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期間，除了戰場上的傷害，流行病也給中國人民志愿軍帶來了一定程度的損失，其中呼吸系統疾病所占的比例最高。呼吸系統疾病類型各異，產生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其中肺炎等發病率不高，但死亡率很高。志愿軍的衛勤部門在戰后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并結合當時的戰場情況和志愿軍人員構成做了詳盡的分析。盡管70年過去了，但其中的一些經驗仍然有指導意義。 今年是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在中美貿易戰方興未艾之際，國家又面臨新冠肺炎的疫情危機。這篇文章既是對戰斗在抗擊疫情前線朋友們的一種鼓勵，也算是對抗美援朝的一種紀念。
美軍投擲在朝鮮北部地區的細菌彈，彈體里的蒼蠅等散落在彈皮上、冰上。戰爭中，傷病員是合并在一起稱呼的，但是其實病員的數量一直遠遠超過傷員。根據戰爭的規律，如果戰爭延續的時間足夠長，那么病員數量一定會超過傷員數量，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入院的病人數達到總人數的24%左右，病員和傷員的比例是1.19：1，可能是歷次戰爭中比例最低的。美國人在二戰中病員和傷員的比例是5.9：1，最高的是俄土戰爭時期的法國，比例是9：1。也就是一個法國人因戰傷離開戰場，就有9個法國人因病離開戰場。而我軍的比例嚴重偏低，和我們很多時候輕傷不下火線的傳統、前線嚴重缺人還有醫療力量不足都有關。說起抗美援朝期間的疾病問題，很多人都會想起夜盲癥。抗美援朝期間夜盲癥的情況很多人都知道，但其實夜盲癥在志愿軍中患病比例并不高，廣為人知主要是因為帶來的危害太嚴重。黑夜是我們的保護神，夜盲癥直接讓我們失去了優勢，而夜盲癥的產生又和后面的炒面運動有關，炒面食用方便，可以保證熱量，但缺點是缺乏維生素，這一點很快就被發現，并得到了糾正。抗美援朝期間，給志愿軍帶來最大減員的病因是肺病，與今天面對的新冠和非典肺炎不同，在后方醫院主要是肺結核，前方主要是肺炎。抗美援朝期間，在戰線穩定后，根據初步統計，每人可以做到初診三次，考慮到當時的記錄條件所限，實際數據要比這個高。1952年的發病率明顯低于1951年，每年發病的高峰是9月、1-2月及4-5月。說到1-2月及4-5月，可能大家會敏感起來，考慮到朝鮮比中國大部分地區冷一點，可以說基本上和我們這次肺炎及當年那次非典的時間高度重合。統計數據顯示，初診檢驗出的疾病呼吸系統疾病占最大部分，比例是25.8%，呼吸系統疾病中的大頭是感冒，占25.8%中的65%，肺炎、肺結核、其他結核累計相加只占25.8%中的5%。廣為大家熟知的夜盲癥，只占初診檢驗出疾病的10%。在分析統計數據的時候，需要分清不同層級的數據，不能完全套用。比如后方醫院的數據并不能完全反應整個戰爭時期的傳染病情況，因為前方戰事緊迫，很多數據并不完整。比如肺炎的致死率，從數據上看致死率不高，只有3%的肺炎患者病故，但是其實前線很多烈士并不能有效的確認死亡原因，志愿軍的軍醫部門估計，這一數據在3％-8%之間，這個比例很高，非典的死亡率是接近10%。我們分開討論肺炎和肺結核，因為發病的原因和接受的醫療條件不同：志愿軍多發的肺炎主要是大葉性肺炎，其特點是發病快，病情兇猛。但是扛過危險期，就好很多；肺結核是慢性病，往往病員在國內時候就已經攜帶了結核菌，只是沒有發病，到了朝鮮之后，因為疲勞等各種誘因，肺結核才發作。
