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一、《資本論》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它所揭示的科學原理如果說不甚適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話，那么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的序言中開宗明義地說：“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1]

　　在《資本論》第3卷中，馬克思又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的內涵作了更為全面和深刻的闡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種特殊的具有獨特歷史規定性的生產方式，它和任何其他的生產方式一樣，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的歷史條件，而這個條件又是一個先行過程的歷史結果和產物，并且是新的生產方式由此產生的現成基礎；同這種獨特的、歷史規定的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即人們在他們的社會生活過程中、在他們的社會生活的生產中所處的各種關系，——具有獨特的、歷史的和暫時的性質；最后，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樣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2]

　　同時，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的財富，表現為‘龐大的商品堆積’，單個的商品表現為這種財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們的研究就從分析商品開始。”[3]

　　此后，又得出如下結論：“在商品中，特別是在作為資本產品的商品中，已經包含著作為整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征的生產的社會規定的物化和生產的物質基礎的主體化。”[4]

　　盡管理論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涵有著一些不同認識，諸如有的認為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方面的內容，有的認為是專指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還有的則認為是生產關系與交換關系的統一等等；盡管馬克思在《資本論》全書中沒有一處提到過市場經濟這個名詞，但從馬克思上述的論述中，我們完全可以看出，馬克思的《資本論》所研究的主要對象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因為馬克思已準確無誤地闡明《資本論》中所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這是一個綜合體，并不是當中的某一個方面，其中也包括把社會生產力及其發展形式的一定階段作為自己存在和發展的歷史條件，而能夠全面涵蓋這些內容的只能是資本主義生產。實際上，馬克思在以后的修改中也確實將許多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述，改成了資本主義生產一詞。

　　同時，馬克思還闡明，“商品流通是資本的起點，現在每一個新資本最初仍然是作為貨幣出現在舞臺上，也就是出現在市場上——商品市場、勞動市場或貨幣市場上，經過一定的過程，這個貨幣要轉化為資本”。[5]

　　市場化的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經濟，而高度資本化的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運用唯物辯證法，以研究商品和貨幣為切入點，深入考察了社會資本的再生產與總過程，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全面、深刻地認識和把握了人類經濟活動尤其是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內在本質聯系及其發展趨勢、闡明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和運行規律，諸如價值與使用價值原理、勞動的二重性原理、剩余價值理論、分配原理、消費原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原理和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資本增殖規律、積累規律、社會資本再生產過程中的社會總產品實現規律等等。這些原理和規律構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骨骼和血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理論體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原理和規律雖然是科學的，其中一些原理和規律還具有一定的社會共性，諸如勞動的二重性原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原理、供求原理和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原理等等，就是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生產，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生產。但是，由于馬克思的《資本論》畢竟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為研究對象的，它所揭示的許多原理一方面符合資本主義的生產實際，另一方面又必然帶有明顯的社會局限性。因此，對于以產品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來說，《資本論》所闡明、揭示的許多原理和規律，自然是一種過時的理論，不再具有時代的指導意義。這樣就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們處于既要承認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原理和規律是普遍的真理，同時又無法用這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去指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實踐的矛盾之中。為擺脫這種“兩難境地”，他們將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理論按照自己的需要進行改造，例如將商品經濟換為產品經濟，將資本改為資金，將剩余價值變成利潤等等，使之成為用來指導計劃經濟實踐的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應當承認，馬克思在對市場經濟的自發性、無序性等弊端進行分析時，曾提出過在共產主義社會“社會必須預先計算好，能把多少勞動、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用在這樣一些產業部門而不致受任何損害”[6]這樣一種對社會主義生產進行計劃的設想，是指共產主義社會的事情，并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要這樣做。而且，馬克思在這里僅僅是一種設想，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論。由此可見，所謂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實際上是后人將自己的思想和認識硬加到了馬克思的頭上，把不是馬克思的東西說成是馬克思的，給歷史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因而也就不可能去有效地指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

　　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關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原理和規律難以適用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計劃經濟的話，那么，對于我們當前正在大力發展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卻具有極為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因為，無論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只要市場經濟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經濟管理體制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同樣都是適用的，諸如價值規律、競爭規律、供求規律、積累規律、社會資本再生產的社會總產品實現規律以及利潤最大化原理、提高利潤率和積累率的方法、競爭與壟斷理論、經濟危機理論等等，都同樣適用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正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揭示的科學原理并未過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依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芒，越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是要求我們必須深刻地去學習和掌握《資本論》所闡述的科學原理，并善于運用這些科學理論去指導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實踐。

