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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文明的發祥地在哪里？

長期以來，占統治地位的觀點是：黃河流域是我國唯一一處古代文明發祥地，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二十世紀下半葉，隨著考古探索的不斷進展，考古學家們又提出了中華文明多源觀，即黃河流域文化區、長江流域文化區、珠江流域文化區、遼河流域文化區。這四大區域的文化各有其相對獨立的發展序列，都可以追溯到距今四五千年以前，都為推進中國古文化起了特定的歷史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的史前文化雖是多元的，但他們的發展并不平衡。在我國古人類邁向文明的歷史進程中，只有中原黃河流域文化區，尤其是黃河中游和下游相交匯的晉、陜、豫一帶地區，構成了華夏文明的起源的中心區域，并且率先大踏步地進入文明的門檻，成為華夏傳統文明的“直根”。近年來陶寺遺址（陶寺遺址最早發現于20世紀50年代，位于襄汾縣城東北約7.5公里的崇山西麓，因靠近陶寺村南，所以叫陶寺遺址）的發掘成果表明：這個直根就是陶寺文化。一般情況下，人們是以文字、金屬（銅器）、城市和禮儀祭祀中心等要素作為文明出現的標志。那么，陶寺遺址究竟發掘哪些成果呢？

陶寺城遺址

陶寺城址平面呈圓角長方形，它由早期小城、中期大城和中期小城三部分組成，呈現出一個大城套小城的格局。小城里面還有宏偉的宮殿，顯示出居住者的等級是最高的。由此可以判定當時已形成了國家，而氣勢宏大的陶寺城址就是其王都，也即帝堯建都地之平陽之所在。

陶寺墓地

陶寺墓地位于陶寺遺址東南角，總面積3萬余平方米，目前已發掘各類墓葬1300多座。從隨葬品數量來看，大型墓葬隨葬品十分豐富，數量一般在100件以上，最多的達187件。中型墓葬品數量一般在20多件，小型墓葬一般沒有隨葬品。在發掘到的九座大型墓葬中，不僅棺內灑滿了朱砂，而且隨葬品諸如彩繪陶龍盤、鼉鼓、特磬以及豬骨架等，品種齊全，花樣繁多。9座墓的墓主全是男性，很可能是部落聯盟首領（或稱王者）。中型墓80多座，墓主人大多是年輕女性，其隨葬品一般有20余件，以日用品和裝飾品為主。這說明年輕女性的身份是墓主人的妻妾，大型墓主人在占領巨額社會財富的同時，也占有更多年輕的妻妾。陶寺墓地呈金字塔的嚴格等級制度、禮儀制度以及財富差距，也可以看出當時社會貧富分化、階級對立十分明顯。

“觀象臺”遺跡

“觀象臺”發掘于2003年――2005年，是陶寺文化中發現的重要遺址之一。臺座頂部有一半圓形觀測臺，以觀測臺為圓心，由西向東，呈扇狀輻射著十三根夯土柱，從而形成12道縫隙，分別對著對面崇山的某個點。古人就這樣利用兩柱之間的縫隙來觀測正東方向的塔兒山（崇山）日出，并依據日光影來推測一年的二十個節氣。天文學家們認為，陶寺觀象臺是中國4100年前最早的觀象臺建筑，這比此前公認的世界最早的觀象臺――英國巨石陣早近500年。

扁壺朱書文字

文字，是文化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原素符號。在陶寺遺址曾發現了一只殘破的灰陶扁壺，在壺的鼓腹部上發現了兩個用“毛筆”朱書的字符：一個形似甲骨文“文”字，與其對應的一端也有一個字，為上下結構，上為菱形的（◇），下部好似“冗”字的篆體。專家們將其定義為“文堯”，表達了唐堯后人對堯的懿贊和尊稱。這兩個朱書文字的存在和發現，將漢字的成熟期至少推進到4000年前，而陶寺扁壺朱書文字的發現將漢字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千年，這是探索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彩繪龍盤

在已發掘的陶寺遺址9座大墓中，有5座出土了“龍盤”，所謂“龍盤”就是把一條龍繪制在陶盤中心的一種器物，專家認為龍盤應屬部落聯盟的盟徽即龍族族徽。那么，龍族是誰呢？據《竹書紀年》載：“帝堯陶唐氏，母曰慶都，生于斗維之野，常有黃云覆其上。及長，觀于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佑，眉八彩，須發長七尺二寸，而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于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圣德，封于唐。”由此可知，帝堯是赤龍或河龍所生，堯部落即是龍圖騰的主人，陶寺文化中的彩繪幡龍，應是中原文化龍族文化的先首。雖然早在6千年前，紅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現了龍，但那時的龍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堯時即陶寺文化時期，龍才被作為集團象征的圖騰提上了“政治舞臺”，成為代表“國家”意志的“國徽”。

銅鈴

在陶寺出土的器皿中，還出土了一件近乎精美的銅器――銅鈴。這件合范鑄造的鈴形銅器，長6.3厘米，高2.7厘米，壁原0.3厘米，經鑒定，為紅銅鑄造品。銅鈴是非常重要的發現，它不僅是一件最早的“青銅器”，在中國青銅文化起源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從音樂史角度看，它還是迄今所見中國歷史上第一件金屬樂器，標志著構成中國古代音樂文明重要內涵的“金石之聲”時代的來臨。更為重要的是，銅器的出現確證陶寺文化已進入了文明社會，和扁壺上的文字具有同樣的重要性，都是國家產生的標志物證。

陶寺文化的主人到底是誰？根據以上考古成果再綜合史書記載與民間傳說，專家們一致認定極有可能就是陶唐氏帝堯部落。4000多年前，在晉南這片廣袤的大地，唐堯部族在以堯為稱號的幾代杰出首領的率領下，德服四方，勢不可擋，最終以強大的文武之道實現了中原部落的大聯合，創建了“民無能名”的曠世勛績。對于陶寺遺址發掘的重大意義，著名考古學家、我國考古類型學奠基人蘇秉琦稱“陶寺遺址的發現，為中國考古學增添了重要的一頁。”蘇秉琦先生認為，以玫瑰花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與以龍鱗紋圖案彩陶為主要特征因素的紅山文化，這兩個不同文化傳統共同體的南北結合是花（華）與龍的結合。陶寺遺址所表現的南北文化綜合體性質，突出晉南是“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國”的地位。他指出：“大致在距今4500年左右，最先進的歷史舞臺轉移到了晉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區文化以及東方、東南方古文化的交匯撞擊之下，晉南興起了陶寺文化。它不僅達到了紅山文化后期社會更高一級階段的‘方國’時代，而且確立了在當時諸方國中的中心地位，它相當古史上的堯舜時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現的最早的‘中國’，奠定了華夏的根基。（《迎接中國考古學的新世紀》《華人·龍的傳人·中國人·考古尋根記》，遼寧大學出版社，1994年。）蘇先生還指出，晉南一帶是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它是中國正式踏進文明社會的界碑石。（《中國文明起源》（香港）商務印書館，1997年。）直根，就是主根，它表明晉南才是華夏族、華夏文明的直接源頭。”帝堯和他的那個時代是已被湮沒在歷史長河中，但至今沿襲創制于堯的歷法、禮制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已經融入我們民族文化傳統的血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