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有什么樣的經濟觀就有什么樣的財政觀。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的講話中強調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經濟領域堅守人民立場，就要求發展經濟應該緊緊依靠人民，因而主要依靠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事業單位，而不是過分依靠外資和私人資本，稅收的格局和財政支出的格局也與由私人企業作為主要的市場供給主體下的稅收格局和財政格局有質的差別。如果采取這樣的步驟，我們就一定能避免西方正在經歷的財政陷阱和經濟陷阱。
一、社會主義財政觀是我國財政制度可持續性的穩固支撐
馬克思主義認為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物質，并且認為物質第一，意識第二。但在物質與意識構成的二元對立的框架中，如果你要改造物質，就只能依靠意識，如果你要改造社會存在，也只能依靠意識。馬克思本人很少使用理性一詞。但由他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理性的表現，只不過這種理性不是黑格爾所說的絕對理性，而是基于現實分析的現實理性。僅僅是這種理性，就是足夠革命的了。所以，馬克思本人實際上是并不絕對地排斥理性的。也許，是由于劃清與其他學派觀點的緣故，馬克思很少使用理性這一詞語。馬克思的世界觀可以說就是馬克思的理性觀。這種理性觀運用于某個具體的領域，就是馬克思關于這個具體領域的觀念。然而，關于某個具體領域的觀念并非只有馬克思一種，而是有多種。一般說來，不同的階級關于某個領域會有不同的觀點。這是世界的辯證本質使然。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世界在諸多方面都會不同于符合資產階級利益的世界，盡管二者也有相同之處。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看，中國共產黨與其說是遵循了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毋寧說主要是遵循了馬克思的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的原理。中國共產黨正是創造性地使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理性的思想體系來改造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在改造中國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共產黨所能支配的生產力低下的制約。也正是在克服和逐步消除這種制約中，中國共產黨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財政觀不過是關于財政收入（包括稅收、企業利潤、國債、地方債、行政收費等）、財政支出的基本觀點。無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財政觀，都認為，財政制度不是獨立的，而是基于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結構而產生的。財政觀反映出一個國家的需要。但總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可以說，社會主義的財政觀認為：
1、公有（國有）企業是社會化的，國家可以根據社會發展需要，直接將企業利潤用于社會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2、因為1，國家的財政收入并不一定依靠稅收制度獲得，從而在諸多領域避免了稅收制度的復雜化和稅制成本；
3、因為1，也因為量入為出的財政原則以及國家債務的階級偏向性，國家無需發行大量債務；
4、國家行政收費保持在合理范圍之內，消除一切的隱含收費，保證國家的廉潔；
5、財政支出要合乎社會的需要，只在絕對必要時才發行赤字。
與之相反，資本主義的財政觀認為：
1、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和基本來源是稅收；
2、私人企業是個人的，國家只有權力按照稅法向企業來征稅，而不能任意侵犯私人資本的剩余索取權；【1】
3、國家可以發行國債（其名義從戰爭擴展到了維持就業）；
4、國家的行政收費的標準不大考慮無產階級的承受能力；
5、國家財政支出首先要大量用于維持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如軍隊、警察、監獄等。
從財政觀反映一個國家的需要的角度看，可以說，不同的財政觀導致了不同的財政制度格局，導致了不同的財政結果。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高度依賴復雜的稅收制度，對廣大的無產階級形成極深的壓榨，但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期稅收一般都難以彌補資本主義國家的當期支出，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一般都發行了龐大的債務，有的國家的債務甚至已經到了足以毀滅其貨幣價值的地步，到了不得不無限制發行貨幣來為財政支出融資的地步。如果說，資本主義國家在其發展的早期還能夠維持其預算平衡的財政紀律，那么，隨著其它國家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就越來越依靠龐大的財政支出來維持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運轉了。