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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林：“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覃祥官的傳奇人生

點擊：3102 作者：宋林來源：新世紀評論發布時間:2017-07-02 10:02:59

秦祥官：中國革命是靠“農村包圍城市”繼而解放全國的。然而，在共和國建立17年之后，為中國革命付出巨大犧牲的農民們卻得不到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因此，在這個講話中，他以嚴厲的口氣，對當時的衛生部及衛生工作提出了尖銳地批評：

“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而且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的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現在醫院那套檢查治療方法，根本不適合農村。培養醫生的方法也只是為了城市。可是中國有五億多人是農民。脫離群眾。工作中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難深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的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

蒼蒼莽莽的鄂西深山。

公元1990年9月29日，天空不時飄著的蒙蒙細雨，給深山的秋天增添了一種涼爽而又迷人的感覺。

翻越陡峭的險峰，穿過狹窄的山道，我們終于來到覃祥官的家。

坐落在山巒間的覃家，是一棟幾乎與所有的農舍一模一樣的磚砌瓦蓋的土墻房。不過，覃家房子似乎顯得過于陳舊，粉刷在墻壁上的石灰，有不少地方已經脫落，露出了泥巴墻土褐灰色的本色。

與附近其它農房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覃家大門的頂端正中的墻壁上，懸掛著一幅毛澤東主席的彩色畫像。這張畫像雖然有些褪色，仍然顯得十分的醒目。

走進覃家收拾潔凈的堂屋，年逾花甲的覃祥官戴著一幅老光眼鏡，正在津津有味地閱讀一本厚厚的醫書。老人的身體雖然已經明顯發褔，但衣著卻是相當的整潔。他上穿乳白色襯衣，外套咖啡色毛背心，下穿鐵灰色的卡長褲，腳穿黑布鞋，顯得很有精神。見我們來訪，老人連喊“稀客”，趕忙起身讓座。隨后，他又催促老伴“快些泡茶”。

這位被曾經西方人稱之為“中國農村合作醫療之父”的傳奇人物，其實與當地的勤勞質樸的山民沒有多大區別。

此次來訪之前，我們不只一次地聽說過，經歷了榮辱沉浮的覃祥官，自從回到生養自己的這片深山老林之后，多次拒絕了多家媒體記者的追蹤采訪。為了尋找到與這位老人溝通的“切入點”，我們也是煞費苦心，多次謀劃。最后，我們議出的一個自認為的“金點子”，為這位老人精心準備了一份“特殊的禮物”。

落座之后，我們從采訪包里掏出了那份“特殊的禮物”：厚厚一疊《人民日報》、《湖北日報》和《宜昌報》復印件。

“這是……?”初見這本復印件，老人似乎有些疑慮。然而，當他慢慢翻開這疊報紙復印件時，深邃的雙眼霎時閃爍出意外的神色。原來，復印件上全是我們精心復印的有關老人當年創辦合作醫療的新聞報道。

瀏覽這疊沉甸甸復印件之后，這位歷經蒼桑的老人也似乎明白了我們來意。

“咳，”老人輕輕地一聲嘆息：“這些事啊，都過去了幾十年了，難得你們這番苦心。”

提起的那段逝去的歷史，老人不勝感慨：“好多年來，為了過上清靜的生活，我都不再見記者了。”

老人的這番感慨，作為記者，我們理解個中滋味。

呷了一口濃茶，老人清了清嗓子：“你們也真是不容易，難得有這片苦心，今天就算破個例吧，好好地同你們扯一扯”。

說到這里，老人又叮囑老伴：“去弄幾個菜吧，請幾位記者就在家里吃餐飯，也好讓我們扯個夠。”

接下來，老人一番促膝長談，把我們帶進了那段終身難于忘懷的歲月……

創辦合作醫療衛生室

深山老林缺醫少藥的窘境，釀成了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悲劇。覃祥官毅然放棄“鐵飯碗”，回到貧高偏遠的山村創辦了長陽第一個合作醫療衛生室。誰也未曾料到，合作醫療的星星之火，竟神奇般地燃遍了神州大地

覃祥官的一家，祖祖輩輩生活在鄂西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樂園鄉（當年叫樂園公社）一個叫杜家村的村莊。

平均海拔1000多米的樂園，地勢偏遠，山大人稀，常年云霧繚繞，是個非常封閉貧窮的地方。

1966年，初春。

時令雖已到了早春二月，可樂園的深山老林里還是雪花飛舞，寒風刺骨。

就在這個時候，杜家大隊農民錢光書的兒子一病不起。錢家四處奔波，找來許多“偏方”為兒子醫治，始終不見療效。無奈之中，錢光書只好爬山涉水，找人將奄奄一息的兒子抬到100多公里的宜昌市醫院搶救。

