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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這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站隊問題。越是自詡客觀公正的公知也越是喜歡操弄雙重與多重標準。今天的中國媒體與公知們近乎狂熱的反對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借蘇聯(lián)攻擊中國，指桑罵槐罷了。遺憾的是，俄羅斯的民眾總是不給面子，一次又一次的對他們進行打臉。我相信，隨著公知們一個個謠言的破產(chǎn)，被他們顛倒了的是非一定還會被顛倒回來。無論是對于斯大林與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對于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歷程，人們終將會清除公知們丟在上面的垃圾，發(fā)現(xiàn)那些被掩蓋了的璀璨光輝。

臺灣“中央社”6月26日報道稱，4月7日至10日由俄羅斯獨立調(diào)查機構(gòu)列瓦達中心(Levada Centre)所作的民意調(diào)查中，俄羅斯民眾被要求選出有史以來10位最偉大人物。斯大林(Joseph Stalin)以38%的支持率脫穎而出，名列第一;普京(Vladimir Putin)以34%的支持度和受俄羅斯民眾愛戴的詩人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同列第二名。其次為領導十月革命的列寧(Vladimir Lenin)、沙皇彼得大帝(Tsar Peter the Great)以及蘇聯(lián)時代第一位航天員加加林(Yuri Gagarin)。蘇聯(lián)領導人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以6%的民意支持率墊底。

一

這并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名列民調(diào)榜首，像去年的一次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家調(diào)查當中，斯大林、列寧和普京并列第一，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并列倒數(shù)第一。附帶說一句，這些民調(diào)的測試機構(gòu)列瓦達中心是由反共公知掌控的，歷史上曾經(jīng)有過好幾次修改民調(diào)來降低斯大林的支持度的不良記錄。因此，斯大林的實際支持度只能比這些民調(diào)更高。

相比之下，中國專家們卻始終不承認斯大林熱，相反還不斷的極力宣傳蘇聯(lián)公知們制造的一些政治段子。其實，那些蘇聯(lián)公知也就和戈爾巴喬夫一樣，雖然掌握了宣傳機器，但是他們所制造的謠言早已在老百姓中臭不可聞。更加可笑的是，近期不少中國學者出訪俄羅斯的時候居然還詢問：“你們是不是要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時候?qū)徟辛袑幒退勾罅?rdquo;，“你們是不是要徹底清算共產(chǎn)黨的歷史?”俄羅斯人聽了以后瞠目結(jié)舌，紛紛表示：“怎么可能會有這種事兒，我們早就吃夠了蘇聯(lián)解體的苦頭了。怎么覺得你們中國人還老羨慕我們俄羅斯國家崩潰這場大災難呢?特別是一些中共黨員，怎么比蘇聯(lián)解體前夕那些宣傳‘取締共產(chǎn)黨，清算共產(chǎn)主義罪行’的蘇共黨員還要露骨的多?”

其實，這種看似不可思議的情況也不奇怪。有些俄羅斯學者發(fā)現(xiàn)，知識精英與工農(nóng)大眾往往在一切問題上的看法都是對立的。因為斯大林讓工農(nóng)群眾接受了教育，打破了知識精英對文化的壟斷，也取消了他們的絕大部分特權(quán)，因此知識精英不可能喜歡斯大林，但是他們所害怕的也恰恰是勞動者最欣賞的。例如，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化學動力學與燃燒研究所所長、數(shù)理學博士謝爾蓋·安德烈耶維奇·久巴的文章《以公正名義的暴政：在民眾的意識中斯大林的威望與斯大林時代的人文成就相聯(lián)》將斯大林的“暴政”概括為三個方面：

