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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蓬佩奧演講引發的關于“冷戰”問題的幾點思考

點擊：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8-04 08:24:09

近些天，由疫情引發的美國對中國的“甩鍋”行為、美國決定關閉中國駐休斯頓領事館及中國關閉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以來，特別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的演講，引發了人們關于“冷戰”問題的思考。筆者也就“冷戰”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談談幾點認識。

一、蓬佩奧演講首先引發國際輿論關于中美對立是否“冷戰”問題的爭論

7月23日當地時間星期四下午，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州尼克松故鄉的尼克松圖書館暨博物館發表演講，將今天的世界定義為正在經歷“自由世界與暴政之間的戰爭”，并對中國從內政到外交發起猛烈抨擊。演講通篇都在將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對立起來，污蔑中國是“國內的壓迫者”和“不誠實的國際參與者”。他宣告尼克松總統近50年前開啟的對華接觸政策“已經失敗”，并號召西方團結起來對抗我國。

演說后，美國政府多名高官在不同場合發表了對華強硬言論，且把這次演說比作對中國的“冷戰宣言”。美國《紐約時報》網站7月28日發表題為《與中國的冷戰會是什么樣子？》的文章說，自尼克松政府以來盛行的與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不復存在。蓬佩奧的演說清楚地表明，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關系近幾個月已經到達最低谷。但這種對抗到底會是什么樣子？《紐約時報》文章認為中美之間開始了新的“冷戰”，但這次“冷戰”與上世紀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冷戰”有較大的區別。

但美國也有一些人反對這種看法。據媒體報道，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科茨于本月29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中美不存在冷戰，即使有，我們也贏不了》。文中說，在對付中國方面，如果美國還想用冷戰時期對付蘇聯的那一套估計很難奏效，成功也不可能。“新冷戰”的想法是誤導美國走向錯誤的選擇。因為現在的情況和美蘇冷戰時期完全不一樣，這種差異會導致美國最終的失敗。最重要的原因就在經濟上，蘇聯的那種經濟模式已經注定了走向失敗。當時的蘇聯在全球貿易上根本沒有占據多大的角色，對于美國來說，蘇聯既不是競爭方也不是合作方。但是目前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在全球供應鏈或經濟領域中國都扮演著重要角色，冷戰思維不適用。他同樣認為，美國面臨“中國戰略威脅”時，最好的辦法就是“拉幫結派”，擴大美國和盟友的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共同封鎖，一起對抗。類似于關閉使館，制裁官員，調整關稅等都會引起對方的反制裁，美國討不到什么好處，也解決不了復雜問題。美國可以重構多邊主義來“橫架”中國，千萬不能采取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引起國際上的反感。

世界各國媒體也對蓬佩奧在的演講引發的所謂中美“冷戰”問題發表各種見解。很多外媒在報道中美關系新動向時，不約而同地使用了“冷戰”一詞。彭博社認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3日發表對華政策演講，“將美國與中國的競爭說成是對與錯之間的生存之爭，讓人回想起冷戰時期美蘇對峙時的語言”。英國《金融時報》則評論說，美國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與冷戰時期的場景高度相似，冷戰的幽靈再次出現。路透社更是直言，“美中進入新冷戰”。

英國廣播公司網站（BBC）發表題為《中美關系為何跌至幾十年來最低點》的文章指出，最新一輪的中美對抗升級，很大程度是美國造成的。來自特朗普政府內的批評人士對美國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的意義和時機心存疑慮，認為這是特朗普為了推卸抗擊疫情不利的責任，轉移民眾注意力，以謀求在11月的總統大選中連任。

法國《世界報》7月24日刊文指出，對于美國關閉中國駐休斯敦領事館，中國的回應是相對審慎和克制的。該報注意到，在社交媒體上，一些中國網友呼吁國家關閉美國駐香港的領事館作為回應，要知道，駐香港領事館比駐成都領事館的規模要大得多，也更具戰略意義。但中方并沒有這么做。