然而，由于山路太長，耽擱了治療時間，錢光書最終只得看著心愛的兒子在極度的痛苦中離開了人世。

這件令人悲慘的事，在善良純樸的山民心中留下了永遠的傷痛。

禍不單行。錢家的兒子不幸病亡不久，一場罕見的更大的厄運又降臨在貧瘠的樂園。

深山突然滋生的百日咳、麻疹、腦炎等流行性疾病，像魔鬼一樣撕咬著貧窮的山民。這一次，全公社有1000多人染病。覃祥官家所地的杜家大隊，一天就夭折了4個麻診患兒。一位農婦因疥皰感染，渾身腫痛難忍，竟然上吊自殺。

……

一幕幕觸目驚心的悲劇，深深地刺痛了在樂園公社衛生所當醫生的覃祥官的心。救死扶傷，乃醫生天職。然而，面對如此猖狂的疾病，覃祥官卻束手無策。他心如刀絞。

原本是種田好手的覃祥官，之所以棄農學醫，就是因為他飽嘗了缺醫少藥的苦澀滋味。

出生于 1933年9月26日的覃祥官，由于家境貧困，僅僅讀過兩年私塾。之后，他一直在深山耕田種地，是一個遠近頗有名氣的種田能手。農業合作化之后，他因塌實肯干而當選為生產大隊副隊長。

辛勤的勞作之余，覃祥官對滿山遍野的草藥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鄉親們有個冷熱疼痛，他常常跑到山上采回幾把草藥切碎熬湯一喝，竟醫好了一些患者的小毛病。

真正最終促成覃祥官義無反顧棄農學醫的動因，是他自己不幸因公害的一場大病。

那是1955年的時候，杜家村修建飼養場。覃祥官在搬運粗壯的木頭時，由于用力過猛，壓得吐血屙血。他在勞動中以身作則，不怕吃苦的精神，鸁得了黨組織和群眾的好評。兩年后，他光榮入黨。

然而，覃祥官兩年前在搬運木頭時留下的吐血屙血的毛病，卻久治不癒。為了給覃祥官治病，家里賣了兩匹馬，請來一個土醫生。結果，錢花了一大把，病卻沒看好。

也就是從1955年起，覃祥官開始帶病“啃”醫書。

為人謙和厚道的覃祥官，辦起事來常常有一種不達到目的誓不罷休的執著。他先后拜了5個師傅，一連苦學5個寒冬，醫術大有長進。

功夫不負有心人。1961年，他竟憑借自己的實力，“擠”進縣中醫進修班。

歷經整整十年的磨練，也就是到了1965年，覃祥官終于成為樂園公社衛生所的一名醫生。

眼下，覃祥官耳聞目睹缺醫少藥給鄉親們帶來的巨大痛苦，心里如刀絞一般難受。

“怎樣才能解決鄉親們缺醫少藥的憂愁？”

這個難題像村后的大山一樣，壓得覃祥官喘不過氣來。

恰在此時，長陽縣衛生局長梅宏毅帶領衛生工作隊深入樂園，與樂園公社黨委副書記肖錫政、衛生所長覃萬義和覃祥官一道，緊急為農民疹治流行麻疹、百日咳和流行性感冒。在救治過程中，大家議論最多的話題就是：“怎樣解決農民缼醫少藥的問題？”

幾番思考，幾經琢磨，覃祥官和大家終于想到了一劑“良方”：建國之后，黨和政府領導人民群眾辦供銷合作社，辦農業合作社，辦信用合作社，解決了農民許多在生產生活中的難題。鄉親們看病吃藥難，能不能也搞合作醫療衛生室？

對這個“良方”，梅宏毅、肖錫政和覃萬義都非常贊成。

然而，從何處“試點”呢？

覃祥官最早想了自己家所在的杜家大隊。他抽空回到杜家大隊，找到黨支部書記覃祥成，向他和盤托出了自己的想法。

覃祥官在為鄉親們治病

目睹不少群眾病了無醫無藥，覃祥成心里也是焦急萬分。如今聽了覃祥官這么一說，他高興得像個孩子，連說“我的天啦，這可是個積德的好事啊！”

“不過”，覃祥成興奮了一陣子，又面露難色：“你說辦合作醫療衛生室，誰來當醫生呢？”

是啊，這的確是個大難題。

兩人一時語塞。

沉默良久，覃祥官的語氣異常堅定地説：“我！”。

“你？”覃祥成驚得睜大一雙眼睛，連連擺頭：“不行不行，我們村里窮得鬼都不生蛋，沒有錢給你發工資。”

又是一陣沉默。

覃祥官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最后，他提出：“像你們一樣記工分行不行？”

“這怎么行？”

“我愿意！”覃祥官言辭懇切地說：“我是個黨員，我學了點醫，不給鄉親們治病給誰治病？再說，大伙都病成這個樣子，影響出勤率，不快些治好，耽誤了生產，吃的喝的都成了大問題！”

