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中美經濟半脫鉤”的概念及其主要，是由中國學者最先提出的。美國高級智庫也已做出系統報告，中國需要抓緊研究對策。不直接對抗，從第三方尋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節地承擔起人類和平發展的治理責任，將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思考并統籌推進，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教義精髓的辯證理解和創造性的實踐運用。“半脫鉤”試圖建構一種應對中美貿易戰“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對國家民族利益及人類和平發展高度負責的信念尋求在戰略上的妥當思考與設計。
（一）中國學者的“半脫鉤”理念
“半脫鉤”概念是楊帆教授和崔鶴鳴先生在2019年6月份，針對美國“脫鉤輪”而提出來的。1. 楊帆提出：中美經濟關系不可能完全脫鉤，客觀上是“半脫鉤”，這不是我們愿意的，是美國啟動貿易戰的結果。（3）金融斗爭。美國可能斷絕美元交易，國際貿易清算系統，凍結資產，外資撤資。（5）服務貿易，包含旅游，信息、知識產權，媒體，評估，財務，法律等。（7）局部全脫鉤，如臺海南海發生局部軍事沖突，兩岸之間徹底封鎖。香港問題。
（1）中美貿易戰有持久戰的趨勢和跡象，“半脫鉤”跟持久戰相聯系。持久戰為什么是持久戰？對中國來說，按美國的結構性改革要求，談成了我們不能承受， 簽下來也履行不了，和WTO一樣，我們先答應它，走著走著發現不賴帳不行，金融系資本市場無法開放，甚至產品市場都不敢，兩桶油，開車加油都被控制，電訊產品也被控制。全面服務業概念也沒開展。
（2）談崩的概念是全脫鉤，中國的承受主體是政府，是黨和國家的政權，美國承受主體是選民，我們只要政權在，搞兩彈一星的時餓死千萬人也搞，但西方國家不可想象，美國承受力確實不如中國，美國選民對特朗普壓力越來越大，華為問題、貿易戰問題，產生聲音說不該這么打。談崩了美國承受不了，因為其承受力差。我們更承受不了，我們依靠美國更多。談成與不成都無法承受，所以是持久戰，不可能談成、也不可能談崩，中美經濟關系就是“半脫鉤”狀態。（3）提出“新全球化”概念，是重組以后的全球化，基本宗旨是強化全球化的規則管理，強化全球化治理。原來規則管理太軟，中國確實鉆了空子。沒人愿意脫鉤，問題是不得不“半脫鉤”， 中國要不要遵守全球化規則？還是有利就遵守、沒利就不遵守？比如TPP中國可以參加，但前提是什么？如其中有一項勞工權利，勞動者有罷工和組織工會的權利，能不能實行？（4）還提出了“中國模式”的特點之一是利用全球化規則的管理漏洞，用“舉國體制”做很多事情，保持權力對市場全面管控，市場化國家做不到。崔鶴鳴認為中國模式是“權力控制的半市場經濟”，半個權力，半個市場。（5）產生若干個全球化集團都是多邊和雙邊貿易的，比如北美貿易集團，TPP拓展了，如歐洲日本形成了零關稅協議。多邊集團中國被邊緣化，這也是“半脫鉤”。經濟增長會退到某一個程度停下來，看能不能找到平衡點，不出現危機，經濟發展水平往后退，技術有可能降維。我認為美國結構性改革沒什么了不起，可以接受。黃奇帆建議“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障礙，美國關稅現在比我們低。全球化的規則很多，對政府補貼也有規則，對關稅等等、非關稅壁壘也有規則，對技術轉讓也有規則。遵守規則也有沖突，基本上能在規則體系內解決，中國的根本制度和市場經濟沖突。