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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民族文化自信是道路、理論和制度自信的基礎。毛澤東提出，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一方面要清理總結民族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則要擴大中外文化交流，在此基礎上實現中國文化的轉型和發展，進而創造有獨特民族風格的社會主義的現代文化。毛澤東的思考可以為當下提供重要的啟示：重建民族文化自信，其最為深厚的土壤和根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其根本動力在于促進馬克思主義等優秀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和發展;其重要條件是推進各族人民的文化認同和中華文化的國際化;其關鍵則在于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

民族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礎，是中國現代化實踐和民族復興的文化底蘊和精神支撐。作為近代以來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偉大人物毛澤東，一生對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有過許多思考。早在五四時期，毛澤東就認為中國文明在世界文明中“要占個半壁的地位”。抗戰時期，毛澤東提出，中國新文化應當是科學的、大眾的，但首先必須是民族的。1956年前后，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等文本中多次談到文化自信的問題。他一方面大力提倡向外國優秀文化學習，另一方面則明確強調：“學了外國的，就對中國的沒有信心，那不好。”可以說，重建中國人的民族文化自信是毛澤東的畢生追求。

之所以要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最為淺顯和直接的原因就在于一直以來都有一部分中國人在文化上缺乏自信。這種不自信體現在學術、教育、藝術、社會生活等諸多方面，總體而言，主要有如下幾種表現：(1)崇洋心態。不僅社會精英和一般知識分子中有不少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2)弱國心態。由于近代以來遭受帝國主義的欺凌，“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3)鄙視本國傳統文化。許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無助于現代化，因此他們看不起，甚至全盤否定本民族文化遺產。(4)極端排外。也有一些人走向另一個極端，即排斥一切外國文化。這一類人表面上看來充滿自信，實際上只是一種“虛假的自信”。對于怎樣擺脫這些病態心理，進而重建中國人的文化自信，毛澤東作了大量的思考，并提出了極富啟發意義的原則。

一、清理和總結民族文化遺產

中華民族有著燦爛的古代文化，這種獨特的文化不僅支撐了中國幾千年的發展，而且輻射到周邊國家，對世界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近代以后，中國國力出現衰落，一些學者將其歸因于文化的落后，如胡適認為，中國“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和制度上不如人，而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中國實現富強只能走“全盤西化”的道路。在他們看來，中國固有的文化和知識缺少條理，因此要借助西方知識系統將其“條理化”。在胡適、陳序經等學者的影響下，中國文化學術界一度“以西解中”成為一股潮流。毛澤東對這種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傾向十分不滿。早在延安時期，他就尖銳地指出：文學藝術中對外國人毫無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沒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

毛澤東認為，消除這種錯誤的民族文化觀必須從清理和總結民族文化遺產做起。中國五千年文化的內容極其豐富，精華與糟粕并存，籠統地說民族文化是好是壞都不足為訓，必須首先對其作具體、細致的清理和甄別工作。在他看來，這種清理工作“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他認為清理民族文化遺產應堅持以下原則。

第一，要有選擇地繼承民族文化遺產。清理中國民族文化遺產，就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例如傳統京劇雖是我國國粹，但也內含著十分濃重的封建思想，表現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生活情趣的內容居多。1951年，毛澤東對包括京劇在內的傳統戲曲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其重要內涵之一就是要去除其中的封建糟粕，發揚其藝術上、思想內容上的精華。

第二，要全面清理各民族的多樣文化遺產。(1)全面清理中國各民族的文化遺產。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除漢族外，還有五十多個少數民族，各民族“雖然文化發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已有長久的歷史”。因此，清理民族文化遺產，就不僅要清理漢民族的文化遺產，也要清理少數民族的文化遺產。(2)全面清理封建主義和反封建主義兩種文化遺產。按照列寧的觀點，文化不僅具有民族性，也具有階級性，“每一種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民族文化”。毛澤東從列寧的觀點中得到啟發，認為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既包括封建主義的文化，也包括反封建主義的文化。(3)全面清理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相對于有形的文化遺產，如文物、典籍、歷史建筑等而言，無形的文化遺產，如民間文藝、民俗、儀式等長期被人們輕視乃至忽視。然而，無形的文化遺產恰恰是民族個性的“活化石”。毛澤東說：“農民不能說沒有文化，精耕細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他認為，搜集和研究這些文化“可以懂得許多東西”。