“好！”覃祥成又驚又喜。他一把緊緊抓住覃祥官的手，鄭重地說：“就這樣定了，就是委屈你了，你的工分可以高出我這個當書記的30%。”

時隔多年，許多人認為，覃祥官當年主動放棄“鐵飯碗”要求成為“記工分”的“赤腳醫生”，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隨后，覃祥成與覃祥官一道召集村組干部開會，專門商量辦合作醫療衛生室的事。隊長們聽說要辦這件好事，個個情緒高漲，人人表示支持。

當然，大家也有猶慮。

“這看病吃藥要錢，錢從什么地方來”？大家最最關心的就是這件事。

覃祥成當即表態：“村里想辦法籌一點。”

“村里是應該籌一點”，覃祥官非常贊同。

村組干部建議：“也應該叫群眾湊一點。”

覃祥官補充道：“不足的部分，再自己種老遠藥草補一點。籌集的這筆錢，我看就叫合作醫療基金吧！”

“行啊！”村組干部紛紛贊成。

接下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又商討出了衛生室治病的具體辦法。根據村組干部們幾經反復討論的意見，覃祥官將“辦醫方針”歸納為這樣幾句話：“預防為主，群防群治，三土（土醫，土藥，土洋結合）四自（自采，自種，自制，自用中草藥），群眾看病，只交5分錢掛號費，藥費在合作醫療基金里報銷。”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一個鄉村醫生，加上一群村組干部，他們就是在這個最簡陋的會議室里，以最純樸的愛民之心，為解決當時整個中國農民缺醫少藥問題創造出了一個嶄新的模式！

純樸的鄉親們，對覃祥官放棄“鐵飯碗”回來創辦村合作醫療衛生室的事，非常感動，更是鼎力相助。

8組婦女謝國翠是個熱心腸的人，她第一個將積攢了多年的50多塊錢捐給了村衛生室。

當年的合作醫療衛生室

50多塊錢，這在當年可不是一筆小數字啊！

在謝國翠的帶動下，鄉親們你一元，他兩塊，沒幾天就湊攏了300多元。

村衛生室開業前夕，覃祥成專程趕到樂園公社，就大隊創辦合作醫療衛生室一事向黨委副書記肖錫政作了詳細匯報，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

1966年8月10日，是中國當代衛生史上值得記載的一個日子。

這一天，明媚的陽光撒在杜家村莊，給山巒、樹林、田野、村舍涂上了一層金色的光彩。

村民們喜氣洋洋，穿紅戴綠，像過節一樣熱鬧。在一陣接一陣的鞭炮聲和歡呼聲中，中國第一個合作醫療衛生室在杜家大隊悄然誕生。

當然，覃祥官和覃祥成他們做夢也未曾料到，他們在深山創辦的這個很不起眼的村辦合作醫療衛生室，與毛澤東對衛生戰線重要指示的精神有著驚人的相似。

毛澤東發表6.26指示：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在杜家大隊合作醫療衛生室成立之前兩個月，也就是1966年6月26日，毛澤東在北京發表了著名的“6.26講話”。

中國革命是靠“農村包圍城市”繼而解放全國的。然而，在共和國建立17年之后，為中國革命付出巨大犧牲的農民們卻得不到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對此，毛澤東很不滿意。因此，在這個講話中，他以嚴厲的口氣，對當時的衛生部及衛生工作提出了尖銳地批評：

怎樣解決農民缺醫少藥的問題，毛澤東當然也有思考。他在這次講話中明確指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

……

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杜家大隊合作醫療衛生室的誕生及其推廣，給黨和國家最高決策者下決心解決農民看病難、吃藥難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最為現實模式。它后來給我國廣闊的農村帶來一股強勁的沖擊波，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當然，這股沖擊波，最早沖擊的就是樂園。

杜家大隊合作醫療衛生室開張沒幾天，一直對合作醫療非常關心的肖錫政，又專程趕到杜家作了一番實地調查。經過訪問、座談和察看，肖錫政最終的調查結論是，干部群眾對合作醫療的辦法非常擁護。

回到公社，他與黨委一班人經過深入討論，鄭重做出決定，在全公社推廣杜家大隊的“合作醫療”。

肖錫政與黨委一班人做出的這個重要決定，是“農村合作醫療”發展史上當之無愧的一個里程碑。

與此同時，肖錫政又向郎坪區委和長陽縣委匯報了杜家大隊創辦合作醫療的作法，引起了上級領導的重視。

當時，樂園公社有19個大隊，4000多農民。

要在全公社宣布這么多農民“看病不要錢”，有人覺得風險很大。

1953年入黨的肖錫政，從1960年起擔任樂園公社黨委副書記，是個辦事很細心的人，他也覺得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為了慎重起見，他特意組織了一個專班，對1964年至1966年全公社農民治病吃藥的費用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調查。