　　二、市場經濟是一種與資本主義私有制渾然融為一體的經濟運行方式，要使之能夠像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那樣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將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有機地融為一體。

　　黨的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五大更進一步明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產力。”[7]

　　這既是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突破，也是社會主義改革和建設實踐的重大突破。黨的十四大以來，我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有力地推動了國民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但是，只要經過深入觀察，就可以發現我們只是在建立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機制方面做了一些基礎性工作，而在如何建立一個能夠適應社會主義公有制基本制度要求的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則仍處于探索之中。由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因而在探索中也存在著不少爭論，特別是在對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根本性的理論問題上，理論界和學術界至今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觀點：

　　一是“無關論”，即認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無關，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

　　二是“不相容論”，即認為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不相容的，兩者搞不到一塊兒；

　　三是“手段論”，即認為市場經濟是一種手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用市場經濟這個手段來發展社會主義；

　　四是“基礎論”，即認為社會主義是基礎，市場經濟是建立其上的設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發展市場經濟；

　　五是“結合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根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管理體制兩個不同事物的結合。

　　在以上幾種觀點中，除了“無關論”和“不相容論”以外，其他諸種觀點都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是相容的，二者是可以聯系在一起的，只不過認為聯系的程度以及主次位置有所不同。

　　揭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之間的客觀聯系，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大貢獻。

　　早在1979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可以搞市場經濟，這個不能說是資本主義。”[8]

　　此后，又幾次強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之間不存在根本矛盾”，[9]

　　“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10]

　　“這是社會主義利用這種方法來發展社會生產力。把這當作方法，不會影響整個社會主義，不會重新回到資本主義。”[11]

　　特別在1992年視察南方的重要談話中，進一步提出了“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12]的“兩個不等于”論斷。

　　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論述是科學的，符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

　　19世紀80年代初，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飛越“卡夫丁峽谷”的思想，指出一些發展落后的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走進社會主義，它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吸取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如果它在現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導到正常狀態，那它就能直接變成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體系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能獲得新的生命[13]。

　　馬克思的這一科學論斷已為俄國、中國等一些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所證明。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經濟發展落后的國家在社會制度上能夠越過“卡夫丁峽谷”，并不等于它們在經濟發展上也必然能夠越過商品經濟的“卡夫丁峽谷”，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來沒有這樣的表述和設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也充分證明，商品經濟是那些經濟基礎薄弱、發展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俄國如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中國更是如此。既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乃至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離不開商品經濟特別是發達的商品經濟，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必然是相容的。同時，也正是基于這一根本原因，決定了《資本論》所揭示的科學原理，對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們講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能夠相容的，并不等于說二者之間不存在著任何矛盾。同客觀世界的任何事物一樣，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也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彼此之間既有統一的地方，也有相矛盾的地方。特別是從市場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過程來看，其與社會主義相矛盾的地方比與資本主義相矛盾的地方要更多一些。這是因為，

　　第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是與市場經濟相伴而生的，這種相伴而生的密切關系必然要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產生一定矛盾。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及資本主義占有方式與商品生產規律的關系時指出：“不論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如何矛盾，但這種占有方式的產生決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14]“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15]

　　馬克思的這些論述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由于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是以勞動力成為商品為前提的，而勞動力商品又是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創造了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部分剩余價值，并在流通過程中得以實現的，這就決定了商品生產規律的應用必然要導致資本主義占有方式的產生。同時，由于市場經濟是高度社會化的商品經濟，隨著勞動力成為商品進入市場，市場經濟就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經濟運行機制或管理體制，而是一種具有兩種功能的東西：它一方面產生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另一方面又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管理體制依附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并為之服務。正是因為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得是如此巧妙和渾然一體，由此而同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相對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產生了一系列不和諧的矛盾，并使得一些人由此而認定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

