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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應全面介紹中國病亡率低的原因

點擊：5180 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4-21 09:49:36

據澎湃新聞報道，4月16日下午，中外媒體記者見面會在武漢舉行。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談及老年新冠患者醫治成效并回答記者提問（見【附錄】）。

針對外媒提出的有國家質疑中國病亡率低的問題，焦雅輝回應外媒質疑中國病亡率低的根本原因是“征調最優資源體現制度優勢。”如她講；“中國利用制度優勢，可以在短期內征用幾千張床位的醫院作為定點醫院”“中國可以調集全國醫務人員來支援武漢”，“中國有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武漢還有這么多大型體育館、會展中心等場館設施，可以短時間內擴充床位，所以醫療資源的快速到位可以把患者更多地收治進來”“此外，全中國最好的資源都用于了重癥患者救治、武漢“封城”等措施都是中國抑制疫情傳播、發生病亡人數較低的原因。”“中國政府的態度比較堅決，武漢是一座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包括武漢在內的整個湖北其他地級市都采取關閉離漢離鄂通道的做法。”“中國有句話叫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這么大的城市采取封城的狀態下，我們國家給撥款，全國各地給它支援物資，保證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人民正常生活，這也是我們采取封城措施的很大底氣。”焦雅輝最后說，“作為其他國家更需要做的不是說質疑中國的數字問題，而應該是要堅定信心，把中國的這些實實在在的經驗學過去，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采取措施救治這些患者，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這才是降低病亡率最有效的措施。”

焦雅輝專員講的上述原因無疑是正確的。但讀完整個報道后，總感覺焦專員的回答欠缺些什么，總感覺沒有講到關鍵點，也就是沒有講出中國抗“疫”初步勝利和導致病亡率低的根本原因。筆者再仔細看一遍報道和回顧中國抗“疫”斗爭的全過程，認為有三個問題應該理直氣壯地講清楚。

第一，應該講清楚中國的“制度優勢”根本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焦專員在講中國的“制度優勢”時，多處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但我們的“制度優勢”與“歐美發達國家”制度的根本區別是什么？卻羞羞答答不敢直接了當地點明。因為我們的國家制度是共產黨領導的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所有才能夠果斷封城，才能夠“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最大限度調集全國醫療資源支援武漢，才能夠用最快速度建設方艙醫院，擴充床位，……。而“歐美發達國家”的制度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代表少數壟斷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的。所有才有他們在嚴重的“疫情”泛濫時，一系列種種延誤戰機特別是置老年病毒患者生命與不顧的非人道主義的種種極其糟糕的表現。在這種場合下，就應該理直氣壯、大張旗鼓地講“社會主義”好！講社會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好！

第二，應該講清楚人民群眾在抗“疫”斗爭和降低病亡率中的決定性作用。唯物史觀認為，任何社會制度不能離開人。社會制度總是人的社會制度，人總是生活在一定制度下具體歷史的人，沒有抽象的離開人的社會制度。同時，唯物史觀還認為，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歷史發展前進的決定性力量。但不同的社會制度對人的社會作用的發揮或者起壓制和阻礙作用，或者起促進激勵作用。自中國共產黨誕生和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毛主席領導和毛澤東思想哺育下，鍛造了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為人民利益沖鋒陷陣、赴湯蹈火、有嚴密組織紀律性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和人民群眾。這種精神和作風雖經過私有化改革已經淡化和磨滅了相當一部分，但遺留下來的這種底蘊和積淀仍然存在。在這場建國以來如此嚴重的疫情泛濫和公共衛生事件中，單純地依靠離開人的所謂制度或少數人員，或是單純依靠醫務人員，是不可能戰勝冠狀病毒和降低患者病死率的。必須有一種極其強大的能夠凝聚起來的物質力量才能戰勝病毒。中國的這種力量就蘊藏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之中。毛澤東時代遺留的這種底蘊和積淀就發揮了極其巨大的作用。當疫情發生后，黨中央一聲令下，全黨、全社會馬上行動起來，不僅僅是醫務人員的逆行精神，而且涉及到的運輸人員、醫院后勤保障服務人員、社區管理人員、交通管制人員等等幾乎所有人都不同程度為戰勝疫情做出了重要貢獻。尤其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自覺居家隔離。這種極其強烈的自覺性、主動性、紀律性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論如何做不到的。這就是作為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基本素質素養。戰勝疫情，必須正確處理治與防的關系。治固然重要，但前提必須把“防”放在第一位。如果防不住，患者直線成倍增長，超過“治療”資源的極限，必然導致病亡率增加。而“防”的關鍵不僅取決于決策者，更重要的取決于普普通通的每個人的素質。看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總統的所做所為、州長不聽號令、民眾“人權”、“自由”仍為所欲為，把戴口罩行為視為“異端”等等，如此人員素質，能夠發揮其抗“疫”的正面作用嗎？能夠凝聚為最終戰勝病毒的物質力量嗎？不可能。中國在這次抗“疫”斗爭中不僅有鐘南山、李蘭娟、張伯禮等專家教授，更涌現出無數個小人物的可歌可泣的先進和優秀事跡。這也是中國抗“疫”初步勝利的又一根本原因。但是焦專員卻只提制度作用，而只字不提人群眾的基本素質的決定性作用。