【1.在斯大林時期，從屬于各個階級的人民，有權(quán)利也有條件平等地、通過不同途徑接受各類教育。尤其重要的是，社會的價值觀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對社會階層的劃分標準、判斷標準，打破了千百年來的等級制。人們的出身或者財富，再也不是社會地位高低的象征和標志。現(xiàn)在以是否接受了教育和履行了做社會主人的權(quán)利和義務，來標明其先進與落后。而在從前，俄羅斯貴族的仆人如果像現(xiàn)在的人民這樣自由地高談闊論，那么，他的主人絕不能容忍。難怪俄羅斯帝國政府竭力限制勞動人民接受教育。

2.在斯大林時期，國家保證全體公民連續(xù)七年接受義務教育，因而消滅了文盲。工人和農(nóng)民的孩子都能夠進入名牌大學學習。國家建立了許多工廠，保證了每一個勞動人民的勞動權(quán)。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有保障的教育制度取得了輝煌成就，使得人人平等、人民是社會主人的思想觀念深入人心。所謂貴族和平民百姓的區(qū)別，不僅是在法律上、而且是在事實上早已消滅，從前的“仆人”像從前的“主人”一樣自信和揚眉吐氣。那些年，人們在作自我介紹時，完全是新社會時代的精神內(nèi)容，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建立在平等和非常愉快、充滿熱情的基礎上的。這些當然保證了人民群眾在思想意識層面上積極支持蘇維埃制度，誰都不愿意恢復“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quán)”。

3.實行這一偉大變革的重要性還在于，隨著蘇維埃制度的鞏固，人們在社會和精神上的平等地位，已經(jīng)化作客觀存在的社會理念，很難推翻了。普及教育使人民的文化水平和知識素養(yǎng)大大提高，從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已經(jīng)很難判斷其從事的職業(yè)。譬如說，那時，你隨時能夠在任何時候和出租車司機、遠離城市的農(nóng)村人暢談起來。讓你感到驚訝的，不僅是他對各個領域問題的熟悉、并且具有正確的見解，而且自己竟然還獲益匪淺。而在19世紀，和馬車夫是不可能平等交談的，在主人的眼里，他們就是一些“會說話的牲畜”。因此，在人民群眾的思想意識中，這一開天辟地的社會觀念大變革和斯大林緊密相聯(lián)。】

大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全世界的知識精英們都喜歡攻擊斯大林，制造了無數(shù)荒誕不經(jīng)的謠言。關于斯大林的謠言很多，筆者沒有辦法一一辟謠。在這里僅僅說兩個最流行的謠言。第一個是所謂斯大林違背了列寧遺囑并長期隱瞞列寧遺囑的問題。第二個是所謂大清洗運動制造了大量冤假錯案，致使幾乎每個蘇聯(lián)家庭都成為受害者的問題。

二

所謂斯大林違背了列寧遺囑并長期隱瞞列寧遺囑的問題，即不少人宣稱列寧在遺囑中要求撤銷斯大林總書記的位置，然而，斯大林卻把相關的內(nèi)容隱瞞了下來，一直呆在總書記的位置上。這種說法是隨著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秘密報告中攻擊斯大林時流行開來的。

其實，首先列寧遺囑的這種說法就是不妥當?shù)模^列寧遺囑指的是列寧逝世前夕口述的《給代表大會的信》。因為列寧并沒有想到自己很快就會去世，所以只是在臥病在床的時候做了一些對于領導人看法的評價。后人便稱之為列寧的“遺囑”。但是嚴格來說，這個評價和列寧的其他著作一樣，并不占據(jù)特殊的地位。

具體說來，這封信也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說的是針對斯大林的。因為列寧的確提出了不再讓斯大林擔任總書記的建議，但是對其他幾位領導人的評價更低。列寧認為斯大林不適合擔任總書記的理由僅僅是強調(diào)其性格比較粗暴，從來沒有說過其在政治上有任何問題。而這封信中因為其他領導人無論是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還是布哈林，都存在著政治上的問題。列寧強調(diào)托洛斯基存在“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毛病，而且“過分熱衷于事物的純粹行政方面”，即權(quán)力欲過強;布哈林理論觀點是不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很值得懷疑”，“他從來沒有學過辯證法”;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對十月革命“當然不是偶然的”。顯然，這些人在列寧眼中還遠遠不如斯大林。因此，列寧認為斯大林不適合擔任總書記，并不是說讓其他人擔任總書記。就筆者推測，他可能覺得自己身體會很快康復，可以親自主持黨的工作。