而社會主義國家看來，基于人民利益的立場，這種財政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異動，中國的財政結構也在一定程度上與西方國家趨同了。本來，在文革時期，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上繳占據了中國財政收入的一半，而到了21世紀初，財政收入中90%以上的收入都主要來自于稅收了。這種所有制結構與財政收入結構與西方的趨同并沒有讓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認為中國已經變成了與西方一樣的國家。它在看起來實現了中國經濟的繁榮的同時（GDP是高了，某些領域的科技是進步了，甚至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卻帶來了兩極分化（賤賣國企必然導致少數人暴富；私有資本得到的利潤確實遠遠高于普通工人所得到的工資）、環境污染等后果。如果做一個由經濟繁榮和兩極分化所構成的指標，很顯然，衡量中國所有制結構變化的合意性就取決于分別給經濟繁榮和兩極分化賦予多大的權重。按照孟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點，兩極分化是要賦予一個較大的權重的。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國必須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絕不能出現“富者累巨萬，而貧者食糟糠”的現象”。這就讓我們對當前中國這種所有制格局和財政的穩健性抱有一定的憂慮。總體上看，我國財政赤字和國債雖然還是可控的，按照所謂的國際慣例來說，還是穩健的，但按照絕對數量來說，幾乎是不斷增長的，甚至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還可能進一步的提高。根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受疫情影響，2020年1-6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96176億元，同比下降10.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44347億元，同比下降14%；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51829億元，同比下降7.9%。全國稅收收入81990億元，同比下降11.3%；非稅收入14186億元，同比下降8%。其中，國內增值稅28770億元，同比下降19.1%；進口貨物增值稅、消費稅6944億元，同比下降16.2%；關稅1192億元，同比下降15.2%；印花稅1511億元，同比增長8.8%（證券交易印花稅892億元，同比增長16%）。在收入大幅下降的同時，支出也下降了，但下降的幅度要小得多：2020年1-6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16411億元，同比下降5.8%。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16344億元，同比下降3.2%；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00067億元，同比下降6.2%。下降幅度最大的兩項分別是城鄉社區支出和節能環保支出：城鄉社區支出9963億元，同比下降30%；節能環保支出2661億元，同比下降15.4%。最近五年的國家財政債務余額也在增長，它反映了過去五年中國財政都處于赤字運行通道之中，見下圖。
【資料來源：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一般而言，為了重要目的，是允許出現財政赤字的。但毫無疑問，中國也需要避免出現不必要的赤字。過去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的赤字都是必要的嗎？中國財政債務余額非要增長嗎？從20世紀60年代經濟依然較為困難的中國就成為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國家來看，很顯然，中國的財政收支可能存在很大的結構優化空間。如果上述我們所說的無產階級的財政觀沒有錯誤的話，中國財政收支也有很大的結構優化空間。比如，我國的研發資金在不斷增長，但其使用效率并不高。通過提高研發資金的使用效率，就可以減緩研發資金的增長，甚至減少研發資金的投入而達到同樣的研發效果。通過更多的遠程辦公，也可以減少大學新建大樓的需求。又如，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真的需要那么多的出口退稅嗎？也許，延續目前的財政制度，我國未來也不會面臨類似西方的財政制度可持續性問題，但如果進行這樣的結構優化，我國未來就一定不會面臨類似西方的財政制度可持續性問題。
二、社會主義財政觀對當前中國財政政策的意蘊
第一，在當前，為穩定經濟實施減稅政策是必要的，但低稅率在長期是不可持續的。總體而言，世界各國的財政支出都呈現出剛性增長之勢。比如，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38874億元，同比增長8.1%。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支出35115億元，同比增長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203759億元，同比增長8.5%。即使我國減少某些領域的財政支出，如果無法充分減少，就必然使得國家財政益發地依賴赤字。國債發行需要成本，而這種成本構成發行商的收益。如果這些發行商中有私人金融機構（對于此，我們還沒有多少切實的數據），那么，就等于國家給這些私人機構提供了收入來源。2019年國家財政債務付息支出8338億元，同比增長12.6%。毫無疑問，中國的私人企業已經持有了大量國債。而且，越有錢的私人機構和個人越容易成為國債的持有者。