德國《商報》在題為《中美之間的新“冷戰”》的文章中強調，中美對抗升級對于世界經濟來說是一個巨大威脅。盡管中美之間的沖突與當年美蘇沖突有其相似之處，但目前為止并沒有形成陣營對立。原因在于，整個世界在經濟上的聯系更緊密了，不是一道新“鐵幕”就能隨便隔開的。文章還指出，無法套用美蘇冷戰時做法的一個最主要原因是，特朗普將西方應對中國崛起的戰略簡化為遏制，而事實上西方“無法像當年遏制蘇聯一樣遏制中國”。德國另一家報紙《每日鏡報》在題為《世界大國間的對抗有多危險？》文中指出，美國政府不能指望德國會成為其盲目追隨者。文章報道，德聯邦政府強調中國依然是德國在氣候保護和與伊朗核問題等國際議題上的重要伙伴，也是舉足輕重的經貿伙伴。另一方面盡管美國現任總統時常踐踏德美的共同價值觀，但美國畢竟與德國享有共同價值觀，并且還是德國不可或缺的安全保障。

日本《朝日新聞》在題為《美國的對華政策憑借力量打壓是行不通的》的社論中指出，雖然“霸權大國”美國和“新興國家”中國的對抗不斷升級，但與美蘇爭霸時期不同的是，中美兩國有著深厚的相互依存關系，也有協作戰勝2008年金融危機的經驗。文章認為，雖然蓬佩奧呼吁建立“新的民主國家聯盟”，希望價值觀相同的國家聯合起來對付中國，但蓬佩奧的這番呼吁顯然是無用功。在貿易、核裁軍、全球變暖等問題上，美國始終堅持“美國優先”，并不斷退出各種國際組織，美國的所作所為完全沒有體現出“民主主義”。文章認為，絕大部分國家都不會在中美間選邊站隊，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都希望中美實現和諧共處。日本是美國的盟友，也是與中國有著深厚歷史淵源的鄰國，為了亞洲及世界的和平穩定，日本應該在防止中美對抗升級上發揮應有的作用。

新西蘭最具影響力的新聞網站Stuff發表題為《與中國的新冷戰將比舊冷戰更考驗新西蘭》的評論員文章認為，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一觸即發，與美蘇爭霸一樣，是危險、昂貴且無意義的。但這次與美蘇冷戰不同，作為小國的新西蘭很難決定自己的命運。一方面，“五眼聯盟”召喚自己一起對抗中國，但另一方面，與中國的經濟關系讓新西蘭很難選邊站隊。目前，中國是新西蘭最大的貨物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已經增至每年306億新西蘭元。文章還指出，新西蘭必須要在這場新冷戰中找到適當的定位，要重新考慮國家外交政策的獨立性，“我們現在必須學會在面臨最艱難的外交政策挑戰中為自己導航，因為無論我們喜歡與否，我們正在駛入一場新的冷戰。”

二、要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認識“冷戰”的實質

面對著蓬佩奧演說引發的關于中美之間的對立是否是當今世界的新的“冷戰”狀態的爭論，筆者認為，關健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階級斗爭、階級分析的方法認識“冷戰”的實質及中美當今矛盾斗爭的實質。

首先從“冷戰”這一概念談起。1947年，美國政論家沃爾特·李普曼出版一本小冊子，書名就叫做《冷戰》。“冷戰”與“熱戰”對立而言。“熱戰”就是指敵對雙方直接的軍事和武力對抗活動。“冷戰”就是指除“熱戰”之外的一切其它的對抗活動。此后,“冷戰”這一概念便廣泛為美國報界和政界所采用。使用時實際也是指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即指1947年至1991年之間，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與蘇聯、華沙條約組織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政治、經濟、軍事斗爭。“冷戰”作為一個體制又特指戰后40多年美國對蘇聯建立的軍事上遏制、政治上對抗、經濟上封鎖、組織上包圍的有關制度、規范、措施。“冷戰”時代開始于二戰后，1946年3月5日，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在美國富爾頓發表“鐵幕演說”，正式拉開了冷戰序幕。1947年3月12日，美國杜魯門主義上臺，標志著“冷戰”開始。1955年華沙條約組織成立標志著兩極格局的形成。1991年華約解散、蘇聯解體，說明了蘇聯模式失敗，標志著冷戰結束，同時也標志兩極格局結束，前后共44年。美國成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世界格局變為世界多極化進程中的“一超多強”。

那么作為特定歷史時代的特定含義“冷戰”的本質是什么呢？筆者發現不同時代辭典、詞條中解釋是不同的。197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辭海》這樣解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帝國主義把它們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的，除了武裝進攻之外的一切敵對活動，總稱為‘冷戰’”。

