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今朝：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策略困境

點擊：6922 作者：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4-26 10:5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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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前貿易代表和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2020年2月1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發表評論文章：《來自中國的挑戰》，圖/觀察者網】

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策略困境

——佐利克（2020）表達了什么？沒有表達什么？

王今朝

前世界銀行行長、美國前貿易代表和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B. Zoellick）2020年2月14日在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發表評論文章：《來自中國的挑戰》。觀察者網把它全文翻譯發表出來。下稱佐利克（2020）。在該文中，佐利克回顧了他的利益攸關方理論，對美國面對世界格局的最新發展所應該采取的方法論提供了一些思考，而且基本沒有涉及戰爭。毫無疑問，既然討論的是來自中國的挑戰，佐利克（2020）的落腳點應該是確立美國的對華最優策略。然而，作為美國利益的代表，有些話，似乎他不好直接說出來，或者他自己也還沒有想清楚。那么，關于美國策略以及相關的種種依據，他想要表達什么呢？或者說，他應該表達的而未表達的是什么呢？對此，只能通過跨學科的綜合分析才能做出回答。這種回答對于弄清美國未來真正的政策選項是不無裨益的。

一、傳統軍事手段在美國戰略中的地位

曾經強調“美國將以軍事優勢為基礎塑造未來的世界秩序”、曾經主張除掉伊拉克薩達姆政權的佐利克為什么沒有在佐利克（2020）把戰爭作為一種可行的手段呢？原因可以有很多。但一個關鍵的原因恐怕是傳統軍事手段在美國戰略中的定位。

美國是一個好戰的國家，而且除了美國國內戰爭和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外，美國發動的戰爭鮮有正義的。對其他國家的顛覆、霸權主義欺凌就更不用說了。美國在能用戰爭的地方就用戰爭。然而，美國也越來越感受到戰爭對其國力的消耗。這似乎依然未能阻止美國戰爭思維。格雷厄姆·艾利森（2019），即《注定一戰：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再次表達了這種觀點。然而，這種觀點已經過時了。

第一，在其他國家處于經濟極端劣勢的情況下，美國發動戰爭都有可能遭遇失敗。越戰、朝戰、對古巴的軍事行動皆是如此。這證明，經濟力量的強大并不足以保證美國軍事的勝利。他們很顯然都會從麥克阿瑟身上吸取教益。即使看起來美國入侵伊拉克在軍事上勝利了，在政治上和戰略上也都是一個失敗。美國軍隊的將領估計都很好地吸收了這點。有證據表明，一些上戰場的美國軍官其實是不樂意打仗的。

第二，其他國家在經濟上開始強大起來，使得美國發動每一場同等規模的戰爭的代價都越來越高。而其他國家經濟越強大，經濟強大國家的數量越多，就越使得美國軍力無法針對某個國家發動戰爭。因為即使美國在軍事上打敗了一個國家，也會面對來自其他國家必然帶有自覺性的挑戰。而軍事上的勝利和政治上的失敗的格局更是美國政界軍界必須考慮的現實。美國已經無法與世界進行軍事對抗了。

第三，二戰以后，雖然美國在全球部署了兵力，但美國歷來的軍事政策都是打一場局部戰爭。這本身、它與蘇聯僅僅進行間接地軍事對抗以及冷戰本身，等等，都已經表明，它無力與大國進行戰爭，更無力進行世界性的戰爭。在歐洲長期的一體化努力、普京今天可能尋求建立類似蘇聯的體制的背景下，美國繼續打局部戰爭的欲望都會受到壓制。

第四，美國的軍事將領估計大都不愿意與大國展開大規模的軍事對抗。這種軍事對抗的結果是兩敗俱傷，但美國承擔的代價必然是由其他國家取其國際地位而代之。因此，美國對任何一個大國的態度只能是采取“和平”（包括經濟攻擊、政治瓦解、顏色革命）的方法。

第五，隨著技術的發展，美國可能會采取技術戰、生物戰、網絡戰、金融戰等方法來獲得原來用武力獲得的利益。這樣的軟戰爭是新型的，受到的美國國內掣肘也較少，所需要的戰爭投入也遠比傳統戰爭要小，其他國家還沒有多少應對的經驗。