于是，國債利息也成為了這些有錢的私人機構和個人的一個收入來源。只有在赤字是絕對必要的條件下，由私人機構通過國債得到巨額的收入才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抗美援朝所耗費的資金主要并不是通過國債融資的，更沒有私人從中得到巨額的收入。如果說，債務基本上是不必要的，那么，減稅政策就更不是可以長期持續的了。實施減稅政策容易上癮。這是因為隨著生產的發展，競爭的加劇，會有越來越多的私人企業遇到經營困難。遇到經營困難后，就會提出減稅的訴求。而這種訴求很可能會得到滿足，盡管不可能是完全滿足。但對于這種訴求的每一次滿足都將增加財政的困難，都將導致財政陷入兩難：發行國債是有成本的。而且，發行國債也容易上癮。因為總是有人可以從中漁利。于是，未來中國也可能成為國債大國。一旦成為國債大國，想要消除它，就很難了。如果不減稅，是否有好的解決就業的辦法呢？是有的，而且是更好的辦法。這種辦法就是公有化。從企業自身發展規律看，企業破產是一種常態。如果企業的資產依然具有生產性，那么，把它置于公有制的軌道無疑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不承認這一點，就是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了。當然，馬克思主義也承認，私人企業也能實現創新。但馬克思主義認為，公有制企業能夠實現更好的創新，因為公有制企業可以成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平臺。就連華為，也受到資金、技術和人才的制約。而通過程度不同的公有化，可以極大地減少這些制約。目前，對于公有化的一個疑慮可能是公有制企業的就業制度難以適應多變的經濟環境。而其實，只要讓新建的公有制企業采取一個較為靈活的就業制度就可以應對了。只要配備合格的領導干部（這一點也并不難以做到），這樣的公有制企業總比私有制企業來得要好。第二，征收高檔品、奢侈品消費稅和提高高檔品、奢侈品消費稅率。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收入的分化等，中國高檔品、奢侈品生產和消費（如高級香煙和白酒、高級轎車、豪華別墅）都已經達到了驚人的規模。這就為中國財政提供了一種稅基。即使提高稅率打擊了相關產品的生產，所得到的倡導合理消費促進消費公平的好處也可能能夠抵消它的壞處。第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對集體企業采取低稅率政策，促進中國集體企業的發展。根據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第六篇第四部分《貨幣解剖》，在延安時期，共產黨對群眾是不收稅的，但是對占人口約百分之十的剝削階級狠狠收稅，即沒收他們的剩余現款和物資。這就與國民黨由工人和貧農負擔大部分稅款的做法正好相反。對少數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征稅。今天的中國是否也應該對集體企業實行優惠的低稅率政策呢？當然應該。這不是違法稅率平等原則，而是依憲執政。因為集體企業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是實現共享發展成果的有力武器。一些企業界人士提出的合伙制，就是一種集體化，可以看作是集體企業的一種形式，雖然是很不發達的形式。一些企業甚至在實施同資不同權，即大資金擁有的股權可能等于小資金擁有的股權。這也可以看做是集體化的一種形式。當然，真正意義上的集體企業是把企業作為由企業員工所擁有的實體。第四，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減少不必要支出。據報導，在國家和中央要求“過緊日子”的大背景下，60余所高校財政撥款收入較去年均有所下降。在財政撥款支出預算數中，高等教育支出也普遍減少，其中，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相比去年，減少幅度接近20%，而同時，也有高校得到更多的撥款。類比地就可以知道，我國的財政支出結構有許多可以調整的余地。而財政支出結構調整余地的存在顯示出我國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是不平衡的，大有可以提高的余地。比如，發達地區是否可以向國家繳納更多的稅收？國家財政是否更多地向重點國企撥款？是否可以削減公職人員的工資？等等！財政不能脫離經濟而存在。財政觀是與經濟觀緊密相連的。可以說，有什么樣的經濟觀就有什么樣的財政觀。經濟應該是為人民服務的。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兩百周年的講話中強調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堅守人民立場的思想。在經濟領域堅守人民立場，就要求發展經濟應該緊緊依靠人民，因而主要應該是依靠公有制企業和國有事業單位，而不是過分依靠外資和私人資本。如果堅守人民立場，稅收的格局和財政支出的格局也與由私人企業作為主要的市場供給主體下的稅收格局和財政格局有質的差別。當然，實現這種轉變是需要時日的，只能循序漸進，逐步實施。當下，問題的關鍵是是否決心采取這樣的步驟。如果不采取這樣的步驟，當中國面臨更加復雜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時，我們就可能缺乏足夠的應對手段。而如果采取這樣的步驟，我們就一定能避免西方正在經歷的財政陷阱和經濟陷阱。 【1】在西方國家，稅務機關到底是國家機關還是私人機構，某種課稅（如個人所得稅）到底是否有法可依，也是有疑問的。參見Aaron Russo導演的紀錄片《美國：從自由到法西斯主義》（America: Freedom to Fascism）。（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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