第三，對待民族文化遺產要特別慎重。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將《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將“借鑒”文化遺產修改為“繼承和借鑒”文化遺產。這看似個別詞句的變換，卻反映了他對民族文化遺產更加注重繼承的審慎態度。在領導手工業和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時，他特別強調，王麻子、張小泉的刀剪“一萬年也不要搞掉”，瑞蚨祥、同仁堂“一萬年要保存”，“我們民族好的東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來一個恢復，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清理民族文化遺產還只是樹立民族傳統文化自信的初步工作，更進一步且更難的工作在于總結這些遺產。事實上，許多人之所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信心，就在于否認中國傳統文化有自己的規律。毛澤東指出：“說中國民族的東西沒有規律，這是否定中國的東西，是不對的。中國的語言、音樂、繪畫，都有它自己的規律。過去說中國畫不好的，無非是沒有把自己的東西研究透，以為必須用西洋的畫法。”在他看來，“全盤西化論”者的錯誤并不在于大力學習西方，而在于以西方的文化范式來套中國。這樣的生搬硬套極可能導致掩蓋中國文化的特質，甚至以西方文化之長來論中國文化之短。總之，講清楚中國文化里面的規律和道理，是我們理解自己文化的關鍵，也是確立民族文化自信的認知基礎。

二、擴大中外文化交流

中華文化之所以生生不息，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其極強的包容性。然而，我國也有過因長期封閉而造成文化落后的慘痛教訓。明朝中后期開始，統治者在政策上不斷強化閉關鎖國，在文化心態上固守傳統的“天下觀”，視中國為中心、外國為邊緣，主張“以夏變夷”，反對“以夷變夏”。直到西方列強以武力打開國門后，這種盲目自信、保守落后的文化觀才失去了政治屏障，然而文化保守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思想和傾向直至20世紀上半葉在中國仍有較大影響。

在毛澤東看來，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必須徹底打破封閉保守的文化心態。他明確指出，極端排外的思想傾向，“像西太后反對‘洋鬼子’是錯誤的”。這種建立在盲目自信基礎上的排外主義，不僅無助于文化的發展，甚至會窒息文化的生命力。而對于晚清洋務派所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毛澤東同樣不以為然。在1919年所寫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他批評“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為“自大的思想”“空虛的思想”。在他看來，“體用二分”的思維模式將學習西方文化僅僅限制在“用”，即工具價值的層次上，是說不通也行不通的，“‘學’是指基本理論，這是中外一致的，不應該分中西”。固守“體用二分”的模式，必然導致對外國文化的輕視和對本土文化的高估，從而不利于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培育中華民族的健康文化心態。

1.學習“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

毛澤東曾對孟子所說的“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作出自己的解讀，他說：“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文化同樣是多樣性的。一個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生存下來，必定有其長處。因此，各個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學習是十分必要的。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

首先，學習西方文化要有開放包容的胸襟。毛澤東所說的“一切民族、一切國家”，既包括社會主義國家，也包括資本主義國家;“一切真正好的東西”則涵蓋了文化領域的所有方面，突出強調了學習外國文化時應有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熟知中國歷史的毛澤東注意到，中國最強盛的時期，往往是文化上最開放的時期。例如唐朝興盛時，對外文化交往也出現盛況，“有人證明，我們現在用的樂器大部分是西域來的，就是從新疆以西的地區來的。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拒絕接受別的民族的優良傳統”。1956年，毛澤東講到學習外國音樂的問題時說，“演些外國音樂，不要害怕”，“演外國音樂并沒有使我們自己的音樂消亡了，我們的音樂繼續在發展”。在他看來，各國之間在文化上取長補短，只會有益處。

其次，學習外國文化要有“以我為主”的意識。要判斷何為“長處”、何為“真正好的東西”，就要求在學習外國文化時要有自己的獨立思考，這是獨立自主原則在文化工作中的體現。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指出：“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文化上一度出現盲目效仿蘇聯的風氣。例如宣傳領域照搬《真理報》的一套，教育領域削弱文科和綜合性大學，衛生領域片面強調專科治療等，都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他批評“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并提出要破除對蘇聯的迷信，“蘇聯的經驗只能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進入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努力探索社會主義文化道路的過程中始終對“以我為主”原則保持著清醒的認識。他不僅提出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正確方針，而且一再提醒人們要注意外國文化中的腐朽落后因素，尤其要警惕西方資產階級借文化交流之名，“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

2.中國優秀文化“可以國際化”

