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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個重要國家里所僅見的最壞制度”

提起“貨幣”，今天人們的反應自然是全世界各種花花綠綠的紙幣。雖然早在宋元時期中國就率先發明并使用了紙幣，但是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紙幣卻退出了社會生活，人民使用的貨幣又變成了銀兩與銅板，這在語言演變上也留下了痕跡，譬如今天江浙滬包郵區的老年人仍然習慣將紙制的鈔票稱作“銅”鈿。

鴉片戰爭之后，西方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國國門，重新引入了紙幣，使得市面上的貨幣變得更加復雜。到了民國早期，在國內市場流通的貨幣，除本國銀行發行的貨幣外，還有外國在華銀行發行及各種進口的貨幣。1927年以前，經核準發行通貨的銀行，國內有幾十家，在華外商銀行也有十幾家。市場流通貨幣中，既有銀元銀兩，又有各種銅幣和貶值的紙幣，光是外國流入中國的銀元就有15種。銀兩則有元寶、銀塊、廠條、銀錠等。三十年代初，全國銀兩種類計有110種。輔幣更是五花八門，隨地而異，各不相同。單上海地區就有30余種。銀元的種類既不相同，重量、成色自然也不統一。銀元和銀兩同時流通和兌換使用，在具體操作上給商品交換帶來諸多的不便與困難。當時大宗進貨、批發貿易，以銀兩結算；零星售貨以銀元支付，手頭兩種貨幣，不能互相抵用。在經售活動中，常常出現所謂“銀元押款”的怪現象，即有的商人拿銀元作抵押去借銀兩；加上商人逐利，自然劣幣驅逐良幣，市場極度混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甘末爾就感嘆：“中國的幣制是在任何一個重要國家里所僅見的最壞制度，它是亂七八糟一大堆鑄幣、重量單位和紙幣湊成的大雜燴。”

銀元寶

俗稱“袁大頭”的銀元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全國完成了形式上的統一。當局開始努力整頓混亂的金融市場。1933年3月1日，國民政府頒布《廢兩改元令》，決定自1933年3月10起開始實施“廢兩改元”。規定“市面通用銀兩與銀本位幣1元或舊有1元銀幣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規元7錢1分5厘合銀幣1元為一定值換算率”。實行廢兩改元后，凡公私款項之收付與訂立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均廢除使用銀兩。徹底結束了近千年沿習的稱量重量貨幣制度，消除了“兩元共存”現象，銀元成為全國唯一的通行貨幣。當時（20世紀30年代）在北平，一塊銀元可以吃一頓“涮羊肉”；在上海，一塊銀元可以買兩份西菜套餐。要逛公園，一塊銀元可以買20張門票；要看戲曲或者電影演出，一塊銀元可以買10張門票。一塊銀元可以買一本較厚的書，或者兩本較薄的書，比如一部《吶喊》售價7角。

法幣的淪陷

在銀元時代，中國的貨幣仍舊是貴金屬。截至1933年，全世界僅有墨西哥、西班牙和中國還保持銀本位制。中國是最大的用銀國，但本國銀產不豐，銀材主要仰求于別國。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銀元在中國是貨幣，而在放棄銀本位制的國家已經成為商品，它與其他商品一樣，價格隨著供求關系而漲落，中國貨幣必受世界銀價的影響，幣值極不穩定。在世界經濟危機的背景下，英、美等國相繼放棄了金本位制，實行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來應對經濟危機。美國更采取了高價大量收購白銀來提高銀價的政策，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據估計，從1934年7月開始，上海所有銀行的白銀儲存數量從6月份的58300萬元，到年底的時候就降到了33500萬元。白銀的大量流出，造成了銀根緊縮、商業蕭條，這就迫使國民政府在1935年11月3日出臺《施行法幣布告》，確立法幣作為無限法償貨幣的主體地位，為了防止白銀偷漏的局面，規定從此所有的商品和買賣都由法幣支付；全部白銀收歸國有以充作法幣準備金。

法幣

“法幣”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種由中央政府發行的紙幣，可惜她生不逢時，甫一問世就趕上了日本步步緊逼，進而挑起全面侵華戰爭，國民政府的所謂“黃金十年”戛然而止，中華民族也跌入了苦難的深淵。

戰前國民政府的稅收支柱是關稅、鹽稅和統稅（特定貨品的貨物商品稅，因稅收方式視商品類型統一稅率征收而得名），這些稅收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等經濟發達的地區，抗戰爆發后這些地區相繼淪陷，使中國喪失了40%的農業產值和92%的工業產值，關稅和鹽稅更為日本侵略者所劫奪，因此國民政府稅收大幅度減少。1939年度國民政府的稅收只有4.3億元左右，與全面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度的實際收入10.41億元比較，減少了60%，而這一年的軍費，卻需要16億元。由于國民政府控制下的西部省份無法開辟新的財源，國民政府不得不選擇飲鴆止渴，通過增發法幣來彌補赤字。

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

原本為了保證法幣比值的穩定，南京政府規定，法幣發行采取以金銀、外匯為主的六四成彈性比例制，即現金準備金占60%，保證準備金占40%。到了1939年，重慶國民政府宣布生產事業之投資（即股票）和國民政府發行之公債也可以作為法幣的準備金，最后在1941年3月，國民黨五屆八中全會宣布完全停止實行法幣準備金的制度，解除了對法幣發行的所有限制，打開了十分危險的潘多拉的盒子。