傳統工業化和城市化，蘇聯體系自成一體，無非就是效率低點。現在信息化、網絡化想自成體系做不到，無法脫鉤。全脫鉤我們受不了，想變成蘇聯形成自己陣營，跟西方陣營對抗，這條路走不通了。美國技術上不斷加強管制，也沒有對中國徹底封鎖，對蘇聯是徹底封鎖，兩個體系有時候甚至想打打熱戰，或者代理人戰爭，現在美國也不會這么做，中國有些時候在跟隨，有些時候鉆空子。中國的勞工政策、土地政策、二元結構等等一系列和美國的自由主義結構是不同的。（7）羅德里格《全球化悖論》指出，全球化治理要求各個國家相應放棄主權，全球化、國家主權、民主是三元悖論，只能居其二，不能三者都得。整個全球化在重組，“半脫鉤”大背景：我們如果不愿意遵守新規則，一定被邊緣化，TPP就是新規則，比原來WTO規則更加嚴格，如產地原則。
楊帆、崔鶴鳴指出：“中美經濟半脫鉤”的概念及其主要，是我們最先提出的。這也是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高級智庫的“原創性成果”。美國高級智庫既然已做出系統報告，中國也需要抓緊研究對策。中國人什么時候不再輕視自己的專家，在思想概念上不去跟風，美國人提出什么概念，我們的媒體就去跟什么概念，才算有真正的“文化自信”。《部分“脫鉤”：美國對華經濟競爭新戰略》2019年11月1. 主要論點。長期以來，中國對美國經濟一直采取掠奪性方法，在限制其經濟“戰略部門”投資的同時，設置關稅補貼和非關稅壁壘。美國對中國的進口和投資仍相對開放。 過去兩年中，特朗普政府利用關稅和其他行政措施試圖迫使中國走向更大開放，限制中國對美投資，控制技術轉讓。盡管加收關稅這一行為本身是有爭議的，但美國兩黨越來越關注中國帶來的國家安全和經濟風險，最終制定了旨在加強投資篩選和出口管制法規的立法。盡管美國似乎普遍支持對中國采取更強硬立場，但部署上仍然缺乏清晰、全面的戰略。（1）在當前的關稅戰中實現?；?。美國應避免在不尋求基本讓步的情況下達成緩解中國壓力的表面協議。相反，它應該至少尋求臨時解決方案，以減少美國消費者和生產商的成本，同時保留對某些中國進口產品的限制。
（2）加強防御措施，以減少監視，破壞或破壞的脆弱性，并減緩關鍵技術向中國的傳播。這將需要限制某些技術向中國的外流，同時限制一些中國商品，資本和人員向美國的外流。（4）加強與親密盟友的貿易和投資，信息共享。在繼續尋求對多邊機構進行改革的同時，美國應與主要盟國合作，以加強部分（而不是全球）開放貿易體系。該系統應建立在高標準的多邊貿易協定和確保數據安全并促進經濟發展的通用方法的基礎上。
3. 中國貿易和工業政策是整體大戰略組成部分，對美國和其他先進民主國家安全與福利構成威脅。美國和中國以不同的目標和期望進入了經濟交往過程，歷屆美國政府都希望接觸戰略最終改變中國，鼓勵中共政權放開中國經濟并成為現有國際秩序中的“負責任利益攸關方”，最終將導致深遠的政治改革。在這些信念和期望的指導下，美國采取接觸，在大多數情況下退后一步。中國奉行國家主義，重商主義，列寧主義，獨特意識形態和執政理念。盡管有時愿意讓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但始終謹慎保持對國民經濟的牢牢掌控，牢牢控制政治。經濟政策目標是增強黨在中國社會中的力量，增加中國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財富和權力。華盛頓和北京都認為時間在他們一邊，美國戰略家確信，經濟發展邏輯將推動中國朝有利方向發展。中國到世紀之交越來越有信心，相信韜光養晦、培育經濟和發展綜合國力戰略會取得預期結果。各方都在賭自己的戰略會成功。至少就目前而言，北京贏得更好賭注。