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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816——中國最大的地下核工程前世今生

點擊：作者：米艾尼來源：北京日報發布時間:2019-11-17 10:40:26

“816”是一個代號，簡簡單單三個數字，看不出任何指代對象的信息。像很多擁有類似代號的機構或設施一樣，816曾是一個重大國家機密。

它是中國最大的地下核工程。

主體反應堆芯的燈光效果。

816核工程洞內景。

50年前，我國開始在西南深山腹地建設第二個核原料生產基地。從1967年到1984年的17年間，前后有6萬多人從全國各地聚集到重慶涪陵地區的白濤鎮，挖空了150余萬立方米的巖石，挖成了一個總長超過20公里的龐大地下工程。

由于歷史的原因，816核工程并沒有完全建成和投入使用。1984年停建時，它累計完成了土建工程的85%，安裝工程的65%。直到2002年這段歷史解密，人們才第一次聽說了“816”這個名字；直到2010年核工程洞首次開放，它的真容才第一次展示在世人面前。

半個世紀過去，世界格局和國際形勢滄海桑田，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今非昔比。沒有完工的816地下核工程永久停工了，現在它是以“世界第一大人工洞體”著稱的一處旅游景點。

現在，我們可以講一講816的故事了。

地下長城

與那些需要仰視的巨大建筑不同，要走進816地下核工程的洞體，才能感受到宏偉帶來的震撼。

背靠武陵山，816地下核工程完全隱藏在山體內部。這座掏空山體的人工奇跡，洞廳共9層，高達79.6米，拱頂跨高31.2米，總長24公里。

整個工程，在山體周圍共有大小19個洞口，根據不同規劃，人員出入口、汽車通行洞、排風洞、排水溝、倉庫等應有盡有；里面共有大小洞室18個，道路、導洞、支洞、隧道等130多條，大多數的寬度和高度都能通行卡車。洞體內廠房進洞深度400米左右，頂部覆蓋層最厚達200米，核心部位廠房的覆蓋層厚度均在150米以上。

816廠的老廠長張曉東告訴記者，這個“地下長城”是完全為核戰準備的，所有的設計都符合“戰備”的需要。816核工程洞的洞體可以抵御100萬噸當量氫彈在空中爆炸的沖擊和1000磅炸彈直接命中攻擊，還能抵抗8級地震的破壞。

今天，主洞口原先的鉛門被拆除，墻體上剩下一道2米寬的鑿刻痕跡，顯示著當年這扇數百噸的鉛門的厚度。

這些鉛門的構造與眾不同，816工程所有露在外面的洞口處的鉛門都由光電控制，只要核爆炸閃光一出現，一秒鐘內鉛門就會自動封閉。須知這是上世紀70年代的設計，中國自主研發出的這項技術，在當時堪稱神奇。

816最核心的部位是核反應堆大廳，也是整個洞體內最大的洞室，洞內有九層高，在第九層的中央控制室里，曾裝配著當年中國最先進的中央控制計算機組。

816并不是生產核武器的基地，作為我國第二套核反應堆，它的主要任務，是生產原子彈的原料——钚239。

在這里，有必要先介紹一些原子彈的科普知識。

原子彈裝的核燃料一般有兩種：鈾235或钚239，分別稱為鈾彈和钚彈。美國投在廣島的第一顆原子彈“小男孩”是鈾彈，投在長崎的第二顆原子彈“胖子”是钚彈。

鈾235可以從鈾礦石中提取，不過其含量僅占0.7％，其余都是不能發生鏈式反應的鈾238。從天然鈾礦石中提取鈾235的過程即通常所說的“鈾濃縮”，用于制造原子彈的鈾235濃度要在90%以上。鈾濃縮需要很高的科技水平，因為鈾235和鈾238猶如一對雙胞胎，其化學性質幾乎完全相同，無法進行化學分離，只能采用物理學方法濃縮，過程時間長且花費巨大。

钚239在自然界的存量幾乎為零，只能依靠人工生產。它是鈾238在核反應堆中轉換而成，采用化學方法即可分離出來。钚彈中钚239的濃度必須達到93％以上。

武器級鈾235和钚239的“原材料”都是鈾礦石，相對而言，生產钚239要省時、省力、省錢得多，前提是掌握技術含量更高的核反應堆。

前蘇聯的第一顆原子彈是钚彈。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前蘇聯間諜搞到了美國原子彈的技術，所以直接走了這條“捷徑”。不過，由于鈾235存在于自然界，有核國家的原子彈研究多從鈾彈開始。