我國曾經有過以“絲綢之路”為代表的中華文化國際化的輝煌歷史，然而由于近代百年屈辱，中國曾一度被西方列強看作“東亞病夫”，“經濟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講衛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腳，男人留辮子，還有太監……總而言之，壞事不少”，這種種的負面文化形象成為中國人樹立文化自信的極大障礙。在毛澤東看來，要消解這些負面文化形象，不僅應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事業，進行文化革新和改造，還應積極推動中華優秀文化國際化。他說：“中國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鴨是有特殊性的，別國比不上，可以國際化。”在他看來，“在文化方面，各國人民應該根據本民族的特點，對人類有所貢獻”。在吸收外國優秀文化的同時推進本國優秀文化國際化，有助于確立本國文化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的地位，從而增強人們對本國文化的認同和自信。

三、促進中國文化的轉型和發展

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的歷史發展有兩個基本判斷：其一，“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盡管古代文化中也有某些糟粕性的內容，但整體而言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是先人留下的寶貴遺產。其二，“近代文化，外國比我們高，要承認這一點”。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經常以“一窮二白”來形容當時的經濟文化狀況，所謂“白”，就是指文化、科技水平低，“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驕傲不起來”。毛澤東清醒地意識到，長期停滯不前的中國近代文化與文明古國、地理大國和人口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

毛澤東曾提出，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中國將會“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這是一個樂觀的預言，更是一個豪邁的宣言。顯然，在毛澤東看來，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不能僅靠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遺產，還必須發展具有現代品格的新文化。只有實現中國文化的轉型和發展，才能凸顯中國文化的現代魅力，為中國人樹立文化自信提供更為直接的現實基礎。

第一，要促進中國傳統文化向科學的、民主的和大眾的社會主義現代文化轉型。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高度發達的古代文化，它在文學、藝術、倫理道德、史學、醫學、歷法等許多方面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然而，如果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古典文化相比照，仍可發現其存在的缺陷。毛澤東從青年時就開始不斷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深刻的批判性思考。在他看來，首先，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弊病是缺乏科學精神，“中國人沒有科學腦筋，不知分析與概括的關系……大帽子戴上頭了，他的心便好過了”。他認為，這種籠統、含混，注重務虛而不注重務實的做學問的方法，使中國傳統學術“累數千年而無進也”。其次，中國傳統文化中雖有某些體現民主精神的精華，但本質上是一種專制文化。中國老百姓“迷信強權”，“心里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么”。再次，中國傳統文化基本上是一種精英文化，例如在鄉村，文化權利極不平等，“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因此，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一方面應繼承優秀文化遺產，另一方面則應革除傳統文化中的各種積弊，使其轉換為新的文化形態，以與現代社會相適應。

既然中國傳統文化存在上述弊病，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就必須朝著科學的、民主的和大眾的方向邁進。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提出，中國的新文化應當是“科學的”，它反對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張實事求是和客觀真理;新文化也應當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在建設社會主義初期，毛澤東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基本方針，反對在文化工作上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強調文化上的是非問題應通過自由討論去解決。這實際上是“民主的”方向在文化工作中的重要體現。

第二，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和走上現代化道路，所借助的有效思想武器既不是西方的自由主義，也不是儒家思想，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一種外來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能指導中國實現民族獨立和國家振興，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就在于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也包括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對此，毛澤東有著異常清醒的認識。他不僅鄭重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而且嚴肅地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一切文化遺產都應當加以總結和繼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

在毛澤東看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可以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文化土壤上生根、發芽和茁壯成長，也有利于中國文化從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發展和轉型。“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傳統文化向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新文化轉型，也為中國文化補充了新的精神內涵。例如，中國傳統文化可以說是一種“崇古文化”，“以過去取向為第一序的價值優先”。在這種“崇古文化”的影響下，文化變遷常常采取“托古改制”的模式，表現為一種“向后看”的文化精神，而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發展觀點的強調和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弘揚，則為中國文化補充了一種“向前看”的精神，極大地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

四、創造有獨特民族風格的現代文化

馬克思曾經預言，隨著世界市場的開辟和各民族之間交往的深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實際上，這里的“世界文學”并不是指世界上只存在一種單一模式的文學，而是指“仍保持著各民族原有風格特色的、但同時又代表了世界最先進的審美潮流和發展方向的世界文學”。一個民族的文化能夠體現世界最先進的潮流和方向，顯然是其建構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礎，但是如果它失去了自己的民族特色，則將迷失自我，最終失去它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的位置。毛澤東敏銳地覺察到了這一點，20世紀60年代時，他曾指出：“我們中國的文工團到外國去演戲，演我們民族的戲劇、歌舞，大受別國人民的歡迎：如果我們全學外國的戲劇等在外國演出，人家是不歡迎的。”他認為，重建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一方面必須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和轉型，另一方面則應在推進文化現代化的同時，“創造出中國自己的、有獨特的民族風格的東西”。

