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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實事求是精神，正確進行偉大斗爭

——從歐陽修的“憤青”奏章看唯心主義對北宋國家治理的危害

 

慶歷三年九月，正是“慶歷新政”開始啟動的時候，歐陽修連上三封奏章給宋仁宗。三封奏章正氣凜然，洋洋灑灑，角度各異，但中心思想只有一個——要求宋仁宗嚴懲“執宰（作者注：執宰，指擔任宰相）二十余年”的呂夷簡，因為他一貫“奸謀邪說”“子弟不肖”“專奪主權”“脅制中外”“惡貫滿盈”【1】?？陀^地說，其言辭的激烈程度比今天的網絡憤青狠上百倍不止，光就“專奪主權（作者注：主權，指皇權）”一條，如果坐實，就可以致呂夷簡于萬劫不復之地，誅滅九族實不為過。

歐陽修（1007.8.1－1072.9.22），北宋政治家、文學家

 

對于這種憤青式奏章，仁宗皇帝精神上給予鼓勵——賜歐陽賜“五品服”，還當面嘉獎“數論事無所避”【2】；但實際上卻對歐陽修的奏章“留中不發”。歐陽修幾次催促皇帝表態，但是仁宗就是跟他兜圈子，打太極，顧左右而言他，而且，到最后也沒有嚴懲呂夷簡，甚至還提拔呂夷簡的兒子，這令歐陽修百思不得其解。

呂夷簡（978－1044.10.3），北宋名相

大家不要詫異，有宋一朝，這種人身攻擊的憤青式奏章很多，屬于普遍現象，這跟宋朝政治上的唯心主義是分不開的，政治上的憤青行動其實就是唯心主義的表現之一。通過這件事情我們可以看出，即便像歐陽修這樣的名臣，都不免受整個朝廷濃厚的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不尚實事求是之風，徒有空談誤國之實。為什么要這么說？讓我們來看看歐陽修在參呂夷簡這事情欠考慮的幾個地方。

 

第一、歐陽修沒有考慮到推行“慶歷新政”需要平穩的政治環境。慶歷三年，“慶歷新政”即將全面推行，新政勢必觸及某些政治勢力的根本利益。仁宗對新政可能面對的政治阻力還是有一定考慮的。呂夷簡掌握相權長達二十幾年，門生故吏遍布宋朝中高層政治體系。在呂夷簡罪不昭彰時，貿然處理他，勢必引發軒然大波，甚至可能出現大的政治動蕩。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那么新政的推行所需要的平穩政治環境就蕩然無存，這是作為最高統治者仁宗皇帝必須考慮的問題。顯然，歐陽修沒有全面地考慮這個問題，腦子里想當然的成分過多。

 

二、歐陽修沒有考慮到呂夷簡是當時政治平衡中的重要一環。文官政治平衡是宋太祖趙匡胤定下除了“重文抑武”之外的另一國策。宋太宗即位時就明確昭告百官和繼承者——“事為之防，曲為之制”【3】，真宗干脆表達得更直白一些——“異論相攪”，兩代皇帝的話翻譯過來就是：加強中央集權，以平衡方法，防止相權坐大。文官政治平衡需要兩派文官相制衡，決不允許一派獨大。慶歷新政期間，新政派以范仲淹、歐陽修、富弼、韓琦、杜衍等為代表，他們掌握著推行改革的巨大權力，但仁宗不可能允許新政派一枝獨大，必然要扶持保守派以制衡新政派，以保障政治平衡。那么誰才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呢？當仁不讓者就是擔任宰相二十余年的呂夷簡。所以，在新政派掌握改革主導權的時候，仁宗怎么可能接受新政派輿論主將歐陽修要求嚴懲保守派代表的主張呢？

 