肺炎在第一線帶來的犧牲最大。部分原因是肺炎發展太快，來不及送到后方，統計戰區的部分病例，從發病到去世，快則8小時，慢則3天，在戰場環境下救治的時間窗口幾乎沒有，這是由于當時志愿軍受環境所限，感冒和支氣管炎多發，患者最初當做感冒沒有給予足夠的警惕。如果能夠扛過最初的危險階段，送到后方后一般可以得到比較良好的救治。據初步統計，志愿軍每年約有5000多人患肺炎，受戰爭條件所限，這一數據很可能遠低于實際發病率。肺炎的誘因是寒冷、潮濕、擁擠、煙塵、疲勞、精神高度緊張、營養不良，加上坑道內外溫差很大，感冒多發。雖然志愿軍戰士多數是青壯年男性，但是在高強度的勞作和高度緊張的壓力下，身體狀態并非處于最佳，甚至出現了接種肺炎疫苗時不止一例死亡的情況，事后分析是身體極度疲勞，免疫系統已經不能正常工作造成的。在此希望戰斗在新冠肺炎前線的醫護人員，你們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中，而且精神壓力大，身體疲勞，盡量讓自己休息好。志愿軍的肺炎問題主要是大葉性肺炎，和大家現在關心的肺炎不一樣，是較為常見的肺炎，因為志愿軍主體成分是青壯年男性，是這種肺炎的目標群體。患肺炎的志愿軍戰士極少有并發癥，這可能也和主體成分是青壯年男性有關。如果單純看后方數據，支氣管肺炎的死亡率更高，但這是因為支氣管肺炎在早期病情并不兇猛，時間上來得及送往后方醫院，并且在后方醫院容易確定死因。另外，如果大家看志愿軍的醫療資料，還會看到非典型肺炎。但并不是2003年的“非典”，當時的世界，對病毒的認識還很少，30年代人類才剛剛知道病毒是什么東西，什么樣子，DNA雙螺旋結構到1953年才被發現，志愿軍的醫療數據也就截止到1953年。同期國外的數據也顯示，非典型肺炎在國外的發病率也很高，在軍隊曾經高達0.1%，不存在針對黃種人的特征。這里需要指出，和朝鮮緊鄰的中國東北地區，第四野戰軍在整個解放戰爭期間并沒有把肺炎和肺結核列入最重要的傳染病，但把鼠疫作為最大的麻煩。中朝之間僅僅一江之隔，朝鮮卻沒有鼠疫這一流行病，即便志愿軍進入朝鮮之后，也沒有形成疫情。可見流行病能否發展起來，受到太多的因素的影響。
今天的中國，肺結核已經不是大問題了，分水嶺就是1953年異煙肼的使用。肺結核是個古老的疾病，人類對其的記載要按照千年來計算，在古人類化石和埃及木乃伊上都發現過肺結核的痕跡，一直到異煙肼出現，才終結了這種肆虐人間的疾病。肺結核的麻煩和今天的新冠肺炎有一個相似點，感染后不一定發病，但是感染期間有傳染能力。等到因為某些情況導致自身免疫力下降的時候才發病，這也是肺結核傳染性強的原因。部隊接收的新兵可能體檢并沒有問題，但是其實是帶菌者，部隊一般都是聚集用餐，生活居住也在一起，更容易出現問題。結核病是解放前中國的流行病之一，從杜聿明、黃維這種國民黨的高官到新入伍的翻身農民都有患結核病的。肺結核的病原體是結核分枝桿菌，新冠肺炎等是病毒。在有了抗生素之后，細菌就沒有那么可怕了，但是針對病毒，目前還需要更多的探索。根據統計數據，造成志愿軍病故的最大魔鬼是肺結核，其次是斑疹傷寒，再次是傷寒和副傷寒。其中肺結核在1952年一年就奪走了602位志愿軍指戰員的生命，超過了其他兩種疾病的總和。1952年戰況不激烈，抗登陸作業等導致志愿軍身體普遍出現過度疲勞，給結核病的發作帶來可乘之機。另外就是特效藥異煙肼還未在我國使用，到了1953年因肺結核病故的指戰員就驟降到81人。斑疹傷寒的主要傳染源是鼠類，志愿軍在與朝鮮民眾分開居住后，對于鼠類的防范做的比較到位，1951年斑疹傷寒病故159人，1952年18人，1953年僅3人。傷寒和副傷寒主要通過食物傳播，在志愿軍與朝鮮民眾分開居住后，這一病死率也急劇下降，1951年病故136人，1952年34人，1953年僅5人。肺結核不僅僅是造成死亡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減員的主要原因。肺結核在解放前有個外號叫“富貴病”，因為患了肺結核之后沒有特效藥，只能到空氣好的地方吃好喝好靜養，病好之后勞動能力也不能完全恢復。志愿軍中肺結核患者只有19%歸隊，有24%退伍，還有33%轉移回到國內休養。
