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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當前文藝領域，確實出現了一股公然攻擊鄧小平、對抗挑釁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的逆流。文藝戰線絕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陣地。現在，有人要借文藝陣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品翻案，對抗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結合近來小說《軟埋》的受捧并獲獎來看，這不是零零星星的個人行為，而更像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在文藝戰線上向黨發起的大面積進攻。

 筆者在前幾天的文章中談到，方方不是一個人在戰斗，《軟埋》也不是孤立的現象，所以趙上將同方方的對決勝負難料。今天無意之間又看到一條十來天前的舊聞。即2017年5月24日，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在北京電影學院禮堂召開頒獎典禮，向白樺先生頒發第三屆中國電影編劇終身成就獎。

http://news.ifeng.com/a/20170527/51171641_0.shtml

授獎詞中有如下內容：

【他堅持原創，堅持文學道義與獨立表達，即便為此曾遭受不公，也從未改變立場。他擁有卓越才華，筆觸卻探向民間疾苦;他曾歷經磨難，目光卻總是望向高處。他的《苦戀》，還有另外一個名字《太陽與人》，形象地寓意了他的人生。他跟電影是一場苦戀，他的創作，是太陽與人的關系……他的這些電影作品，回響著美麗的聲音，綻放著燦爛的形象，在銀幕上留下了永恒的光影。……中國電影文學學會和中國電影編劇研究院特向白樺先生頒發編劇終身成就獎。】

白樺在答謝詞中說：

【終身成就獎很重，得獎者多被批評大于贊賞，但我想說我問心無愧。】

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比方方推出《軟埋》對新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更大的進攻。

白樺何許人也?年輕一點兒的對于新中國歷史不關注的人可能不太清楚。但稍微上一點年紀的人都會知道其寫于1979年的電影劇本《苦戀》，后來拍成了電影《太陽與人》。這是新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公開反對愛國主義的電影。該片說的是畫家凌晨光六七十年代時受到迫害。女兒星星覺得在這個國家已經不能容身了，決定和男朋友到國外去。女兒反問父親：“您愛這個國家，苦苦地戀著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您嗎?”凌晨光無法回答。此后，凌晨光被迫逃亡，成為一個靠生魚、老鼠糧生活的荒原野人。劇終時，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經燃盡，他用最后一點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個碩大無比的問號”。

該片尚未公開放映便引發了轟動，特別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個一切以西方為美的時代里，人們似乎找到了清除幾十年來愛國主義的“理論依據”。一時間，中國全國上下到處都流傳著“你愛這個國家，可這個國家愛你嗎?”的話。于是，出賣國家利益以謀求個人利益變成了理直氣壯的事了。

當時，一些參加過中國革命的老同志仍然在，所以對電影產生的錯誤傾向進行了批評。白樺針對這種現象也有點害怕，于是便拿出了所有的反共勇士最喜歡的絕招——走后門。他去找了胡yb，希望胡yb能看看他的電影，給他說幾句話。胡yb表示自己在電影通過審查之前不方便去看，也不方便發表意見。后來，鄧小平在1981年7月17日《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一文當中親自為《苦戀》定了性：

【《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后，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關于《苦戀》，《解放軍報》進行了批評，是應該的。首先要肯定應該批評。缺點是，評論文章說理不夠完滿，有些方法和提法考慮得不夠周到。《文藝報》要組織幾篇評論《苦戀》和其他有關問題的質量高的文章。不能因為批評的方法不夠好，就說批評錯了。

總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搞無政府狀態。試想一下，《太陽和人》要是公開放映，那會產生什么影響?有人說不愛社會主義不等于不愛國。難道祖國是抽象的嗎?不愛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愛什么呢?港澳、臺灣、海外的愛國同胞，不能要求他們都擁護社會主義，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對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否則怎么叫愛祖國呢?