三、歐陽修沒有把握好正確的政治斗爭與黨同伐異的本質區別。呂夷簡是仁宗皇帝繼位的堅定擁戴者。他在仁宗生母死后能否獲得皇后禮遇這個問題上與當時的皇太后據理力爭，置生死度外。他還在幾次重大的歷史關頭，他都與仁宗皇帝堅定地站在一起，從而使得仁宗皇帝信任呂夷簡長達二十幾年。雖然宋仁宗在呂夷簡謀求把軍權跟相權一起抓這個問題上高度警惕（請參閱作者的《天怒，人怨——呂夷簡政治企圖的破產》），對呂夷簡的信任打了一定折扣。但必須指出，相權與軍權同管是皇帝的任命，主要是為了更好地協調事、權、物，以應對與西夏的戰爭。而且大臣們一反對，呂夷簡就主動提出放棄掌握軍權了，沒有一條道走到黑。也就是說，僅憑這一條，“專奪主權”的罪名遠遠站不住腳，畢竟，它與“專奪主權”的政治謀反或者軍事政變等罪行是有著天壤之別的。

 

綜上所述，歐陽修僅憑一些毫無真憑實據的罪名對呂夷簡進行人身攻擊，這起碼說明歐陽修對待不同政見者的態度不是客觀的，在政見上搞非此即彼，缺乏政治家應有的胸懷。同時，他也沒有從當時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充分考慮新政推行所需的政治環境和國家政治生活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事實上，如果歐陽修等新政派不能客觀地對待政治觀點不同的大臣，將慶歷新政作為黨同伐異的途徑，采取扣帽子、打棒子的辦法推行新政，那么損失的不光是個人的政治前途和政治信譽，可能還會使剛剛啟動的新政遭遇巨大阻力而最終失敗。后來的歷史證明了這一點。慶歷五年，新政由于沒有凝聚起足夠的政治合力，在強大保守勢力的反對下舉步維艱。沒有多久，改革領袖范仲淹、富弼、韓琦、杜衍紛紛被貶出京城，離開了政治中心，而新政推行的政策基本被推翻，慶歷新政以失敗告終。

 

有宋一朝，政治上受唯心主義影響是極深的，而歐陽修的憤青式奏章僅僅是北宋政治精英受唯心主義思想影響的冰山一角。嚴重的唯心主義使得宋朝治理體系的構建和實踐中形而上學的東西多，缺乏辯證法。這一方面導致其內外政策總是在盲目自信和極度悲觀的兩極中做擺鐘運動，北宋對遼國和西夏的戰爭就是最好的證明——最開始盲目自信、盲目進攻，遭到失敗后就極端悲觀，茍安主義盛行。另一方面導致不能正確地開展政治斗爭，從唯物論的角度來看，正確的政治斗爭本身是凝心聚力的思想武器，結果在歐陽修那里卻成了討伐異己力量、制造內部分裂的政治工具。不能正確掌握政治斗爭的藝術，就會到處樹敵，到處搞一刀切，到處扣帽子，因而就無法形成強大的政治合力。究其根本原因，這是其階級局限所限制，歐陽修等封建政治精英的政見之分反映的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故必然黨同伐異。

 

中國共產黨在延安整風中，就敢于堅持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法，敢于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正確、積極地開展黨內斗爭，使中國共產黨從理論上、思想上、行動上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從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根本性基礎。這是由于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真正代表了最廣大人民利益，才可能真正堅持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最博大的胸懷，將革命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高度結合起來。而積極開展的黨內斗爭，其目的不是庸俗的黨同伐異，而是在正確的斗爭中使全黨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進一步統一思想和行動，形成強大政治合力，去為共同綱領和目標而奮斗，一步一步把正義的事業推向前進。這是一切舊的統治階級及其政治力量無可企及的！

 

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是根本對立的，因為它無法實事求是地對待客觀實踐，無法正確地分析客觀條件，因而也就無法正確地開展積極斗爭。對于這種唯心主義的錯誤，我們要引以為戒。毛澤東同志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把實事求是形象地比喻為“有的放矢”【4】 ，就是要求一切要從實際出發。為了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我們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因此，我們也比任何時刻都需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領導方法，這是我們形成強大政治合力，凝聚廣泛共識，實現偉大理想的重要武器。

 

注 釋：

 【1】參（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 · 卷一百四十三》，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9月版，第3444、3445、3446頁。 

 【2】參（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 · 卷一百四十三》，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9月版，第3447頁。 

 【3】參（宋）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 · 卷十七》，上海師大古籍所、華東師大古籍所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9月版，第382頁。 

 【4】參《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作者系宏國智庫理事長，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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