　　第二，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間也存在著一些不相和諧的地方，這種不和諧必然要對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造成一定的消極影響。市場經濟雖然有著自主經營、追逐利潤最大化、優化資源配置、通過公平競爭激發經營主體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積極性、運用靈敏的經濟 信號及時對生產和需求進行協調等顯著優點，能夠比計劃經濟體制更快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但同時也存在著自發性、盲目性、投機性、短期性、滯后性、不完全性和容易導致壟斷行為等弱點，這些弱點不僅會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且也同樣會對社會主義的發展產生消極影響，并將引發一些新的矛盾，諸如市場經濟的自主性、逐利性、投機性會與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原則產生矛盾，市場的競爭性必然導致經濟壟斷并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圍內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等等。

　　由此可見，市場經濟作為一種與資本主義相伴而生的經濟運行方式和管理體制，其內在的許多運行規則和特點是以如何適應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立足點發展起來的，因此，就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的關系而言，它對資本主義的適應程度明顯地要高于對社會主義的適應程度。

　　從以上兩個方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使市場經濟能夠像發展資本主義經濟那樣推動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就能發生作用的事情，決不像擺積木那樣放在一起或用外力將之硬性綁在一起那樣簡單。這也就是說，只有當二者能夠像資本主義與市場經濟那樣相互融為一體的時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方面發揮出巨大作用。而要實現這種有機融合，就必須把握好三個關鍵環節：

　　一是要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有機融合起來。我們黨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并為之而不懈奮斗，是因為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強調的那樣，“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能動搖的”。[16]

　　對市場經濟也應持同樣態度，不能將其優長與弊端不加區別地照單全收搞“一鍋燴”。而是要通過揚長避短，趨利避害，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優越性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之在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發揮出巨大的“合力”作用。

　　二是要防止顧此失彼、“以偏概全”的傾向，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始終保持正確的發展方向。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由于受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因素的限制，在一些地方和單位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著不善于處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關系的問題，有的糾纏于姓“資”姓“社”的爭論，在發展市場經濟方面邁不開步子；有的則只記住了市場經濟，忘記了社會主義，出現了重市場經濟、輕社會主義的偏向；還有的習慣于“一手抓”或顧此失彼忙于“抓一頭”等等。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認識和深刻理解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辯證關系，及時克服思想認識上的片面性和盲目性，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始終保持正確的方向和強勁的勢頭。

　　三是要糾正和防止新舊體制“劣勢組合”的偏向，使新舊兩種體制的轉軌得以順利實現。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中，一些部門和單位還出現了另一種偏向，也即把計劃經濟體制中一些對部門和單位的利益有著利害關系的東西，例如管理權力和近水樓臺的便利等等保留下來，并與市場經濟中那些便于擴大部門和單位利益的消極因素結合起來，致使正在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變形失真。這種由兩種經濟體制的弊端形成的劣勢組合，對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與發展均有百害而無一利。所以，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必須及時糾正和防止新舊體制“劣勢組合”的偏向，不僅對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要堅決摒棄，而且對市場經濟體制中的消極因素也要及時予以消除，并努力將計劃經濟體制宏觀調控的優長與市場經濟體制合理配置資源、公開平等競爭、由價值規律調節市場供求關系等優長結合起來，促進新舊兩種體制順利實現轉軌。

　　三、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新的偉大社會實踐，它一方面要求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盡快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又要求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學習和掌握必須“學以致用”。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必然是盲目的實踐。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場涉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各個領域的偉大社會實踐，迫切需要有一種與之相適應的科學理論來進行理論指導。理論來自于實踐。我們正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項亙古未有的嶄新事業，在這方面進行的實踐探索剛剛開始，不可能就此形成一個科學、完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這就使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處于一種既迫切需要理論指導，又尚未形成這樣一種理論的困難境地之中。

　　一種新的社會實踐探索在未產生自己的理論之前，不可避免地要向與之相關的理論體系尋求理論借鑒，同時，一種新的理論在產生、發展和完善過程中，也必須要向其他各種理論汲取營養、豐富自身。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與理論探索也是同樣。應當說迄今為止，人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是豐富的，理論發展也達到了較高階段，形成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三大經濟理論體系。但是，盡管三大現代經濟理論體系都分別從不同的層次、角度揭示了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和規律，對于我們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框架和一般機制具有較強的借鑒和指導作用，而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發展來說，又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