對于防治傳染病來說，防比治更重要。處處設防等于處處不設防，防只能有針對性的防，對于傳染病尤其如此。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在糧草之前，情報先行，地方流行病也是情報之一。自古而今，流行病都是軍隊的大敵，比如隋第一次出征高句麗，就趕上了瘟疫，《三國志》里對赤壁一戰也提到了曹操軍中的瘟疫。志愿軍作為現代的軍隊，對流行病的應對顯然遠遠高于古代軍隊。在出發前往朝鮮之前，就已經對朝鮮的相關情報進行了調研。朝鮮的流行病主要是天花、麻疹、結核病、傷寒之類，與我國當時正在流行的鼠疫不同。按照朝鮮的歷史，當時已有500年沒有發生過鼠疫，按照日本和美國的資料，至少1910年之后都沒有發生過鼠疫，這是包括南北朝鮮的整個朝鮮半島的資料。考慮到整個朝鮮半島的唯一鄰國是中國，而中國在此之前的多次大規模鼠疫，即便在有了較大程度的人口流動之后都沒有傳到朝鮮。所以如果朝鮮半島出現了鼠疫病原體，那么來源只可能是天上，當時的察哈爾省在解放后曾有過鼠疫，抗美援朝戰爭前已被撲滅。朝鮮歷史上是霍亂高發區，但是在日本投降后，1947-1951年都沒有發生過霍亂，可以認為不是霍亂疫區，在1952年之后，開始出現少量霍亂病人，沒有形成疫情。當時，朝鮮的最大流行病是肺吸蟲病和鉤蟲病。根據日占時期的調查，朝鮮有9.4%的人帶有肺吸蟲病，還有一部分人患有鉤蟲病和蛔蟲病。肺吸蟲病與當地人喜歡生吃淡水水生物有關，鉤蟲病與當地人赤足下水走路有關，蛔蟲病與未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有關，這三者在志愿軍部隊里均可克服。朝鮮的用水條件較差，飲用水容易被污染，冬季長時間不能洗澡換衣服，志愿軍多有喝開水的習慣，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提供洗澡，相對影響不太嚴重。給志愿軍帶來最大麻煩的傳染媒介是虱子，朝鮮人民條件艱苦，冬天長時間不能洗澡換衣服，導致虱子橫生，而前線志愿軍所戰斗的坑道環境又特別適宜虱子的滋生，直到1952年DDT殺蟲劑在前線的廣泛使用，同時配合后方的高溫滅虱才緩解。其次是蚊子，因為條件所限，加上朝鮮的蚊子不多，導致志愿軍忽視蚊子的危害。志愿軍剛剛出國作戰的時候也存在醫療系統的混亂，一個很大的問題便是傷病員不分，傳染病的病員往往和傷員一起送回國，僅有的隔離措施是給病員戴口罩。一直到1951年6月，進入陣地戰之后，部隊開始修建野戰醫院，情況才穩定下來。志愿軍醫療系統的數據，也就是這時候才開始統計。志愿軍在作戰區域連有衛生員，營有衛生所，團有衛生隊，師有救護所，軍有醫療所（多個分散布置）；再向后是兵站和基地醫院；再向后是祖國后方。發現病員突然高熱，連隊衛生員要對病員進行隔離和住處消毒。營衛生所平時巡診和門診；發現高熱病人立即組織后送團衛生隊。營以上這個級別開始有抗生素。團衛生隊對傳染病病人消毒隔離送往師救護所，師救護所建有隔離室，到這一級別可以實現初步的隔離治療。到了師這一級別，才可以做血常規、尿常規、大便常規以及痰常規。大家隨便去個縣醫院都能做的化驗，在當時必須要到師這個級別的醫院才有。軍建有專門的傳染病區，可以實現一定程度的治療，然后區別是否繼續后送更高級別醫院。傳染病病人一般留在朝鮮治愈，傳染期已過并有其他疾病的，一般才送回國。軍這個級別可以做細菌培養，但是還做不到每個軍都有X光機。這種分級醫療救治方式，比現在的“感冒也去北醫三院”有優勢。缺點也有，其實越靠前線，級別越低，對醫療人員的要求反而沒有降低。抗美援朝期間，我們前線的軍醫多數是自己培養，只經過一兩年的短期訓練，這是一個無法克服的困難。后方有國內紅十字會組織的專業醫療隊伍以及蘇聯的醫療隊伍，水平要高很多，絕大多數傳染病人都可以在朝鮮治愈。和美軍相比，我軍住院后病員死亡率要高于對方。這是我軍輕病不治和重病延誤住院，導致住院后病情往往已經錯過了最佳治療階段。受客觀條件影響，朝鮮不能就地解決給養問題，只能依賴后方供應，但是受到美軍轟炸等因素的影響，運輸能力受到限制。前線從吃不飽到吃不好的情況普遍存在，尤其是新鮮蔬菜和肉食這兩種保質期短的食材。當時朝鮮人民生活比較落后，衛生條件有限。早期志愿軍指戰員與朝鮮民眾混居，傳染現象比較嚴重，1951年后，志愿軍與朝鮮民眾實現了分開居住，這一情況立刻明顯改觀。