第六，實際上，自美國建國以來，美國的一些有遠見的領導人就不大愿意使用武力。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美國政治家、軍人、財經專家，美國開國元勛之一，美國制憲會議代表及《美國憲法》起草人和簽署人之一，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美國政黨制度創建者）在談及如何進行有效的外交時，曾提出“身段要軟，手段要硬”的建議。他認為“以氣勢壓人毫無用處”，應該“在溫和的態度中展現力量”。既然知道漢密爾頓在外交中都主張采取溫和態度了，就可以推想對戰爭的態度了。美國長期的孤立主義也顯示了美國國內至少一部分相當有影響力的領導人對使用軍事力量的一種態度。

綜合以上，實際上美國部署在全世界的軍事設施基本上是一種象征性的武力炫耀。毛澤東主席的“紙老虎”的著名比喻已經道出了這一點。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也不過是一種隱性的威脅！今天，世界各國應該更加注意的是美國在生物基因、科技、網絡、金融、信息安全、輿論等領域的攻擊。

二、美國和平政策的潛能

美國是知道武力潛力的有限性的，因此，它更愿意使用和平的方法來達到其國際剝削掠奪的目的。就國際政策而言，和平政策向來是美國戰爭政策的補充，甚至是替代。所以，在大多數情況下，對于許多國家而言，美國的和平根本不是和平，而只是戰爭的繼續，是非軍事掠奪的手段。美國對包括中國、歐洲、日本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政策的基點正是如此。既然美國看來越來越有可能把中國作為主要的對手，讓我們看看其和平政策用于中國的潛能。

據佐利克（2020），在2005年之前的30年里，美國兩黨的多位總統一直在盡力把中國融入到由美國設計、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去。據此，我們可以判斷，這應該是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根本戰略意圖。這是美國的好意嗎？決不是！美國的這個意圖就是試圖把中國納入到美國的軌道，從中國直接得到利益，并使中國成為美國從其他國家獲得利益的籌碼和手段。

在2005年，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了題為“中國將走向何方：從成員到責任”（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的講話【1】。該講話呼吁中國不應滿足于國際體系成員的身份，而是要“在國際體系中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stakeholder）”。這一表述是模糊的，既可以這樣理解，也可以那樣理解。從美國的角度看，佐利克不過表達了一種希望中國跟美國的步調保持一致的愿望，此即他所謂該詞強調的是中國在融入國際體系時實際的“行為”（norms）而不是表面的“形式”（forms）。其實，真正體現佐利克這個講話的實質的恐怕并不是許多中國學者關注的“利益攸關方”，而是該講話標題中的“whither”一詞。“whither”的中文意思是“哪里；何處；到何處；（詢問將可能發生什么）怎樣的情況，怎樣的前途”，看似毫無可疑。可是，與其同音，僅少一個字母h的詞“wither”的中文意思是使枯萎，就與“whither”的含義大相徑庭了。據百度百科，佐利克1975年（本科）畢業于美國文科大學中名列前茅的斯沃斯莫爾學院，6年后佐利克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治學院獲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后又以優等成績獲得哈佛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學位。有著這樣一種精英教育素養又對中國頗有了解甚至被認為是中國通的佐利克在美國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的講話的標題中使用一種雙重“通假字”完全是可信的。“Whither China”就是“Wither China”。這與納瓦羅對中國的觀點完全是完全一致的。佐利克（2020）說“許多國家都希望中國能實現‘和平崛起’，不過應該沒有國家會愿意用自己的未來去為這種可能性做賭注”，這意味著只要中國崛起影響了其他國家的未來，就不會受到其他國家的歡迎。而中國崛起必然影響其他國家的未來。這也就意味著，中國崛起必然與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相矛盾的，不可能做到按照美國標準來負起責任“并建設性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美國必然“無法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也無法在美國國內為維護這一秩序提供必要的支持”。佐利克（2020）對中國的態度很明確了。

但其實，中國早在1949年毛澤東主席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時候，就已經崛起了，就已經是一個大國了。中國的大國地位就不可質疑了。此后的抗美援朝、原子彈氫彈爆炸成功、經濟發展成就不過是對崛起事實的進一步注解，進一步夯實。尼克松訪華只不過是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一種遲到的認可。2005年之前的30年里，美國兩黨的多位總統一直在盡力把中國融入到由美國設計、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去，是對尼克松認可中國崛起的背書。只不過，包括尼克松在內的諸多美國總統并沒有弄懂中國崛起的真正含義。