　　首先，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來看，由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以資本主義生產作為研究對象的，他通過對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關系的深入分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規律以及人類社會發展的一些共同的發展規律，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的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但馬克思所創立的經濟學理論也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與物的關系和物質生產與需要在微觀經濟變化過程中的決定作用，從而不能全面地說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許多具體問題。而且其中一些能夠反映資本主義經濟特殊性的原理，也無法用來說明社會主義條件下的一些特殊經濟問題；而馬克思以后的一些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由于其研究的是以產品經濟為基礎的屬于共產主義階段的經濟問題，因而盡管有其自身的邏輯合理性，卻不適合用來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存在的這些不足，使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指導受到了明顯限制。

　　此外，從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方面來看，由于二者都是從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角度來研究市場經濟，盡管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人的需要與資源配置、技術選擇的關系進行比較詳盡和深入的分析并達到了相當高的科學水平；盡管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在繼承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有關成果的基礎上揭示了信息、預期等因素在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們都將社會關系排除在研究范圍之外，不承認經濟活動的特殊社會規定性和社會經濟關系在經濟運動中的決定作用，不承認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無政府狀態與經濟循環和危機的內在聯系，不承認資本主義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等等，因而與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研究相比，就有著更為明顯的缺陷。

　　正是因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三大現代經濟理論體系都具有各自的缺陷和局限性，就要求我們在運用三大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的原理指導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時，既不能對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觀點不管其是否適用，都照搬照抄、生吞活剝，也不能過分強調市場經濟的共性而忽視其制度屬性上的根本區別，更不能抱殘守缺，只認某一種理論為“正宗”，對其他正確的理論觀點視而不見或視為異端。

　　當前，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一方面存在著傳統的計劃經濟意識根深蒂固，一些人對市場經濟自覺或不自覺地持抵觸態度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存在著一些人完全照搬照抄西方經濟理論，用西方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市場經濟理論來指導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問題。在至今所有的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論著中，看到的幾乎全是西方市場經濟理論的重述，誰也沒有說清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特征、運行機制以及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因而也更無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理論上的比較和論證。

　　一定的理論總是適用于一定的對象和范圍，“亂點鴛鴦譜”是要造成嚴重后果的。從這一意義上說，用西方市場經濟理論冒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與固守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一樣，都會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造成嚴重損害，這一點應引起理論和實際工作者的高度警醒。

　　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偉大社會實踐，呼喚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期待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指導。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產生和完善同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一樣，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工程，不是一、兩篇理論文章所能闡述清楚的，本文在此僅談幾點粗略認識：

　　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建立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經濟學有關市場經濟的理論研究成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建立不是“空中樓閣”憑空而起，必須建立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三大理論體系中雖然都有關于市場經濟的科學論述，但每一種理論都有自己的基本范式，彼此之間又有著顯著差別，甚至有著優劣之分，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不可能成為將三種理論體系同時混在一起的“大雜燴”，必須選擇其中一種基本范式，一種最為科學、最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理論體系作為產生和發展的基礎。而在三大理論體系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范式最為科學，它在宏觀經濟研究上的優長和它的科學、辯證的研究方法，特別是它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服務的目的，順理成章地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礎、為主干，通過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中優秀成果的兼收并蓄，成為一種新的科學理論。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善于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概括。有的經濟學家提出要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的比較與綜合，來建立、豐富、改進和發展適合我國需要的科學的、現代化的經濟理論體系，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經濟理論的落后狀況（不僅落后于別人，也落后于我們自己的實踐），使中國的經濟學不僅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而且真正成為實踐的指導。[17]這種觀點雖然很有見地，但并不完整，只講出了正確觀點的一半。由于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經濟的研究尚未超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研究成果，后人對社會主義經濟的研究又大都是超越歷史發展階段的東西，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研究的又都是資本主義形態的市場經濟，因此，對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無論怎樣進行比較和綜合，都只能停留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范疇。換句話說，就是對現代三大經濟理論體系的現有成果無論怎樣綜合，都不可能綜合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所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形成與完善必須立足于現有的理論成果，著眼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探索，深入總結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及時將之上升到理論高度，并在此基礎上將之與過去的理論成果相綜合。只有這樣，才能綜合出科學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第三，建立和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必須善于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進行探索和把握。什么是規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規律——我指的是兩個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間的這種內在的和必然的聯系”，[18]是“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19]