注意！這里一是強調了“冷戰”是帝國主義的概念；二是強調了“冷戰”的性質是“帝國主義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對行為。這樣解讀顯然是分清是非的。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的“冷戰”行為是非正義的，二者是代表非正義的“帝國主義”與代表正義的“社會主義”之間的對抗。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第一句話就是，到目前為止，人類社會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也就是要求我們要自覺運作階級斗爭的觀點認識解讀自《宣言》之后的人類全部發展史。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本質是帝國主義之間的戰爭，后轉化為全世界人民同法西斯之間的戰爭。而戰后最大的變化就是出現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兩大集團的對立。這種對立本質上不是單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利益之間的沖突與對立，實質是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根本利益的人類先進、進步勢力的“社會主義”與代表國際壟斷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人類反動、落后勢力的“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對立斗爭。這種對立雖然沒有發生如兩次世界大戰那樣大規模的武裝沖突，但局部沖突、戰爭及其它各種形式的矛盾沖突始終沒有間斷。這就是西方國家稱之為“冷戰”的背景和國際范圍的“階級斗爭”的客觀事實。但西方國家的政要絕對不敢承認“冷戰”的階級斗爭的本質，因為他們也從來不承認人類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他們只是從大壟斷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從遏制共產主義事業的兩大集團的非軍事的對立這種現象和形式看問題。

這種認識問題的方法和現象也影響到國內。筆者查詢“百度”詞條，關于“冷戰”性質這一問題這樣寫到：

“這是當時的美國和蘇聯同為世界上的‘超級大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兩國及其盟國展開了數十年的斗爭。在這段時期，雖然分歧和沖突嚴重，但雙方都盡力避免世界范圍的大規模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其對抗通常通過局部代理戰爭、科技和軍備競賽、太空競賽、外交競爭等‘冷’方式進行，即‘相互遏制，不動武力’，因此稱之為‘冷戰’。”

“冷戰主要表現為以美國與蘇聯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之間的對峙。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爭奪，是世界長期不得安寧的主要根源。兩大軍事集團實力相當，誰都不敢輕易動用武力來結束對方與其的世界霸權爭奪。兩國都儲存了大量核彈頭，彼此相互保證毀滅。冷戰結束后再加上經歷了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磨難，世界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對戰爭。”

這段解讀的最大特點是不分兩大對立集團的是非、善惡，各打五十大板，完全混淆了正義戰爭與非正義戰爭的區別。矛盾的對立雙方似乎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對立，而是世界人民同“兩大集團”之間的對立。

同時，再結合當今美國及世界其它國家使用“冷戰”概念的含義，其最大的致命的缺陷，就是僅僅停留在對事物現象的表面的認識上，而不分“兩大集團”正義與邪惡的對立。前邊我們已經介紹。“冷戰”與“熱戰”是關于兩種戰爭狀態、戰爭形式的認識。“孫子兵法”講到戰爭的重要因素是“道”即戰爭的目的。戰爭雙方目的不同，戰爭的性質也不同。抗日戰爭對中國人講就是正義戰爭，對日本人講就是非正義戰爭。戰爭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對待戰爭的態度也不同。所謂“冷戰”時代，其性質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發動的對社會主義的戰爭。正義一方是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包括中國。非正義一方是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作為局部戰爭的抗美援朝戰爭（西方稱之為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屬于“冷戰”時代的產物。當今西方國家談起當年的“冷戰”時代，一般都不提起戰爭的目的或性質，如果提起，他們都是站在西方大資產階級的立場上，認為美國一方是正義國家，是為“自由世界”而戰，蘇聯一方是非正義的邪惡國家。這顯然是顛倒黑白。所以他們解讀中美關系無論是否是“冷戰”？但都把戰爭的挑起一方歸結為中國，而美國是捍衛“國家正當利益”一方，是正義一方。這種對待戰爭性質的認識決定了美國政要不可能采取正確的態度和策略。需要在這里指出，“冷戰”時代的整個過程，矛盾是發展變化的。“冷戰”后期，即70年代末至“冷戰”結束，由于蘇聯出現嚴重的資本主義復辟現象，蘇聯由社會主義國家蛻變為社會帝國主義國家（以蘇聯入侵阿富汗為標志），美蘇矛盾開始出現“帝國主義相互爭奪”性質的一些因素。但不能根本否定整個“冷戰”時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正義與邪惡的根本對立性質。任何借口后期出現的某些變化否定整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階級斗爭的這種性質是完全錯誤的。