這次調查匯總的數據顯示：3年之內，全公社農民每年人均開支醫藥費為0.68元。

應該說，這個調查結果，為農村合作醫療這一嶄新的制度從“點”走向“面”起了至關重要的推進作用。

模清這個情況之后，肖錫政胸中有數了，在全公社推廣合作醫療的勁頭更足了。在黨委會上，他提出每個農民每年交費1元，19個大隊全部實行合作醫療。

這個不尋常的提議，得到黨委成員們的一致贊同。

恰在這個時候，又有人提出一些新的問題：

“搞合作醫療，因公致傷致殘的人怎么對待？”

“大病重病的人，如何付藥費？”

……

正是類似的不斷出現難題，開啟了人們的思維，從而完善了這項全新的合作醫療制度。肖錫政再次同覃祥官、覃祥成等于一起召集各種會議，反復征求意見。根據這些意見，樂園公社創造性地制定了第一個比較規范性的文件——《合作醫療50條管理制度》。

1966年12月4日，樂園公社隆重召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合作醫療代表大會。

在這個給全社農民造福的大會上，來自19個村的100多名代表選舉肖錫政、覃祥官等7人組成了樂園公社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正式通過了《合作醫療50條管理制度》。

更讓代表激動不已的是，肖錫政以樂園公社合作醫療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身份在會上鄭重宣布：“從1967年1月1日起，全公社實行合作醫療制度”。

樂園公社普遍推行合作醫療制度的喜訊，迅速傳到了長陽，傳到了宜昌，傳到了武漢，傳到了北京。

覃祥官創辦合作醫療衛生室兩年之后的1968年12月5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了覃祥官創辦合作醫院衛生室的事跡。

這篇題為《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長篇報道，高度贊揚“合作醫療是醫療戰線的一場大革命”，它解決了農村群眾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困難……”

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舉世矚目

樂園出名了！

覃祥官出名了！

合作醫療出名了！

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江蘇等成千上萬參觀者像到昔陽大寨“取經”一樣，翻山越嶺，日夜兼程，潮水般地涌向長陽，涌向樂園，涌向杜家大隊合作醫療衛生室……

據當時不完全統計，在不到一年之內，樂園接待來自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的代表多達5萬余人。

短短的6年間，長陽“農村合作醫療”的星星之火，迅速從深山樂園燃向中國大地。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關于1972年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結果的公報》稱：“全國80%左右的生產大隊實現了合作醫療”……

“合作醫療”從深山走向全國，其速度如此之短，覆蓋如此之廣，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驚人的奇跡！

伴隨覃祥官的頻頻出國訪問，中國合作醫療也“出口”到了外國。菲利賓總統夫人效仿覃祥官的經驗，還在薩爾省塔乃山區辦起了合作醫療衛生室。

更令人驚奇的是，覃祥官在深山創辦的小小合作醫療衛生室，不僅在中國遍地開花，而且“出口”到了國外。

四面環海的日本，是中國的近鄰。

出訪日本，是覃祥官平生第一次走出國門，時間是1974年的九月。

與他一起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訪問日本的還有大名鼎鼎的郭鳳蓮，擔任團長的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國務院副總理王震將軍。

此次出訪是代表中國政府參加中日通航首航式。

然后，代表團在日本訪了8天。在日期間，覃祥官隨中國政府代表團參觀了東京、神戶、大阪等8個城市。所到之處，覃祥官無論時間再緊，都不忘向日本朋友介紹中國的合作醫療……

1976年9月，“椰子之國”菲律賓。

來自33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與醫療專家聚集在美麗的馬尼拉城，出席世界衛生組織西太平洋區委員會召開的第27屆會議。

覃祥官以中國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出席了這次盛會。

這是覃祥官頗為成功的一次“外交活動”。

在大會神圣的講壇上，覃祥官向各國代表作了題為《中國農村的基層衛生工作》的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詳細介紹的中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及其實施狀況，引起了各國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代表的濃厚興趣。

覃祥官代表中國出席世界衛生大會

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制度，成了各國代表議論的“熱門話題”。

覃祥官走下講臺，許多國家的代表與他熱情握手，感謝他帶來了中國農村的合作醫療的經驗。

老撾代表對覃祥官翹起大拇指：“你的發言很生動，你們的合作醫療解決了農村人民的醫療問題。”

新西蘭的一位官員對中國的合作醫療制度非常欽佩。他緊緊地握著覃祥官的手，贊嘆道：“你們中國這么大的國家，普遍推行合作醫療，是一個偉大的創舉。”

來自太平洋西南部的巴布亞新幾內亞國的代表說：“中國培養赤腳醫生的經驗很實際，對我國培訓基層衛生人員很有啟發。”