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也是鈾彈。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原子彈發展路徑是內外條件“逼”出來的。

首先，中國的鈾礦資源并不豐富。1955年1月，我國決定制造原子彈，第一個難題就是初始原料——鈾礦的采集和加工。

當年2月，兩支鈾礦地質勘察隊成立，在前蘇聯專家的指導下開始找礦。歷經數年，尋遍九州，終于找到了幾個高品位鈾礦床，在這些礦床上，中國在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建設第一批8座鈾礦廠。

然而，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核材料并非完全從這些鈾礦中產出——由于1959年前蘇聯援助的中斷和專家的全面撤離，加上國民經濟困難以及鈾礦產地極端惡劣的自然環境，這些礦廠直到1962年至1963年才完全開工。制造一顆原子彈所需的鈾礦石數以萬噸計，所以在1958年，負責核工業建設的第二機械工業部（后文稱二機部）提出了“全民辦鈾礦”、“大家辦原子能科學”的口號，將成千上萬的農民動員進了找礦隊伍里，保障了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原料供應。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是真正的“人民炸彈”。

始建于1957年的國營404廠，是當時中國唯一的大型核原料生產基地，從黃餅（粉碎后的天然鈾礦石經多種溶液萃取、沉淀而來，多為餅狀。以最初的生產工藝，產品為黃色，因而得名）到鈾的純化、轉化和濃縮都是在404廠完成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

世界為之震驚，更震驚的是美、蘇這樣的核大國。所謂“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美國情報機關根據對我國核爆放射性塵埃等的搜集，驚訝地發現我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是內爆式鈾彈，這比其他國家的第一顆原子彈難度都高得多。

原子彈有槍式和內爆式兩種引爆方式，槍式相對簡單，但需要太多鈾235核材料，我國剛剛起步的鈾濃縮工業暫時無法滿足這一需求，因此把裝藥量較少的內爆式钚彈技術用在了鈾彈上。

這種以高超設計來彌補工業能力不足的中國特色，在我國核武器的發展歷程中很多時候是常態，后來氫彈的研制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我國首顆原子彈代號“596”，是為了記住蘇聯在1959年6月撕毀協議，停止對我國核武器項目的援助。

由于钚彈的技術含量更高，在當時的“核俱樂部”內，钚彈的研制才是主流。1967年，404廠生產钚239的主反應堆建成，成為中國的核原料生產基地。

就在這之前不久，1965年，中國決定建設第二套核反應堆，也就是816地下核工程。

這個誕生于上世紀60年代的計劃，在此后幾十年里徹底改變了幾萬人的命運。

絕密計劃

1965年春天，正在北京出差的張曉東接到了一個來自404廠的電話。

張曉東是安徽人，20歲考入哈爾濱工業大學土建系，學習了6年，1959年畢業后，他被分配到嘉峪關外100公里處的404廠基建處工作。

“404廠生產的是核元件的中間產品，再加工一下就成了核元件，然后拿到青海總裝廠221廠去。”他說。

讓三十歲出頭的張曉東沒有想到的是，中國剛剛核試驗成功，他就將離開茫茫的戈壁灘，到祖國的西南腹地去參與中國第二個核工業基地——816核工程的創建。

既有404，為何還要再建816？現在很多人可能會有此一問。在和平年代生活得太久，人們很難想象當時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

二戰之后，美國和前蘇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展開了數十年的斗爭。通過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外交競爭等“冷”方式，美蘇兩大陣營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進行著“相互遏制，不動武力”的對抗。

“冷戰”讓全世界都陷入對“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恐慌中，在日益升級的核軍備競賽中，誰掌握了生產核武器的核心技術并擁有更多的核彈頭，誰就掌握了“冷戰”的主動權。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手握著可以把地球毀滅幾遍的核武器。

而當時的中國，與美國長期對峙，與前蘇聯關系惡化，處在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威懾陰影下。

1994年，塵封在美國檔案館中的一批機密檔案滿30年，部分內容被曝光解密——在1964年以前，美國曾制定了對中國進行突然襲擊的計劃，目的就是迫使中國停止正在進行的核試驗。

