希望燃燒著戰斗的激情，可喜的勝利伴隨著巨大的犧牲。到遵義會議召開之前，中央紅軍只有37000人的有生力量，約有49000多個鮮活的生命血灑沃土、長眠大地，永遠成了革命的根須。

遵義戰役之后，蔣介石親臨貴陽督戰，調集其滇、川、黔各部，擺兵布陣，把剛剛在勝利之中得以喘息的中央紅軍陷入大大小小、或明或暗的包圍圈之中。而當時的紅軍將領，無論是領導能力還是決策方式，都與戰局和形勢的變化不相適應。軍事“三人組”時期，李德、博古專權，政治局不討論重大軍事決策，在戰略指導和作戰指揮中屢有失誤、屢遭失敗。

遵義會議作出決定，一切重大決策都要經過政治局討論。但情況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隊伍往往是白天行軍、晚上研究重大問題，20多人的會議七嘴八舌、枝蔓橫生，有時爭論不休，有時議而不決，耗費精力、貽誤戰機在所難免。

遵義戰役的勝利來之不易！紅軍的戰略機遇來得殊為難得！它必須也只能成為下一個勝利的出發地，而萬不可成為一支隊伍走向傾覆的絕響，一群熱血戰士集體光榮前的回光返照！

一支以拯救黎民百姓為己任的隊伍，此時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就是自我拯救。

幼年的紅軍，必須盡快地自我完善和發展，尤其是在軍事思想、全局觀念和戰役決策等極其重大的問題上，必須擁有比這盞馬燈還要明亮百倍的眼睛，必須以真理的目光作出歷史性的選擇！

三

歷史，其實就是一次又一次的選擇，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艱難的選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增補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

紅軍選擇了毛澤東。

史學家說，遵義會議確定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這種觀點，于今已成共識。

但是，當我們走進茍壩會議的深處，就會漸漸發現，這種說法必須基于一個辯證、務實的理念：茍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也是遵義會議的收官之作。

換言之，遵義會議的精神，在茍壩得到了落實；遵義會議的主張，在茍壩得到了貫徹;遵義會議的選擇，在茍壩得到了更加具體的確認。

這是歷史留下的一道非常值得耐人尋味的連環選擇題。

對于宏大的歷史來說，遵義會議無可置疑地成為了黨和紅軍的偉大轉折。

通過這次會議，產生了新的黨中央負責人；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取消了黨中央領導軍事的最高核心軍事“三人組”。但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只是通過遵義會議成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沒有明確領導工作。何況，他“出山”10多天后的1月27日提出的土城青杠坡阻擊戰也沒打好，以至于本來對他進入中央政治局就想不通的博古等人，更是頗有微詞。

歷史還在選擇。

在2月5日的扎西會議上，常委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毛澤東，站在了軍事指揮的前沿。但是，怎么實施軍事上的“幫助”，似乎仍然模糊不清。

歷史繼續選擇。

3月4日，在鴨溪根據敵情和紅軍的現狀，中革軍委決定設前敵司令部，委托朱德為前敵司令員、毛澤東同志為前敵政治委員；幾天之后的3月10日，他在茍壩會議上又被免去這一職務。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亦猶未悔”。被免了職務的毛澤東，并沒有放棄自己的主張；長征中身心困頓的毛澤東，那夜無法安睡。他提著馬燈來了！

我們無法透過歷史的暗夜去猜度一個人的思緒。走在這條鄉間小路上，毛澤東的心情是怎樣的呢，復雜？灰暗？沉重？未知可否，更或許，兼而有之。

總之，這天晚上，這條路承載了他所有的心情。很難說這條路的那一端是喜是憂，更遑論這段路同后來的勝利與光榮有著什么必然的聯系。

但有時候，歷史就需要有那幾個應有的、必不可少的腳印；有時候，在抵達真理的過程中，必須踏平坎坷，方見風景；有時候，必須走過最漫長、最恍惚的道路，才能擁抱勝利的晨曦。

四

歷史湮沒了很多細節。

在80年春秋更替中，我們早已無從得知那天晚上毛澤東同周恩來分析戰況時的神色和情景，只能從后來成為國務院總理的周恩來口中，約略地親近那個獨特的夜晚——

“毛主席回去一想，還是不放心，覺得這樣不對，半夜提著馬燈又到我那里來，叫我把命令暫時晚一點發，還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見，一早再開會，把大家說服了。”

時而亂云飛渡，時而大浪淘沙；時而水落石出，時而吹糠見米。

歷史如此無情，又如此多情。

次日，茍壩會議繼續進行。

會上，周恩來、朱德同紅軍將士們擺情況、講形勢，力陳利弊，張聞天等領導人也從善如流。如此一來，前一天通過的關于進攻打鼓新場之敵的作戰計劃，徹底翻了盤。接著，會議又恢復了毛澤東的中央紅軍前敵司令部政委職務。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因勢利導，同大家一五一十地分析戰機稍縱即逝、瞬息萬變的局勢，指出決策指揮上的弊端。