　　經濟規律反映了經濟活動的內在本質聯系及發展趨勢，關于經濟規律的理論，是經濟理論中的最根本理論，認識和把握了經濟規律，就從根本上認識和把握了經濟理論的關鍵和精髓。

　　馬克思非常重視對經濟規律的探討和研究，在《資本論》中，專門用一個整篇分三章來研究利潤率趨向下降的規律，從規律本身一直論述到規律的內部矛盾的展開，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限制做了最深刻的理論揭示，并強調“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20]

　　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著顯著不同，其理論結構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更為復雜一些，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共有規律，諸如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競爭規律等等，而且還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經濟規律，例如人們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實踐中所認識到的自主勞動規律、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的規律、物質利益調節規律和計劃規律等等。但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還有許多規律尚未被人們認識和掌握，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廢除了剝削，另一方面又普遍存在著私人利益，這種矛盾必然要對經濟運行的趨勢產生深刻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經濟運行規律，這些都有待我們去進一步發現和認識。隨著人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這些特殊規律的不斷發現、認識和熟練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將會在實踐中不斷得到發展和完善。

　　形成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固然十分重要，但這并不是我們的目的。“學以致用”，用科學的理論去正確指導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實踐，這才是我們建立、學習和掌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根本目的所在。在運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去指導實踐時，有一個以往被人們所忽視的問題應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這就是切忌用抽象的理論去指導已被抽象化的實踐。在經濟理論的研究中，為了準確地把握被研究對象深藏在各種復雜聯系之后的內在本質，常常將被研究對象的某些次要屬性抽象掉，這就是抽象法。

　　馬克思是運用抽象法進行經濟研究的大師，他在《資本論》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21]

　　而后又指出“在第一冊中，我們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作為直接生產過程考察時呈現的各種現象，而撇開了這個過程以外的各種情況引起的一切次要影響。但是，這個直接的生產過程并沒有結束資本的生活過程。在現實世界里，它還要由流通過程來補充，而流通過程則是第二冊研究的對象。”[22]

　　由此可見，馬克思采取的是由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的抽象方法，在《資本論》中，他多次使用這種方法，通過層層剝筍似的“撇開”，抓住了所研究對象的內在本質進行深入研究并得出了科學結論。但在運用抽象的理論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具體實踐時，我們不能再用這種抽象的方法去指導工作實踐。這是因為，抽象的理論是經過加工提煉的，它形成理論時抽象掉的那些次要因素和屬性，在現實中無論怎樣都是撇不掉的，依然是活生生的客觀存在，特別是它們在一定條件下還會轉化為主要因素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這就要求我們不能將抽象的理論與鮮活的現實劃等號，而是要充分考慮到曾被抽象掉的那些因素和屬性對理論指導工作的復雜影響，從而使理論指導更加具有針對性、適應性和可操作性，充分發揮其應有的指導作用，并取得顯著的成效。

　　四、中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歷史、文化和哲學傳統，在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人的主觀因素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在科學總結和批判地繼承前人經濟思想成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資本論》這部巨著中所涉及的諸多經濟理論流派來看，基本上都屬于西方經濟學的范疇。作為一種在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等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一樣，必然要帶有西方歷史、文化和哲學思辯的深深印痕。

　　首先，在對社會經濟活動主體的人的認識上，無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尚未完全脫離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的抽象人的框框。

　　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這是任何經濟學理論的共同認識。但傳統西方經濟學在研究人時，是將人從社會人中抽象出來，使之成為以自然人為基礎的“經濟人”，也即是處于市場關系中的資本化的經濟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的發展，現代西方經濟理論逐漸認識到經濟人并非是抽象的理性人和孤立的個人，也并非僅僅局限于資本家這樣極少部分的人，而是有情感、有利益追求的人，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有機整體，也即是有社會性、組織性、倫理性的社會人和組織人。然而，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在將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主體的人開始由宏觀抽象的自然人、經濟人還原為社會人、組織人的同時，又進入了另一種抽象，即割斷人與社會經濟活動的外部聯系，將其抽象為人的內在屬性的一個方面：人的心理和行為動機。

　　例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奠基人馬歇爾就宣稱，經濟學是“研究個人和社會活動中與獲取和使用物質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關的那一部分。”[23]

 