今天中國比三十年前更加富裕和強大，繼續受到獨裁統治，并追求扭曲市場貿易和產業政策。中共并沒有成為“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或維持現狀，更加公開地表達對現有機構和準則不滿，以越來越自信甚至激進方式行事。隨著自信增強，中國試圖重塑經濟關系，使國家力量不斷積累。有兩種模式：“冷戰/遏制”模式 限制雙邊貿易和投資流動，相互脫鉤。增長前景都會受到影響，但美國對中國的重要性仍比中國對美國的重要性更大，在短期內對北京的傷害大于對華盛頓的傷害。長遠效果取決于兩國以及與世界其他地區間經濟關系模式。2017年之前美國相對開放，中國相對封閉，從美國的角度來看現狀是危險的。
特朗普采取更具進取性的手段。采取步驟將部分美國經濟與中國隔離，隱含的威脅是，中國如不進一步改革，關稅將無限期保持不變，一系列行政措施包括嚴格投資篩選，出口管制和采購法規，將導致新的關系模式：（1）貿易戰，出現了政治學家所說的“令人傷心的僵局”，出口下降和某些進口成本增加，全球增長放緩。雙方就雙邊貿易的新格局達成相互接受的協議，制定出可能的部分解決方案。美國將降低服裝，玩具，家具和消費電子產品等產品的進口壁壘，換取中國降低對美國農產品和原材料的關稅。美國保留某些行業關稅，以表明中國生產者以不公平貿易損害潛在的美國競爭對手。（2）采取防御措施以限制某些技術和信息向中國外流，規范一些中國商品，資本和人員向美國外流。應該與盟國一起實施，才有效果。目標是減少美國受到監視和破壞的脆弱性?，F代信息技術網絡造成各種風險，植入易受攻擊或損壞的設備甚至單個組件可能使敵對的外國行為者提取信息，或破壞單個武器和通信系統，甚至整個網絡功能。華為在構建新的5G電信網絡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由于中國國家安全法，不僅國有企業，甚至私有企業也必須被視為潛在的國家權力工具。將中國制造的設備排除在整個美電信系統之外，還有發電，鐵路，供水系統和執法機構。將所有中國IT產品排除在美國經濟之外沒有必要。除了大大擴大政府對私營部門的入侵外，這種措施成本高昂且有破壞性，特別是沒有供應商沒有替代供應商現代供應鏈的深度，復雜性和流動性使其成本高昂，無法追溯來源。要進行仔細檢查確保武器、通信和其他防御系統安全。美國政府需要提升其收集和分析相關商業和技術信息能力，與私營部門合作開發新的分析技術，識別出特別危險的節點。（3）減少遭受壓力或破壞的脆弱性。稀土礦產，特種合金，導彈和彈藥推進劑印刷電路板，美軍事裝備嚴重依賴從中國進口。中國可能威脅削減或中止稀土出口，化學藥品，可部署“國防必要性”主張以合理化廣泛的貿易保護主義。應對各種突發事件（包括與中國的持久性常規戰爭）現實計劃情景，需求，依賴中國進口。儲存可能減輕風險。有可能依靠從盟友進口；與私營部門合作鼓勵建立或擴大國內能力。（4）降低技術擴散。中國現成為科學技術以及制造業超級大國。機器人，人工智能使生產力飛躍，抵消不斷上漲的勞動力成本。在關鍵高科技領域樹立國家冠軍。目標不僅是要統治市場，且要打敗外國競爭對手，占領他們及第三方市場的重要份額。特別是在具有先發優勢和規模收益的地方，中國公司可能獲得持久優勢，制定技術標準。中國在武器方面不會繼續落后，除彌補差距，也許會開發和部署全新功能，在沖突時取得決定性優勢。（5）中共使用國家主導產業政策的所有手段，對商業創新，政府資助研究，大型項目補貼，分享軍民間技術。以任何手段獲取外國技術和知識產權，違反法律手段如網絡盜竊及科學間諜），違反國際承諾的手段（如強制合資企業轉讓）。美國最好與工業盟友密切合作，放慢一些創新流向中國的步伐。