為彌補軍費造成的越來越龐大的財政赤字，法幣的發行如同脫韁野馬，通貨膨脹一發而不可收。從1942年初至1945年底，法幣發行量增加10168億元，年平均增長率為210%，1945年底的法幣的發行量較1937年6月增加了730.8倍，平均每月增長率為6.7%。法幣的購買力隨之一瀉千里。在1947年7月24日美聯社電訊中，人們看到，100元法幣1937年可買一頭耕牛或兩頭黃牛，1938年值一頭黃牛，1939年值一頭豬，1941年值面粉一袋，1943年值一只雞，1945年只值雞蛋2個。由于國民政府如同掩耳盜鈴一般不愿發行他們認為會對民眾產生心理沖擊的大額鈔票，市面上很長時間里最大面額鈔票都是100元，這就迫使民眾即使是在市場上購買日常物品都不得不攜帶大捆現金。

“金圓蔣光頭，哪得不嗚呼”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當月，物價平均下降了三分之一，這是自1935年法幣政策實施后的第一次真正的物價回落。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抗戰的結束并沒有就此帶來“和平紅利”，為準備內戰，蔣介石并沒有遣散軍隊，而是積極備戰。到1946年政府支出增加了3.2倍，收入卻只能支付支出的37%。國民黨政府超發貨幣的情況反而更加嚴重，1945年底至1946年底，法幣發行量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增加了2.6倍，平均每月增漲率為 11.3%，幾乎為戰時月增漲率的1倍。根據經濟周報所發表的數據，上海的物價指數，從1945年9月到1946年12月這一年零四個月的時間內就上漲了28倍。此后的物價更如脫韁的野馬，越發不可收拾。

1947年，隨著內戰的全面爆發，法幣發行逐月加速提升，1947年發行量較上年增加7.9倍。至1948 年8月，法幣的發行量較1937年6月增加了470704.4倍，僅1947年1～8月貨幣發行比上年增加了19倍，平均每月增漲率達到45.4%，換言之幾乎每月翻番！作家茅盾在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這樣說:“當時流行著這樣的笑談:‘在中國唯一仍然在全力開動的工業是印刷鈔票’。”100元法幣，1946年能買1/6塊固體肥皂，1947年只可買1只煤球，1948 年8月19日只能買 0.002416兩大米（每斤16 兩）。

1948年攜帶巨額鈔票上街購物的上海市民

物價飛漲成為民國最后幾年中的時代特征，士農工商皆在劇烈的通貨膨脹中討生活。廣大民眾已到了生計無著、衣食不保的地步，“由于購不著米，家無隔宿糧的職工階級，已經無法繼續工作了”，為了有飯吃，有些人竟不惜入牢。蘇州一個關在牢內的年已六十多歲的吸毒嫌疑犯被法院宣判無罪后，他反而不痛快，要求法官再還押。他說，離開了監獄，外間沒有飯吃，愿在牢內住下去！惡性通貨膨脹影響到各個階層的生活，以至“上等人家吃高梁米，中等人家吃豆餅、豆渣，下等人家吃草根樹皮”。甚至向來生活優裕的知識精英也一下子跌入生活的低谷，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凄涼境地。抗戰之前，大學教授的月薪是400-600元（蔣介石作為最高級的特任公務員月薪也才800元，當然，委員長的工資基本不動），是熟練技工月收入的20倍以上。當時一個普通教授家里差不多雇有兩三個傭人，以薪水養十口八口之家是不成問題的。而到了到1948年6月份，大學教師月工資“漲”到了500萬元，辛苦一個月的收入卻只能購買半石米，連自己的口糧都無法維持。季羨林在回憶往事時說，在政治經濟完全崩潰的解放前夕，學術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學家鄭天挺先生稱之為“教授的教授”的陳寅恪先生“到了冬天，他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

1948年正在爭搶灑落在地上米粒的福州市民

工資需用麻袋裝

金圓券

為了挽救自己的命運，國民黨政權在1948年8月19日做出了一次絕望的努力，以1:300萬法幣的比例發行沒有任何準備金的“金圓券”。然而，軍事上的潰敗以及巨額財政赤字令國民黨貨幣制度信用完全喪失。金圓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貶值，其發行10個月的貶值速度，比法幣發行14年的貶值速度還快得多。“貶值之速，已經不是早晚市價不同，而是按鐘點計算了”。上海解放前夕，顧頡剛就在日記記載，“予購買豆腐時每方二十萬，傍晚則三十萬矣”。為此，機關職員“領工資拿到金圓券馬上就換成銀元、美鈔或黃金，如果稍有延遲，即要蒙受貶值損失”。百姓在憤怒之余，拒絕使用金圓券，改用銀元、銅元和銅錢，甚至于自愿返回古代，以物易物。甚至國民黨軍隊也不要金圓券，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電陳中央：5月份發出薪餉金券，各部隊以市場拒收，均原封退還。他請求財政部改發銀元，以免運送金圓券徒增機費負擔。國統區的老百姓甚至編了一首順口溜：“百元1粒米，10萬1寸布。金圓蔣光頭，哪得不嗚呼。”惡性通貨膨脹也成為國民黨政權留給新生的人民共和國的“負資產”之一，使得人民幣發行后也面臨著經濟困難和金融動蕩的危險處境。1949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了5000元及1萬元面值新鈔……而到1953年發行的最大面值人民幣已經變成了5萬元……直到1955年，隨著第二套人民幣發行與使用，才算是最終消除了國民黨政府遺留下來的惡性通貨膨脹這一惡疾。

1948年底正在擠兌黃金的上海市民

參考文獻：

虞寶棠：《國民政府與民國經濟》，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

李金錚：《舊中國通貨膨脹的惡例─-金圓券發行內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