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
點擊： 作者：唐青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7-06 14:17:26
毛澤東曾經明確地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677頁）
這就是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政治最經典的闡述，但這個經典的闡述，卻是總括的、粗線條的闡述，并且只是關于新民主主義國家形態的政治的總括的、粗線條的闡述。中國革命是如此的波瀾壯闊，中國革命的政治是如此的豐富多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是如此的生動活潑，豈止是一個經典的闡述就能囊括的？綜觀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政治的論述，中國革命的最大政治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因此，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就是關于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武裝奪取政權及鞏固政權的理論。
（一）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是關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的理論
毛澤東指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沒有一個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理論和革命風格建立起來的革命黨，就不可能領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戰勝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357頁）
“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革命黨，人民要推翻敵人的壓迫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811頁）
因此，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用事實給予了回答，毛澤東在理論上也給予了科學的回答。這個科學的回答，就是科學地系統地解答了“中國革命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為什么能領導和黨怎樣實施領導”等一系列問題。
1、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是歷史的必然。
毛澤東指出：“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正規地說來，是從孫中山先生開始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563頁）
毛澤東又指出：“離開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559頁）
中國革命的性質由舊民主主義轉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國革命的領導權由孫中山轉到毛澤東、國民黨轉移到共產黨，這就有歷史的必然。
這是由于帝國主義不允許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獨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妥協，它們不愿意也不能夠徹底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由于中國無產階級的強大和革命的徹底性，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進行徹底的不屈不撓的斗爭，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重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但是這個歷史的必然不是歷史的“天賦黨權”，而是中國共產黨為了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向資產階級“主動爭權”而得來的。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曾在中國革命中起過十分重要的作用。孫中山死后，蔣介石上臺了，他利用人民對孫中山的國民黨勝任，取得了北伐革命的勝利；卻在尚未取得完全勝利時，卻把中國革命的真正領導者中國共產黨一個巴掌打了下去。但是，中國共產黨并沒有被嚇倒，他們掩埋好自己的同伴，擦干自己的血跡，又繼續前進了。從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獨立自主地領導中國革命的征程。
2、黨的自身建設使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革命的堅強領導核心。
毛澤東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并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第1273頁）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對中國革命實施堅強的領導，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同時具備了上述兩個領導條件；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同時具備上述兩個領導條件，是因為不斷地加強黨自身的建設，并且是以科學的、系統的黨的建設理論指導黨自身的建設，使我們共產黨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
第一，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為黨領導中國革命奠定了根本和基礎。
“一切依靠群眾，一切為了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是我們黨的群眾路線理論。
它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馬克思主義認為，歷史活動是群眾的事業，是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毛澤東將其概括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它又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
毛澤東指出：“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899頁）
它還是黨對人民群眾的態度。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
“只有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
最后，它代表和反映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
因此，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就是要中國共產黨人全面樹起一切為了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一切向人民負責的觀點，相信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理論不僅是共產黨的思想建設、政治建設和組織建設提供思想基礎，也是黨對中國革命實施領導的根本基礎，因為這一群眾路線確立起了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與最廣大人民群眾密切聯系的根本原則，為黨制定正確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提供了保障，為正確地開展各項工作提供了指針。
第二，毛澤東強調從思想上建黨的黨建理論為全黨的團結提供了思想、認識上的統一。
毛澤東的思想建設理論特別強調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理論的學習，特別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特別強調中國尤其是對中國革命實際經驗的概括和總結，特別強調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日益結合的理論成果即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和領會，特別強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問題；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從而使中國共產黨人牢固樹立起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黨主義的信仰、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意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這個思想建設理論堅持用無產階級思想武裝全黨。