　　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來看，則是在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的“經濟人”的基礎上，將人從更為宏觀的角度抽象為與物相對立并涵蓋整個人類社會的群體人，在許多場合還進一步將之抽象為“活的勞動”。

　　由此可見，無論是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作為社會經濟活動主體的人的抽象，都存在著一定的片面性，未能反映出人的以下本質屬性，即人不同于物，卻與物結為一體；人以自我為中心，卻又只能在他物、他人中去實現自我；人依賴于自然，卻又在不斷否定自然；人受制于必然，卻又享受著自由；人的生命和流動是有限的，卻又在追求著無限的未來。以上這些分析也充分說明，在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是不可能抽象出一個活生生的、現實的人的。

　　其次，在對社會經濟關系的本質的認識上，無論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可以從中看出傳統西方經濟學物化社會經濟關系所留下的影響。

　　由于受資產階級立場、觀點、方法的局限，傳統西方經濟理論認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財富，從而將社會經濟關系抽象為物與物的關系。傳統西方經濟學的這種理論，對以其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三大現代經濟理論體系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雖然針對傳統西方經濟理論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抽象化為物與物的關系的不足，開辟了研究人與物的關系的新角度，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同時又把社會經濟活動的一般物質性，當成了經濟活動的唯一性質，否定了經濟活動的特殊社會性和社會經濟關系在經濟活動過程中的決定作用。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則以偏概全，將資本主義經濟的波動和危機僅僅歸結為人的主觀心理因素，實質上還是將社會經濟關系也即人與人的關系抽象掉了。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始終強調“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24]并在對生產方式和社會經濟關系進行深刻分析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經濟和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為如何從人與人的關系出發研究各種經濟范疇和經濟變量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和理論結構。但是，它同時又認為“人和人、階級和階級這些關系總是和物結合著，并且作為物出現”，[25]這是因為“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26]因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大量研究的是以物的形式出現的商品關系、貨幣關系、資本關系和以資本為載體的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與物的關系、物質生產與物質需要的關系。

　　再次，在對人的主觀因素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的認識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都比傳統西方經濟理論有了新的提高，但仍然不夠深刻和全面。

　　傳統西方經濟理論雖然認為人天生具有追求個人利益的動機，經濟人通過市場活動追求自身利益，可以增進社會利益，但總的來看，它們將人抽象為人格的資本化即“經濟人”，對人的主觀因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不夠重視。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對傳統西方經濟理論在這方面的不足有了一定認識，它們將人對物的影響和作用作為分析研究的一項重要內容，強調了人的主觀心理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試圖將哲學倫理因素引入經濟理論和經濟管理之中。但同時，它們又把人們的主觀心理因素的影響和作用局限于個人的需要范圍內，從而忽視了個人追求物質利益的主觀因素對人與人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雖然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社會經濟活動與人們的主觀意志是密不可分的，認為社會經濟活動既是人類利用可支配的資源以滿足人們需要的活動，又是一種人與人發生關系的社會交往活動，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還舉例分析了人的有預謀的商業欺詐行為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但是，只要我們再做一些更深入的觀察，就可以發現隨著抽象方法的大量運用，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時被抽象掉的許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對生產或流通過程發生作用的人的主觀因素。由此可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人的主觀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的認識方面，遠不如馬克思主義哲學所論述得那樣全面和深刻。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凱恩斯主義主流經濟學三大現代經濟理論體系的異同及其源于傳統西方經濟理論的事實，充分說明它們共同植根于西方的土地之中，是西方文化、歷史、哲學傳統的必然產物。由于中國的文化、歷史和哲學傳統與西方有著明顯不同，這就使得二者在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幾個基本問題的認識上也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學命題。這一命題的中心問題是“天”與“人”的關系，認為“天”就是大自然，也即西方哲學中所講的物質世界及其內在運行規律；所謂“人”，就是指人類，即蕓蕓眾生的凡人；“天人合一”，就是大自然與人渾然結合為一體，也即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在“天人合一”的命題中，天與人并未有主從之分，但由于傳統中國哲學偏重于倫理哲學的研究，習慣于以人為出發點并以人為落腳點來認識事物，一以貫之的是一種建立在人與人關系基礎之上的“人→物→人”也即“主→客→主”的思維框架，這與西方哲學的“人-物”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物-人”的思維框架與認識路線是明顯不同的。同時，中國儒教在數千年中形成的忠君報國、崇尚民族利益的文化背景與道德規范，也與西方崇尚個人主義的文化歷史氛圍有著明顯不同。將這種思維框架和道德規范引入社會經濟活動之中，人就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活生生的社會人；社會經濟關系也不再是西方經濟理論中那種抽象為某一種類型諸如商品、資本、勞動或人與物的單純或單向關系，而是一種以復雜的人為主體的錯綜復雜的利益和感情關系；人的主觀因素對社會經濟活動的影響和作用也不再局限于個體的人或某個具體范圍，可以隨心所欲地滲透于社會活動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