三、用“冷戰”概念的不同含義解讀當今中美之間的對立

筆者前面已述，當今人們使用“冷戰”概念實際是指有關聯但又不完全相同的兩個含義。

一是特指近半個世紀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冷戰”時代，其對立的具體內容、手段、方法具有特定的含義。這已經成為一個特別的“個別”概念、單稱概念。“冷戰”之后出現的任何國家、集團的非軍事對立不可能再現當年美蘇對立的那種具體特征和過程。從這個意義上，把當今中美之間出現的一切非軍事對立如中美貿易戰、美國“甩鍋”行為、撤銷領事館等用當年的“冷戰”時代的“冷戰”概念加以解讀都是錯誤的。美國《華盛頓郵報》以及英、法、德、日、新等國部分媒體反對使用“冷戰”概念解讀當今中美對立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辯證法認為，任何個別都包含一般，作為個別的“冷戰”時代的“冷戰”包含著一般。這個一般的含義就是指敵對雙方的一切非軍事的對抗和對立。實際也是階級社會中敵對雙方的歸根結底圍繞利益之爭的除直接軍事沖突的其它所有對立和斗爭。按照這個“冷戰”含義一是可以解讀“冷戰”之后的美俄對立。西方國家把“冷戰”的結束界定為1991年蘇聯的解體。若按照“冷戰”特殊含義，美俄之間就不存在“冷戰”行為了。事實上并非如此。近30年美俄的非軍事對立絕不亞于當年的美蘇對立。從這個意義上，一般意義上的“冷戰”行為依然存在。盡管當今的俄羅斯已經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但美俄之間的非軍事對立依然是美蘇對立的延續、延伸。美國仍然把俄羅斯看做稱霸世界的最大阻力和障礙。當今美俄在世界范圍的對立比比皆是。其根源就是美國的帝國主義和稱霸世界的本性和侵略擴張的性質。盡管蘇聯剛解體時，一再向美國示弱，但美國仍然對俄羅斯咄咄逼人，最終導致普京上臺后，勇敢地再次拿起反美旗幟。這難道不是新的歷史時代的“冷戰”行為嗎？而且這種對立仍然是正義與邪惡的對立，是當今世界范圍內階級斗爭的突出表現。

二是可以解讀當今中美對立。當今中美對立既與當年的美蘇對立不同，也與當今的美俄對立也不同。但二者之間的對立是實實在在的客觀事實。任何一個稍有客觀眼光的有識之士都能夠看到這一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再表示，韜光養晦，與世界接軌，合作共贏，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專注自身的經濟發展、金融危機中出手救美國等誠意和愿望，但美國對中國仍然沒有絲毫的讓步和收斂，事事處處繼續打壓、制裁中國，鼓吹“中國威脅論”。典型的事件就是炸我大使館，撞我飛機，對臺軍售，通過阻撓我統一臺灣的“臺灣保障法”，挑釁海南，干涉香港，涉疆法案，挑起貿易戰，逮捕孟晚舟，以至于發生今年的美國“甩鍋”行為、撤銷領事館行為……，類似事件屢不勝數。事實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亡我之行為不斷，且變本加厲。這難道不也是典型的“冷戰”行為嗎？美國一些政要、媒體是否贊成還是不贊成如當年對付蘇聯那樣的“冷戰”思維和“冷戰”行為對付當今中國，但爭論雙方絕對都沒有喪失任何敵視中國的企圖，沒有任何與中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的愿望。如本文開頭提到的美國前國家情報總監科茨于本月29日在《華盛頓郵報》撰文雖然不贊成對付中國用當年“冷戰”那一套方式，且認為也很難奏效和成功。但他絕沒有放棄繼續與中國對抗的狼子野心。他主張最好的辦法就是“拉幫結派”，擴大美國和盟友的政治，經濟，軍事影響力，共同封鎖，一起對抗。這與“冷戰”思維與行為有區別嗎？