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與三線建設》一書詳細記錄了美國突襲計劃的來龍去脈——

1961年1月至1963年6月，美國間諜衛星對中國進行了24次偵察飛行，辨認出羅布泊基地，美國確認中國將在1964年爆炸第一顆原子彈。隨后，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提出了一份長篇報告，擬定了直接和間接打擊中國核計劃的兩種方案。

1964年4月14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專家羅伯特·約翰遜起草了《針對共產黨中國核設施直接行動的基礎》。不過，在反復分析了計劃實施的可能性之后，美國的最高決策者們猶豫不決。

1964年9月15日，當中國的核試驗已經箭在弦上的時候，美國人最終決定放棄對中國“不宣而戰”的打擊，他們最后的看法是：在中國爆炸原子彈與美國對中國進行秘密打擊之間，還是后者更有風險。

雖然美國試圖伸向戰爭按鈕的手暫時縮了回來，但是作為中國唯一的核原料生產基地，404廠無疑長期處于核威懾的主要目標范圍內。

張曉東記得，他們曾經從雷達上發現帶著照相設備的氫氣球從404廠上的高空飛過，“404廠高射炮的炮衣都脫下來了，但是我們當時的高射炮只能打900米，氣球不在高射炮射程內，只能作罷。”

顯然，再建一個隱蔽性和安全性更強的核工業基地，成為當時中國軍事國防的迫切需要。

實際上，1964年的中國邊境并不太平。8月，美軍介入越南戰爭，開始了長達數年的“越戰”。中越邊境地區，海南島和北部灣沿岸都落下了美國的炸彈和導彈。此后的歷史走向表明，越戰對美國和國際政治關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而對于當時的中國，抗美援朝的硝煙味道并不遙遠，美國叫囂對中國使用核武器的聲音仍在回響。國門附近再次響起美軍的槍炮，足以讓中國為之警覺。

這年8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兩次指出：要準備帝國主義可能發動侵略戰爭，現在工廠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區，不利于備戰，所以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戰略后方。

除了出于對核安全的考慮外，根據對當時國際形勢的綜合分析，毛澤東在“三五”計劃中，提出了“三線建設”的概念。

“三線”成為當時黨內使用最頻繁的一個新名詞，此后不久，全國上百萬人從沿海來到內陸城市，遠離家鄉，開始了“備戰備荒”的“三線”建設。

當時的劃分，全國分為前線、中間地帶和戰略后方，分別簡稱為一線、二線和三線。其中，沿海地區是一線，中部地區為二線，三線則指的是甘肅烏鞘嶺以東，京廣鐵路以西、山西雁門關以南、廣東韶關以北的廣大地區。這一地區位于我國腹地，離海岸線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國土邊界上千公里，加上四面分別有青藏高原、云南高原、太行山、大別山、賀蘭山等連綿的山脈做天然屏障，在準備打仗的形勢下，這些地區成為了較為理想的戰略后方。

816工程的計劃就是在這樣的情勢下孕育而生。

按照當時的計劃，如果建成投產，816工程將由核反應堆和化工后處理廠及其配套工程所組成。816工程新建核反應堆增加了余熱發電，而主反應堆將采用當時國際上最先進的“石墨水冷熱中子反應堆”工藝。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這個龐大的工程最終投入使用，將超過404廠的規模，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核原料生產基地。

816廠的母細胞是404廠。作為404廠基建處的工程師，在1965的春天，張曉東和同事們一起被“成建制”地抽調組建816廠，他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為中國第二個核工業基地選址。

那時的張曉東還不知道，烏江邊上落后閉塞的白濤鎮，將成為他人生的第二故鄉。

選址白濤

以404廠的人員為基礎，816廠的選址勘探組在1965年初成立。

此后，選址勘探組跑了云貴川的很多地方，“很多車都跑廢了。”

選址小組最先選擇的兩個地點，一個是川西洪雅縣羅壩區，第二個是涼山彝族自治州甘洛。

張曉東回憶，最初選擇洪雅是因為這里靠雅安只有25公里，屬于樂山地區管，而當時中國的核工業都集中在那個地方，“與816同時興建的812廠、814廠也都在這個地區，但是也正是因為過于集中，不符合我們國家‘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選址原則。但是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地形的限制。”