戰局果如毛澤東分析的那樣。

就在中革軍委發出《關于我軍不進攻打鼓新場的指令》同時，國民黨之滇軍孫渡所部已經從黔西、大金沙方向向打鼓新場進發，川軍郭勛祺部、周渾元部、吳奇偉部正虎視眈眈，敵人以八師之眾的兵力正伺機對紅軍形成合圍。

而此時，由于作戰計劃的臨時改變，紅軍以靜制動，躲過了堪可滅頂的劫難。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可以說，那一夜毛澤東改變了世界。

茍壩會議，一個勝利的大會！

毛澤東在遭受孤立時的堅持，不僅挽救了紅軍，彰顯了卓越的戰略眼光和軍事才能，也進一步樹立了他在紅軍中的威望。

從茍壩會議開始，毛澤東正式成為新的軍事三人組的主要指揮者，成為革命隊伍的核心。

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走近茍壩村的一草一木，我們對歷史的選擇有了更為深切的感受。

毛澤東沒有辜負歷史的選擇，在此后的軍事生涯中，他指揮紅軍“四渡赤水出奇兵”，把戰爭藝術演繹得出神入化。

最終，他和他的戰友們擺脫了國民黨40萬大軍的圍追堵截，乘著勝利一路北上，直到黃土高原的吳起小鎮“鑼鼓響，秧歌起”，直到“三軍過后盡開顏”……

五

站在這座作為“茍壩會議會址”的老式黔北農家四合院前，總想遙望會場之外的那條小路，而走至這條被稱作“毛澤東小路”的山間道路上，又自然而然地讓我想起那個遙遠的夜晚，那盞在小路上緩緩移動的馬燈，那個為了堅持正確道路而在深夜與春寒一起前行的人。

假如那天毛澤東沒有走在這條路上呢？

也許會如黨史專家所說，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

事實上，毛澤東有許多理由不來的。

意見講了，利害關系也辯論了，該盡的“義務”盡到了；多日行軍作戰，困頓無以復加，終于可以養養神、補補覺了；職務剛剛任命又被免去，他甚至有理由長吁短嘆。還有，就在會議召開前20多天，夫人賀子珍在不遠處的白沙村剛剛分娩，他還沒能照顧妻子，還沒來得及品味做父親的喜悅。

但是這些，他都暫且放下了，唯一放不下的還是革命隊伍生死存亡的大事。

在這條路上，在這個夜幕沉沉的時刻，絕不能沒有毛澤東，絕不能沒有那盞馬燈。這是思想的燈盞、智慧的燈盞，這是為真理而不顧小我、勇于擔當的燈盞，這是為了革命事業隨時可以奪門而出、沖向暗夜的燈盞。

對于提燈夜行的這段往事，毛澤東是記憶深刻的。

在1943年延安整風中和后來的幾個特殊歷史時期，他都提到茍壩會議，并語重心長地講過許多閃爍哲思的話語。

重溫往事，其實也是在溫故知新。具有獨特意義的往事，往往也蘊含著意義獨特的啟示。

茍壩會議前后，形勢是極其復雜的，戰局是極其殘酷的，各種思潮和動機也是混雜激蕩的。

毛澤東的過人之處就在于，在俯瞰與眺望中發現真相、理清真知，在由宏入微的分析中辯證、發展、聯系地探求真理，從而掌握指導實踐的法寶利器。

真理有時會被陰云遮蔽，會被冷雨淹沒，甚至有時會被孤立，被排擠。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黨人，往往會以排除萬難的彌天大勇堅持真理，就如毛澤東手提馬燈走暗夜也要說出真理，堅持、堅持、再堅持，力爭不讓真理失真失效。

歷史反復證明，真理最開始常常在少數有崇高理性的人手里，而真理的流布與踐行，需要人們與崇高的理性同頻共振。

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共產黨人，往往會在真理面前放下一切狹隘與成見，心底無私、從善如流，甚至敢于否定既有的偏私。

這就如當初否定毛澤東提議的紅軍將領們一樣，在是非辨析、利益權衡中自覺糾正偏差，主動靠近真理、擁抱希望；就如今天我黨在新形勢下自覺地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面對痼疾頑癥不惜壯士斷腕、刮骨療毒！

“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哲學家克羅齊的話是否可以這樣理解：一切歷史都能讀出當代意義和當下啟示。

面對我黨我軍生死攸關的這段歷史，面對八十多年前長征路上留下的這個細節，我們每個人是否都應當“低下頭并且記往”，記住那盞搖曳的馬燈，記住那條漫漫的小路，記住一個堅定的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