當然，也有代表對中國的合作醫療不大理解。有個國家的代表不解地問覃祥官：“你們中國的醫生為什么要記工分？”每每遇到這種提問，覃祥官總是要熱情耐心地解釋，直到對方點頭為止。

會議期間，覃祥官獨特的“外交活動”，常常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菲律賓的一位記者在采訪覃祥官時，向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合作醫療是否適合在別國推廣？”

這是一個有一定難度的提問。然而，覃祥官的回答卻十分簡潔得體：“這要根據各國自己的情況而定。”

翌日，菲律賓頗有影響的報紙——《每日新聞》以《一種不同類型的友誼》為題，發表了專訪覃祥官的文章。報道中通過覃祥官的答記者問，盛贊中國不搞大國沙文主義，不強加于人。

覃祥官在菲律賓的辛勤“播種”，居然還結出了“果實”。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受中國合作醫療制度的啟迪，在禮薩爾省塔乃山區也辦起了合作醫療，還培訓了10多名“赤腳醫生”，并邀請覃祥官到塔乃山區考察訪問，向當地“赤腳醫生”傳授中國開展合作醫療的經驗與做法。

應該說，覃祥官當時的“外交活動”，為世界上一些國家從一個側面了解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

毛澤東、周恩來曾三次接見覃祥官。他當過省衛生廳副廳長，最后享受副縣級待遇。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他對黨的忠誠依然如初，他對合作醫療的癡情依然未改。

秦祥官與外國醫療同行交談

“廳官”覃祥官

伴隨“農村合作醫療熱”的不斷升溫，覃祥官的政治命運也隨之不斷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最令覃祥官終身難忘的是，他曾三次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

1969年10月1日，是共和國20周年大度。在這個莊嚴的日子里，他應邀來到首都北京，有幸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一起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觀禮。

更令人感動的是，時隔6年，病重的毛澤東主席還惦記著樂園，惦記著為創辦合作醫療立下功勛的覃祥官，特意委托有關領導將一筐蘋果贈送給樂園。在此前后，覃祥官榮幸地當選為第四屆、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

1976年，已是宜昌地委委員、長陽縣委常委的覃祥官又接到省委通知，要他擔任湖北省衛生廳副廳長，并要他將妻子女兒的戶口一起調到省城武漢。

喜訊傳開，山村沸騰了！

鄉親們無不為覃祥官到省城當官欣喜若狂。然而，質樸的覃祥官卻舍不得大山，舍不得鄉親們，舍不得親手創辦的合作醫療衛生室，他不愿意去當這個“官”。

為了拒“官”，覃祥官專程跑到省城武漢，找到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負責人，向他陳述了不想任職的三條理由：“一，我是學醫的，從政的水平低，當不好這個‘官’；二，我出生在山區，成長在山區，離不開山區；三，合作醫療搞起來容易，要鞏固難，山里更需要我。”

聽了覃祥官的這番陳述，省委組織部的這位負責人也對他講了三條：“一，作為一個黨員，個人要服從組織；二，你水平低，可以通過學習提高；三，你離不開山區的心情我理解，你可以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省里，三分之一的時間在面上跑，三分之一的時間在樂園蹲點。”

沒有了退路，覃祥官只好暫別故鄉，到省城上任。不過，他沒有轉戶口，也沒有帶家屬。就這樣，他成為當時可能是湖北唯一拿工分吃口糧的副廳級領導干部。

上任之后，除了開會就看文件，再就是坐著小車下去跑一跑，看一看。沒有人找他治病，沒有地方采藥，也沒有人拉拉家常話。越閑，他心里越不安。時間越長，他回到山里的愿意越濃烈。

大約是3個月之后，強烈的使命感終于促使覃祥官棄官回山。

臨走之前，他將寬敞明凈的四室一廳住房交給一個缺房的職工，自己以送藥種回樂園為名，竟一去不返。

回到樂園，覃祥官有一種如虎歸山的感覺，渾身是勁。他腳穿草鞋，身背藥箱，翻山越嶺，走村串戶，哪里有病人就有他的身影。多少個寒冬雪夜，一聽見敲門聲，他二話不說，背起藥箱就走。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文革”動亂的那些年月里，覃祥官沒有參與那些所謂的“七斗八斗”，而是始終恪守一個醫生的職責，全身心地為山民們解除病痛。

為了辦好合作醫療衛生室，覃祥官幾乎達到了忘我的境界。有一年，他看到杜家村合作醫療衛生室經費一時困難，便把自己的70多塊錢交給了衛生室。他有個叔叔叫覃大吉，是樂園一帶頗有名望的藥農。經他動員，覃大吉將保存了10多年貴重藥材全部捐給了衛生室。他還賣掉家里準備蓋房子的一堆木料，給衛生室添置醫療器具。