毛澤東指出：“我們是最進步階級和最進步人民的先鋒隊。”（《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527頁）
“我們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又是最徹底的民族解放的先鋒隊。”（《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42頁）
世界上一切政黨都是有階級性的，無階級或超階級的政黨是不存在的。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中的先進分子所組成，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所以任何人加入共產黨，他的思想和行動就必須變成無產階級的。這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基本的就是：
“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1094頁）
這個思想建設理論注重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精神的總結和確立。
中國革命是偉大的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運動，在這一運動中涌現了無數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形成了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品格和精神，毛澤東十分注重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的概括和總結。這些政治品格和精神主要的是：
白求恩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精神，對同志無限的熱情、對技術精益求精的精神和以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為己任的國際主義精神；
張思德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為革命事業不怕艱苦、不怕犧牲的精神和勇于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
《愚公移山》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精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不除，就挖山不止的精神；
以及人民軍隊壓倒一切敵人而不被敵人所屈服的一往無前的精神。
這些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和精神，不但激勵了當時的中國人民為建立新中國而奮斗，更激勵了中國人民為建設繁榮富強、民主的新中國而不懈地奮斗。
這個思想建設理論強調開展黨內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重要性。
毛澤東指出：“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他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志之一。”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1096頁）
對待犯錯誤的同志不是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辦法，而是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正確對待犯錯誤的同志，正是使我們黨達到空前團結的最有效的方法，批評與自我批評不僅成為我們黨的新的作風，也已成為我們黨思想建設的一項制度。
第三，毛澤東強調思想上建黨的黨建理論為黨保持了政治目標和工作任務的高度統一。
思想政治路線的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
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整個中國革命運動是包括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在內的全部革命運動；這是兩個性質不同的革命過程，只有完成了前一個革命過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個革命過程。民主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而一切共產主義者的最后目的，則是在于力爭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黨主義社會的最后完成。”（《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651-652頁）
這是中國共產黨總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每個共產黨人都應為此而奮斗，絕對不能半途而廢。中國革命也有它的根本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這個政治目標和任務一言以蔽之，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和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每個共產黨人都應立足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為此而奮斗，絕對不能半途而廢；在中國革命的每個時期、每個階段，也有自己的主要的政治目標和政治任務。
例如，抗日戰爭后期，我黨的主要政治目標和任務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
到了一九四八年，解放戰爭出現轉折點后，黨的主要政治目標和主要任務成為“中國現階段革命的目的，旨在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一個以勞動者為主體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287-1288頁）
每個共產黨員也應以此為號角，為此而奮斗，絕對不能半途而廢；在中國革命每個具體時期、具體階段的某個具體方面，也有具體的政治目標和具體的任務。
例如統一戰線的目標和任務同樣需要每個共產黨員采取腳踏實地的態度為此而奮斗，絕對可能半途而廢。
黨確立的中國革命的總的政治目標和總的任務、基本政治目標和基本任務、主要政治目標和主要任務；具體的政治目標和任務，都是中國共產黨立足中國革命的實際，在實行群眾路線的基礎上作出的，每個共產黨員都應為之而奮斗和努力。并以此為號角、為旗幟，使全黨團結起來、全國人民團結起來。
第四，毛澤東強調從組織上建黨的黨建理論為黨保持了思想上、行動上的高度統一。
民主集中制是我們黨的根本的組織原則。毛澤東認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實行民主集中制，必須建立馬列主義強有力的領導，才能成為有組織的和有戰斗力的先鋒隊，
“應該采用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1057頁）
民主集中制是黨的組織原則，又是科學的領導工作方法。民主集中的辦法，就是群眾路線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就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過程。沒有民主就不能集中群眾的正確意見，沒有集中，就會導致分散主義、無政府主義，從而造成革命工作的失敗。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就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相結合的制度，就是從黨員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就是反映黨內的群眾路線。黨內民主的實質，就是要發揮黨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提高黨員對黨的事業的責任心，并以此來鞏固黨的紀律和統一。
堅持黨的民主集中制，必須強調加強黨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毛澤東指出：“共產黨員是先進部隊，是有組織的先進部隊，比較別的組織更有組織性，更加嚴密，更加統一，共同為著一個目標而奮斗。全黨都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
加強黨的組織建設必須加強黨的各級領導班子建設。