四、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政府究竟如何應對美國的新“冷戰”思維方式和行為？

前文已經指出，“冷戰”概念是西方政要人士解讀當年美蘇對立狀態時發明的一個概念。社會主義國家者并不否認當年對立的客觀事實。但從來沒有把這一概念看做科學概念，也反對用這一概念解讀歷史和現實。當年美蘇對立、當今美俄對立、中美對立都客觀存在非軍事方面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軍事方面的對立。不同的歷史時代、不同的歷史條件、不同國家的對立內容、方式、方法都不完全相同，但如《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歸根結底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宣言》產生之后，人類的全部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實質都是代表人類進步發展的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勢力與代表人類落后、邪惡、反動資本主義思想體系與勢力的斗爭。如果說，十月革命之前還僅僅是思想意識形態的對立，那么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立之后特別是二戰后社會主義陣營的出現，這種先進與落后的對立就直接表現為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社會制度之間的對立。其實質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對立。只要人類沒有最終實現沒有私有制、沒有剝削壓迫的共產主義，這種對立就一直持續下去。正如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同志2014年發表在《紅旗文稿》中的一篇文章指出的，今天的中國和世界“仍然處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判定的歷史時代，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個前途、兩條道路、兩種命運、兩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時代，這個時代仍貫穿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階級斗爭的主線索，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斗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這一指導思想是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政府應對蓬佩奧演講及其引發的關于“冷戰”問題的總的指導思想。具體講應該是：

第一，認識中美當今對立的歷史時代特征和主線索仍然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對立斗爭。無論是美國任何領導人上臺，都改變不了這一總的基本特征。因為資本的本性就是剝削壓迫，決定了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本性就是世界霸權、侵略擴張。它全部發展的動力和源泉就是持續不斷地用武力或非武力欺負他人和掠奪它國人民的財富。否則就不是帝國主義了。幻想帝國主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絕對不可能的。那種置國際階級斗爭如此尖銳激烈的狀態而無視，卻把一個也沒有解決的“和平與發展”問題歸結為當今世界的本質，則必然造成自我麻痹的錯誤引導，極大影響中國共產黨人制定正確的國際斗爭策略和交往原則，削弱世界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剝削制度的斗爭精神和意志。同時那種離開中美利益的根本對立和“冷戰”存在的客觀事實，不要斗爭只要合作，主張用妥協換取中美合作共贏，完全是一廂情愿的現代修正主義幻想。

第二，中國共產黨人不能消極等待資本主義的自行滅亡，而是要拿起階級斗爭的武器，向資本主義世界發起主動的還擊和進攻。《共產黨宣言》揭示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歷史發展趨勢，共產黨人的所有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建立在這一歷史發展規律基礎上的。但共產黨人絕對不是消極等待資本主義的自行消亡，而是通過階級斗爭的實踐最終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制度。同時，共產主義的這種最終目標不是在一兩個國家消滅剝削制度。在世界資本主義仍然存在特別是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存在的情況下，一兩個國家或幾個國家也是不可能建立共產主義社會的。列寧主義的偉大之處就是在人類整個剝削制度的大體系和大框架之中，撕開了一個缺口，后又形成了敢于與帝國主義陣營叫板的社會主義陣營。一個國家的反動統治階級不可能允許國家內部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的發展，那么整個國際范圍內的資本主義體系、陣營同樣也不允許社會主義的體系與陣營與之并存和發展，必然要從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軍事等諸多方面全力圍剿社會主義。這就是長達近半個世紀的所謂美蘇對峙的“冷戰”時代的本質。國際范圍的反對資本主義的階級斗爭也不是直線的過程，一定是極其艱難、曲折的過程，也一定會出現暫時的倒退，如中國革命的進程一樣。蘇聯解體導致特定含義的“冷戰”時代結束，絕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斗爭的結束。西方國家時不時拿“冷戰”概念解讀當今中美對立，說明他們對社會主義作為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趨勢仍然極其害怕，仍然竭盡全力對人類社會主義的進步因素企圖徹底絞殺。這就是當今西方國家叫囂“冷戰”的本質。但問題在于，社會主義陣營不復存在，社會主義事業遭到嚴重挫折之后，社會主義國家在資本主義的步步緊逼之下，卻不敢如中國共產黨1927年4·12大屠殺之后，抹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勇敢地拿起槍桿繼續同反動勢力進行更加頑強的斗爭，而是被帝國主義的氣勢洶洶嚇破了膽，企圖在帝國主義的庇護之下，經營起自己的安樂窩，還時不時為帝國主義送去秋波和助其發展。40多年的實踐證明，這絲毫沒有換來帝國主義的任何“友誼”。前文指出的大量事實證明，向帝國主義下跪絕對換不來社會主義的發展和民族的復興。如果說是“發展”了，那只能是自覺不自覺地重新把自己變成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這實際是對《共產黨宣言》精神實質的偏離和背叛。正確的積極的態度就是積極、主動、勇敢地重新扛起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對勢力的大旗，積極支持世界各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派的斗爭，逐步地繼續擴大世界社會主義事業的范圍，把世界范圍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埋葬帝國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國內某些人講，西方某些反華人物“想要將所謂’新冷戰‘強加給中國，但是我們絕不接受。”“特朗普政府想要激化對抗、給中國強加‘新冷戰’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反華‘鷹派’再度發出‘新冷戰’的叫囂，但是中國不需要‘新冷戰’”“我們不希望與美國打冷戰，但也絕不懼怕任何挑戰。”這種認識的錯誤在于對美國的帝國主義本性決定了的“冷戰”思維和行為本身的客觀存在事實，采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主觀唯心主義態度。正確的態度是勇敢地面對這種對立，積極主動地迎接這種挑戰，發起有理有利有節的進攻，而絕不能在國際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實踐中充當“看客”和逃兵。