　　正是由于中國有著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歷史、哲學傳統與環境，使得一些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原理、管理方法和技術手段在引進中國之后，往往難以取得預期的效果，有些甚至失靈或者發生了反作用。

　　諸如，企業承包要風險抵押，一些人就“以小博大”，用很少的抵押金將數十倍的國有資產攫為己有；國家允許破產，馬上就有人用‘金蟬脫殼”的手法搞假破產、真逃債，還有的利用種種手段低價收購破產企業，隨即又以數倍或數十倍的高價轉手賣出；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一些企業已在迫使工人提前退休，趁機將企業的富余人員甚至連在崗人員也推給社會；航空公司花費巨資搞起了電腦聯網售票，這本來是既方便顧客又提高效益的好事情，但在客運旺季或在一些黃金航線，有的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有退票不上網，讓倒票“黃牛”拿出來賣高價，寧肯讓飛機坐不滿，也不讓旅客按國家規定的票價買上票，結果電腦聯網設備再先進也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

　　在經濟領域中出現的大量問題都證明，只要將人的因素摻合進去，就可以將復雜的事情搞簡單，將簡單的事情搞復雜；將不能辦的事情辦成能辦的，將能辦的事情辦成不能辦的；將好事辦壞，將壞事辦好；將大事辦小，將小事辦大。“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變通變通，一變就通”，中國與西方國家在國情上的這些差異，要求我們的經濟學家們在學習、借鑒西方經濟理論來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時，必然重視人的復雜因素和關系所造成的復雜影響，切不可見物不見人，切不可套用西方的思維方式去認識分析和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否則，無論愿望再好，都不能取得期預的效果。

　　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與政治的辯證統一，其內在的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的本質運動，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必須充分發揮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的優勢。

　　經濟與政治是現代社會中兩個緊密聯系著的重要范疇。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他指出：“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與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簡言之，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進程’。”[27]

 

　　恩格斯則從另一個方面深刻闡述了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他指出：“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多的獨立性并且一經產生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令政治權力替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28]

　　將以上兩個方面的原理綜而合之，就可以看出，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經濟決定政治，政治也會反作用于經濟，彼此互相依存、互相促進、互相對立、互相制約。

　　經濟離不開政治，政治也離不開經濟，這是客觀事物發展的必然規律。經濟政治化和政治經濟化，應是經濟和政治辯證統一關系和諧發展的集中體現。但是，在社會實踐中由于受主客觀多種因素的制約，經濟與政治的關系經常被扭曲，有時被硬性分離，有時是用一個方面取代另一個方面，例如在“文革”十年中，經濟就曾被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政治擠到了被人們所忽視的偏僻角落。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使長期失衡的經濟與政治的關系趨于和諧，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黨的十四大針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僵化、缺乏活力的弊端，決定在全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為實現政治與經濟的辯證統一找到一種迄今為止的最佳形式。在這一體制下，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為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開辟了廣闊空間，使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更加雄厚、經濟內涵更為豐富，形成了顯著的政治經濟化特征；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推進了政治體制的改革，并在優化經濟資源配置的同時，優化了政治資源的配置，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加強，社會主義制度進一步趨于完善和鞏固，經濟政治化的特征和運動趨勢也更加顯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有利于實現政治與經濟的高度統一，但它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使政治與經濟形成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的本質特征，更不能自然而然地實現政治和經濟的有機統一，只能是為政治經濟化、經濟政治化的發展提供有利條件，為促進和實現政治和經濟的有機統一提供一種好的發展形式。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其自身內部也在產生著一些不利于政治經濟化和經濟政治化發展的因素。在政治方面，傳統的計劃經濟觀念、僵化的政治意識和“左”的思想的影響，在妨礙著市場經濟和政治經濟化的發展；在經濟方面，市場經濟一些消極因素的負效應，也在對社會主義政治產生著負面影響。例如，市場主體的多元化以及市場主體對利益最大化的追逐，必然要求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從而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基本原則帶來新的問題。而要有效地消除這些負效應和負面影響，僅依靠政治或經濟方面的自身努力是不行的，還需要通過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優勢，來幫助對方抑制和消除所存在的不和諧因素。概括地說，就是要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僅靠某個方面的“單打一”是不行的，必須善于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個方面的最大優勢。從近幾年來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來看，要能夠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兩個方面優勢，必須把握好三個重要環節：