關于對《苦戀》的批評，《解放軍報》現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藝報》要寫出質量高的好文章，對《苦戀》進行批評。你們寫好了，在《文藝報》上發表，并且由《人民日報》轉載。】

其實，《苦戀》的問題不僅僅是違反四項基本原則，而且觸犯了愛國主義這個最基本的底線。按照劇作家白樺先生的邏輯，汪精衛的做法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其早年也是積極從事革命的，只不過后來受到了領導這個國家的蔣介石的排擠。“你雖然愛這個國家，但是國家不愛你”。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投靠日本鬼子，成立南京偽政府又有什么錯呢?這是因為白樺先生犯了一個最基本的邏輯錯誤，就是把一個國家民族統一國家民族中的個別人等同起來，如果要是受到祖國個別人的打擊，賣國就有理了。這種低水平的公知型忽悠大概也就在80年代那個一切向西方看的特殊時代里能夠有市場。

可惜的是，鄧小平對于《苦戀》所代表的文藝界賣國主義公知化的傾向的批評并沒有能夠持續下去。特別是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這種傾向反而進一步泛濫開來，“因為國家不愛我，所以我也不應該愛這個國家”成為了輿論界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確。到了80年代末，先是說出現了宣傳“黃河文明是劣等文明”的《河殤》在央視連續兩次播出。一些所謂的“民主領袖”公開呼吁西方七國出兵中國占領北京，讓中國再當300年殖民地。雖然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傻，沒有武裝與中國開戰，但是還借他們的呼吁對中國實行了制裁，給中國造成了巨大的損失。白樺的《苦戀》就是這股文藝界和輿論界賣國主義公知化風潮的始作俑者。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多年來輿論界有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即對于所有的問題幾乎都可以追溯到60年代那場動蕩，宣稱是60年代的遺毒，然而卻對80年代更激烈的動蕩視而不見，只字不提。其實，兩相比較起來，80年代的動蕩要比60年代的動蕩對中國的危害大得多。60年代的動蕩中并沒有誰提出“讓中國再做300年殖民地”這種口號的，80年代的動蕩差一點兒就讓中國變成蘇聯甚至南斯拉夫。中央對兩場動蕩的定性也是非常清楚的，60年代是“嚴重的錯誤和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內亂”，80年代的定性是“由反革命動亂發展成為反革命武裝暴亂”。顯然對80年代的定性更為嚴重，而且80年代的動亂較之60年代的動亂也離今天的人更近一些，今天中國的問題和60年代的“左”已經沒有什么關系了，到是直接上承80年代全盤西化帶來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學會會長朱佳木曾在六年前《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經驗應當注意的幾個方法問題》一文中指出，與總結文革教訓相比，人們對總結全盤西化及其危害的教訓不夠重視。

然而六年過去了，形式依然故我，甚至較之六年前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么只罵60年代的“左”，不罵80年代的全盤西化呢?說到底還是輿論界有些人不贊成80年代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斗爭，積極希望為80年代的全盤西化造成的大動蕩翻案。在他們的思想意識里，蘇聯已經為中國指了一條明路。雖然國家和老百姓倒了大霉，但是不是產生了一大批寡頭嗎?那些奉行白樺所講的“既然國家不愛我，我何必愛這個國家”這一套理論的人恐怕做夢都想自己成為這種俄羅斯式寡頭。

仔細看看這個授獎詞，其實大有玄機。

授獎詞說“他堅持原創，堅持文學道義與獨立表達，即便為此曾遭受不公，也從未改變立場。他擁有卓越才華，筆觸卻探向民間疾苦;他曾歷經磨難，目光卻總是望向高處”，什么叫“文學道義”?道義是一種價值標準，只有對人而言才存在。難道說文學可以有自己獨立的、超脫于現實社會主體的立場和價值判斷嗎?什么叫“獨立表達”?既然白樺的表達是值得肯定的“獨立表達”，那暗含的意思是說現實中存在著很多不獨立的表達了?這無非是以“為文學而文學”的名義，標榜文學的所謂“純粹性”，把白樺塑造成與政治權力相抗爭的獨立斗士罷了。歸根結底，所謂的“文學道義與獨立表達”，不過是以去政治化的名義，宣揚抽象的超歷史超階級的人道主義，這不也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敘事嗎?