毛澤東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里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窄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要作為一種任務在全黨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干部和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干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干部決定一切。”（《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第227頁）
他認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中領導革命的黨，沒有多數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合格干部，革命的政策、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人民革命的局面才能出現，才能最后戰勝敵人，取得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
黨的干部就是黨的領導骨干、中國革命的領導骨干；沒有干部，黨的方針和政策就不能完成中國思主革命的任務。黨的干部也是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他們應該成為群眾的領袖，又是群眾路線的執行者。黨的干部應該有高度的共產主義的革命熱情，同時又有清醒的革命理智。黨的干部應該對人民群眾的事業有無限的忠心，應該與人民群眾有密切的聯系，應該善于在復雜環境中獨立地辨別方向，在對敵斗爭中和在黨內的原則斗爭中，有高度的紀律性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鍛煉。
3、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領導。
有了堅強正確的黨，沒有正確有效的領導，同樣不會率領人民群眾前進，同樣不會取得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之所以能披荊斬棘、所向披靡，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不僅堅強如鋼、真理在手，而且是敢于領導、善于領導、對全國人民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高舉起真理和道義的旗幟，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思想領導。
它首先舉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贏得了中國無產階級和它的先進分子。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說，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學說，是關于無產階級和勞工大眾一般無權和獲得解放的學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盡管它的敵人在不斷地謾罵和詆毀，但在歷史的磨礪中卻愈來愈顯現出真理的光輝；盡管是從西洋舶來中國的東西，但他同樣是關于解放中國人民大眾的學問。中國共產黨找到了這個學問，從此就用這個學問指導中國革命。
“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71頁）
其次，它舉起了中國革命的旗幟，即新民主主義的旗幟，贏得了中國人民。
中國革命雖然內涵豐富，但最基本的一點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歐美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在俄國社會主義取得勝利的時代，走出一條既不同于歐美資本主義道路，又不同于蘇俄社會主義的第三條道路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既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又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以社會主義統領資本主義，最后消滅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的中國革命道路。這兩面旗幟既是理想又是現實，舉得很高很高，立意卻腳踏實地。
在一個為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的革命中，不僅確立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而且用這個指導思想既解決了中國的民族革命的問題——“打倒列強、打倒日本帝國資本主義”；又解決了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問題——打倒官僚資本主義，變封建土地私有制為農民群眾所有，從而贏得農民，進而贏得中國。
反觀國民黨蔣介石雖然擁有全國政權，內有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外有歐美帝國主義的扶持，卻由于其反共反人民，不得不滾到臺灣等幾個島嶼上去。
要實行正確的、有效的領導，一是要根據歷史的進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為了實現這種口號還必須提出關于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有正確的、有效的領導的；二是在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目標的模范。共產黨員應該做到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三是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系，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四是必須保證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
共產黨對于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于執行上述這些信條，高舉起“民主集中制和統一戰線”的旗幟，對中國革命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組織領導。
毛澤東指出：“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528頁）
中國共產黨高舉起民主的旗幟，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政治領導。
這個正解的、有效的領導，毛澤東在他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文中作了比較集中的概括和詮釋。
“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吶喊的領導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擺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毛澤東選集》 第二卷 第528頁）
這就必須擴大黨內生活，這是民主集中制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必須加強黨的紀律，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把黨團結起來，把黨員和黨的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成為中國革命緊張的領導核心；
其次，它在人民軍隊里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保證了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的領導。毫無條件地堅持“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的建軍原則，毫無價錢地執行人民軍隊的嚴密組織紀律——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紀律條例《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是這個人民軍隊的嚴密紀律的具體規定，這體現了人民組織集中的一面；
另一方面，“在我們軍隊中的黨組織，也須增加必要的民主生活，以便提高黨員的積極性，增加軍隊的戰斗力。”（同上 第529頁）
成立士兵委員會，實行軍隊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正因為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軍隊中實行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才使這支軍隊從無到有、從弱到強，進而無敵于天下。
再次，在堅持黨的獨立自主的前提下堅持統一戰線，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例如在抗日戰爭中如何把“堅持黨的獨立性”與“堅持統一戰線”統一起來，在國民黨力量強、共產黨力量弱的情況下，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抗日戰爭的領導權，