洪雅有很多小山，選址小組最初為廠址選擇的地方，在兩山之間的一片盆地上，但是經過勘探，大家覺得這個地點并不理想：山不夠高，盆地也不夠凹，出于隱蔽性的考慮，洪雅這個地點最終沒有成為816廠所在地。

第二地點——涼山彝族自治州甘洛也因為不夠隱蔽而被放棄。

當時，西南地區特別是四川，因為高山林立的特殊地形和相對富庶的基本條件，成為了“三線”的中心，1966年，四川省的三線建設投資，幾乎接近全國的六分之一。

四川的深山十分符合核工業要求隱蔽的特性，又因為核原料加工要依靠穩定的水源，選址小組決定，在烏江邊的涪陵和萬縣兩個地方，尋找合適的廠址。

選址小組先到了涪陵，沿著烏江一直往上游走，走到白濤這個地方的時候，發現這里的地形條件非常有利：既有高山做屏障，又挨近烏江水源，最重要的是，這里有堅固的山體構造，如果在大山中挖一個洞，將整個核工程隱蔽在洞中，安全系數就更高了。

1965年5月，404廠的黨委書記王侯山等人來到白濤鎮，進行現場復勘，一眼就看中了這里高山密林、植被豐富、山體巖石完整的自然環境。

定址白濤后，由于保密的需要，這個地名便從中國地圖上消失了。

1965年8月份，張曉東他們在涪陵最熱的天氣里，迎來了北京二機部第二研究設計院的專家們。回想起往事，張曉東最津津樂道的一個細節是：“設計院的女同志都是大紅臉。”原來，當時的汽車沒有空調，重慶這座中國著名的“大火爐”給了專家們一個“下馬威”，40攝氏度以上的高溫把幾個小時的車程變成了烤箱。設計院的女同志們走下車來時，一個個臉上都是紅撲撲的。

第二研究設計院曾研究設計了404廠，816核工程洞主體工程的構造設計，也將由他們完成。

規劃的一個難點，就是生活區位置的確定。為了避免核輻射對工作人員身體的影響，核工程和生活區的距離一般是在10公里左右，在甘肅的404廠和青海的221廠，都是按照這個距離規劃的。但是，要在人口密集的四川設定10公里的無人區，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最終，規劃提出了折中的方案：在核工程附近三公里以內，絕對不能有住戶，三公里以外可以安置一些不太重要的工程，生活區設計在距離主廠區5公里以外的山上，“一是距離遠一些，核輻射小，二是山上比較涼爽，白濤的夏天太熱了。”

規劃里最難的部分，是核工程主體建設中在山體“打洞”的部分。按照最開始的規劃，打洞的工作由二機部下屬的國營26公司完成。

26公司主要負責打礦和采礦作業，但是如何在堅硬的大山中挖出一個幾十公里長的山洞，其實也沒有太多經驗。按照當時26公司寫的規劃報告，打洞總共需要30多個月的時間，誰也想不到，這個山洞最終挖了6年，挖出的石頭整個填平了一條白濤河，而最終完成這個工程奇跡的，也不是以采礦為主業的26公司，而是2萬多名工程兵和來自全國各地精挑細選的工程專家。

8342部隊

1969年春天，當聽到一個番號為8342的部隊正在征兵的消息后，剛剛高中畢業的陳懷文在山西平遙應征入伍。

他在《難忘的核軍工洞建設歲月》一文中回憶道：“我當時立刻聯想到了中央警衛團8341部隊，既然這兩個部隊排序緊緊相連，那8342部隊應該也在北京了。”

于是，陳懷文當即下了決心：當兵就要到北京當去。

12月18日，戴著大紅花的陳懷文告別家鄉，坐上了運兵的火車，令他沒有想到的是，火車開到石家莊后就拐彎向南行駛了。

一路上，火車過黃河，跨長江，在涪陵轉彎，又順著清澈的烏江水南下，最終在一個小碼頭停靠。

接兵部隊的首長這時才大聲宣布：我們的部隊駐地到了。

此時的陳懷文才知道，他當兵的地點并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地圖上都找不到坐標的白濤鎮。

