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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90年風雷而忠魂不散，歷百般險阻而不斷奮進。中國人民解放軍篳路藍縷，旌霜履血，克強敵排萬難，斬獲了無數的勝利。根本的原因是堅持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了黨的指導理論的正確指導，堅持了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是兩千多年前著名軍事理論家孫子提出的軍事法則。在信息時代，斗轉星移，滄桑巨變，一切都在與時俱進。兵法、軍事原則亦然。信息時代已迥異于從前的農業時代、工業時代，不能僅僅看老黃歷，靠經驗辦事，而更應注重理論先導、頂層設計。既應悉知科學理論，又要熟知實際、實踐，進而使科學理論與實際、實踐歷史地辯證地統一起來，實現二者的科學結合，如是方可百戰百勝。

　　古人講，一言可興邦，一言可喪邦。主要強調思想、理論的巨大作用。科學的思想、理論具有超前的先導功能，教化激勵功能，服務保障功能，等等。如果沒有科學思想理論指引，在戰場上，再好的飛機大炮坦克和高技術武器裝備，不過是一堆廢鐵，不過是失效的部件及組合。

　　革命戰爭年代，中國人民解放軍不斷從曲折到勝利，尤其是在戰爭中屢屢以弱勝強，以劣勝優。在如此偉大輝煌的里面，究竟是何因所致，可以說是多因一果。其中最根本的是毛澤東思想（包括軍事思想）的正確指導。僅在土地革命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組織指揮和參與的戰役戰斗就有239次，從1927年到抗美援朝戰爭時期，他親手撰寫的軍事著述和指揮作戰的文電有5000余篇，約400余萬字。

　　在信息時代，信息化戰爭的今天，包括軍事理論在內的信息的重大作用，日益凸顯。在秉持“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軍事原則的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和掌握“知‘理’知‘實’，百戰不殆”這個規律。

　　知“理”知“實”，百戰不殆，就是要既熟知理論，又熟知實際、實踐，并把這二者辯證地統一、結合起來。這體現了以實踐為基本特征的科學的認識論。科學的認識論不僅是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也是認識戰爭、指導戰爭必須學習的“方法論”。對于今天全面加強現代化建設，做好軍事斗爭準備的人民軍隊來說，不僅要“知彼知己”，更要知“理”知“實”，這不僅為中國革命戰爭實踐所證實，也是我們肩負起新的歷史使命所必須掌握的法則。

　　回顧我軍的輝煌歷程，每一個勝利，無不與知“理”知“實”息息相關。毛澤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指導中國革命戰爭認識論的核心，就是知“理”知“實”。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知“理”知“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戰爭實踐結合起來，成功地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一般和特殊，知和行具體的和歷史的統一”，有效防止和克服了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成為人民軍隊戰勝國內外敵人的強大思想武器。

　　當中國共產黨通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點燃武裝斗爭的星火之時，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已經成功指導俄國十月革命的科學理論。而這一問題的背后，就是如何認識當時中國實際的國情和現狀，并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斗爭實際結合起來。其實質就是如何解決好知“理”知“實”包括二者辯證統一的問題。面對這一巨大的必然王國，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一切靠中國共產黨人自己去摸索。

　　建黨初期，由于先后在黨中央居于支配地位的幾任領導人對中國的實際國情并不真知、深知，照搬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紅軍的經驗，一切按共產國際的指示辦，致使中國革命陷入嚴重危機。王明指導的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反“圍剿”,正由于采取教條主義方法指導武裝斗爭，機械地搬用馬克思主義，機械地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最后給中國革命造成了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危害。

　　毛澤東則不同，他是知”理”知“實”的光輝典范，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從秋收起義進攻長沙失利后，率部轉戰井岡山創建中國革命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到領導指揮中央蘇區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毛澤東都高超地以科學思想理論指導軍事實踐。

　　他知“理”知“實”，在井岡山既重視調研，熟知實際，又重視理論，在八角樓的油燈下，思考、撰寫了著名的《紅旗能打多久》、《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由此概括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強調走群眾路線，“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形”，“重要的問題在于學習”等著名論斷。

　　建軍之初，毛澤東就強調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明確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軍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提出“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注重正確思想對部隊的教育；提出了游擊戰爭的指導原則，逐步明確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16字訣，“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等等。讓廣大的官兵和群眾認識到這是一支真正的人民軍隊，從而受到廣大軍民的竭誠愛戴和擁護，從而奠定了勝利的根基。

　　軍事斗爭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教育了全黨全軍，1935年1月遵義會議才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實際上也明確了知“理”知“實”亦即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一科學法則的重要性。