另外，列寧只是強調(diào)應該把自己的口信兒交給黨的代表大會，從來沒有說過要把這個口信公開發(fā)表。在列寧逝世后在十三大上。斯大林第一時間要求把這個口信公開傳達，并且表示要辭去總書記職務。而反對公布列寧遺囑的恰恰是另外幾位領導人，也是他們對斯大林作了挽留。最后經(jīng)過黨代表大會討論，決定暫時不公開發(fā)表“列寧遺囑”，同時斯大林繼續(xù)擔任總書記職務。

另外，列寧的這個遺囑也并不是整個斯大林時代都沒有發(fā)表。因為在聯(lián)共13大之后時間不長，托洛斯基又和季諾維也夫等人出爾反爾，宣稱是斯大林隱瞞了列寧遺囑，并把列寧要求解除斯大林總書記職務的建議拿出來說事兒。斯大林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有理有據(jù)的澄清，并且把列寧的口信進行了公開。也就是說，這個問題早在20年代斯大林與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等人的論戰(zhàn)中就已經(jīng)說的很清楚了。我們可以參考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聯(lián)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聯(lián)席全會會議上的演說：

【有人說，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寧同志在這個“遺囑”里建議代表大會考慮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并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和現(xiàn)在都沒有掩飾過。也許對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種溫和態(tài)度。但是這個我做不來。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后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表大會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nèi)，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有什么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quán)利溜掉，因為這樣做就是逃兵行為。我這個人，以前已經(jīng)說過，是個不由自主的人，只要黨責令我，我必定服從。

一年以后，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令我留在崗位上。

我還有什么辦法呢?

至于公布“遺囑”的問題，那是代表大會決定不公布它，因為它是給代表大會的，并沒有指定在報刊上發(fā)表。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聯(lián)席全會曾經(jīng)做出決定，請求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準許發(fā)表這個文件。同一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jiān)察委員會聯(lián)席全會決定發(fā)表列寧的其他書信，在那些書信中，列寧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起義前夜所犯的錯誤，并耍求把他倆開除出黨。

很明顯，說黨隱瞞這些文件，那是無恥的誣蔑。在這些文件里也包括列寧主張必須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除出黨這樣的書信。布爾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從來沒有害怕過真理。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正在于它不害怕真理，正視真理。

反對派竭力拿列寧的“遺囑”當王牌。但是只要讀一讀這個“遺囑”就會明白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他倆當王牌。相反地，列寧的“遺囑”致命地打擊了反對派現(xiàn)在的首領們。

列寧在“遺囑”中斥責托洛茨基為“非布爾什維主義”，而關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則說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這的確是事實。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政治上決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為他有“非布爾什維主義”的毛病，也決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因為他們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他們會重犯而且必定會重犯這些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遺囑”中沒有一個字、沒有一句話暗示斯大林有錯誤。那里面只說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線或立場上的缺點。

請看“遺囑”中有關的一段話吧：

“對其他中央委員的個人品質(zhì)我不想再評定了。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當然不是偶然的，但這很難說是他倆個人的過錯，就像很難說非布爾什維主義是托洛茨基的過錯一樣。”

看來是很清楚的了。】

這個演說是第一時間公開發(fā)表并收入了《斯大林全集》的，在此之前，蘇聯(lián)報刊就已經(jīng)對列寧遺囑作了公開。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長期隱瞞列寧遺囑的問題”。赫魯曉夫在蘇共20大上重新拾起這個早就已經(jīng)被說清的問題來攻擊斯大林，恰恰是證明連他都找不出來多少可黑斯大林的點了。