經過3個月新兵訓練后，陳懷文逐漸了解了8342部隊的來歷，這是一支中央軍委直屬的特種工程兵部隊，長期擔任著國家重要國防工程建設項目。從1967年開始，該部隊秘密移防到白濤，承擔了816工程最為艱巨的洞體開挖任務。

此時，張曉東已經正式從404廠調到816廠快兩年了，作為第一批來到816的工程師，和在404廠時一樣，他仍被分配到基建處工作。

在1966年到1969年這三年中，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816工程的進度非常緩慢，幾乎停滯。不僅僅是816工程，整個“三線”建設都受到影響，1965年被任命為西南三線副總指揮的彭德懷，在1966年底被揪回北京，不少三線項目，比如成昆鐵路等，都處于停頓狀態。

至于為何調集幾萬工程兵來白濤進行山體打洞，而沒有按照最初的計劃由二機部自己完成，張曉東說，“當時‘文化大革命’正是最如火如荼的時候，二機部的領導也都被打倒了，中央可能也是考慮二機部沒有能力獨立完成這么大的項目，于是決定把打洞的任務交給部隊。”這個決策是完全正確的，“后來遇到的實際困難證明，如果不是工程兵的努力，這個洞絕對打不成。”

1967年，根據周恩來總理的批示，二機部和工程兵司令部在北京召開了會議，確定了由兩家分工合作完成816工程。

此后一年多的時間里，8342部隊在各地招兵，2萬多工程兵進入了白濤。

工程兵是分批作業，根據統計在6年中前前后后參加工程建設的部隊總人數，高達6萬人。

1969年3月，中蘇兩國在珍寶島發生邊界武裝流血沖突，這一突發事件，讓中央再次對“三線”建設重視起來。中國感受到了更嚴重的軍事威脅和核威懾。

蘇聯甚至通過美國新聞媒介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武器打擊。9月16日，有蘇聯高層背景的記者路易斯在文章中指出：蘇聯正在討論打擊中國在羅布泊核試驗基地的可能性。

于是，1969年的中國再一次進入了戰備高潮，這一次的戰備對象從美國變成了蘇聯。

距離中蘇邊境并不遙遠的404廠，也再度安全告急。

畢業于湖南大學土木系的高材生潘開泰，從蘭州化工設計院調到404廠，1969年的夏天，他突然接到了入川的通知。

“404廠很多人早就知道來四川，但是我知道得很晚，廠里發過三次入川名單，我都沒有注意。”今年已81歲的潘開泰，對當時的歷史細節仍記憶猶新。

“當時如果中蘇真的爆發戰爭，蘇聯的導彈7分鐘就能打到404廠，所以當時404廠非常緊張，火車、汽車都日夜不熄火，接到命令就馬上離開。”潘開泰回憶，那一年，他們定期參加在404廠禮堂內召開的政治形勢報告會，雖然當時警惕的對象包括“蘇修”和“美帝”，“但主要感覺還是提防蘇聯，認為他們要摧毀我們，一打仗就會用原子彈，不是常規戰。”

出于備戰考慮，404廠的相關資料被外移，分散風險。404廠的人員也分成了幾個部分陸續轉移，根據潘開泰的回憶，當年從404廠成建制調到816廠的，大概有兩三千人。

由于沒有做入川的打算，他把自己的行李包都借給了別人，在入川前兩天，他才突然接到通知。第一次來到白濤鎮時，這里給他的印象是除了滿地野墳，什么都沒有。

因為潘開泰過去一直從事工程設計工作，到816廠后，他被安排在烏江東岸的816工程總指揮部，負責工程的設計管理。

潘開泰說，在參與工程的所有人中，最辛苦的就是工程兵。在那個年代，沒有先進的設備，完全靠炸藥炸開厚實的山壁，再用人力挖坑，刨石頭，戰士們用一把鐵鍬挖空了一座山。

18歲的陳懷文被分派到風鉆班，主要任務是在坑道掘進中打炮眼。施工實行三班制，四班倒，24小時不停歇的作業，每個班必須在8小時內完成自己的工作量。

風鉆班用的是重達50多公斤、日本制造的鑿巖機，施工作業時工程兵必須頭戴防塵罩，在工作服外還要套上防水衣，腳上再穿上高筒水靴。為了鑿巖石時機器不因為過熱和巖石摩擦著火，必須時刻用水噴著鑿眼處，水槍里的水打到巖石上，再濺到工程兵的身上，在冰冷的冬天里，很多工程兵因此而患病。