與此同時，覃祥官四處奔波，幫助各村衛生室興辦藥園，共種了500多畝、100多種藥材。各村衛生室用不完，還送到供銷社去出售，以此補貼合作醫療。

正當覃祥官向著更高目標沖刺的時候，中國大地開始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

與全國農村一樣，樂園也普遍實行土地承包到戶責任制。

也許是因為分得太徹底的緣故，加上社會上對合作醫療的不同看法，農民連集體經營了上十年的藥園也分光了。集體的事一時無人管，杜家村種的大片珍貴藥材被偷搶一光，合作醫療衛生室精心馴養的5頭梅花鹿和一群獐子也被放跑了，集體損失達5萬余元。

看見苦心經營多年的藥園被毀，覃祥官難受極了。更令覃祥官痛心不己的是，明明是深受農民歡迎的合作醫療衛生室，有的地方竟把它當成“左”的產物加以批判。從此以后，合作醫療網點在全國絕大多數地方急劇萎縮。據長陽2003年編印的《樂園雄風》一書透露：“幾年后，深受農民歡迎的合作醫療一落千丈。長陽438個大隊，包括杜家大隊在內，堅持合作醫療的僅剩10多個了。全國合作醫療在農村的覆蓋率由85%下降到5%”。

這樣，在一些貧困鄉村，出現了“小病拖，大病磨，請不到醫生請巫婆”的現象，農民又重新遭受缺醫少藥的煎熬……

那一段日子，覃祥官焦慮不安，萬分痛苦。不過，合作醫療聚然降溫的客觀事實，倒促使他對此作了一番冷靜思考。他認為，合作醫療的確是在“大鍋飯”的背景下出現的。雖然它曾經受到過“左”的干擾，搞過“一刀切”、“大鍋藥”，缺乏分類指導，挫傷了少數農民的積極性，但它本身并非“左”的產物。它是廣大農民依靠自己和集體力量，發揚互助互濟精神，在自愿互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是一種帶有保險和股份性質并深受農民歡迎的醫療制度。

就在覃祥官最苦悶的時候，湖北省老省長韓寧夫特意來到了樂園。老省長拉著覃祥官的手說：“辦合作醫療，不能一刀切，可以自愿參加，不愿參加就退出嘛。”覃祥官從老省長的話中受到啟示，他特意回到村里搞了一次民意測驗，結果有94%的農民支持合作醫療。

覃祥官深信，合作醫療沒有錯。

永遠的“赤腳醫生”

合作醫療的沉浮，也給覃祥官的人生帶來了沉浮。

80年代初，省里正式免除了他的省衛生廳副廳長的職務。在此之前，他擔任的宜昌地委委員、長陽縣委常委等職務也被免去。

當年就不大情愿當“官”的覃祥官，對此倒沒有什么抱怨，也沒有什么心理不平衡。作為一名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的共產黨員，他時時刻刻沒有忘記黨的宗旨，時時刻刻沒有忘記他創辦的合作醫療。

1988年，覃祥官的女兒覃華春因患膽結石，兩次到湖北省醫學院附一醫院開刀治療，花去醫藥費1萬多元，這對家境原本就十分清貧的覃家來說，無疑是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省衛生廳副廳長張克文聞訊，特意趕到醫院探望覃祥官的女兒。鑒于覃祥官的特殊貢獻和家庭困難，張克文副廳長代表省衛生廳要給他的女兒解決5000元醫療費，卻遭到他的婉言謝絕。然后，覃祥官與張克文副廳長談到樂園鄉衛生院的情況時說，至今沒有一臺X臺放射機，農民要透視查病，還要跑到100多公里到縣醫療，太不方便了。覃祥官這種公而忘私的品格，深深感動了張克文副廳長。他二話沒說，特意給樂園鄉衛生院下撥2萬元專款，為醫院購買了一臺X光透視機。

像這樣為樂園山區衛生事業造福的事，覃祥官不知做了多少。如今，樂園鄉衛生院還在使用的顯微鏡、制藥設備，包括鍋爐、柴油機、發電機，都是覃祥官賃著一顆赤忱之心，在上面爭取來的。有一年，樂園鄉急需拖拉機。覃祥官又趕赴宜昌，幾下武漢，四處聯系，一次為鄉里弄回12臺120型拖拉機……

近幾年，覃祥官雖然已經退休了，但他依然為合作醫療四處奔走。他經常到各村巡邏指導，獻計獻策。在他的幫助下，全鄉另18個村都恢復了合作醫療，而且各個村衛生室都辦得很有特色，有的“以藥補醫”，有的“以林補醫”，農民既能承受，又能參與管理，深受歡迎。

黨組織也時時刻刻關心著覃祥官。在他退休之后，長陽縣委專門給他落實了副縣級待遇，還給他的女兒安排了工作。在人生之中經歷了大起大落的覃祥官，對黨組織的關心懷有一種特殊的感激之情。

