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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不要被“左”這個標簽遮住了望眼

點擊：4795 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7-04 08:40:09

自1978年起，中國在意識形態上“主要反對‘左’”有近40年的歷史。中國需要繼續反下去嗎？有種認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這當然是對的。那么，它又是遠遠不夠的。因為這個提法適用于所有時期，而沒有甄別和針對當下問題。如果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左”是主要危險，時代在發展，那時的主要危險可能在今天已經發生變化。由于幾十年來在實際工作和意識形態領域中，往往只反“左”不反右，現在被許多人公認或被報紙宣傳的說法可能已經比當年造成政治動亂的右還要右了，這還不值得警惕嗎？所以籠統地說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遠遠不夠的。這又有一個問題，就是今天究竟什么是“左”，什么是右？有的人依然主張不爭論（如姓社姓資），但如果做的事情姓資，而且在全社會具有普遍性，它所隱含的意識形態必定是右，那么，不爭論就是為資本主義在中國開道了。在這種情況下，社會意識形態上的主要任務就應該是反右，而不是反“左”了。這正是馬克思主義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理的重大應用。

然而，中國反左的意識形態是很強大的。真誠探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被人說成“左”，甚至是“極左”；真誠探討資本主義危機的學者被人說成“左”，甚至是“極左”；真誠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的學者被人說成“左”，甚至是“極左”。而這些說人“左”的人中不乏學者。似乎如今的反“左”與毛澤東時代的反“左”有著很大的區別，現在的反“左”和反“極左”已經成為中國社會中一些人反對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一個工具了。似乎，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說革命，就只有發展生產力了。

在黨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上，“左”或“極左”都帶來了極大的危害。許多人都曾反對這些“左”或“極左”的東西，也應該反對。然而，改革開放40多年過去了，從學術的角度看，在過去40年里被一些人稱為“左”或“極左”的東西，可能正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真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這些人和毛澤東主席是具有根本差異的人。相對這些人，毛澤東主席本身就被這些人視為“左”，甚至是“極左”。因為這些人自己“右”，而且視“右”為使命，為自己利益所系。毛澤東主席是第一個提出“實事求是”的人。這些人知道什么叫“實事求是”嗎？否！他們可以借助毛澤東主席反對“左”或“極左”，把一切違背他們自身利益的政策或理論都稱為“極左”，借此來達到他們卑鄙的目的。所以當他們稱別人為“左”或“極左”的時候，實際上是宣稱自己是“右”或者是“極右”。今天中國有聲音“反對告密”，可是，很少見發出這樣的聲音的人說出這樣的事實：一個平常當面稱贊你的人、得到你信任的人，可能背后在說你是“左”，甚至是“極左”！

從1978年到2012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一些領域（包括政策領域）被邊緣化、空泛化、標簽化了，在一些學科中失語，在一些教材中失蹤，在一些論壇上失聲了。這對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是正常現象嗎？那些在這個時期稱別人為“左”或“極左”的人，對此應該負何種責任？請那些高舉反“左”大旗的人還是不要“喬老爺亂點鴛鴦譜”吧，也不要草木皆兵吧！社會主義的改革開放，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不能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斥之為“左”吧?！不能為了推銷自己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改革”，就要把已經被長期實踐檢驗證明的許多屬于真理的東西說成是“左”吧?！“左”還是不“左”，主要是看是否符合中國實際，是否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長遠利益，是否在經歷若干年后還得到人民群眾的真正擁護和認可！

做學問做多了，就愈加理解毛澤東。一個在青年、中年、晚年作出了那么大的成就的人，怎么可能在晚年犯那么大的錯誤，被人說成一無是處了呢？最近看到文章說，黨的正式文件中實際上并沒有那些見之于媒體的大量文章中所說的毛澤東晚年犯了巨大錯誤這樣的明確的表述，可是為什么沒有能夠在改革開放之后30多年中避免種種以偏概全的以訛傳訛呢？毛澤東主席為革命犧牲的家人和親屬多達十幾人，連兒子都被他送上前線、犧牲在抗美援朝戰場，真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有幾個人有這樣的境界呢？一個為中國革命和中國建設付出了這么多代價的人，居然被一些人時時記著晚年犯了重大錯誤！這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說法嗎？我們黨內要論功過，誰能夠與毛主席相比？怎么能評價別人都是功，評價毛主席就是過呢？為革命犧牲了幾十口家人和親屬的徐海東大將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嗎？與徐海東大將、黃克誠大將等有類似的經歷的人會同意這樣的說法嗎？而這樣的說法反映出的立場到底是“左”還是右呢？