當中國崛起的事實迫使美國政要不得不糾正他們的錯誤認識的時候，佐利克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顯然已經不再符合鄧小平當年制定的“韜光養晦”（hide your strength, bide your time）原則了。佐利克錯了。韜光養晦從來不是中國的整體戰略，而只是局部策略。它不是對美國的政策設計，而是對其他國家建議的回答。而且這甚至不能代表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態度，而恐怕更多是中國國內一些人對鄧小平同志態度的一種臆測。有報導說，戴秉國這樣解釋了“韜光養晦”的由來，“蘇聯解體后，有國家找來讓中國扛旗。鄧小平曾表示，不扛旗，埋頭做自己的事，不鋒芒畢露，這是韜光養晦的由來，不是什么詭計”【2】。中國在崛起之后依然要尋求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中國改革開放旗幟鮮明地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但說實話，正如鄧小平同志所強調的，中國貧困已久，對于貧困的忍耐是很強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中國人的生活好起來，本身并沒有根本性地改變崛起的內涵。對中國一些曾經窮過的有錢人而言，有錢沒錢一樣過。美國的一些富翁恐怕也是如此看待生活的好壞的。

已有美國人發現，如果由美國挑起，阻礙中國的主權，使得“美中兩個大國陷入相互的敵對關系甚至零和博弈之中，那么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不過是兩國（乃至全世界）即將遭受的苦難的序曲。”這顯示，美國人有，也可以有理解世界災難的足夠理性。中國可以通過發表實事求是的文章來促使更多的美國人產生這種理性。只要中國生產出了這樣的文章，只要這樣的文章足夠多，足夠好，傳播力度足夠大，美國政界上層是能夠得到這些信息的。美國教育足夠發達，信息技術足夠發達，美國政界人士中有足夠的有經驗者。美中兩國完全可以避免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不管這種陷阱曾以什么方式呈現出來。

美國不應再繼續“退群”，不僅不應該退群，而且應該在群內發揮建設性的作用，而不是對其他國家破壞性的作用。只有這樣，才符合美國的國際形象定位。美國不應再繼續恐嚇、脅迫、采取戰爭或非戰爭的手段攻擊其他國家。美國應該檢討自己70多年來建立的國際經濟和安全體系，對其他國家造成了怎樣的傷害，應該認識到對其他國家的傷害對于美國自己并沒有多大的好處，更無法阻止其他國家的興起。對其他國家興起的遏制、阻滯只能引起其他國家的憤怒！美國不要打著互惠、比較優勢的招牌行一己之私利吧！由美國一手遮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為了給全世界的某些國家提供一種更好的理念和實踐方案，為各國提供更加有吸引力的伙伴關系待遇，美國應該重塑自己的意識形態，即使不能暫時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也要認識到，美國實施由林肯、羅斯福、肯尼迪、卡特所界定的舊自由主義比實施由里根所界定的新自由主義要好些。美國應該向對世界其他國家造成的損害道歉！這是取信于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個最基本的姿態。

美國商界不應該在中國市場準入問題上的心態沮喪，無論是在投資與貿易領域，還是在技術轉讓、知識產權、監管。因為中國人自己許多都沒有進入市場，也不可能都進入市場。中國許多著名大學教授的年收入也不過二三十萬元人民幣而已。美國商界應該認識到，中國國內都已經感到生意難做了，并不是美國商人自己的感受。更何況，進入其他國家的市場的權利并不是天賦之權。不能強迫、欺騙、誘導其他國家接納美國企業，除非其他國家的人民愿意。國家必須代表人民。

美國不應該認為控制了中國，對美國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挑戰了。即使沒有中國，也會有其他國家對美國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戰略挑戰。因為一切都是可變的。僅憑美國一國之力，是無法統治這個世界的。這個世界必須由所有國家來共同統治，作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來統治。這個命運共同體應該允許差異化，不同國家可以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的發展道路。讓不同的模式不同的道路在時間的檢驗中趨同，如果趨同是不可避免的話。這樣來看，佐利克發現“美國對中國只有態度，沒有政策”，感覺美國一直在浪費時間、揮霍國際資本，分散力量，并未取得真正的效果，雖然并不虛假，但也不是從整個國際范圍和長遠視角來看問題了。這樣的觀點太近視了！