“堅持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克服困難、戰勝敵人、建設新中國，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這樣。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在黨派問題上說來，就是容許各黨派互相聯合，又容許各黨派獨立存在，如果只談統一性，否認獨立性，就是背棄民權主權，不但我們共產黨人不能同意，任何黨派也不會同意。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關系也是這樣，在抗日戰爭中，一切必須服從抗日的利益，這是確定的原則，因此，階級斗爭的利益必須服從于抗日戰爭的利益，而不能違反抗日戰爭的利益。但是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是一個事實，有些人否認這種事實，否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這是錯誤的，企圖否認階級斗爭存在的理論是完全錯誤的理論，我們不是否認它，而是調整它。我們提倡的互助互讓的政策，不但適用于黨際關系，也適用于階級關系。”（同上 第524-525頁）
這就不僅堵住了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嘴，而且堵住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謬論的傳布，同時讓國民黨這個專吃磨擦和反共飯的黨無話可說，保證了黨對抗戰工作的領導；最后，黨對政權及共青團、婦聯、民先、抗先等群眾組織實行直接領導，充分調動了廣大人民群眾革命的積極性，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事業。
中國共產黨高舉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旗幟，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領導。
它首先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526頁）
因此，黨的一切重大任務就是培養造就一大批干部，“就在于組織他們、培養他們、愛護他們，并善于使用他們。”（同上 第526頁）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干部的一個重要之點就是愛護干部，就是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于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以指示，使他們能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其創造性；就是給以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工作能力上不斷提高；就是要幫助他們總結成功經驗，發揚成績，糾正錯誤；就是要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采取“團結——批評——團結”的辦法，對待每一個犯錯誤的同志。
其次，中國共產黨員成為了中國革命的先鋒模范。
毛澤東論共產黨員在民族戰爭中的模范作用，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信條，又是對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刻劃。
“共產黨不能不自覺地擔負起團結全國人民克服各種不良現象的重大的責任。在這里，共產黨的先鋒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產黨員在八路軍和新四軍中，應該成為英勇作戰的模范、執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紀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內部團結統一的模范。共產黨員在和友軍友黨發生關系的時候，應該堅持團結抗日的立場，堅持統一戰線的綱領，成為實行抗戰任務的模范；應該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成為統一戰線中各黨相互關系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應該是十分廉潔、不謀私利、多做工作、少取報酬的模范；共產黨員在民眾運動中應該是民眾的朋友，而不是民眾的上司，是誨人不倦的教師，而不是官僚主義的政客。共產黨員無論何時何地都不應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應以個人利益服從于民族的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極怠工、貪污腐化、風頭主義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無私、積極努力、克己奉公、埋頭苦干的精神，才是可敬的。共產黨員又是具有遠見卓識的模范，因為，只有實事求是，才能完成確定的任務；只有遠見卓識，才能不失前進的方向；因此，共產黨員又應成為學習的模范，他們每天都是民眾的教師，但又無不都是民眾的學生”。
中國革命不正是在這些共產黨人的率領下，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的嗎？不正是這些人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率領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嗎？
共產黨人高舉起為人民謀幸福和利益的旗幟，實施了正確的有效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第1004頁）
它首先實行了人民民主。讓從來不知道什么是“人”的根據地的人民知道和擁有了翻身解放、民主、自由；其次，它忠實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民族危亡的時候，實行減租減息的民生政策，在民主革命中實行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從而贏得了農民，也就是贏得了中國的未來。
4、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創立和實施了科學的領導方法和高超的領導藝術方式、方法是解決問題的重要一環，是領導方法和領導藝術的主體內容。
早在1933年，毛澤東就指出：“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能是瞎說一頓。”（《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123-129頁）
毛澤東在長期的中國革命實踐中概括和總結了一系列的領導工作方法和領導藝術。
一是群眾路線的方法是根本的領導方法。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毛澤東選集》 第三卷 第899頁）
二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的方法是必須采用的領導方法。
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號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但如果只限于一般號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干組織將所號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后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號召是否正確，也無法充實一般號召的內容，就有使一般號召歸于落空的危險。任何領導人員，凡不從下級個別單位的個別人員、個別事件取得具體經驗者，必不能向一切單位作普遍的指導。這一方法必須普遍地提倡，使各級領導干部都能學會使用。
“在集中和堅持過程中，必須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中去考驗（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告訴別人也這樣做），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也新的指示普遍地指導群眾，比較好的領導，就是從比較善于這樣去做而得到的。”
三是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方法是必須采用的領導方法。
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在組織中、在斗爭行動中發生的關系，正確的思想和意見只能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
四是分級負責。
“對于任何工作任務的向下傳達，上級領導機關及其個別部門都應當通過該項工作的下級機關的主要負責人，使他們負起責任來，達到分工而又統一的目的。”
五是要突出中心，抓住中心。