三

關于大清洗運動問題，現(xiàn)在在蘇聯(lián)與中國的公知操控的媒體上不斷的炒作，所謂“受害者”的人數(shù)與日俱增。像索爾仁尼琴就宣稱斯大林的迫害導致“6600萬人失去了生命”，相當于衛(wèi)國戰(zhàn)爭死亡人數(shù)的三倍。這是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也不會相信的。

蘇聯(lián)大清洗運動

實際上，現(xiàn)在關于大清洗運動的“受害者”人數(shù)已經(jīng)弄得比較清楚了。大清洗運動期間被判處死刑的人數(shù)有60多萬人，即時把實施范圍擴展到整個斯大林時代被判處死刑的也不過一百多萬人，平均每年有3萬人。不足衛(wèi)國戰(zhàn)爭中死亡人數(shù)的1/20。大清洗的受害者作家季諾維也夫(不是上面說的領導人季諾維也夫)對于這一情況作出了如下的評價：

【斯大林時代每年被判處死刑的有3萬人，現(xiàn)在俄羅斯每年被謀殺的也有3萬多。區(qū)別在于，現(xiàn)在被謀殺的基本上都是好人，當初被判處死刑的絕大多數(shù)該死。所以現(xiàn)在該死的人往往都討厭斯大林，而好人幾乎都喜歡斯大林。】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作家的少年時代一曾經(jīng)參與過刺殺斯大林的活動，但是因為沒有造成太嚴重的損失也只不過被判了十年徒刑。這說明，大清洗運動不像今天很多人宣稱的那么殘酷。當時，蘇聯(lián)的確存在很多暗殺與暴亂的活動，采用強力的手段打擊幾乎是必然的選擇。今天一些人把大清洗運動中受到打擊的人通通說成是受冤枉受迫害的，顯然也是不合適的。就好像今天美國是世界上監(jiān)獄里犯人最多的國家，但是恐怕不會有哪個公知來統(tǒng)計美國的“受害者人數(shù)”。

當然，這并不是說蘇聯(lián)的大清洗運動沒有問題。不過對于這些問題的原因，我們也應該進行具體的分析。像運動的另一位受害者卡爾波夫經(jīng)過多年的研究指出，大清洗運動的確存在擴大化，但是大清洗運動出現(xiàn)的擴大化問題不能簡單的推到斯大林身上，實際上恰恰是一部分基層干部違背了斯大林的指示精神所搞出來的。當時，斯大林領導中央專門作出了關于避免在清洗中造成擴大化的決議：

【……在共產(chǎn)黨員中存在著尚未被揭露的個別利欲熏心的人.他們靠開除黨員、鎮(zhèn)壓黨員來表現(xiàn)自己，得到提拔，盡力設法通過不分青紅皂白地鎮(zhèn)壓黨員來避免被指責為喪失警惕性。

這類利欲熏心的共產(chǎn)黨員以為，既然有人揭發(fā)這個黨員，即使揭發(fā)是錯的，是別有用心的，那么這個黨員對于組織來說也是危險的.應該盡快擺脫他，表明自己有警惕性。因此他認為不必客觀地分析對黨員提出的罪名，事先就決定必須把他開除出黨。

中央全會因此要求各州委、邊疆區(qū)委、各民族共和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解除不執(zhí)行聯(lián)共(布)中央指令、不經(jīng)認真核實材料就開除黨員和預備黨員、對黨員恣意妄為的黨的領導人的黨內(nèi)職務并追究他們的黨內(nèi)責任。】

這時期，斯大林關于大清洗運動很多公開講話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據(jù)卡爾波夫研究發(fā)現(xiàn)，斯大林對于大清洗運動制定的標準是必須實事求是為基礎，不能捕風捉影亂扣帽子。例如有一次講話就斯大林強調(diào)了不能老是深挖出身和歷史問題：

【斯大林：據(jù)說，圖哈切夫斯基是地主，另一個人是牧師的兒子。同志們，這樣的方法一點也不能解決問題，絕對解決不了問題。當人們提到貴族這個勞動人民的敵對階級時，是指一個階級、階層，但這并不是說貴族中某些個別的人不能為工人階級服務。列寧是貴族出身，大家知道嗎?