正是因為美國國內認識存在并延續許多錯誤認識，且不斷出現新的錯誤認識，甚至錯誤認識層出不窮，舊的問題未去，新的問題又來，所以，美國才感到越來越大的不安全感，才產生類似中國古語所說的病急亂投醫似的所謂和平政策。美國認識路線、政策路線都錯誤了，怎么可能會有期望的真正效果呢？美國地大物博，依靠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讓自己的國家繁榮昌盛，為什么非要覬覦他國的財富呢？為什么非要阻止別國的發展呢？如果美國真的強大，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具想象力和抱負的國家，需要阻止別國的發展嗎？亦或是美國人太不自信了！！！美國一些鷹派人物在看待世界其他國家時，太無視自己能力的局限了。世界上沒有超越自己能力的事情。美國應該認識到，對于美國而言，真正的挑戰是讓自身系統在國內運行良好【3】，而不是阻礙他國發展。美國并沒有很好的工具來阻止他國的發展。關稅并不是一種好方法。正像佐利克（2020）所引用的一位美國戰略家所說的，“關稅就像一種現代的鐵甲艦，它有很厚的裝甲，動力和火力卻很弱；關稅這種東西防守力有余，攻擊力卻不足”。美國即使采取某種和平的方法（如強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阻止了歐洲國家、日本發展，也只能是一時的，它所播下的這些國家仇恨美國的種子總是會發芽，會長成參天大樹的。

美國使用和平方法阻止其他國家的發展是與美國歷來所宣稱的價值觀相悖的。如果“自由是美利堅的靈魂”，自由為什么不是其他國家的靈魂呢？如果在美國的統治之下，其他國家連按照自己的意愿發展的自由都沒有，還何談“自由是美利堅的靈魂”呢？“美國的尊嚴是不可以拿去談判的”，難道其他國家的尊嚴就是可以拿去談判的嗎？如果美國不愿意幫助他國，至少應該允許他國自由發展吧！！！美國不要把小布什政府所闡述美國要“幫助其他國家發出自己的聲音、獲得自己的自由、走出自己的道路”（“to help others find their own voice, attain their own freedom, make their own way”）的動機變成走美國的道路的動機，甚至變成走美國想要他國走的道路的動機。美國人應該好好想想為什么正在全世界失去朋友和信任了！想想是否沒有從來沒有得到過朋友和信任！想想是否所謂朋友和信任只是他國無奈之下的陪笑和屈從！如果連這些都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其智慧水平又怎么能夠統治這個世界呢？

三、美國怎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

只有真正理解中國，美國才能制定真正符合美國利益的政策。

中國尤其不能容忍通過外力來迫使中國改革，也不會以這種權利的讓渡來換取中國進入美國市場以及其他國際市場的通道。中國社會存在和發展需要耗費的成本完全由國內來承擔。中國不會如一些國家那樣轉嫁成本。中國已決定讓國有企業扮演主導性角色，中國不會認為這樣做將削弱其經濟潛力。中國認為，這不僅不會削弱經濟潛力，而且會增加經濟潛力。因為中國相信，國有企業即使出現虧損，也是暫時的，而且是有社會收益的。中國是從社會的高度、長遠的角度來看待經濟的。中國愿意向其他國家推薦這種方案，但中國不會以債務相逼等方式強迫其他國家接受這種方案。中國不會接受美國炮制的TPP以及《美國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等以市場競爭的名義對國有企業提出的強制性要求。即使某個階段接受了，也會很快逆轉這個決定。因為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在性質上是不同的。美國應該認識到，不能要求中國國有企業按照私有企業行事，就如不能要求男人像女人生孩子一樣自然。美國不要寄希望于中國少數人，就像特朗普總統不再寄希望于中國的公知一樣。因為公知本來就不應該被寄予希望的。如果美國繼續做這樣的無用功，就只能導致美國的繼續衰落。因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是一個早已經被歷史反復驗證為真的公式。中國相信各國人民自己的選擇，相信他們會選出真正代表本國人民利益的民族英雄。中國相信各國人民完全可以在捍衛自己所理解的根本利益的基礎上進行經濟交往、政治互動、學術交流、旅游，等等。