第三，還應該講清楚中醫藥在抗疫中的重要作用。部分媒體特別是網絡和微信上，人民群眾談到病死率低的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中醫藥的作用。這方面的文章和事例太多太多了。本文也不再一一例舉。但在我們的部分官員、媒體及個別專家卻總是不提中醫藥的作用，或者輕描淡寫。這場抗疫情斗爭實踐再次證明了毛主席所說，中醫藥學是個偉大的寶庫。凡是用中醫及中西醫結合的方法治愈新型冠狀病毒患者的治愈率比單純西醫西藥高得多得多。在與國內外記者見面會上，我國官員理應大講特講我們國家這方面的經驗和體會，介紹中醫藥的獨特療效。但非常遺憾，代表國家衛健康委出席記者見面會的焦雅輝專員只字不提中醫藥作用，這究竟是為什么？

因此筆者認為，焦專員的整個回答是不完全的、膚淺的，沒有真正講到要害和關鍵問題。這種狀況實際反映了國家衛健委等有關部門對我們幾個月艱苦卓絕的抗“疫”之路并沒有認真的回顧和深入總結，導致在回答記者有關疫情問題時，大多停留在表面和現象上。由此聯想到我們在外交斗爭的一些講話中不同程度存在的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特別是不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不敢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對比角度回答問題，或者只是消極被動自我辯解式而不是積極揭露批判對方打主動戰的方法。

這場從中國擴展到世界的與冠狀病毒的斗爭決不僅僅是同自然病毒的斗爭，實質也是人與人的社會關系的斗爭，是物質利益之間的斗爭，是先進與落后、正義與邪惡、進步與反動的斗爭。我們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的各級官員、干部都應該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自覺改造主觀世界。也就是在這場抗“疫”斗爭中把不斷提高自身的馬克思主義素質、素養和對事物的分析、綜合能力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因此筆者建議我們的各級官員、媒體尤其是外交部及衛健委等有關部門應該坐下來自覺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認認真真對幾個月發生的有關國內國際疫情發展進程中的一系列事件做理性的思考和總結。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能夠全面深刻，能夠深化社會主義的改革。同時利用各種條件和機遇大力宣傳和弘揚社會主義的先進性、優越性，能夠進一步揭露和批判國際國內一切敵對勢力反社會主義反華反人民的罪惡企圖和丑惡嘴臉，能夠進一步最廣泛動員團結世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把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進行到底！

【附錄】

焦雅輝回應外媒質疑中國病亡率低：征調最優資源體現制度優勢

（2020-04-17 19:42:10 澎湃新聞）

4月16日下午，一場面向中外媒體的記者見面會在武漢舉行。會上，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焦雅輝談及老年新冠患者醫治成效并回答記者提問。

針對外媒提出的有國家質疑中國病亡率低的問題，焦雅輝表示，在武漢，目前統計的病亡率是5.5%，最終的病亡率統計需要等到疫情都結束后才能完整了解這個疾病的致病力到底有多強。在中國，所有公布出來的信息都是公開、透明的，世界衛生組織也組織專家到包括武漢在內的中國很多城市的醫院、疾控中心了解過救治情況，世界衛生組織從第三方的角度對于中國整個疫情防控和數據給予了非常客觀、公正的評價。

“其實早期在武漢病亡率也是很高的，達到了10%，因為早期我們對于傳染病還沒有足夠認識，特別是新冠肺炎傳播力非常廣，全球都有共識，因此對醫療資源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焦雅輝指出，中國利用制度優勢，可以在短期內征用幾千張床位的醫院作為定點醫院，而歐美很多發達國家的醫院規模不是很大，在中國征用兩三家醫院就可以達到歐美征用十幾家醫院的床位規模。中國可以調集全國醫務人員來支援武漢，這也是歐美一些國家做不到的。

她表示，包括這次很多國家都在借鑒的中國經驗就是方艙醫院建設，中國有國家緊急醫學救援隊，武漢還有這么多大型體育館、會展中心等場館設施，可以短時間內擴充床位，所以醫療資源的快速到位可以把患者更多地收治進來，這也是我們救治率比較高的原因。歐美有些國家的患者沒有辦法住進醫院，是病亡率比較高的因素。

此外，全中國最好的資源都用于了重癥患者救治、武漢“封城”等措施都是中國抑制疫情傳播、發生病亡人數較低的原因。

焦雅輝表示，中國政府的態度比較堅決，武漢是一座超過1000萬人口的城市，包括武漢在內的整個湖北其他地級市都采取關閉離漢離鄂通道的做法，這種做法現在在世界上其他國家是沒有看到的。有些國家的政府猶猶豫豫，想采取措施，但是又不堅決、不徹底，所以導致疾病在不斷發生，疫情曲線不斷往上走。

“中國有句話叫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在這么大的城市采取封城的狀態下，我們國家給撥款，全國各地給它支援物資，保證包括武漢在內的湖北人民正常生活，這也是我們采取封城措施的很大底氣。”她表示，中國政府有了這樣的決心和勇氣，可以在短時間內改變疾病流行的曲線，這也是中國能夠降低病亡率的有效措施。

焦雅輝最后說，“作為其他國家更需要做的不是說質疑中國的數字問題，而應該是要堅定信心，把中國的這些實實在在的經驗學過去，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采取措施救治這些患者，應收盡收，應治盡治，這才是降低病亡率最有效的措施。”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有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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