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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正確的意識，找尋正確的生活道路，這正是我們所以要學哲學的目的。”【《艾思奇全書》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8頁。】艾思奇的這句話，道出了他的哲學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道出了他的哲學能夠團結凝聚廣大民眾投身革命運動的根本原因。以人民為中心、以時代問題為導向、以大眾話語為形式、以革命實踐為主體，艾思奇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武裝了人們的頭腦，實現了理論教育的入腦入心。這為當前我們解決思想理論教育學而不化、學而不信、學而不行的問題，提供了有益借鑒。

一、以人民為中心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在各種思潮的比較甄別中，艾思奇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信仰，自此以后終其一生不曾改變。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群眾是真正的英雄，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歷史觀上的核心內容，也是艾思奇進行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中國化一直遵循的基本觀點。

上海是艾思奇開啟哲學大眾化的起點。在寫作《大眾哲學》時，他廣泛深入到上海的工人、學生和青年中去，傾聽他們的聲音，了解他們的話語特點和認知方式，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實實在在地擺事實講道理，而不是盛氣凌人、空喊革命口號、脫離群眾生活，這才造就了轟動海內外的《大眾哲學》。艾思奇稱自己的《大眾哲學》為“一塊干燒的大餅”，希望它能在“都市街頭，在店鋪內，在鄉村里，給那失學者們解一解知識的饑荒”。【《艾思奇全書》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93頁。】正是由于來自于人民群眾，為了人民群眾，《大眾哲學》才發揮出強勁的威力。由于國民黨的查禁，《大眾哲學》在國統區只能秘密傳播和閱讀。即便如此，《大眾哲學》仍因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令國民黨為之恐慌，以至于他們無奈感嘆：“就那么一本書，弄得些青年神魂顛倒，搞得我們坐臥不安，毫無辦法！”【謝本書：《戰士學者艾思奇》，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一位外國學者曾分析《大眾哲學》成功的原因，指出主要是其準確把握了中國民眾的情感心理，“提出了復雜而又能在情感上滿足的中國人的身份”。【〔美〕泰瑞·博登赫恩：《艾思奇和重新建構1935年前后的中國身份》，《大眾哲學家——紀念艾思奇誕辰百年論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367頁。】除《大眾哲學》外，艾思奇相繼撰寫的《思想方法論》《哲學與生活》《新哲學論集》《如何研究哲學》等一系列通俗讀物，依然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都獲得了良好反響。新中國成立后，艾思奇講授社會發展史課程，就是從歷史觀這個基本問題講起的，從而讓勞動創造人類歷史的觀點在聽眾心中扎了根。以人民為中心，是艾思奇哲學具有廣泛深遠影響的根本原因。

二、以時代問題為導向

有學者指出：“哲學要把握時代脈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就是在當時抓住了這一點，所以才有如此眾多的讀者。”【《一個哲學家的道路：回憶艾思奇同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1頁。】在20世紀30年代那個風雨如磐的時期，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急迫地擺到了每個中國人面前。艾思奇認為，理論的最終目的是“改變現狀，改變我們的屈辱的被壓迫民族的地位”。【《艾思奇全書》第1卷，第677—678頁。】《大眾哲學》積極回應時代問題，強勁奏響了抵御日寇侵華、反對國民黨反動派倒行逆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最強音，啟蒙了成千上萬的青年踏上革命道路。大批知識青年，在《大眾哲學》的感召下，毅然從國統區奔赴延安，投身革命事業。蔣介石曾哀嘆：“一本《大眾哲學》沖垮了三民主義的防線！”【轉引自謝本書：《〈大眾哲學〉的歷史定位》，《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5期。】針對抗戰結束后人們對中國命運的迷茫，艾思奇發表《一往無前》一文，從哲學的角度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將革命進行到底，建立美好家園”的主張，旗幟鮮明地提出應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國家。隨著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針對革命隊伍中經驗主義有所抬頭的情況，艾思奇撰寫《反對經驗主義》，深入剖析了經驗主義產生的根源及危害，提出了防止經驗主義的辦法。

以時代問題為導向的鮮明特質，讓艾思奇哲學跨越了時空的界限。在延安時期，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陳云就組織哲學學習小組，專門請艾思奇講課，虛心向他請教。改革開放后，陳云還讓身邊工作人員買來艾思奇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等書，分別送給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希望大家都來學哲學。以時代問題為導向，讓艾思奇和艾思奇哲學歷久長青，成為我們“永遠的同時代人”。

三、以大眾話語為形式

大眾的話語、通俗的筆法是艾思奇哲學最鮮明的特色。艾思奇這么解釋“通俗化”：把高深的理論用通俗的詞句進行闡釋，這在打破哲學神秘、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引導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注意哲學思想的修養上，是有極大意義的。【參見艾思奇：《大眾哲學》（重改本），新華書店1949年版，第5頁。】如何實現通俗化？艾思奇指出，“通俗的文章卻要求我們寫得具體、輕松，要和生活打成一片”。【《艾思奇全書》第1卷，第602頁。】

