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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上）

點擊：3269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6-13 09:10:06

 

 

 

　　毛澤東這一代共產黨人的認識武器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什么時候能夠對辯證唯物主義有深刻的認識呢？在你困難的時候。困難是真理誕生的地方，也是認識真理的好學校。“實事”，就是問題，“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實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國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國人思維中的認識傳統。

 

　　我講毛澤東思想與當代世界體系治理，是從認識論、中國特點、世界體系及其治理等方面切題，形象說就是要涉及頭腦、身體和任務三個方面。成功的國家則一定是大腦和身體都很健康的國家，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很好的稟賦。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中國人民在解決近現代世界問題的實踐中治理世界的中國思路和方案。不知世界近現代史，我們不能認識毛澤東思想；不知中國歷史文化，我們也不能認識毛澤東思想。如果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我們就不能自覺踐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道路，應對未來的世界的挑戰，更不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先從中國說起

 

　　中國應該是有治理世界能力和資格的國家，對于中國這樣的國家，世界還真是不能小看。論歷史年代，論它的久遠，基本上少有跟中國能比的。毛澤東曾經說過“一個民族能在世界上很長的時間內保存下來，是有理由的，就是因為有其長處及特點”。

 

　　近代以來的世界體系是英美人建立的，它有過輝煌的歷史。昨天美國人曾經羨慕過英國，今天我們也曾羨慕過美國，羨慕過西方。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中國這么長的歷史，還保持了這么大的版圖。中國講究“久”，久久為功，能長久的才是有力量的。與中國同齡的大版圖國家，好多都已不存在了。羅馬帝國沒有了，拿破侖帝國沒有了，奧斯曼帝國沒有了，奧匈帝國沒有，大英帝國沒有了，蘇聯帝國在眼前沒有了，美帝國主義也快沒有了。而中國“周邦雖舊，其命維新”[1]。昨天還讓人家瞧不起的中國，卻在這瞬間讓他們刮目相看了。這種歷史上罕有的高濃縮的事件，在我們眼前就像過電影一樣。而中國在這些大變局中卻更加生機勃勃，其發展持續三十年后仍強勁有力。這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奮斗的結果。

 

　　英國破碎分裂被殖民國家

 

　　印度和埃及曾經是與中國同齡的大版圖國家，都屬文明古國，但今日印度的“內臟”、靈魂甚至骨架已被英國殖民統治者完全粉碎了。埃及也是一樣。英國為了實現其殖民利益，將利用歐洲大陸破碎操縱歐洲政治的經驗移植到英殖民國家。印度大陸被英國人弄成碎片化，使印度不能再生。只有這樣，小小的英倫島國才能實現對南亞次大陸最大的國家——印度的殖民統治。要控制世界就得控制印度洋，就要控制印度。印度洋是世界制海權的核心，因為這里是世界工業資源的心臟。古代霸權控制世界的本質是為了占有農耕土地，近現代霸權控制世界的本質則是為了占有工業資源。

 

　　印度社會的深度碎片化首先表現在所有制方面。與中國不同，印度獨立時，沒有經過革命，尼赫魯空有一個總理頭銜，手頭即無錢也無軍隊，面對英國人留下的龐大的大小私有者，一個都動不了，什么也干不成。到印度看看去，印度所有權龐雜，諸神眾多。神是生產資料所有權在人間的圖騰。

 

　　馬克思說：印度的命運是悲慘的，這是因為印度從靈魂到身體全被英國殖民主義者肢解了。印度小城墻古跡多，這說明古印度是國家眾分。如果中國也跟印度一樣，有好多個宗教、宗派，今天就會連飯也吃不到一塊，更不要說討論問題，一天到晚內斗。印度神多，是英國人有意給它留的。英國人、美國人都虛捧印度是宗教和種族博物館，虛捧它是有“包容力”的國家，這是忽悠。無中心的包容，其結果是沒有力量。英國人在自己的國家從不這樣干，他們長期鎮壓愛爾蘭人，不允許國家分裂。美國人也是這樣。神多民弱，我們中國若有數不清的宗教派別，意識形態不統一，就走不到今天。

 

　　英國人在建立世界帝國過程中，學會了比較圓熟的治理世界的政治謀略，二戰后，當英國人失去帝國時，他們又很快學會并掌握了文化誘導世界政治的謀略。前者的核心是“均勢”，后者的核心是“普世”，而實現二者的核心手段是“間接戰略”[2]。這種戰略的核心在于把戰斗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主張翼側迂回，以避免從正面與敵直接碰撞；強調用各種手段襲擊和震撼敵人，使其物質上受損，精神上失衡，最終達到不經決戰而制勝的目的。在文化戰中，避免用直接表達，而盡量多地用間接的方式傳達其戰略目的，并誘導對象服務于自己的目標，與西方其他國家相比，英國人最擅長這種手法。