（6）美國的目的不是要壓制中國，而是要確保美國對創造未來財富中保持優勢，繼續施加壓力，要求北京放棄或修改其最惡劣的貿易和工業政策，試圖將中國納入自由國際貿易體系，希望有助于改變其經濟政治體系。這一戰略的失敗，加上中國龐大規模，意味著美國及其工業盟國再也無法將中國視為正常貿易伙伴。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中國獲得技術。首先是包括解放軍在內的黨國機關與名義上的私人界限模糊。“新興技術”很難確定是否用于軍事。與中國對抗遠超軍事競爭狹義范圍。為了相對的經濟利益和技術優勢以及軍事優勢，這是一場斗爭。這種限制如運用不當或過度使用，可能損害美國的創新能力。技術還可通過三種途徑從西方流向中國：中國實體直接投資；西方轉讓或出口；人員流動包括學生，科學家和工程師。應對中國在敏感地區直接投資嚴格限制，為尋求在美國學習和工作的中國公民盡可能敞開大門。美國公司對中國同行技術出口的適當控制范圍介于兩種極端之間。中國在美國投資急劇增長，包括電子，機器人，能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試圖收購大公司，初創公司小型風險投資。即使名義是私有企業，它們活動通常是針對性的，由黨國機關提供便利，補貼或資助，實現產業目標。（7）中共利用了聯邦調查局長克里斯托弗·雷所說的“非傳統收藏家”，包括教授，科學家以及學生。禁止簽證有助于補貼美國公民的教育，犧牲了科學和工程領域的中高級中國學生在完成學位后選擇在美國生活帶來的利益，損害美國聲譽，驗證了中共的宣傳，使美國成為中國人民的敵人。在美國學習的34萬中國公民，15％是博士，只要不違反美國法律或學術規范，應繼續歡迎。一些高級學位候選人正在諸如政治科學，經濟學或環境科學，可能會被用作非傳統收藏家。可以對先進人員施加限制。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亞歷克斯·約斯克，十年中解放軍已派出數千名研究人員赴海外攻讀博士或訪問學者。
（1）國家力量包括軍事，情報能力，援助，發展援助和政治影響力行動。經濟增長越快，政府就越容易購買更多的“槍支”而不必犧牲太多的“黃油”，創新是增長的關鍵。中國在創新方面的投資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年均18％，甚至比整體經濟增長率還要快。研發支出從2000年不到1％增到2％。總支出為美國支出的45％。按購買力平價88％，2030年將超過美國。為加快創新步伐，需要在基礎研究和教育進行重大公共投資。
（2）在政治上更敏感的是移民政策調整，繼續使有才華的人來美國學習工作，以永久居民或公民身份留在美國。
（3）產業政策。共和黨人認為由市場來“挑選贏家和輸家”。至少在原則上，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現在都支持政府資助新興技術和基礎技術（半導體，量子計算和人工智能）。制造業，增強福利，創造更穩定薪水更高的工作。
2029年聯邦預算支出將占GDP巨大份額（23％），債務二戰以來最高水平（占GDP的93％），利息占GDP3％，超過國防支出（占GDP的2.5％）。
（4）政治共識和社會凝聚力。兩黨在中國看法似乎趨于一致，還沒達成共識或緊迫感，能擱置分歧?？赡苄枰粓鑫C（如1957年發射人造衛星）或一場徹底的災難（如珍珠港襲擊）來調動資源以應對外部挑戰。
（5）確保分享利益。機器人技術和人工智能的進步對就業提出特殊挑戰。