喊聲：知道。

斯大林：恩格斯是工廠主的兒子，總歸是非無產(chǎn)者。恩格斯本人管理自己的工廠，以此來接濟馬克思。車爾尼雪夫斯基是神父的兒子——是一個不壞的人。與此相反，謝列布里亞科夫是工人，可是大家知道他是一個大壞蛋。利夫希茨是一個工人，識字不多的工人，卻是一個間諜。

因此總的尺度不是是誰的兒子，這是老的尺度，對一些人不合適。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

我們還有另一個同樣錯誤的流行觀點。人們往往說：1922年某人投票支持過托洛茨基。這同樣是錯誤的。一個人有年輕的時候，分不清是非，喜歡惹事。捷爾任斯基投票支持過托洛茨基，不僅投票，還當著列寧的面公開支持托洛茨基反對列寧。大家知道這件事嗎?他從來不是在某件事上消極旁觀的人。他是個十分積極的托洛茨基分子，甚至想發(fā)動整個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來保護托洛茨基。這一點他沒有做到。還有安德烈耶夫在1921年也是十分積極的托洛茨基分子。這是在你們中以至全黨十分流行的第二個觀點，它同樣是錯誤的。我想說，這個觀點不總是正確的，它往往讓人上當。

因此，我在對這一核心及其成員評價時也不采用這個錯誤的觀點。

在評價這個陰謀核心的領導人時需要采用第三個觀點。這是根據(jù)這些人許多年來的所作所為對他們作出評價的觀點。】

看看上面這些講話，誰能說這個標準定的不合理呢?就大清洗運動的歷次審判而言，也都沒有強調(diào)歷史上的黨內(nèi)斗爭，更沒有強調(diào)出身論，只是強調(diào)了他們在現(xiàn)實中出賣國家利益等罪行。應該說，這也是貫徹了斯大林一系列講話精神的體現(xiàn)。正因為如此，卡爾波夫還強調(diào)，大清洗運動雖然有擴大化的問題，但是不搞是不行的，否則的話衛(wèi)國戰(zhàn)爭很有可能會遭到失敗。正是大清洗增加了國家的凝聚力，為衛(wèi)國戰(zhàn)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現(xiàn)在有些人攻擊卡爾波夫，宣稱其采用了審判時那些受害者的供詞作為依據(jù)。而這些供詞是被逼迫出來的，并不可信。問題是，卡爾波夫至少是使用了原始的第一手材料。如果說這個不可信，那么現(xiàn)在的那些反對斯大林的公知卻只不過是使用了受害者的回憶就給斯大林定了一大堆罪名難道就可信嗎?這就好像某些專家不承認大量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的第一手材料，卻通過蔣介石的日記和地圖把蔣介石“研究”成了一位偉大的民族英雄一樣荒謬可笑。

說到底，這還是一個政治上的站隊問題。越是自詡客觀公正的公知也越是喜歡操弄雙重與多重標準。今天的中國媒體與公知們近乎狂熱的反對斯大林和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無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企圖借蘇聯(lián)攻擊中國，指桑罵槐罷了。遺憾的是，俄羅斯的民眾總是不給面子，一次又一次的對他們進行打臉。我相信，隨著公知們一個個謠言的破產(chǎn)，被他們顛倒了的是非一定還會被顛倒回來。無論是對于斯大林與蘇聯(lián)的社會主義建設，還是對于中國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chǎn)黨的發(fā)展歷程，人們終將會清除公知們丟在上面的垃圾，發(fā)現(xiàn)那些被掩蓋了的璀璨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