　　全國性抗日戰爭前夕，中國革命戰爭由國內革命戰爭轉入民族革命戰爭的歷史關頭，迎接和指導民族革命戰爭的新的歷史任務，擺在了全黨面前。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犯我國后，黨內國內的“亡國論”，“速勝論”此起彼伏，人心惶惶，國運堪憂。當時，毛澤東在深諳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甚至是《孫子》、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中外軍事思想的基礎上，分析了抗日戰爭各方面的實際，相繼寫成了曠世名著《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文章不但提出了“熟知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并且應用這些規律于自己的行動”的方法，而且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提出了全國抗戰和敵后抗戰的一系列指導方針。

　　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的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的思想，得到大家贊同。“獨立自主”，即由我黨我軍根據實情決定，不能聽別的指揮。“山地游擊戰爭”，即不能與敵進行陣地戰,等等。毛澤東把游擊戰爭提到戰略地位就是知“理”知“實”認識過程的典型范例。古今中外都有游擊戰爭，但是像《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那樣系統化、理論化地把游擊戰爭提到戰略地位的是毛澤東。他經過戰爭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多次反復，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游擊戰理論，科學地總結了游擊戰爭的經驗，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

　　《論持久戰》通過對120個問題的具體闡述，對抗日戰爭的規律、進程和結局預見得那樣準確、精彩，所提出的戰爭指導方針方法是那樣高超卓越，無一不為戰爭實踐所證實。這與蔣介石主張的消積抗日的“持久戰”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語。難怪蔣介石也感嘆國民黨內沒有人能寫出這樣的著作。理論上的成熟、科學，必然結出軍事實踐的豐碩之果。抗日戰爭之所以能夠成為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第一次贏得徹底勝利的反侵略戰爭，與中國共產黨成功的知“理”知“實”是緊密相連的。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人民面臨兩種前途、兩種命運總決戰，面對著國民黨反動派掌握著全國政權，掌握著全國的經濟命脈和交通干線，接收了百萬侵華日軍的絕大部分裝備，并且得到美國在財政、軍火等方面援助，其軍力又占絕對優勢，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認識和指導這場總決戰。在領導這場規模巨大、戰場廣闊、作戰形式復雜、戰役戰斗頻繁激烈的人民革命戰爭中，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軍事家仍堅持知“理”知“實”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而且這種“結合”已經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抗日戰爭結束后，黨中央和毛澤東依據當時的敵情和戰場形勢，及時提出“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的作戰原則。要“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這是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作出了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和“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爭取和控制東北，鞏固華南、華東的偉大戰略決策。當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出現了由戰略防御到戰略進攻的歷史性轉變后，客觀上已經出現可以實行有利決戰的形勢時，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失時機地指揮我軍奪取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巨大勝利。用以指導解放戰爭的各項戰略決策之所以正確，根本原因是堅持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解放戰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堅持了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路線，做到了知“理”知“實”。我軍僅用4年時間，就消滅了國民黨軍807萬人。解放了除臺、澎、金、馬等島嶼以外的全部國土。這一偉大勝利，也是黨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即知“理”知“實”的勝利。

　　建國之初，百廢待舉。可是新中國成立的禮炮聲“炮”猶在耳，不過一年，就爆發了朝鮮戰爭。當美國武裝侵略朝鮮并霸占我國領土臺灣、朝鮮民主主義共和國處境危險、新中國成立后又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肩負偉大歷史使命的中國人民志愿軍，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下，高舉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旗幟，緊緊依靠中朝兩國人民，堅持知“理”知“實”的認識戰爭和指導戰爭的科學方法，打敗了以美國為首的十六個國家的侵朝軍隊和南朝鮮軍隊。

　　抗美援朝戰爭是我國首次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的一場國際反侵略戰爭，對手是世界頭號帝國主義強國美國侵略軍及其16個國家的仆從軍，他們擁有高度現代化的武器裝備和制空權、制海權。我軍則以步兵為主，技術裝備落后，戰區后勤供應線受敵人空中絞殺的嚴重威脅。同這樣的敵人作戰，更需要高敵一籌的戰爭指揮藝術。知“理”知“實”的方法經受了新的實戰檢驗，獲得了新的發展，也展示了新的活力和生機。

　　毛澤東在志愿軍入朝前和入朝作戰初期，就強調指出：“應當從穩當的基點出發，不做辦不到的事。”他指示：“必須深刻估計到各種可能遇到和必然會遇到的困難情況，并準備用高度的熱情、勇氣、細心和刻苦耐勞的精神去克服這些困難。”（毛澤東在1953年10月8日《給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命令》）