整個工程進度中，危險時刻都在。

挖洞掘進中需要工程兵經常前往查看，有時炸藥出了問題，意外爆炸，不少戰士因此受傷，甚至犧牲。

山洞挖掘到一定深度時，洞內有時會發生垮塌，掉落的巨石瞬間就能奪走一個戰士的生命。

8342部隊在白濤花費了將近6年時間，終于完成了洞體挖掘工作，完成了主體洞室、三十多個分支洞室和一百多條連接導洞的施工。

部隊陸續撤走以后，1974年4月，國營22建筑工程公司首批人員經過長途跋涉，匯集到白濤，進行洞內工程施工。

當陳懷文隨著部隊離開白濤時，他的許多戰友卻永遠留在了這里。

無名英雄

在整個掘洞和軍工建設過程中，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兵犧牲，他們的尸骨被掩埋在816工程洞附近的“一杯水”烈士陵園里，這些年輕的戰士平均年齡不到21歲，有的人甚至連家庭準確地址都沒有留下。

由于816工程是國家機密，在幾十年后，這些戰士的家人才知道他們當年為何犧牲，如今又埋葬在哪里。

曾為《瑯琊榜》、《偽裝者》等電視劇作曲的音樂人孟可，與816有一段不解之緣。

在孟可的記憶里，他的三叔孟潔遙遠又陌生，他只知道，這個小叔叔18歲當兵，24歲便犧牲了。在偶爾茶余飯后的閑談中，父母不經意間談到三叔，總是黯然神傷。

最讓孟家人放不下的事情，是不知道這個年輕便離家的“三叔”最后到底犧牲在哪里，尸骨何在。

機緣巧合的是，2014年，中央電視臺拍攝了大型紀錄片《銘記》，其中有一些關于816核工程的鏡頭。在片中，一名烈士的墓碑一閃而過，盡管畫面只停留了一兩秒，孟可的二叔孟浩還是看見了自己弟弟孟潔的名字。

孟家人根據這個僅有的線索，經過多方打聽，終于證實了鏡頭中一閃而過的那個名字，就是自己的親人。

2016年11月，在烈士墓前，孟可年邁的父親用顫抖的指尖撫過墓碑上那個熟悉的名字。兄弟一別，陰陽兩隔，整整45年。

張曉東說，816廠作為一個絕密的工程，在這里工作過的所有人，包括工程兵，都必須對這項工程的內容絕對保密，即便有人在工作中犧牲，也不會告訴家人他的具體犧牲地點。

816有十分嚴格的保密紀律，所有進廠的人，都要經過嚴格的政審，而大部分工人為這個山洞工作了半輩子，卻從來沒有在山洞里完整地走過一圈。

1976年進廠的馮川勇，在816廠的動力處工作，但是一直到2010年816工程洞開放時，他才第一次進洞參觀。據他回憶，816廠當時有一個警衛團負責安全。每個車間都有警衛，路口、橋頭也有人背著槍站崗。洞體外一共有三層保衛，進來的車輛要對口令，口令經常改，對不上就進不去。

即便是816廠的工作人員，也劃分了不同的內部保密等級，不同的人可以去的地方是不同的，不是隨便哪里都可以去。

“我進廠以前是下鄉的知青，父親是革命干部，所以我進廠時的政審沒有問題。”馮川勇說，動力處日常的工作在洞外，雖然是816廠的人，但是他平時并不能隨便進洞，偶爾有事情要進洞去，都是集體坐車，直線來去，不能多說話。

所以，在816停建前，馮川勇只坐車穿行過816工程的一條山洞，這還是因為要穿到對岸去修建發電廠，旁邊沒有別的路可以走而特別獲準進入山洞的。

作為主要工程設計人員，潘開泰可以在洞里隨意走動，但是對外，他必須嚴格執行保密紀律。

那時，“816工程”以及“816廠”是內部才能使用的名稱，對外的掩護名字曾有“建新公司”、“建峰公司”等，過一段時間就要換一個。

潘開泰受困于自己總要對親朋撒謊，他對外宣稱自己在生產工業器材的企業上班，有時在火車上碰到同學，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他要提前或延后下車。“有一次，一個同學說他們要購買工業器材，非要到我們企業來看看。我只好撒謊說要出差，躲過去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張曉東身上，他的哥哥曾經因為工作原因到816廠里來參觀，到了以后才知道自己的弟弟原來在這里工作。張曉東對外通信，地址只能寫“重慶市4513信箱”，所以家人和朋友大多認為他在重慶市里工作。