尋求與其他先進工業民主國家更緊密合作，他們與美國有著共同價值觀和利益。（2）如允許中國公司參與關鍵基礎設施建設，有嚴重的安全風險。（3）在貿易問題上建立共同戰線，迫使北京放棄貿易工業政策。特朗普威脅或針對盟友采取貿易行動。僅憑美國的杠桿作用不足以產生深刻而持久的變化，與其他貿易伙伴迅速解決爭端，并結成統一戰線可能會增加成功的機會。（4）重建和加強部分自由貿易體系。遵循公開原則，相互捍衛彼此的利益以面對體系之外的國家。有三個主要中心：北美，歐盟，亞洲，通過全球價值鏈相連。市場經濟體用高標準貿易和投資協議，把不符合標準的非市場經濟體排除在外。華盛頓與日本已簽訂雙邊貿易協定，要討論《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全面進步協議》，美國應承諾與歐洲談跨大西洋貿易協定，談判將北美，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的經濟聯系起來的高標準貿易協定。中國拒絕改變路線而仍然是一個離群者，將發現自己越來越不利。中國建立隔離自己的“信息圈”半透膜，可以自由利用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力量。不對稱現象給北京帶來持續的戰略利益。美國需要至少部分脫離接觸，建立保護性壁壘。結論：過去兩年，行政部門，國會和公眾對中國的看法達成更高程度共識，為以增強國家長期繁榮與安全的方式重塑美國對華戰略提供了新機會。但這一刻可能是短暫的，如沒有全面而清晰的戰略，暫定共識很容易消失。
（三） 關于“半脫鉤”的理論闡述
（田飛龍：《半脫鉤、聯歐與中美關系的未來》2019年8月）1. 當前關于中美貿易戰的諸多討論意見集中在經濟和技術層面，強調現階段還不具備體系化對抗的能力。關于中美貿易戰的宏觀定性與戰略應對，需要一種介乎“完全脫鉤”與“完全依附”之間的中間性概念，“半脫鉤”理論即提供這樣一種概念建構的嘗試。“半脫鉤”不是一種建構性事實，而是對中美貿易戰下中美關系基本狀態及其長期趨勢的事實性判斷與概括。半脫鉤不是要跟美國完全脫鉤，而是美國通過一系列的貿易關稅、技術禁令和學術交流禁令主動尋求與中國脫鉤，并且通過脫鉤的極限壓力測試來看美國經濟和美國技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完全擺脫中國市場。脫鉤的嘗試和壓力主要來自于美方，根源于美國的冷戰思維和霸權思維，我們則一直對全球化進行依賴、追隨、模仿并獲取其利益。美國認為這種“中國獲利”模式必須終結，新的經貿關系必須確保顯著的美國利益，否則就是不公平貿易。我們思考的宏觀方向是基于“半脫鉤”的基本事實，認識到即便中美達成暫時性貿易協議，都不可能回到原來的美國接納中國進入它的全球化體系的固有框架，回不到過去。這個時候要穩健地維持“半脫鉤”狀態下的接觸政策，要嚴肅面對中美平行體系的逐步形成和有限接觸原則的戰略機動性。平行體系不僅來自于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也來自于全球化力量板塊和產業轉移，不是美蘇冷戰翻版，但卻帶有冷戰的因素和風險。我們對脫鉤趨勢不要恐懼也不要主動追求，與美國脫鉤和與世界脫鉤是兩個概念。“半脫鉤主義”是一種軟脫鉤，一種接觸主義政策，與美國保持接觸，與非美世界加強全球化關聯，是“半脫鉤主義”的戰略精髓。 2018年美國副總統彭斯發表堪稱“新鐵幕演說”的冷戰宣言，指責中國對美國主導權、價值觀甚至國內民主政治的全面挑戰和破壞。國務卿蓬佩奧在2019年11月，紀念柏林墻倒塌會議上發表反對中國共產黨的演說。 戰略學家約瑟夫·奈近期警告：強硬對華立場可能導致“修昔底德陷阱”的自我實現。