毛澤東沒有對這種“獨特的民族風格”作太多的解釋，但他明確肯定魯迅就是這種風格的典型代表：“魯迅的小說，既不同于外國的，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它是中國現代的。”毛澤東對魯迅及其作品有過多次評論，他認為，魯迅“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用望遠鏡和顯微鏡觀察社會，所以看得遠，看得真，他“匿得中國”：“我看魯迅先生便是研究過大眾語言的”;魯迅不輕視中國的東西，他喜歡地方戲。可見，毛澤東所說的“獨特的民族風格”，從內容上說主要指文化作品所體現的民族立場、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從形式上說則主要指文化作品的語言、體裁、手法等所體現的民族特點，即民族形式。這與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的創造“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是一致的。

要形成這種“獨特的民族風格”，首先，應促進中外文化“有機地結合”。中國古代和西方的優秀文化，兩邊都要學好，“要使兩個半瓶醋變成兩個一瓶醋”。至于如何實現中外文化的有機結合，毛澤東用了兩個比喻：一個是“消化”。學習外國文化“如同我們對于食物一樣，必須經過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腸運動，送進唾液胃液腸液，把它分解為精華和糟粕兩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華，才能對我們的身體有益，決不能生吞活剝地毫無批判地吸收”。另一個是“交配”。即使這種“交配”導致“不中不西”“非驢非馬”的東西出現也不要緊。事實上，外國文化來到中國都有一個本土化的過程，“搞久了就成了中國的了”。其次，“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毛澤東指出，我們要學習外國的文化，但不等于簡單套用外國的東西，不等于中國人寫的東西變成洋腔洋調。“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從這里可以看到，毛澤東所說的“越搞越中國化”，并不是一種固守中國文化傳統的做法，而是在融合中外文化的基礎上對民族文化活力的重新激發，和對“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的具有現代特征的民族風格的探求。

五、對當今增強文化自信的啟示

在毛澤東的推動下，中國文化在實現轉型和發展的道路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日益結合，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靈魂;當代文化無論在科學性、民主性還是大眾性的品格上，都讓久陷沉淪的中國文化煥然一新。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文化遺產保護、中外文化交流工作。20世紀五六十年代，由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主編的各種民間文學叢書、單行本就有60多種。享譽世界的藏族民間史詩《格薩爾王傳》的搜集整理工作取得重要進展，搜集到的藏文手抄本譯成漢文達74種，計2500萬字。馬克思、恩格斯、莎士比亞、雨果、歌德的作品被大量翻譯成中文。值得一提的是，近代以來中外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單向的“引進來”，這一時期出現了“引進來”和“走出去”共存的局面，領袖著作、古典文學哲學著作也被大量翻譯成外文，走出國門。正是在取得這些成績的基礎上，不僅中華民族恢復了文化上的獨立自主地位，而且普通群眾成為文化的主人。也因此，在20世紀50年代，當法國的薩特和波伏娃一同訪問中國時，他們深深感受到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這些臉龐上，你看不到奴性”，雖然不能苛求中國人“在一夜之間創造出一種新的文明”，但是“毋庸置疑，人民的文化水平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

