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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文化冷戰上可謂挖空心思，十分富有想象能力。如果你閱讀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這本令人震動的為美國文化冷戰進行歷史描繪的書，會吃驚地看到美國為進行這場特殊的戰爭，耗費了多少金錢，網羅了多少人才，費了多少心計進行策劃和組織，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藝術種類，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

近日筆者讀到《文藝研究》2009年第3期上王岳川先生的文章《“后理論時代”的西方文論癥候》，文章的第三部分標題是《文化冷戰與中心話語霸權》，提到近年來美國政府一批重要文件的解密，引起全球性轟動。原來美國政府在二戰之后針對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所開展的冷戰中還包括文化冷戰，而文化冷戰的直接操縱者居然是美國的 CIA，即美國中央情報局。

 王岳川先生的文章還提到，有一位英國學者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根據這些解密文件并對其進行梳理以及一些私人檔案材料和對文化冷戰當事人的采訪記錄寫作出版了《誰承擔后果——中央情報局與文化冷戰》（2000年紐約版，中文版2002年面世）一書，書中詳盡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實：“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地依靠當地的知識人，有利于掩蓋美國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而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作品，以此摧毀古典和現代經典藝術。”后來筆者花費了一些時間在網上查閱了不少關于文化冷戰方面的資料，對這樣一場長達近半個多世紀之久的喪心病狂的冷戰和文化冷戰多少有了些了解。

一、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世界各地的確發揮了其強大的作用，世界各地的好多政府就是他們給顛覆掉的。

中央情報局的拿手好戲似乎就是推翻別國民選政府、扶持直接能夠聽自己使喚的軍人政權：希臘的新法西斯 （1949年）、伊朗的極右王朝（1953年）、危地馬拉的殺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長槍黨（1959年）、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軍人政權（1965年）、智利的皮諾切軍人政權（1971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權（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報局將曼德拉交給南非警察當局拘禁的）……身后站著的都是無孔不入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就連現在讓美國人恨得牙癢癢的并且懸賞數千萬美金捉拿的本•拉登也是中央情報局一手拉扯大的。

二、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文化冷戰上可謂挖空心思，十分富有想象能力。

 如果你閱讀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這本令人震動的為美國文化冷戰進行歷史描繪的書，會吃驚地看到美國為進行這場特殊的戰爭，耗費了多少金錢，網羅了多少人才，費了多少心計進行策劃和組織，涉及多少不同的文化藝術種類，又有多少世界名流卷入其中……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的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達藝術的推銷。

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么可以用來作反共武器呢？你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象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正好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

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后解釋道：“這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系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一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愿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

 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富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的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一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由于準備周全，“抽象表達藝術展”十分轟動，并在藝術界形成了一個強勁的新流派。

事后，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達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三、美國中央情報局推行的文化冷戰找到了一種成功的戰爭策略，而且這種策略很有針對性。

 眾所周知，當年的蘇聯以及廣大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確存在著極權和專制、獨裁問題，這幾乎又是一個災難性的問題，一些人尤其是知識人向往自由是肯定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很好地利用了這一點，所以文化冷戰的開始就是組織成立一個叫做“文化自由大會”（the 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組織。

 “文化自由大會”成立于1950年，在其鼎盛時期，它在35個國家設有分支機構（包括“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雇有幾十位全職工作人員，擁有自己的新聞社，出版二十多種顯赫刊物，經常舉辦藝術展覽，組織高規格的國際會議，并為音樂家、藝術家頒獎。看完此書的人大概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央情報局實際上就是美國的隱性“宣傳部”。

對此，文化冷戰的設計者之一喬治•坎南（George Kennan）并不諱言，不過他情愿用個好聽一點的詞叫“文化部”。他說：“美國沒有個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 根據《文化冷戰》披露的材料，恐怕還是將中央情報局叫做美國的“宣傳部”更貼切一些，而且這個收到了良好效果的宣傳部，比任何國家的別的任何種類的宣傳部都成功，它推崇的口號是最好的宣傳就是看上去不是什么宣傳。

美國中央情報局成功地向全世界推出了前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紀德的《訪蘇歸來》、《正午的黑暗》等等，并把T.S.艾略特的書空投到東歐和蘇聯，用毫無意義的書寫來對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美國人一方面推行所謂的自由，一方面又反對文化領域的自由，所以他們阻止小說《斯巴達克思》的出版，監視海明威的行蹤，干擾聶魯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總之他們奉行的策略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他們就贊成，凡是敵人贊成的他們就反對。但他們采用的這種策略是不掛在口頭的。CIA對20世紀后半葉的文藝思潮影響可謂深遠，遠比斯大林們來得厲害，最關鍵的是：你并不知道。

 通過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原來自由、民主的號召也是一種陷阱，先鋒也是一場陰謀。可惜的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我們的不少藝術家和知識分子沒有識破這場陰謀，我們的文壇詩界還有不少以先鋒為榮，而這已經是美國文件解密和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的書出版了差不多十年的時間的當下了。先鋒藝術，先鋒文學和先鋒詩歌已經深深地破壞了我們的文學藝術和詩歌。

（作者：錢志富；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