中國崛起以及特朗普主義精巧運作，激發了潛藏在美國朝野的共同焦慮，對未來的共同恐懼使美國“鴿派”集體失語，“ 鷹派”空前得勢。 中美新冷戰已拉開帷幕，美國在心理上和戰略上已基本完成動員和部署。中美長線的世界權力競爭刺破了改革開放40年脆弱維系的“蜜月期”。這種蜜月關系是以中美實力的絕對差距、中國市場對美國的利潤保證，以及美國對中國民主轉型的樂觀預期為前提的。彭斯盛贊鄧小平的政策路線，揚言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已被掏空，抱怨中國跳脫“韜光養晦”路線，改行“并立競爭”路線。彭斯，蓬佩奧等高級官員代表的美國政府鷹派立場，表明美國對中國民主期望與全球化整合的失敗。對中共的分析常因聚焦于意識形態而失準， 原因是意識形態背后還有傳統文化及強烈的民族主義。無論是蘇式規訓，還是美式規訓，都忽略了中國文化背景及中國共產黨倫理政治使命中的文明密碼，不能真正從文化平等的邏輯上尊重東方傳統及其價值觀， 堅持“文明與野蠻”二分法，是西方之“東方主義” 研究的失敗。冷戰世界本質上是“平行世界”，但不是絕對割裂，而是共享相同時間與空間，但在意識形態與制度模式上尖銳對立的世界體系。二戰后丘吉爾的鐵幕演說，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以及麥卡錫主義，將世界進行了人為的政治劃分與道德劃分，原則上不容許“中間地帶”及模糊性連接機制的存在，這種嚴格的敵我區分源自西方的文明優越論及異教征服觀。3. 新達成的“美-墨-加”貿易協定禁止其成員國與“非市場化”國家達成自由貿易協定，這種安排有冷戰意義：（1）為范本推動美國逐一與其他盟友建立“非WTO”的全球貿易體制安排，重建所謂以美國為中心的自由貿易體系；（2）新體系在技術標準與貿易規則上嚴格排除中國，將中國經濟體重新建構成2001年入世之前的孤立狀態；（3） 以更加嚴格的技術與制度封鎖及高昂的加入談判門檻，逼迫中國放棄自身發展道路。這些高端封鎖行為，從奧巴馬重返亞太戰略及TPP協議中已經開始，特朗普只是以更極端和赤裸裸方式加以升級。美國在貿易戰的同時，竭力構筑針對中國的“泛美統一戰線”，從利益、價值觀、地緣政治及國際秩序諸多方面，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對沖和抵消中國的“一帶一路”體系，排斥中國對美式全球化產業鏈價值鏈的經濟參與和利潤分享。中國發展的“最艱難時刻”正在到來。中國希望獲取美國對中國模式正當性的原則認可，希望承擔的是美國無力維系及推進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建設和制度建設，預防的是美國退出后可能出現的泛恐怖主義和泛無政府主義的秩序真空，這也在更大的世界體系戰略層面回應了“中美共治”的需求。由于多重文化差異、政治互疑與戰略誤判，美國未能理解“一帶一路”的建設性和補充性價值，中國未能系統說明“一帶一路”與美式全球化的結構關聯關系。中國以文明厚度、悲情歷史與道德責任進行著“一帶一路”建設及相關的制度創新，美國以“修昔底德陷阱”及新帝國沖動看待中國的進取行為。美國看到的不是中國的“幫忙”，而是中國的“威脅”。中國看到的不是美國的“善意”，而是美國對中國發展的阻斷。4. 2019年大阪G20推動“半脫鉤”談判進程與制度化是G20，還是G2？在當代全球治理領域是關鍵性敏感性議題，盡管“G2”概念早有人炒作，中國卻不愿意陷入這一概念陷阱。中國全球治理觀偏向于平等協商和多元共治，美國不得不適應中國這一新角色。我們不能樂觀期待中美貿易戰終結，也不可能就此期待美國重返多邊主義全球治理框架。