即便有嚴格的保密紀律，泄密的案例也偶有發生。據說，曾有一名816廠派駐重慶辦事處的職工，因為對一個女子炫耀“我們單位搞原子彈”，后來被揭發，勞改了好幾年。

出于保密的需要，襄渝鐵路甚至為此改線，不走平地而走山洞，在816附近也不設站點。

2009年4月下旬，因為816核工程以旅游景點的身份對外開放，重慶涪陵邀請了百余名曾參與洞體施工的老兵重返816。在身邊遍插“軍事禁區，嚴禁入內”旗子的大山內工作了若干年，這些老兵并不知道自己當年參建的地下核工程究竟是什么樣子，可見當時的保密工作多么嚴格。

歷史記憶

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的歷史走進新的紀元。

作為一個幾乎與世隔絕的準軍事化單位，已經建設了十幾年的816工程，漸漸感覺到與外界的脫節。

雖然隱隱有預感，但在1982年6月接到中央緩建816工程的指示時，潘開泰仍感到巨大的意外。

816工程只是全國下馬的“三線建設”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時面臨關停并轉的三線企業，不計其數。

“三線建設”歷時16年，貫穿了三個五年計劃，國家總共投入了2052.63億元巨資，占這期間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三線建設”涉及全國600多家企業、事業單位的重建、搬遷、合并，整個工程的規模史無前例。成千上萬的工人、干部、知識分子和解放軍官兵跋山涉水來到深山峽谷、大漠荒野，投身于“三線建設”中。

在這十幾年間，全國修通了25萬公里公路、10條鐵路干線，建成了45個重大科研生產基地，攀枝花等30多個新興工業城市拔地而起，20多萬工程技術人員在此過程中被培養起來。

然而，20世紀80年代的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趨于緩和，國家對國際形勢作出了新的判斷，認為戰爭不再是國際形勢的主要方面，和平與發展才是當下世界兩大主題。

1983年11月，國務院批準在成都設立了“三線”建設改造規劃辦公室，開始對全國“三線企業”進行軍轉民的調整改造。

1984年6月，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正式決定816核工程停建。白濤鎮深山里的816核工程，接到了中央下發的正式停建通知。

此時，816核工程洞已完成85%的建筑工程、60%的安裝工程，已累計完成基建投資7.4億元。預計再花大概一個億，整個工程就可以投產。但是，為了和平和國家經濟建設的大局，816核工程洞不得不提前結束自己的歷史使命。

對于816廠的幾千名職工來說，工程停建之后來不及傷感，生存問題馬上擺在了眼前。

很多人陸續離開了816，到其他地方去自謀生路，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沒有離開，與816廠共同經歷了一段“找米下鍋”的困難歲月。

工程停建后，潘開泰開始帶著一路人到廠子外面給別人搞建筑設計，“我手下當時有七八個名牌大學的畢業生，為了生存我們到處找活兒，也有很多單位來找我，希望我調過去，甚至有的單位把戶口都準備好了。”

但是，潘開泰并沒有走。軍轉民的時候，816廠的老書記徐光和找他談話：“816困難了，你們有點本事的都跑了，留下這么多工人怎么辦？”

潘開泰當即答應了老書記不離開816廠。他一直踐行著自己的諾言，軍轉民后816廠正式改名為建峰公司，后來轉型做化肥，他一直擔任建峰公司基建處的處長，直至退休。

馮川勇也選擇了留下。他回憶說，在最困難的那段日子，他們基層工人什么都干過，在山上養過豬，在洞里種過蘑菇，甚至還在烏江上賣過自己做的面包。后來，他擔任了建峰公司的宣傳部長，今年才剛剛退休，他的兒子如今也在建峰工作。

張曉東作為最早一批參與創建816廠的“老人”，在工程停建后也沒有離開，他后來成為816廠的廠長，退休多年后，至今仍然居住在白濤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