夏季的腸胃炎和痢疾問題，主要是炊事衛生和個人衛生受條件所限無法達到要求，而且由于輕傷不下火線的傳統和治療條件所限，出現了一些慢性病人和健康帶菌者。好在病情并不嚴重，致死率不高，這可能和我軍不喝生水，不吃生菜的良好習慣有關。瘧疾也是一大流行病，問題的關鍵是蚊子和指戰員的疲勞導致的抵抗力下降。尤其是西海岸稻田多，蚊子多的情況。另外的一個原因是主動服藥率不高，預防瘧疾的藥物，抽樣調查的服藥率只有25%。戰爭環境下，胃病是多發疾病，因為飲食不規律，精神高度緊張。坑道環境下，內外溫差大；坑道內通風差，空氣混濁；坑道內粉塵多。三者合計導致呼吸系統疾病成為住院者中的最大分類。其中因溫差導致的感冒是最主要疾病，肺炎發病率多在3月份前后達到高峰。
那么細菌戰對我們的影響有多大？細菌戰對我們造成的影響，其數據統計結果在“其他”這一項，也就是微乎其微，當然也存在為了避免敵人獲得數據而瞞報的可能。影響較小并不是敵人不兇殘，武器不給力，而是我們的防疫工作做得好。這也從一個側面告訴大家，細菌不是一個好武器。NBC三大惡魔，還是N（核武器）更靠譜，B（生物武器）中細菌對付早有準備的對手可以忽略，C（化學武器）受投放環境和氣候影響太大。志愿軍67軍軍長李湘的病故情況比較特殊。67軍的副軍長李水清在80年代曾經回憶過李湘軍長生前的情況。那時候67軍正在東線防登陸，要進行大量的工事修筑工作，還要應對細菌戰的防疫工作，非常累，本來已經是過度疲勞狀態，而且在發燒。1952年7月初，美軍在199師陣地前沿投放了十幾個空殼彈，部隊覺得很奇怪，當時兼任199師的李水清通電話向軍長匯報，于是李湘就來前線考察。看到了空殼彈后，他倆里里外外研究了空殼彈好幾遍，沒有研究出問題來，就是否上報展開了討論，討論的時候比較累，就坐在了炸彈殼子上。李湘當時臉上長了個小癤子，已經擠破了，但是兩人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小細節，最后決定如實上報志愿軍總部，然后兩人就各自忙去了。第二天李湘的臉就腫了，迅速發展成腦膜炎和敗血癥，從發病到去世只有七天，根本來不及送回國內。第一個被記載的細菌武器案例是1952年1月28日，江原道42軍駐地，在冬季發現了蒼蠅、跳蚤等，尤其重要的是，蒼蠅能在容器內產卵。顯然這樣的蒼蠅來歷非常可疑。之后每次被發現也都伴隨著蒼蠅等昆蟲或其他動物，這可能也是經歷了細菌戰幾個月的李湘軍長等人沒有提高警惕的原因。雖然反細菌戰成果不錯，但其實志愿軍醫療系統在人力方面的投入沒有一般想象的那么大，反細菌戰初期只有400多人，到1952年7月，也不過2000多人，高峰期有大約3000多人。根據住院率來看，我們志愿軍的住院率遠遠低于其他國家，包括二戰中被影視作品拍攝成各種英雄的美國。志愿軍對此也進行了多方面的總結。最主要的原因是指戰員不到堅持不住，堅決不離開第一線；除非軍醫堅決要求必須住院，病員往往隨隊治療。第二個原因是因反細菌戰運動，醫療力量充實的比較好。反細菌戰期間戰士有病很快就醫，而且戰事不緊，可以等完全治愈后再返回部隊。這期間反而是前線住院病員治愈歸隊率最高的時期，當然同期也是后方病死率最高的時期，因為運輸條件已經許可了一些重病員后送。第三個原因是我國志愿軍指戰員發病情況與歐美國家不同，如美軍精神病發病率很高，部分情況下與戰傷不相上下，而志愿軍的發病率是每天每百萬人兩人。這里可以多說兩句，志愿軍對精神病的數據進行了統計，表明最主要的精神病是神經衰弱（37.5%）。抗美援朝是一項偉大的行動，衛生工作更是涉及到方方面面，志愿軍的衛勤系統在戰斗中學習，在戰斗中總結提高，反過來又用于指導自己的工作。傳染病得到了有效地控制，有力的保障了志愿軍的戰斗力。
歷史總有些相似，今天我們最優秀的中華兒女又奔赴去新的戰場，只要我們像過去一樣，團結勇敢、仔細謹慎、萬眾一心，就有理由相信，最后的勝利依舊屬于我們！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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