大阪G20的中美和解必然存在著嚴重的局限性：（1）“美國優先”的特朗普主義并未更改，美國在內部選舉政治及中國抗爭下的暫時性妥協，不能理解為結構性轉變，未來任何貿易協議都不可能作為中美關系的唯一可靠保證；（2）中國民族復興的國家性目標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目標不可能改變，隨著技術主權的升級及全球治理的成果，中美圍繞全球治理權的爭奪將更加激烈， 除非美國選擇承認中國崛起與中國模式的正當性；（3）中美之外的第三方在積極尋求自保性框架，不希望在中美持續性沖突中利益受損，隨著第三方力量的增強與政策的自主化，中美協議的調控力和影響力可能受到一定的限制；（4）美國經濟刺激效果可能逐步消退，“特朗普經濟學”尤其是關稅主義面臨挫折，刺激美國國內政治與社會矛盾上升，推動其進一步的逆全球化與民主民粹化，可能再次波及中美協議及全球治理穩定性；（5）一定程度和概率下的地區戰爭風險（如伊朗、烏克蘭，臺海等）有可能在經濟下行嚴重時爆發，大國之間的脆弱和平可能遭遇危機，全球治理共識與制度基礎將進一步遭受侵蝕。 中美結構性競爭態勢已形成，二戰后國際法秩序及全球治理框架面臨美國因素的倒退性影響，導致此次和解效應必然是有限的，短期的，存在反復性和不確定性。或許世界和平發展的關鍵已轉移到美國角色的變遷上，即美國可否真正接受中國崛起事實及中國道路正當性，放棄單邊主義和唯一霸權訴求，轉型為21世紀和平發展的建設性力量，否則將陷入長時段高風險斗爭。“一帶一路”逐步成為中國所倡議的全人類發展事業， 直接意義是中國發展模式重新表達于世界歷史的中心領域，推動中國的“重新世界化”，而其長遠意義則在于促進東方與西方權力和價值關系的再平衡，結構性阻斷泛濫已久的“東方主義”話語及制度歧視，使東方文明智慧對人類整體發展起到引領作用。這一宏闊歷史進程必然改變人們熟知甚至高度依賴的美式全球化秩序。與美國百般阻撓及誤解相比，西方某些國家正在積極轉變。意大利是G7集團中率先加入“一帶一路”的，瑞士從技術合作角度選擇與中國合作，法德在思考如何以歐盟整體形式展開與“一帶一路”戰略對接。歐洲無需背負上美國式的帝國負擔與領導權轉移的深刻焦慮，可以在中美宏觀權力秩序轉移中重新定位，實現歐洲更加自主的重建及復興。“一帶一路”框架下新歐亞秩序正在構建形成，以中歐軸心開展的國際合作是世界領先級的，幾乎在任何方面均可以實現世界經濟重心與技術主權向歐亞地帶的回歸與轉移。 “第三方市場”非常具有創意性。中歐之間最重要的第三方市場有中東和非洲，是“一帶一路”的戰略突擊區域。鑒于歐洲在這兩個區域的殖民遺產、經濟利益與市場預期，中歐合作具有極大的利益重疊性和共同愿景。歐洲有著漫長的航海史和殖民治理史，對中東與非洲的諸多國家和地區有著周密而連續的研究及理解；中東是“一帶一路”地緣政治最復雜的區域，內部矛盾重重，受到外部美國力量的嚴重干預及阻斷，使得戰爭風險（如伊朗）陡增，中歐合力可在聯合國層面及地區和平層面形成制衡美國、維護和平與秩序的關鍵力量，確保“一帶一路”關鍵節點不陷入戰火之中。歐洲國家與企業在中東及非洲有著巨大的商業及特權利益，如何促進當地發展，需要中國輸入“一帶一路”合作模式及協調多種利益關系。中歐合作還可帶動歐洲與俄羅斯關系的改善及歐洲大空間和平的實現，中國可以在其中充當關鍵性的調解角色與利益協調角色，美國在這方面反而常常是麻煩制造者。中歐對中東與非洲的共同開發及發展援助有助于從源頭上治理恐怖主義和難民危機，對歐洲安全及持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保障條件。中歐在經濟及全球治理事務上的廣泛合作與政策相互支持，有助于共同提升中歐在國際政治上的地位，結構性限縮“英美”體系的全球影響力，推動歐洲自主建立防務體系與外交。