 

　　2000年，我曾在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學，我發現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在印度大學里有廣泛的傳播，盡管英國人不允許印度人掌握這種思想，但他們是用間接的方式，即用“普世”學說淡化印度人的革命意識。甘地、曼德拉、有馬丁·路德·金，這三個人都有共同特點：能坐牢，非暴力，不合作。能坐牢、不合作，英國人才不怕你，只要你非暴力就行。馬丁·路德·金說他有個夢，夢你盡管做，只要不拿槍就行。毛澤東是拿槍的，拿槍就是唯物主義。南非的曼德拉和印度的甘地本質上是英國一個模子倒出來的，英國讓大家不去反抗，去坐牢，然后放你出來，再給你諾貝爾獎。

 

　　英國人這種“塑造”文化的方式不獨用于東方，對于與他們長期對立的法國人也是這樣。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繼1644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之后，對歐洲歷史有重大推進作用的偉大事件。但英國不愿意法國強大，他們用貌似客觀公正的“普世”作品丑化這場革命，將它描寫為暴民們發動的反人道的恐怖殺戮。比如英國作家狄更斯的作品《雙城記》就是這樣一部作品。這部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如此之強，以至82年后（1871年）的法國巴黎公社這一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因不敢使用暴力，被梯也爾反動勢力推進血泊之中。可我們至今未見英國像推崇《雙城記》那樣推出譴責梯也爾屠殺公社社員的作品。當時生活在英國倫敦的卡爾·馬克思對巴黎工人階級給予極大的支持，并在理論上對巴黎公社的失敗教訓予以總結。

 

　　今天的美國人對這些文化殖民的手段，運用起來也相當嫻熟。俄羅斯學者謝•卡拉-穆爾扎在《論意識操縱》一書中寫道：

　　西方的大眾傳媒實際上根本沒有關于亞洲的認真報道。來自中國、印度，甚至日本的報道除了一些奇風異俗（農歷春節、空手道、中國的飲食），就是一些令人厭惡的東西（色情旅游、麻風病、黑社會），再不就是有刺激的政治報道（恐怖主義、宗教暴力、毒品販子的公開死刑）。

 

　　有主權的國家才可能有獨立的民族意識

 

　　事實證明，這些“和平演變”的手段對中國的破壞作用是有限的，其原因是中國沒有完全殖民化的歷史。有主權的國家才可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比如，看似無意識和無政治的古玩收藏市場，其實最能反映一個民族的潛意識及其結構。中國的古玩市場誰見過賣秦檜的字或汪精衛的字？雷鋒的字會有人收藏，因為他是英雄。這樣一個有道德高地的民族你能戰勝嗎？當然不能。毛澤東為什么稱梅蘭芳為“梅先生”？在抗戰時期，身在敵占區的梅蘭芳拒絕與日本人合作，“蓄須明志”，“息影舞臺”，以此激勵中國男兒英勇殺敵，誓死報國，日本人的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出演，顯示出真男子的氣概，這樣的人就是中華民族的英雄。

 

　　現在有些文藝片已少有這樣的認識了，弄一些《色戒》之類的作品，男不男女不女的，父子同臺獻藝，當爹的留個大胡子，當兒子的留長發戴耳環，這都是要扼殺我們民族的自覺自立精神。英國殖民時期，香港出來一個李小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對香港人心是巨大的震撼，它使香港人有了身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這在李小龍的武術中體現了出來。結果如何呢？李小龍年富力強時“因病不治身亡”。殖民文化就是要用一切形式打掉殖民地被壓迫人民的戰斗精神。打倒一個民族，首先是打倒或分裂這個民族的主體精神，而英雄主義就是主體精神的集中表現。

 

　　中華民族沒有經歷印度那樣完全被殖民化的歷史，因此，中國人的認識論還更多地保留著傳統的經世之用的特點，這種方法的哲學概括就是“實事求是”。重經驗、輕先驗，“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語怪、力、亂、神”，“是”存在于現實的“實事”之中，一切從實踐出發。西方文化戰中，成功的前提是將他國人民的唯物史觀偷偷移植為唯心史觀。中國人頑強的現實主義生活態度，讓西方很難推行他們的文化戰略。這是我們長期能保留下來并仍在強勁發展的精神原因。