中國人還認為，世界一切都是在變革中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這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一個基本觀點。而有些人所謂的改革，作為開歷史的倒車，是注定要被歷史淘汰的。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掌握大量經濟資源是一個國家的福祉所在。所以，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克·拉迪（Nick Lardy）最近出版的《國有經濟的反擊——中國經濟改革的終結？》（The State Strikes Back: The End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一書由其書名所表達的觀點是無效的。如果國有經濟有反擊，那么，它表明的是中國改革的深化，而不是改革的終結。很顯然，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生產出來的財富都平均地分配到老百姓頭上去。許多國家，包括美國，少數人在每年所生產出來的財富中占據的份額太大了。也就是說，里根以來所實施的新自由主義政策給予美國的實業壟斷資產階級（不管是軍工部門還是IT部門）和金融資產階級以及管理精英太多財富上的自由了，這種對財富的無節制的追求反噬了美國的國本，像波音公司一類的頂級制造企業在新自由主義“股價之上”的管理理念下，已經失去了在技術上精益求精的寶貴精神。美國人應該做的是反思自己的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而不是反對中國發展國企的政策，對中國的國內政策指手畫腳。中國人向來是主張入鄉問俗的。

中國也是向來察其言觀其行的。國際事務必須由各國平等地共同來決定。不能假設世界事務的最終目標是美國和中國利益，為了這種狹隘的利益而付出努力是不值得的。因為不僅美國為了自己國家的狹隘利益無法自行其是，即使加上中國也是不行的。所以，美國人還是要切切實實搞清楚佐利克在財政部工作時的上司、時任財政部長以及后來老布什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說的“要先搞清楚該做什么，然后把事情做好”吧！這句話是不容易弄清楚的。在世界處于大變局的今天，其含義恐怕是貝克本人也意想不到的。

中國也要“先搞清楚該做什么，然后把事情做好”。中華之崛起就是因為先搞清楚了要做什么（推翻三座大山，實現共產主義），然后，才把事情做好的。中國現在搞清楚的，中國從長遠看，還是要實現共產主義，當下要做的事情是以共享式來實現發展。所謂共享式，首先就是要依靠公有制。允許私有制有發展，但同時要引導私有制發展。很顯然，中國在引導私有制發展方面做的是不夠的。鼓勵多于了引導。這樣，實際上就浪費了時間，揮霍了資本，分散了力量，沒有取得本來可以取得的發展成果。中國已經意識到，不能對共產主義只有態度，沒有政策，更不能連態度都沒有，因為沒有態度，就沒有政策。很顯然，只要中國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政策，無論美國采取何種和平政策，都無法根本性地影響中國。

然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實際上也離不開外國。這樣，中國就面臨一個關鍵問題，即怎樣既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又保持足夠的靈活性？這個問題的解決是不容易的。在改革開放三四十年后，美國認為，自己的利益受損了，甚至一些美國人認為“美中合作沒有產生任何符合美方利益的結果”。而從中國的角度看結果，中國因外匯高估、外資過多、外貿過多、外儲外債過多、國內私人資本過多、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貢獻不足，實際上利益也受損了。中國在政策上靈活過度，而堅持原則不足了。這實際上就是對美國有利了。中國居然出版了一本由佐利克參與撰寫的報告。該報告提出的把中國的國有企業比例降低到10%的目標，甚至一度也有實現的可能了。十八大后，中國就有關政策做出了調整，外匯儲備降低到約1萬億美元，既增加了中國國外資產的安全性，又提高了人民幣的價值。中國人民駕馭經濟的能力顯著增強了！中國由于兩千年尊師重教的傳統，學習能力是很強的。這是美國所無法削弱的。

中國歷來對國際關系的主張是和平共處。自進入現代以來，中國與外國發生的戰爭都是自衛性的，中國自身的軍事建設是防御性的。中國軍事建設的防御性是基于中國對軍事支出、軍事手段的有限性以及由毛澤東《矛盾論》所論證的正義自衛的不可戰勝性的認識做出的，因而是可以信賴的。

理解了中國，美國就會發現，美國必須有足夠的自制力，克服壟斷資本的戰爭傾向，克服美國國內一些政客的外因決定論，把美國自己國內的事務做好。這才是美國自求多福之路！也許這才是佐利克（2020）作為美國政治家想要表達而不好表達的含義吧！

參考文獻：

羅伯特·佐利克：來自中國的挑戰，https://www.guancha.cn/LuoBoTe-ZuoLiKe/2020_04_21_547631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