中歐合作是在歐亞大陸的東西兩個端點立下了共同經略和開發歐亞大空間及推動歐亞和平發展秩序形成的“遠程契約”。在歐亞大空間中，盛行的不再是霸權主義式的麥金德“世界島”構想或施米特“大空間”意象，而是將歐洲傳統國際法中非歧視性的普適元素與中國文化及模式整合，構造一種文明互鑒、協調治理、共建共享、和平發展的歐亞新秩序，以此為基礎尋求對當代國際法與全球治理體系的結構性變革。以中歐合作的文明、經濟與制度體量，系統打造世界歷史的“歐亞時刻”和“歐亞標準”，對日益超出和偏離人類文明規范框架的美國力量加以制衡與規訓，確立“中—美—歐”大國協調與實質性共同治理新秩序，完成世界體系權力的和平有序轉移和更迭。始終思考中國與世界的和諧關系而不僅僅是中國作為一個標準民族國家的具體利益和秩序，這是一種獨特的中國“天下主義”哲學視野和政治倫理。對世界負責，而不僅僅是對國家負責，在十九大報告中有戰略性表述。對中國的“跨國意圖”，西方戰略圈與媒體的解讀存在嚴重的視角缺陷，即將中國視為一個類似于既往日本、德國式的霸權國家，從自身歷史經驗出發相信中國“強則必霸”。近期美國的鷹派智庫與團體的聚會發言顯示出一種“世紀幽怨”，忽而“中國崩潰”，忽而“中國威脅”，喪失理智與清醒。“中國崩潰”是鷹派的主觀理想，而“中國威脅”是鷹派的客觀處境，主客觀撕裂造成了美國戰略分析心智紊亂，其病理表征就是美國情報官員、智庫專家與國會部分議員的“咆哮體”。中國自主性的現代化及其對全球治理的正當反哺，激起了西方體系巨大的精神擾動和波瀾。從內在邏輯來看，中國的戰略哲學奉行毛澤東時代奠基的“太極范式”，“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從整體上避免直接對抗，不陷入西方戰略構想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在對美貿易談判及關鍵性國際政治博弈中，堅持自身的主權與核心利益不可觸犯，具體利益和技術性方案可充分協商。只有中國能以健全的主權秩序與全球治理戰略與美國抗衡。在“一帶一路”的擴展秩序空間中，歐盟面臨著中美之間的復雜利益平衡和戰略再定位，很難繼續維持“安全靠美國，經濟靠中國”的傳統平衡策略與機巧做法。問題不是技術合作，而是世界體系的選邊站隊與政治忠誠，這種安全利益與經濟利益的顯著撕裂和張力，導致美國全球安全秩序崩解，矛盾積累的結果是盟友國家的重新政治決斷與選擇。 “一帶一路”成了中國盤活內外資源、制衡美國權力、實現中國式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理想的一著“活棋”，是歐亞新秩序與中國式全球化的持續、有效的主要增長點。第二屆峰會增加了顯著的“歐洲”成分，推動了歐盟整體政策立場的調整與轉變，凸顯了中國的議程設定與利益擴展能力，從而在更大的體系與范圍內造成對美全球秩序的戰略性壓力和對話博弈能力。不直接對抗，從第三方尋求合作力量，有理有利有節地承擔起人類和平發展的治理責任，將民族復興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結合思考并統籌推進，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教義精髓的辯證理解和創造性的實踐運用。“半脫鉤”試圖建構一種應對中美貿易戰“持久化”的理性分析框架，以對國家民族利益及人類和平發展高度負責的信念尋求在戰略上的妥當思考與設計。
（本文第一作者楊帆，系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