 

　　“實事求是”是中國人的認識傳統

 

　　毛澤東這一代共產黨人的認識武器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什么時候能夠對辯證唯物主義有深刻的認識呢？在你困難的時候。困難是真理誕生的地方，也是認識真理的好學校。“實事”，就是問題，“求是”，就是找真理。在“實事”中“求是”，而不在天國中求是，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中國人思維中的認識傳統。

 

　　世上最大的問題莫過于生死，生死使世界瞬間真假分明。不到難時，特別是不到生死關頭，就不容易理解。那么，邏輯是干什么的呢？用于組織材料，而組織材料的起點和材料組織后的歸宿，則是生死，即階級斗爭。毛澤東曾教育他的后人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

 

　　空話亡國，空話毀家。所謂空話就是沒有生死感的話?，F在很多人分析形勢常說有三種可能性，機遇挑戰并存，困難與希望同在，處理不好還有意外可能。細想一下，這基本是廢話。什么事不是三種可能性、機遇與挑戰并存呢？周易說研究問題要“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就是說，認識遠處的事物的結論，先要就近放在自己身上試試。長期以來，我們已失去了戰爭年代那種生死感了，這可以從目前那些美女反間諜和美女抗戰片中感受到：在日寇搞“三光”政策的地方，我們的地下工作者還在熱戀和相互請客，這顯然是想當然且不尊重歷史的作品。當然，也有一些不錯的作品。

 

　　毛澤東思想是從中國土地里長出來的。我們的歷史不是陳獨秀認識的那樣。陳獨秀是從蘇聯帶來的思想，還摻合著歐洲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少有中國本土的思想。結果1927年蔣介石將共產黨殺了個血流成河。為什么蔣介石知道槍桿子的道理呢？國民黨也是被清王朝殺出來的，六次反清起義失敗，最后把孫中山殺清醒了，辦了黃埔軍校。

 

　　1941年冬，毛澤東為中央黨校題詞：“實事求是”[6]；1942年3月9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這兩幅題詞，在今天也應作為我們辦教育的座右銘。學問要接地氣，貼靠大地的學問才有生命力。毛澤東當時告訴陳獨秀，陳獨秀聽不進去，只有讓蔣先生用刀把子來告訴這位書生什么是真理。“四一二”后，共產黨一年學了幾十年才能理解的真理，脫西服，穿草鞋，進山接地氣。就這樣，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把思想扎到中國的土地里。

 

　　王明從莫斯科帶來共產國際的思想，又是不接地氣。人家說起來一套一套的，還帶來個軍事“權威”奧托·布勞恩，化名李德，人家要正規化，說毛澤東太土氣，不正規。毛澤東沒有有名牌大學學位，也沒出國留洋經歷。人家王明是莫斯科大學的，又受斯大林賞識，不說在當時，即使在今的干部評價標準中也是很唬人的。

 

　　王明、李德把歐洲平原作戰的戰法搬到中國南方大山里，要在山里找平地拉開決戰架勢。山體本是自然掩體，他不用，要紅軍建堡壘，筑掩體，跟蔣介石對壘戰[9]。蔣介石才不怕他這一套，他手下的將軍多學的歐洲的打法，打的就是陣地戰。但在山地，群山就是很好的掩體，大部隊進了山，群山就像簇簇刀鋒把進入其中的整體戰斗力削成碎片，這使山地成了“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的游擊戰的天堂。李德不要這些，要跟敵人打陣地戰，不敗才怪。毛澤東沒去過莫斯科，王明見過斯大林，張國燾還見過列寧，這些人牌子都很硬，但一打仗就不行。長征路上打得贏就是硬道理；是騾子是馬，拉出來溜溜。湘江之戰，中央紅軍八萬多人剩下三萬多人，你還能讓王明那一派干嗎?