艾思奇認為，推動理論大眾化，除了要軟化文體，更重要的是軟化理論，把理論運用到大眾的生活實踐中。軟化文體和理論，“必須了解中國的社會構造及經濟關系”。【《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頁。】艾思奇對中國社會有著深刻的洞察：“文化在中國是非常龐雜而又極不平衡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中國這樣的經濟基礎上，而中國的社會經濟現象也是非常龐雜而又不平衡的緣故。”為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普及于大眾，艾思奇大量運用中國傳統文化來說明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原理，運用群眾的語言表達抽象的概念和深奧的哲理，深入淺出，生動形象，通俗易懂，使讀者和聽眾產生共鳴，產生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他在《大眾哲學》中講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時，用“無風不起浪”的通俗事例，來說明事物普遍聯系的規律；用“追論雷峰塔的倒塌”來說明質與量相互轉化的規律；用“岳飛是怎樣死的”來說明對立統一的規律。他還使用“一塊招牌上的種種花樣”“牛角尖旅行記”“笑里藏刀”等形象生動的標題和內容，來闡述深刻的哲學道理。

當然，艾思奇也強調，理論在大眾化的過程中不能被扭曲。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的目的是將哲學的基本范疇變得簡單、具體，使之與生活現實呈現出清晰的聯系，通俗化不容許有半點理論上的誤差，也不能依賴抽象，而要清楚、具體地聯系實際生活。他既反對脫離實際的空理論，也反對消融在實際問題討論中的哲學形態。

四、以革命實踐為主體

如果說艾思奇在到達延安之前的哲學思想主要是大眾化、通俗化，那么到達延安之后，通過親身參與革命實踐及與毛澤東等人的接觸，他的哲學研究上升為中國化、現實化，更加自覺地把中國革命的現狀、問題和經驗作為自己理論創作的堅實基礎和不竭源泉，致力于發展一種能夠指導中國革命實踐的理論。在1940年《論中國的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從“應用”和“創造”的角度深入論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應用”的角度，就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具體客觀地研究中國社會關系，來指導中國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和戰略策略的制定；“創造”的角度，就是在一定的具體環境下實踐馬克思主義，在一定的國家特殊條件下創造馬克思主義的事業。【參見冷溶：《努力開創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新局面》，《艾思奇哲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2頁。】

艾思奇的哲學研究方向實現了從大眾化、通俗化到中國化、現實化的飛躍，這與毛澤東的指導也是分不開的。延安時期，毛澤東與艾思奇經常促膝長談，在毛澤東的指引下，艾思奇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使自己的哲學和理論活動大大地上了一個臺階。【參見馬漢儒：《哲學大眾化第一人——艾思奇哲學思想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頁。】另一方面，艾思奇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現實化的努力，也對黨的理論建設和黨員干部教育，對黨的思想路線的最終形成作出了積極貢獻。實事求是一直是艾思奇堅持的原則，也是他的哲學中的重要基因。正是因為堅持實事求是，20世紀30年代艾思奇根據中國實際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命題，這為后來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典論述提供了啟迪和幫助。在延安整風前期準備中，艾思奇撰寫了《正確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辯證法——研究哲學的基本知識》《怎樣研究辯證唯物論》，對當時人們學習研究中碰到的現實問題作了深入回答，分析了辯證法唯物論與人們具體工作以及實踐的關系，有力指導了當時的學習競賽，推動延安干部的哲學學習向更高層次發展。延安整風開展以后，艾思奇撰寫《不要誤解“實事求是”》等文章，對毛澤東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反對黨八股》等重要作品進行了解讀和闡釋。除了思想觀點外，艾思奇將辯證唯物主義當作方法論來認識的視角，對實現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也起了重要作用，對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深入研究思想方法問題，大力倡導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參見石仲泉：《延安時期的艾思奇哲學與毛澤東哲學》，《理論視野》2008年第6期。】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艾思奇的哲學思想之所以能夠入腦入心，主要是將科學理論和革命實踐的本源，與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結構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實際有機地結合到一起，讓理論既有銳度，又有溫度。正如有學者所評價的：“采取這種‘新哲學’，人們就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生活，成為歷史的合作者而不是奴隸。這種觀念在感情上的魅力是顯而易見。”【〔美〕泰瑞·博登赫恩：《艾思奇和重新建構1935年前后的中國身份》，《大眾哲學家——紀念艾思奇誕辰百年論集》，第370頁。】這為我們當前繼續深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時代化，從而更好地指導人們投身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提供了有益借鑒。

（作者李勰，中共中央組織部黨員教育和干部測評中心；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