“在任何一個地區內，不能同時有許多中心工作，在一定時間內只能是一個中心工作，輔以別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因此，一個地區的總負責人必須考慮到該處的斗爭歷史和斗爭環境，將各項工作擺以適當的地位；而不是自己全無計劃，只按上級指示來一件做一件，形成很多‘中心工作’和凌亂無秩序的狀態。領導人員依照每一具體地區的歷史條件和環境條件，統籌全局，正確地決定每一時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這種決定堅持地貫徹下去，務必得到一定的結果，這是一種領導藝術。”（《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97頁）
六是要掌握黨委會的工作方法。
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要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互通情報”。不懂得和不了解的東西要問下級，不要輕易表示贊成或反對，學會彈鋼琴。要抓緊，要胸中有數。安民告示，精兵簡政。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驕傲，劃清兩種界限（指劃清革命與反革命、正確和錯誤的界限）。（《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1440-1444頁）
七是群眾需要和自愿的方法。
毛澤東指出，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意愿出發。既使是群眾在客觀上果真有了某種改革的需要，但主觀上都還不愿意改革的情況下，也必須耐心等待，直到經過工作，多數群眾自愿改革后，才去實行改革。這里是兩條原則：一條是群眾的實際需要，而不是我們腦子里幻想出來的需要；一條是群眾的自愿，由群眾自己下決心，而不是由我們代替群眾下決心。（《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1013頁）
八是關心群眾生活的方法。
“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傊磺腥罕姷膶嶋H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17頁）
九是調查研究的方法。
“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嘆氣，不能解決，邁開你的雙腳，到你工作范圍的各部各地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么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第110頁）
（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是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
毛澤東在他的名著《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指出：
“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第1472頁）
“總結我們的經驗，集中到一點，就是工人階級的（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必須和國際革命力量團結一致。”（同上 第1480頁）
因此，中國革命的第一步成果是實行人民民主專政。中國共產黨不僅用事實上給予了回答，而且毛澤東在理論上也給予了科學的系統的回答。這個科學系統的回答就是回答了中國革命的第一階級、第一步“為什么是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專政是什么”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理論。
1、人民民主專政是漫長的中國革命的歷史選擇。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曾對中國的仁人志士為尋求真理，拯救中國，追求獨立，求得富強作過生動的描繪，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描寫過俄國人尋找革命理論的經過。俄國人曾經在幾十個年頭內，經歷艱難困苦，方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中國有許多事情和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革命相同，或者近似。封建主義的壓迫，這是相同的；經濟和文化落后，這是近似的。兩個國家都落后，中國更落后，先進的人們，為了使國家復興，不惜艱苦奮斗，尋找革命真理，這是相同的。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尋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好像雨后春筍，努力學習西方，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學習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這時，也只是在這時，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75-1476頁）
這豈止是描繪中國人向西方人學習的過程，分明是在評說中國為什么要走人民民主專政的道路。
首先，是帝國主義不準中國革命。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
其實在毛澤東那里是不奇怪的，因為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不僅是列寧的結論，而且是歷史的結論；不僅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而且整個資本主義體制就是戰爭。對此，我國學者、北京大學教授韓毓海先生作了新的闡釋。
“戰爭是歐洲的基本主題，而國家間互相依賴的戰爭債務和借貸關系，則是現代歐洲國際法的基礎。
總起來說，現代民族國家產生的秘密，與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產生的秘密確實是一個同步的過程。銀行家以信賴的方式投資戰爭，國家以主權和官僚制的形式經營管理戰爭，這構成了資本主義體制的上層結構，而民族和市民社會被呼喚，則是為戰爭承擔代價，這又構成了基礎結構——而這大致上就是歐洲式的現代民族國家圍繞著戰爭財政建構起來的基本步驟。”（韓毓?！段灏倌陙碚l著史》第221頁、第231頁）
顯然，如果說帝國主義的老祖宗將戰爭作為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手段，則帝國主義將侵略和戰爭當作自身的意識形態和上層建筑了。當然，這里的侵略和戰爭，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侵略和戰爭包括直接的或間接的，文明的或武力的，軍事的或政治的，經濟的或文化的各種形式。
顯然，無論是滿清政府，還是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保持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對帝國主義各國是最有利的，中國反動政府成為西方列強的財富運輸大隊長、利益看守人，而西方列強又維持了對中國的統治和實際控制。
顯然，西方列強是不會將它們富國強兵的真經傳授的，而它們的所謂真經是中國這樣的國家想學也學不到，并且沒有條件學到的。當年德國人李斯特曾經這樣評價英國人：他們爬上了財富的高樓，卻將登上財富高樓的樓梯抽下。對落后的中國大抵采取的就是如此的伎倆。
其次，是中國的反動派不允許。
中國革命、任何革命都是先進的階級對落后的階級、新生的階級對陳舊的階級、進步的階級對反動的階級的反動。因此這必然：
一是滿清政府不允許。他本來是中國地主階級的總代表，自從一八四零年以后，量中華之財力，結萬國之歡心，充當帝國主義走狗后，就更不允許中國社會有些許進步了；
二是北洋軍閥不允許。他們本來是依靠依附滿清政府鎮壓農民革命起家的，做了帝國主義的走狗后，更對中國革命磨刀霍霍，更不許中國人民革命了；
三是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派不允許。國民黨曾經起過十分革命的作用，但在蔣介石取得國民黨的政權、黨權、軍權以后，就置中國人民于死地，
“國民黨怎么樣？看他的過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現在，看它的過去和現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將來。這個黨過去打過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內戰，在抗日戰爭中間，在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發動過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準備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內戰，僅僅由于我黨的政策和全國人民的反對才沒有實現。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蔣介石，大家知道，是一個極端殘忍和極端陰險的家伙。”（《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第1123-1124頁）