 

　　大家在生死之際找到了毛澤東，遵義會議把毛澤東推出來。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思想不一樣，毛澤東的思想是個人的，是少數人認識到毛澤東，不是大多數。毛澤東帶領紅軍四渡赤水，過了金沙江和大渡河，避免了石達開的悲劇命運。大家認識到了毛澤東的能力，知道了毛澤東的思想符合中國國情，大家在比較中也認識到王明路線的錯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紅軍不久又遇到張國燾錯誤路線帶來的更大干擾。

 

　　張國燾是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當時他在川陜一帶根據地搞得不錯，有許多干部對他產生迷信。但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在紅軍前進方向上與毛澤東發生爭論。張國燾要留川康，毛澤東要北進陜北。孰是孰非，還得實踐檢驗。結果跟著張國燾的部隊幾乎全軍覆沒，而跟毛澤東到陜北的部隊則從勝利走向勝利。

 

　　長征路上，毛澤東為什么比王明、張國燾正確呢？因為毛澤東比他們更了解中國的歷史和國情，張國燾的知識多是書本上的知識，個人極度膨脹，這樣就不容易做到實事求是。1935年6月，毛澤東告訴張國燾他的南下方案會使紅軍“成為甕中之鱉”；而張國燾則反唇相譏說“決不會做甕中之鱉”[11]。毛澤東講的是經驗，張國燾說的是邏輯。顯然張國燾對中國四川的地緣政治無知到極點。但張國燾有兵有權，只有再讓實踐檢驗。

 

　　1965年，毛澤東在重上井岡山的路上告訴身邊的同志：“戰爭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的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

 

　　長征路上毛澤東與王明和張國燾的路線斗爭，以及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在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將黨從潰敗絕境帶出、走向與國民黨聯合進行全國抗日的生死經驗，使全黨很快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是能夠引領全黨走向勝利的思想，這個思想在黨的七大上便被全黨公認并命名為“毛澤東思想”。

 

　　1964年3月24日，毛澤東在與薄一波等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時說：“這是血的著作。”

 

　　最殘酷的革命實踐，讓中國共產黨以最快速度接近并找到真理。我們現在也有人走長征路，手中舉的是紅旗，心里想的是旅游，沒生死危險，就體會不出什么是長征，什么是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思想的特點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理論結合實際，它深深地扎根在唯物論和辯證法之中，這兩點又可歸結為實事求是。實事，是具體事物，這是唯物論；求是，是具體事物中的真理，這就是辯證法。真理總是具體的。

 

　　1958年4月2日，毛澤東在武昌東湖會見外國友人時說：“一個國家總有它的特點，不適合這個特點的東西就行不通。”

 

　　理論結合實際，用傳統的話說就是“經世致用”。中國近代以來，經世致用的學風興起于湘湖地區，岳麓書院開了一代新風，王船山力主這種學風。早年毛澤東受這種學風的影響并終生提倡這種思想。“實事求是”則是這種學風的最基本要求。1921年，毛澤東、何叔衡曾在“船山學社”[15]舊址創辦自修大學，現舊址門首“船山學社”四個字就是毛澤東親筆題書。當時還有一種外來的思想，就是胡適帶來杜威的思想，杜威的思想也是經世致用，咱們把它說成是“實用主義”。杜威說的是效果產生真理，也是實踐。一個民族在上升的時候，都是重實踐的。青年毛澤東在北大見過胡適?？梢詫⑦@次會面看作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的思想與美國的實用主義傳統在北京大學的“撞臉”，他們只是在方法論上相似，但在本體論上還是對立的。毛澤東要建立的是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國家，而胡適要搞資產階級共和國。

 

　　毛澤東和王明的爭論不是主義之爭，是問題之爭。毛澤東一直堅持，解決中國問題應有中國方法和中國道路，但當時毛澤東說的話，陳獨秀、王明等黨內大佬聽不進去。沒辦法，只有交給實踐檢驗。1927年“四一二”檢驗一次，1934年“湘江之戰”檢驗一次，最后到長征路上與張國燾在路線選擇上又檢驗一次。經過這幾次生死檢驗，大家才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扎根中國土地中的思想，是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

 

　　唯物主義最強調人民性和實踐性。毛澤東批評王明不知道人走路要靠腳，不知道人要睡覺，要吃飯，不知道子彈會打死人。因為他們是從學校玻璃窗子里和獎狀堆里長大的，沒見過流血犧牲這些東西，這樣怎么搞階級斗爭呀?