　　一是要善于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遇到的問題進行科學分析。例如當前在經濟領域中存在的國有企業產權不清、管理不善、效益不好等問題，有不少是決策者的素質和組織上用人不當造成的。這兩類問題雖然屬于政治范疇，但不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本身的問題，因此不僅不能將人的主觀因素方面的問題算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帳上”，而且還要看到這些正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所要解決的問題。那種一見問題具有政治因素，就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開刀”的做法是非常錯誤的。同樣，對于市場經濟體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市場混亂、無序競爭、經營欺詐等問題，也不能簡單地歸咎于市場經濟體制本身而對此持否定態度。是什么問題，就解決什么問題，那種一遇問題不問青紅皂白就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或市場經濟體制上找“茬子”的做法，是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

　　二是要善于在實際工作中去深入認識和發掘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兩個方面的優勢。能夠集中財力辦大事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經濟優勢，黨的領導、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大政治優勢。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些人將社會主義所具有的優勢忘卻了，特別是對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的優勢忘卻的人更多一些。例如，在企業改革中，許多企業領導人只記住了市場經濟的物質利益原則和經濟獎罰手段，忘記了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和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將自己擺在了與群眾相對立的位置，結果使企業在困境中越陷越深，難以自拔。其實，社會主義的這些政治優勢，對市場經濟也是適用的，許多地方和單位的實踐已充分證明，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君不見，就在一些企業將許多黨員同工人一起下崗的時候，一些外資企業的老板卻在自己企業中夸獎和尋找更多的共產黨員。從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來看，優化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一大突出優勢，但是，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但能優化配置自然資源，同樣也能夠優化配置政治資源，這一點卻恰恰未被人們所充分認識。由此可見，要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就必須能夠深入認識和發掘這些優勢，這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和基礎。

　　三是要善于通過換位思考去充分認識和發揮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巨大優勢。當前，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中普遍存在著的一個問題，是搞經濟的總是從經濟角度考慮經濟問題，搞政治的則總是從政治角度考慮政治問題。結果是兩方對彼此的工作都不了解，發現不了對方的優勢，甚至對一個涉及雙方的共同問題的認識也難以達成共識，更難以將認識上升到新的高度。例如，資本運營是市場經濟的一種先進的經營方式，但由于經濟學家和企業家們只從經濟角度來認識和運用這一方式，而政治工作者們對這一經營方式又不甚了解，因而有些人在對外合資中只看到了錢和物——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沒有看到企業還有一些既不屬于流動資本、又不屬于固定資本的無形資產，諸如企業的馳名商標、先進的管理制度和經驗等等。有些人雖然看到了這些無形資產，也進行了資產評估，但對于同屬于企業無形資產的長期形成的優良精神、堅強的企業黨組織、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等等無形政治資產，卻很少有人看得見、想得到，從而造成了企業無形資產的大量流失。

　　從這一意義上說，資本運營并不是最先進的經營方式，而包括企業政治資產等無形資產在內的資產運營，應是比資本運營更為先進的經營方式，也是更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的經營方式。但對于那些不善于從政治角度來認識經濟問題的人來說，是不可能掌握好這種經營方式的。所以，建立和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形勢、新任務，要求我們的經濟學家、企業家和經濟工作的領導人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認識經濟問題，還必須善于從政治角度來觀察經濟問題。同時，也要求我們的政治家們和廣大政治工作者也要在從政治角度觀察政治問題的同時，善于從經濟角度來觀察政治問題，這不是對他們的苛求，而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對他們提出的必然的也是基本的客觀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