第三，必須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完整、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強調發展自己是完全必要的。沒有經濟的發展作為基礎，就絕對沒有同帝國主義斗爭的物質基礎。但問題在于我們處于整個資本主義包圍之中的國際環境下，發展的路線是以自力更生為主，還是過多依賴開放特別是對美國的依賴。毛主席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反反復復論證我們只能走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路線，在《論十大關系》等著作中論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毛澤東時代，正是堅持了這一正確路線，我們的經濟建設取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就。但是毛主席去世及改革開放后，這條已經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道路被一些人否定和取消，逐漸為“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單純依靠外援的錯誤路線所取代。從近幾年中美貿易戰事件中可以看出，走后一條路線，就是死亡之路。中興、聯想就是其典型。而華為則是走自力更生的路線。但問題是僅僅一個華為公司認識到自力更生的正確性還不行，還需要全黨和整個國家，各行各業都能夠認識到，且正確處理自力更生與爭取外援之間的關系。國內有一種論調，與美國對抗就會影響中美合作，影響中國經濟發展。這實際上還是把中國的發展寄托在與西方和美國的合作上，實質仍然是對自力更生為主的正確路線的懷疑和背叛，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喪失自信，也是導致國人崇美、恐美，拜倒在美國人腳下的政治、經濟、思想根源和心理基礎。

第四，改變在臺灣問題上的主觀幻想和保守態度，盡早盡快全面做好武力解放臺灣的各項準備工作。臺灣問題一直是建國以來中華民族心頭上的一塊疼痛。臺灣問題的本質不是單純的一個島嶼問題，而是中美對立也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對立的典型表現，是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借臺灣問題打壓、對抗、圍剿、封鎖社會主義中國的戰略思想和戰略措施的一張招牌和一塊巨石，也是美國無論是否承認與中國是否“冷戰”關系而客觀上直接或間接對抗的一種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如果說抗美援朝開始，美國第七艦隊占領臺灣海峽，中國沒有條件武力解放臺灣，但經過幾十年中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發展，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方面與臺灣相比，已遠超其數十倍。多少年來，我們總是希望通過民族感化、經濟交往、文化融合等非武力手段方式讓臺灣回到祖國懷抱中。但實踐證明，這條道路行不通。臺獨勢力較比前些年更加猖狂，美國借臺灣問題威脅、打壓中國更加頻繁。目前武力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我們不能一拖再拖地錯過大好時機。如果在臺灣問題上真讓美國的分裂陰謀實現，我們就會成為中華民族的歷史罪人。解放臺灣不單是一個島嶼回歸祖國，實質也是共產黨人和社會主義進步事業在新歷史時代條件下主動向帝國主義陣營和勢力范圍發起進攻的號角，是中國共產黨人為國際共產主義事業做出的杰出貢獻，其必將引發帝國主義的潰敗和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斗爭高潮的興起。那種害怕因臺灣問題得罪美國，或因解放臺灣引發與美國的武力交戰而影響國內經濟發展、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心理和觀念完全是錯誤的，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現，是變相的投降主義思想和行為。這種缺乏亮劍和敢于斗爭的行為絕對不是共產黨人的精神氣勢。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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