國家與人民命運是聯系在一起的

 

　　蘇聯的教訓

 

　　蘇聯的干部一直是考學上來的，這樣的人才成長機制好看不中用。

 

　　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士頓有個講話，[16]意思是蘇聯經濟上是計劃經濟，西方自由經濟搞不過它。借助計劃經濟，加上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的運用，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把西方國家擠出世界市場。怎么辦？撒切爾說要對其制造內部問題，要找代理人，這個人就是戈爾巴喬夫。撒切爾的智囊對戈爾巴喬夫的評價是不夠謹慎，容易被誘導，極其愛慕虛榮，還與蘇聯政界大多數精英關系良好。所謂精英在今天的中國也叫“公知”。2008年美國給戈爾巴喬夫一個“自由大勛章”，老布什拍手向戈爾巴喬夫祝賀：謝謝你幫助美國把蘇聯干掉了。戈爾巴喬夫竟然將這枚勛章掛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20世紀90年代，自毀國家的為什么是蘇聯人？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蘇聯的教育失去了勞動實踐這一重要環節，以分數、獎狀、表揚等形式上的標準作為干部晉升和人才選拔的標準，這樣干部就養成了“娛樂化”、“貴族化”、“精英化”的意識，這種意識導致他們與勞動人民越走越遠。其結果是在蘇聯解體時全民無動于衷，因為這個國家與人民的命運之間沒有了聯系。

 

　　中國正在走向強大 

 

　　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來中國，為見乾隆帝時半跪還是全跪的問題爭執不下，到1900年大清國與列強簽訂《辛丑和約》時，就已不存在全跪還是半跪的問題，而是誰向誰下跪的問題。此時，中國人在西方人眼中成了“東亞病夫”。亡國了，打敗了，整個國家的財富讓人家弄走了，你個人聲譽——什么“著名學者”、“大師”能有什么用?

 

　　個人的發展不可能脫離國家的發展。錢學森就明白這一點，他在美國搞導彈不可能對準自己的祖國。1950年，錢學森準備回國時被攔住并被關進監獄。可在中美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的當年，錢學森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杰出校友獎”。但錢學森并沒有到美國去接受這份榮譽。2001年90歲生日時，錢學森在美國的好友受加州理工學院校長的委托，專程到北京將“杰出校友獎”的獎狀和獎章當面頒發給錢學森。美國人放下身段真是由于折服于錢老本人嗎？關鍵是中國已不可戰勝。

 

　　1972年，曾是反共斗士的尼克松就放下身段要見毛主席。會見時，尼克松一口一個“主席”，對毛主席很是折服，身段放得很低。這說明尼克松懂道理。且不說毛澤東的文采，他一路上就沒有打過敗仗，并且帶領一個黨和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近半個世紀里走向強大。1954年周恩來參加日內瓦會議，西方為什么對周恩來這樣尊重，僅僅用“高富帥”是解釋不了的。現在有人喜歡講“身價”，動輒說某人“身價過億”，這讓人真正體會到了“沒文化，真可怕”的含意。

 

　　真要說人的“身價”，也只能是那種高貴和不屈的精神。為什么周恩來在1954年受西方人尊重？那是1953年7月中國人民志愿軍在朝鮮戰場上把美國打怕了，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時是讓人不可思議的事。1972年尼克松訪問中國，他知道毛主席在戰爭年代養成了夜晚工作的習慣，他就提前一個月練習晝眠夜作。當聽到周總理說主席要見他時，尼克松僅帶了基辛格和溫斯頓·洛德來到毛主席的書房，學著周總理稱毛澤東為“主席”。

 

　　基辛格在會見時問：“主席正在學習英文嗎？”

 

　　毛澤東說：“我聽說外面傳說我正在學英文，我不在意這些傳聞，它們都是假的，我認識幾個英文單詞，但不懂文法。”

 

　　翻譯對基辛格說：“主席發明了一個英文詞。”

 

　　毛澤東接過話說，“是的，我發明了一個英文詞匯paper tiger。”

 

　　基辛格馬上對號入座：“‘紙老虎’。對了，那是指我們。”

 

　　賓主大笑。

 

　　一百多年來，我們受盡了屈辱，為了擺脫這種屈辱，開始學人家英國，被英國打，學日本又被日本打。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因為照搬外國軍事理論差點全軍覆沒。這一次次挫折讓我們明白了：不能再跟著別人，得走自己的路。在這樣的語境下才出現了“中國道路”。在這條道路上，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上，東南亞國家給周恩來鼓掌，并不是由于周恩來有“范兒”或會講演，真正的原因還是新中國把美國打敗了。

 

　　今天中國崛起是全面的，美國衰落也是全面的。我說的“美國衰落”的概念是指作為帝國的美國的衰落，而不是作為民族國家的美國的衰落。如果說，1955年萬隆會議上中國的威信是我們打出來的，那么今天中國的威信是中國人滿懷自信地在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干出來的。

 

　?。ㄗ髡呦?span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max-width: 100%; white-space: pre-wrap; box-sizing: border-box !important; word-wrap: break-word !important;">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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