當然，十年“文化大革命”所暴露出來的一些極端主義思維，是我們在重建中華民族文化自信的道路上必須時時警惕的。然而，在當下學術和媒體表達中，常常有人由否定“文化大革命”擴大到否定整個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文化建設與發展。例如有一種說法是：毛澤東時代對中國傳統文化破壞得多、傳承得少，導致“傳統文化的斷裂”和“中國意識的危機”。進而有人提出推行“尊孔讀經”、恢復“中國固有道德”等主張，這種主張的指導思想的實質是與馬克思主義文化觀完全對立的文化復古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文化復古主義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對文化遺產是批判地繼承.還是全盤繼承。文化復古主義迷戀過去，不可能解決現實的文化發展問題。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推陳出新”“古為今用”的文化方針，除了強調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外，還積極推進傳統文化的現代化。我們在漢字簡化、戲曲改革、中西醫結合，及國畫、武術的傳承和革新方面取得的顯著成績，不僅得到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也大大增強了中國人的文化自信。還有一種典型言論是，毛澤東對“資本主義文化一般采取虛無蔑視的態度”，追求閉關鎖國的烏托邦。實際上，對于西方近代以來的優秀文化，毛澤東始終是持欣賞、稱贊和積極吸收的態度的。即使在西方敵對勢力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的艱難環境下，毛澤東也沒有放棄向外國學習。哪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樣板戲”中仍然不乏芭蕾舞、交響樂，毛澤東本人還兩次作出批示，明確支持在美術教學中使用裸體模特。當然，毛澤東確實多次嚴厲地批判過帝國主義文化和資產階級文化，在當時從確立我國社會主義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來看，無疑是必要的。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人一方面堅持毛澤東所確立的正確文化方針，另一方面糾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錯誤做法，擺正了中國文化發展的航向。然而，我們也深知，中國文化發展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仍有較大差距，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尚未完全樹立起來。為此，毛澤東對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思考，仍然可以為我們提供重要啟示。

首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最為深厚的文化土壤和根基。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是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不但當代文藝、道德、教育、學術建設從優秀傳統文化中獲得源源不斷的滋養，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也無法割斷與她之間的精神血脈。費正清觀察到，“共產黨的自我批評在某種程度上使人回想起儒家修身自省的學說”，而原本儒家對父親和皇帝的效忠則被毛澤東思想“轉移到黨和人民身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不僅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形象的重要途徑，也為構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精神源泉。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中華文明綿延數千年，有其獨特的價值體系。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國人內心，潛移默化影響著中國人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弘揚優秀傳統文化，要求清理民族文化遺產，更要求總結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核，尤其是其獨特的價值體系。唯如此，才能在人民群眾中凝聚價值共識，匯集精神力量，增強其對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

其次，促進馬克思主義等優秀外來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轉型和發展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根本動力。在毛澤東看來，對中國這一歷史悠久的國家而言，固然需要恢復其作為文明古國的自信，但更重要的則在于推進文化現代化，進而確立其作為現代文明國家和文化強國的自信。這一思想是十分珍貴的。環顧當今世界的文化強國，莫不擁有成熟和繁榮的現代文化。例如，美國不僅建立了實力雄厚的現代學術體系，還擁有全世界56%的廣播和有線電視收入、85%的收費電視收入、55%的電影票房收入。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文化事業、產業迅速發展，但與美國等文化強國相比，則還有很大的欠缺。學術領域，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并沒有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學派;文藝領域，國產影視劇所占國際市場份額還相當有限;社會生活領域，一些干部的官本位思想、一些群眾的封建迷信思想都還十分嚴重。毛澤東提出的科學的、民主的和大眾的文化仍然是中國文化轉型和發展的方向。

再次，推進各族人民的文化認同和中華文化的國際化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條件。毛澤東的文化觀啟示我們：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不僅需要讓全國各族人民認同中華文化，也需要積極推進中華文化的國際化。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各少數民族在思想文化、文學藝術、建筑、服飾等方面為中華文化的寶庫增添了許多珍寶。只有讓各族人民認識到中華民族是一個文化共同體，才能增強其對自身民族和中華民族的雙重文化自信，也才能消除民族矛盾和民族分裂主義的文化根源。同時，還要積極推進中華文化的國際化。近代以來，我國在文化交流上長期處于“逆差”地位。近年來，我們黨提出要“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表明黨對掌握文化交流中的主動權有了深刻的自覺。積極推動中國優秀文化包括當代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可以增進外國人對中華文化的了解，不僅有利于改變他們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也有利于加強國內外文化的深入交流。

最后，建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的關鍵。毛澤東所說的中國的文化“是有道理的，問題是講不大出來，因為沒有多研究”，反映出他對中國文化話語權缺失的憂慮。在他這里，“以我為主”的意識不僅體現在對外國文化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和借鑒上，也體現在對具有獨特民族風格的話語體系的建構上。今天擺在我們面前且愈益明顯的事實是，中國不僅是一個具有五千多年深厚文化積淀、為人類文明作出重要貢獻的國度，而且是成功地創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正在積極推動世界的發展和進步的國家。因此，我們不僅要理直氣壯地講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道理，也應當理直氣壯地講出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的道理。因為只有形成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切實掌握對中國文化的話語權，才能最終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