毛主席哲學的一個顯著特色，就是對人在一定條件下的主觀能動性的高度強調。人定勝天是有條件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承認這一點。而那些否定人定勝天的人，實際上是為了在現今形勢下否定中國可以在與美國的對立斗爭中（注：差異也是矛盾）達到自己目的的可能性。這些人往往把那些強調中國人民的主觀能動性的人說成是“左”或者是“極左”。而實際上，這些人只不過是極端消極的、喪失斗爭精神的失敗主義者，甚至是投降主義者。像這樣的人，在中國高校是不乏其人的。高校本來是知識的聚集場所。但現實中，被錯誤主導的高校可能正是阻礙真正知識進步的場所。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在視察北京大學時要求“扎根中國大地辦大學，不要把北大辦成‘第二個哈佛和劍橋’”，這正是中國高校亟待解決的問題。解決的關鍵之一，就是不要把忠誠于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說成是“左”或“極左”，不要把在西方期刊上發表文章作為衡量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標尺，不要認為中國人沒有美國就造不出新產品，不要認為突破美國的壟斷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難。這在當下的中國，是推進政治經濟學學術和教育的一個關鍵，也是意識形態工作中的一個關鍵。

探討這些問題，絕不僅是重翻歷史，而是為了服務現實，為了創造美好的未來。丁玲說過：“過去說我右的人，今天都在臺上說我‘左’。”我看，丁玲的本色并沒有發生變化。那么，丁玲所說的過去用右來指責她、后來又用“左”來指責她的人，到底是一些什么樣的人呢？那些現在還說今天的一些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左”的人或者是“極左”的人，都是什么樣的人呢？

可以試想，如果1978-2012年的中國一直堅持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指導，堅持主觀與客觀相一致的科學指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應該成為更加平衡和充分的發展，還是成為更加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發展？畢竟這是34年時間。而從1927年開始到1949年，毛主席（包括在好幾年并不處于公認的領導崗位的條件下）只用22年就帶領中國人民贏得革命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從1949年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也只有27年，新中國就從一窮二白、民不聊生的爛攤子上，迅速恢復經濟，奠定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基礎，建立和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兩彈一星”等國防科技以及民用科技實現了重大突破，中國國際地位和對外關系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發展。那么改革開放34年后，我們發展起來了，矛盾為什么會更多了？如果發展了，矛盾就會越來越多，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這樣的發展是干什么呢？發展不就是為了解決既有矛盾，防止新的矛盾嗎？這其中的原因，是否也存在著由于把過多的精力用于反“左”，而客觀上在許多領域任由右的東西泛濫所造成的適得其反的結果呢？這是需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和總結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確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從“左”與右的對立的觀點看，全黨全國應該再一次思考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左”了！中國再也不能把強調自力更生、自主創新當作“左”了，再也不能把一些片面吹噓市場經濟萬能、主張新自由主義一套的人作為理論權威了，再也不能借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來否定自力更生和自主創新，而把比較優勢或西方經濟學中的什么理論看作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而接受了！進而再也不能把質疑西方經濟理論的人和對馬克思主義進行現代化闡釋的人說成是“左”甚至是“極左”了。特朗普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教育了許多善良的中國人！特朗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或許只是為了個人政治前途，但也不能排除美國將阻礙中國發展作為基本國策的事實。只有基于這個最壞的可能，中國才能求得最大利益。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做出總結：“單邊主義逼著中國走自力更生之路，這不是壞事”。本文明辨“左”與右的意義，也在于此。

（作者系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導，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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