授獎詞直接為白樺及《苦戀》翻案鳴冤，向中國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發動進攻。“為此曾遭受不公”、“歷經磨難”，直言不諱地聲稱鄧小平同志生前定性的對《苦戀》的批判是“不公”，白樺為此受到的批評是“磨難”。鄧小平同志之所以拍板并支持對《苦戀》的批評，是基于戰略家的高度見微知著，洞悉《苦戀》中包含的思想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丑化作用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思想混亂。批判《苦戀》的依據，是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認為對《苦戀》的批判是“不公”的，無非是想說明，鄧小平的決策是錯誤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應該取消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應該暢行無阻的。四項基本原則，是黨在當前階段基本路線的一部分。向白樺授獎，為《苦戀》翻案，是在向黨的基本路線猖狂進攻!

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對當前文藝工作作出了重要指示。講話繼承了鄧小平關于文藝工作的思想精髓，充分強調了社會主義文藝的人民性、文藝的愛國主義主旋律、黨對文藝戰線的領導權問題。對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不難發現，對白樺授予終身成就獎，是對習近平總書記講話精神的公然對抗和挑釁。

總書記強調“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的一切創新，歸根到底都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給白樺的授獎詞卻鼓吹抽象的“堅持文學道義與獨立表達”，否認社會主義文藝的人民性。

總書記特別強調社會主義文藝的愛國主義主旋律，“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我們當代文藝更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的主旋律，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現實是，恰恰對《苦戀》這樣肆意割裂個人與國家、質疑否定愛國主義原則的作品，卻給予高度評價，并授予終身成就獎。

總書記明確指出“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根本保證。黨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文藝的根本宗旨也是為人民創作”，現實是，有人極力為《苦戀》這樣丑化社會主義和黨的形象、弱化取消黨的領導的作品拍手叫好，要用“獨立表達”來取消黨的領導。

總書記要求我們“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倡導說真話、講道理，營造開展文藝批評的良好氛圍”，現實是，有人要么當鴕鳥對錯誤的文藝思潮視而不見，要么附和追逐乃至主動制造傳播不良文藝作品，甚至把《苦戀》這樣在三十多年前就早有定論的作品從垃圾堆中扒出授予大獎。

可見，在當前文藝領域，確實出現了一股公然攻擊鄧小平、對抗挑釁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的逆流。文藝戰線絕不是風花雪月，而是意識形態斗爭的重要陣地。現在，有人要借文藝陣地為資產階級自由化作品翻案，對抗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結合近來小說《軟埋》的受捧并獲獎來看，這不是零零星星的個人行為，而更像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在文藝戰線上向黨發起的大面積進攻。白樺和方方，都屬于一個陣營，但在不同的戰壕里，因此打法各異：對《苦戀》這樣早有定論的作品，是推倒鄧小平所作出的結論，進行翻案平反，對《軟埋》這樣新出的作品，則是極力吹捧大造輿論;《苦戀》是對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進行質疑否定，《軟埋》則是既對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運動進行丑化，也對地主階級統治極盡贊美;對白樺這樣進入暮年的老作家，是授予終身成就獎作總結性評價，對方方這樣的青壯年，則授予路遙文學獎鼓勵提攜。總之，叫板黨中央、攻擊鄧小平、對抗習總書記的這股勢力，活動范圍之大、資源調動能力之強，萬不可小覷。

現在，某些人總是宣稱擁護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愛國群眾在“鬧事”，其實幾十年來一直是他們在進攻，愛國群眾只不過是做一點兒被動的防守而已。無論是方方還是白樺，都是他們全盤進攻的冰山一角而已。今天可以讓鄧小平點名批判過的白樺獲得終身成就獎，那明天就可以為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翻案，后天就可以為xx翻案，大后天自然就是只有蘇聯解體那么一條路可走了。針對賣國的西化公知咄咄逼人的進攻，我們難道應該保持沉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