　　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根據敵我武器裝備情況，毛澤東提出一個時期內“只實行戰術的小包圍”，“零敲牛皮糖”，打小殲滅戰的方針。1951年5月，毛澤東指示彭德懷：我軍每一個軍在一次作戰中，殲滅敵軍一兩個營或一兩個連也就夠了。這就要求志愿軍要知“理”知“實”，要從戰爭的實際出發，在物質條件許可的范圍內，能動地爭取戰爭的勝利。事實也確實如此，第一次戰役，我均依據敵軍分兵冒進、到處亂竄等情況，及時改變了原定方針，采取了分途殲擊、逐步擴大戰果的作戰方針，給敵以迎頭痛擊，取得了初戰的勝利。隨后在理論上，針對新的戰爭實際，毛澤東等領導又提出了若干現代條件下反侵略戰爭的指導原則，如戰爭不僅要看雙方“鐵”（武器）的多少，還要看“氣”（士氣）的高低；軍事斗爭與外交斗爭要相互配合，以打促談；適時轉換作戰形式，通過依托堅固工事的陣地攻防戰減殺敵之裝備優勢；以“零敲牛皮糖”的方式求殲大量敵人，等等。這些建立在知“理”知“實”基礎上的指導原則，對贏得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發揮了巨大指導作用。朝鮮戰場上的較量結果震驚了世界，國際社會對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從此刮目相看，而知“理”知“實”的科學方法論也在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得到了新的檢驗和發展。

　　20世紀70年代，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新技術革命浪潮在全球迅猛涌起，戰爭的物質技術手段醞釀發生大的變化的時候，人民軍隊在新的國際戰略環境中，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開放的新條件下，面臨的問題仍然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與建設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結合起來，也就是新時期如何做到知“理”知“實”及其二者辯證統一。

　　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適時提出了建設現代化國防軍的目標和任務，制定了積極防御的國家軍事戰略，并通過抗美援朝等軍事實踐，大大加快了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步伐。然而，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一段時期，有時不盡符合實際，未能很好地知“理”知“實”，逐漸走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軌道。這盡管在當時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研判和認識，但是在理論和實踐上有所偏失。進入新的歷史時期，鄧小平堅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線，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依據對世界戰爭與和平發展形勢的新判斷，實現了百萬大裁軍與國防和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戰略性轉變，著眼國家經濟建設大局，調整了國家發展戰略，把握軍隊建設實際，提出了軍隊建設的總目標，正確處理了軍隊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開創了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通過武器裝備的改善和教育訓練戰略地位的落實，人民軍隊建設、發展的“理”和“實”得到了又一次卓越的結合。

　　隨著國際戰略格局不斷發生深刻變化，世界新軍事變革加速發展，國內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了新的發展，社會生活多樣化趨勢明顯的情況下，人民軍隊面臨著未來打什么仗、怎么打仗，建設什么軍隊、怎么建設軍隊的根本性問題。黨中央、中央軍委與時俱進地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堅持和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探索新規律，闡明了國防和軍隊建設的地位作用、目標任務、指導方針、總體思路、根本途徑、戰略步驟、發展動力和政治保證等，我軍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得到有力貫徹，依法治軍水平不斷提高，國防科研和武器裝備建設取得進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中央軍委正確領導下，人民軍隊沿著正確方向不斷前進，科學地根據國際國內和軍隊的具體實際情況，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政治建軍，改革強軍，依法治軍從嚴治軍，進一步強調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和改進了軍隊中黨的建設，思想作風建設，認真堅決地開展反腐敗斗爭，清除了郭伯雄、徐才厚等腐敗分子，使人民軍隊沿著忠于黨忠于人民和清正純潔的方向前進。

　　在軍隊改革方面，緊密聯系實際，從實際出發，實行了許多深受廣大軍民擁護歡迎的改革措施。既精減了員額，又完善了體制編制，從而使軍隊增強了生機活力，尤其是信息化條件下的作戰能力。近年來軍隊還不斷學習借鑒地方和外軍的有益經驗，針對原來存在的問題，大力完善各種法規制度，進一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全軍官兵萬眾一心，團結一致，為實現習主席提出的強軍目標，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努力把國防和軍隊建設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要做到知“理”知“實”，“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學習”。知“理”知“實”的過程，包含三個環節。第一個環節就是知“理”，要用科學理論認識軍隊建設和軍事斗爭的基本規律，如信息化戰爭條件下的軍事訓練的特點規律，等等。第二個環節就是知“實”，這是“更重要的學習”，這主要是深入調查研究，熟知實際。第三個環節，就是實現理論與實踐的具體的歷史的結合、辯證統一。知“理”不知“實”，易犯教條主義錯誤；知“實”不知“理”，易犯經驗主義錯誤。知“理”知“實”，就是通過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達到“理”和“實”的統一，實現“百戰不殆”，確保國防和軍隊建設又好又快發展，確保未來防衛作戰的勝利。

　　（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隊建設研究部原副部長，少將，博士生導師；【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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