不管政治氣候如何變化，不論遇到多大的難處，覃祥官創辦的杜家村合作醫療衛生室一天都沒有關過門。一些地方曾經急劇枯萎的合作醫療，如今又在中國大地呈燎焰之勢。

不知不覺，我們的采訪已持續到午后。也許是老人多年沒有這樣暢談過，也許是我們兩輩之間交流得很融洽，老人一連講了4個多小時，竟然沒有絲毫的疲倦。

“如今，村里合作醫療衛生室還辦得怎么樣？”我們對此極為關心。

“當然辦得不錯”，老人提起自己創辦的衛生室，笑容滿面，很有些自豪。

“不過”，老人話峰一轉：“耳聽為虛，眼見為實，是好是孬，你們可以去看一看。”

于是，我們與老人依依惜別，冒雨來到了杜家村衛生室。

曾經聞名中外的這個衛生室，設在一棟白墻青瓦的兩層樓房里，大門前懸掛著一塊乳白色的長木牌，木牌上“杜家村衛生室”幾個大字雖然有些退色，仍然十分醍目。

走進這個曾經鼎盛一時的村衛生室，我們發現這里的衛生設施比想像的要完備得多，治療室，觀察室，診斷室，藥房，病房等等，一應俱全。

寬敞潔凈的藥房里，4個朱紅色的大藥柜里，擺滿了密密麻麻的中西藥品；墻壁正中，貼著鮮紅的毛澤東主席的手跡：“一切為了人民的健康。”懸掛兩側的是好幾塊上級頒發的獎匾。診斷室的墻壁上，張貼著“醫療服務收費標準，我們仔細一數，內容多達20項，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至今沒有變化的掛號費：每人每次收費5分錢。在治療室里，我們還見到了擦得凈亮的高壓消毒器、顯微鏡、電磁波治療器等儀器。

在診斷室、觀察室的條椅上，坐著20多位等候出診的醫生看病的農民。正在藥房抓藥的中年婦女，叫黃家秀。她告訴我們，衛生室里包括她在內，共有3名醫務人員，衛生室負責人李興成醫生，外出巡診去了，還有一個叫李發崇的醫生到宜昌衛校進修去了。她聽我們說明意圖，趕緊為我們搬椅泡茶。她說：“您們稍等一會兒，李興成醫生可能就要回來了。”

趁此機會，我們與候診的農民攀談起來。

長長的條椅上，坐著一位穿毛背心的婆婆。我們問她：“您叫什么名字？”

“我叫謝國翠”。

“謝國翠？”這個名字似乎覃祥官老人上午提起過。于是，我們趕緊問道：“是不是您當年帶頭為衛生室捐款的？”

謝婆婆一聽我們提起22年前那件的往事，雙眼頓時流露出驚喜的神色，她連連點頭：“是我，就是我！”

“如今田都分到了戶，合作醫療還‘合’得攏嗎？”

“怎么合不攏？”謝婆婆快言爽語：“田包了，人的病沒‘包’呀，村里要是沒有衛生室，有個傷風咳嗽，到鄉里要跑幾十里路呢……”

“您們加入合作醫療，是不是自愿的？”

“當然是自愿的”，一位搶著為孩子來看病的婦女接過話題道：“我前年沒入合作醫療吃了大虧，病了一場，花了600多塊錢醫療費。去年，我全家4個人都入了合作醫療，治病花了200多塊錢，我自己只出了一半的錢。”

謝婆婆在一旁告訴我們，這個婦女叫蔣祖菊，是杜家村7組人。

交談之中，我們一連詢問了10多個農民，他們贊成合作醫療的態度與語氣都是驚人的相似。

杜家村7組農民黃治漢，是個27歲的年輕人。他說起村合作醫療衛生室，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向我們講了剛剛發生的一件事：前3天，我全身燒得發燙，兩個大腿痛得路都走不成。那天晚上，我找到李興成醫生一看，他給我過細一診斷，開了幾幅中藥，我喝了幾幅就好了……

交談之中，熱心快腸的謝婆婆指著擠坐在病人之中的一位老漢對我們說：“說起合作醫療，他就是一個大功臣啦！”

他是誰？

看到我們滿臉疑惑，謝婆婆趕忙說：“他呀，就是當時最先支持覃祥官搞合作醫療的村支部書記覃祥成。”

見到覃祥成，我們頓生一種崇敬之感。

當年，如果沒有他的熱心支持，中國合作醫療制度的誕生地也許不是杜家村。更值得稱道的是，他為中國第一個合作醫療衛生室的創建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然而，他卻始終沒有離開這塊偏遠的土地，始終沒有改變大山一般純樸的品性。