后來，果然發動了全面內戰，妄圖用三至六個月解決共黨問題，不料卻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被中國共產黨率領中國人民解決了。這個黨在他統治中國的二十年之中，口銜總理遺囑，卻從來沒有實行過一分一厘總理遺囑；自奉三民主義信徒，卻沒有施行一絲一毫三民主義，哪里容得中國人奮起革命呢？
再次，“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同上 第1471頁》）
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最后，世界大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當時的世界大勢是什么？就是蘇俄式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歸于蘇俄社會主義革命組成部分的民族民主革命，盡管異常強大的中國反動派不準革命，但中國革命似火般的燃燒起來，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同上，第1471頁）
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這就是為什么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2、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內容
中國革命的第一階段、第一步的政治成果，就是無產階級（經過共產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專政有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實質。
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人民的敵人實行專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級，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
“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而由人民組成的國家，則“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第1475頁）
第二，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
人民民主專政的領導階級是無產階級也即工人階級。“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中國革命的歷史證明了工人階級完全勝任中國革命的領導。
“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級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民族資產階級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也不應當在 ** 中占主導地位。民族資產階級之所以不能充當革命的領導者和所以不應當在 ** 中占主導地位，是因為民族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規定了他們的軟弱性。他們缺乏遠見、缺乏足夠的勇氣，并且有不少人害怕民眾。”（同上 第1479頁）
第三，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
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聯盟，而主要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因為這兩個階級占了中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主要是這兩個階級的力量，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主要依靠這兩個階級的聯盟”。
第四，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在當時，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就是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聯合專政并實行民主集中制的政體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就是實行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國家所有，變土地封建主所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制，保護民族商業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機器，不僅現在不能取締，而且還要強化。
因為“帝國主義還存在，國內反動派還存在，國內階級還存在。”這就必須強化“人民的軍隊、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鞏固國防和保護人民利益。”（同上 第1475-1476頁）
第五，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作用。
它首先是以國家消滅國家，
“借助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力量，以此作為條件，使中國有可能在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穩步地由農業國進到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行大同。”（同上 第1476頁）
其次，對人民實行保護。
“人民的國家是保護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國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國范圍內和全體規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脫離內外反動派的影響；改造自己從舊社會得來的壞習慣和壞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動派指引的錯誤路線上來，并繼續前進，向著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前進。”（同上）
最后，它是壓迫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工具，又是改造反動階級和反動分子的工具。
“對于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他們如果不愿意勞動，人民的國家就要強迫他們勞動。”（同上 第1476-1477頁）
第六，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少數民族問題。
它首先是幫助各少數民族自求解放，并實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其次是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獲得解放和發展，并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軍隊；又其次是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
第七，關于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外交。
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之上和一切國家外交關系；其二是“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在當時，主要是聯合蘇聯，給我們以國家援助；最后，將來還是要和歐美做生意和發展外交關系。
“我們要做生意。完全正確，生意總是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英美國家為了解救自己的危機，可能也會“在將來愿意在互利的條件下借錢給我們”，“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和進步黨派正在促成它們的政府和我們做生意，以至建立外交關系”。（《毛澤東選集》 第四卷 第1473頁）
（三）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理論是關于“武裝奪取政權”的理論
武裝奪取政權是中國革命最根本的政治，也是最根本的問題。一部中國革命史，實質是開展武裝斗爭奪取政權的歷史，它在理論上實質就是解決“中國革命為什么是武裝斗爭，開展怎樣的武裝斗爭，怎樣開展武裝斗爭”等一系列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的理論成果就是毛澤東博大精深、美妙絕倫的中國革命戰爭軍事理論。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軍事理論，后面將作專門淺析。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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