身穿一件黃棉襖的覃祥成，稀疏的頭發不少已經花白，古銅色的額頭上布滿深深的皺紋，顯得很是蒼老。他告訴我們，他已滿了66歲，從1986年起已不再當村支部書記。他說他當了幾十年村干部，唯一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支持覃祥官辦了這個合作醫療衛生室。后來，不少地方的合作醫療衛生室都辦垮了，杜家村的衛生室沒有垮。他說他今天來衛生室，也是來看風濕病的。

覃老說到這兒，指著在藥房里抓藥黃家秀一笑：“她呀，就是我的大兒媳婦。”

覃老一家幾輩人癡情于合作醫療的感人事跡，似乎從一個側面向世人展示了合作醫療的頑強生命力。

我們談興正濃的時候，一身泥水的李興成醫生回到了衛生室。

38歲的李興成，中等身材，臉龐清瘦，雙目炯炯有神。他上著灰色中山裝，下穿藏青色長褲，腳穿一雙洗得發白的解放鞋，最惹人注目的是他胸前戴著一枚多年少見的“為人民服務”的徽章。他一走進衛生室，便被病人包圍。這樣，我們只能見縫插針，對他進行了采訪。

家在杜家村8組的李興成，是1969年推薦到大隊衛生室當赤腳醫生的，是覃祥官最得意的“大徒弟”，也是最信賴的“接班人”。

在杜家村合作醫療衛生室誕生的第三年，他就跟著覃祥官采藥學醫，一干就是22個春秋。在此期間，無論政治氣候怎么變化，也無論遇到多少艱辛困苦，作為一名共產黨人，李興成始終堅守在村衛生室這塊“陣地”上。可以說，他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華無私地奉獻給了合作醫療，奉獻給了大山里的鄉親們。如今，他依然還是一個在家背糧吃的“赤腳醫生”。

對于逝去的艱難歲月，李興成無怨無悔。最讓他欣慰的是，杜家村合作醫療衛生室自誕生之日起，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難也沒關過一天門，而且越辦越有生命力。

談起改革開放給村合作醫療衛生室帶來的變化，李興成頗為興奮。他說，“如今，各級領導對合作醫療越來越重視，農民要求加入合作醫療的愿望越來越迫切，衛生室的家底越來越雄厚。”

為了證實自己的“說法”，他拿出一本厚厚的資料，向我們提供了一連串令人驚喜的數據：我們全村目前有283個農戶，1017人。1988年，加入合作醫療的農民只有234人，今年元至9月已增加到754人；衛生室從1983年到今年9月，共醫治患者6萬多人次，其中近3年出診治療1萬多人次；前幾年，衛生室的固定資產僅有2500元，近幾年陡增到9740元。

“現在的合作醫療是怎么‘合’的？”我們問。

李興成說：“與過去不同，如今農民加入或退出合作醫療，絕對的是自覺自愿，堅決不搞一刀切。比如說，我們村目前還有263人沒有加入合作醫療。另外，凡是加入合作醫療的農民，每人每年交3元合作醫療基金，在衛生室看病交5分錢掛號費，報銷50%的藥費，轉院報銷30%的藥費，我們醫生的報酬由村里負擔。”

“藥費會不會超支？”

“我們算了1983年至1989年的收支賬，7年中，農民共交合作醫療基金10807元，藥費開支13896元，收支相抵，累計超支3089元。”

“超支的缺口怎么辦？”

“解決的辦法主要有三個”，李興成詳細解釋道：“第一嘛，是我們經營了2畝多草藥，種了黨參、黃柏、當歸、獨活、芍藥等草藥，可增加一部分收入。第二是我們上山采藥，自己用不完的可賣一點賺幾個錢。最后一點是外地來看病的人不斷增加，有點業務收入。我們把這3筆收入填補超支的缺口之后，目前還有8000多元余額。不過，要做到這一步，醫務人員沒有責任心和吃苦精神是很難辦到的。”

李興成雖然常年身在杜家村，但他對整個中國再次勃興的合作醫療態勢極為關注。他告訴我們，在廣大農民群眾的熱情呼喚和參與下，沉寂了多年的合作醫療，近幾年又在湖北、山東、江辦、湖南、四川等10多省市悄然興起。據湖北省衛生廳統計，湖北已有4000多個村恢復了合作醫療，還有更多的村正在籌備恢復之中。農村恢復合作醫療也引起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高度重視，李鵬總理曾在一次全國人大會上強調，要恢復和發展農村三級合作醫療衛生網……

“我認為，”李興成說：“要不了多久，合作醫療之藥一定會再次開遍中國大地。”

凝視著李興成的滿臉自信，我們深信這話并非夢想。

其實，這個道理其實并不復雜。因為合作醫療是中國農民自己創造自己受惠的事業，因為具有中國特色的合作醫療早已融入中國農民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