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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日晚，我收看了東南衛視制作播放的《貴州塘約：一個村莊的脫貧實踐》節目。《塘約道路》一書的作者王宏甲和塘約村支書左文學現身說法，講述了塘約村面對洪水毀村的大災難，村民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成立村社一體的合作社組織，三年大翻身的故事。王宏甲旗幟鮮明地提出共產黨員和黨的基層組織要不忘初心，擔當起將廣大農民組織起來的歷史責任，共同生產致富，走社會主義光明道路。這期節目振聾發聵，促人深思，令人警醒。塘約的成功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一個新的發展模式。走塘約道路，必將是各地農村脫貧工作的一個重要參照，必將是新農村建設的一個發展方向。

　　目前，全國多數農村日漸凋零，農業發展乏力，農民流離失所，中國人吃糧已經難以自足，必須依賴進口了，這是不爭的事實。家庭個體經營方式已經被農業現代化規模經營模式所打敗，完全不具有市場競爭優勢。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已經走進了死胡同，一包就靈的神話已經破滅了。

　　王宏甲提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取得的最偉大制度性財富。這一革命成果確保了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體現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合作社、人民公社曾經是農村集體化的有效組織形式。人民公社取得了歷史性的成就，即使改革開放的成果也是在吃人民公社的紅利的基礎上取得的，比如，土地集體所有制，人口紅利，教育普及對勞動者思想文化技能的培養，等等。不可否認，人民公社普遍辦得不夠成功，當時不少生產隊還沒有從根本解決了農民吃飽飯的問題，還有小崗村這樣的落后典型。因此，采取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也有其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包產到戶最大的好處是把農業生產經營自主權還給了農民，最大的失誤是上級規定，農村必須采取包產到戶的唯一模式，一刀切政策剝奪了農民因地制宜選擇生產經營的道路。全國只留下華西、周家莊幾個漏網之魚，而這幾個漏網之魚和后來又重新合在一起的大寨、南街村的成功經驗又讓有些人不舒服。他們就是不能正視這幾個典型的意義，以至于喪失了推廣華西、南街模式的最佳歷史機遇。

　　實事求是本來是黨的靈魂。可是我們主管農業的領導對農村農業經營方式就是不實事求是，死抱住包產到戶的模式不放。家庭小農模式能有出息嗎？能競爭過農業規模經營嗎？這是與現代化農業發展方向背道而馳，逆歷史潮流而動。日本、韓國、臺灣等地的農協組織也成了氣候，那里的農戶是通過農協會組織的渠道來貸款、進生產資料、出售農產品的。美國的農場主也是通過農協會來進行社會化生產銷售的。而只有社會主義制度的中國卻死念包產到戶一本經不放，農戶各自為營，單打獨斗，在大市場面前敗下陣來，那是必然的結果。

　　說農業主管領導完全不作為也不盡然，比如，他們近年提出了農業三權分離的主張，三權指的是土地“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他們說“集體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經營”是農地制度創新的基本方向，根本目的是保護農民利益，促進農業發展。“三權分離”的核心，是堅持承包權的長久不變。

　　自從1982年全國普遍采取了包產到戶后，土地已經事實上在流轉，而且流轉一直暢通無阻，全國約有三分之二的土地已經流轉。各地流轉的經驗是，農戶自個流轉，土地流轉費不如集體組織的流轉費高。流轉土地的公司、種植大戶往往是通過鄉政府和村委會、村民小組來流轉農民的土地的，沒有鄉村干部的幫忙，想整片流轉土地的公司和個人舉步維艱，很難把事情做成。而鄉村干部能促成全村土地集中流轉，是他們還有對農民承包地進行微調的權力，如果村里有一戶村民拒絕承包地流轉，那么村干部可以把這戶人家的承包地調換到其他地塊，一般農戶也會接受，因為，大家都有土地是集體所有的這個基本概念。如今農業部通過土地確權，把農戶承包地固化了，將農民承包地的權利賦予任何單位都無權調整的法律地位，那么今后村里整塊土地流轉過程中，只要出現了寧愿撂荒也不流轉土地的釘子戶，那么村里整塊流轉土地的好事就被這個釘子戶攪黃了。比如，村里上馬地埋管水利工程，就有一戶村民不讓從其承包地里通過，這項工程就干不成了。現在中西部地區已經出現了大量耕地撂荒的事，村委會、各級地方政府有權管理嗎？農業部有權管嗎？誰來承擔這種對撩荒地管理失控的責任呢？這是各級政府喪失對土地管理職責的最大失誤，是對全國人民的最大不負責任，全國人民有權對其問責。

　　有人認為，有的領導就是官僚主義，是睜著眼睛辦錯事，那你是太小瞧這些人的智商了。其實上面有人成心想通過虛化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強化農民對土地的承包權，其目的是將土地私有事實化，促進土地向大資本、大莊園主手中轉移集中，從而根本上改變土地的所有權性質，改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

　　但是，我認為不管誰想這樣做，這樣的企圖注定不會得逞，肯定會失敗的。這是因為：

　　一、這種做法違反了憲法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規定，是妄圖對國家政體的一種改變，廣大人民不會答應的。

　　二、土地的轉移兼并，即使順利完成，起碼也得有十幾年以上的時間，期間必將引發社會矛盾的爆發。

　　三、中國歷史經驗表明，中國歷史改朝換代的一個根本原因是：當土地過于集中，少數人通過土地資源對多數人無情的壓榨掠奪，就會逼得農民起來造反，重分土地。這是歷史的規律。

　　四、越南、菲律賓等國土地失敗的教訓，已經為我們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先例。公知忽悠不了廣大人民。

　　五、違背了習主席講話精神，習主席說：“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塘約道路是塘約村黨支部和村民因地制宜、與時俱進的創新產物。塘約村將全村土地資源、山川水利資源等集中整合在一起，進行集體化生產經營，多種經營，首先確保了農戶土地租費的基本權益，按股（按資）按勞分配，集體提留占到了利潤分配的30%，較好地處理了投資與投勞的關系，積累與分配的關系，這是一種新型的民有混合集體經濟，當然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具有在全國普遍推廣的價值。

　　塘約村利用了土地確權的政策，走集體化道路，讓制定這項政策的一些人出乎意料，他們原意是對集體土地實行三權分離，最終促進土地向資本家手中集中。但塘約在按照“三權分置”的設計走，完成了“規定動作”后，獨具創造的一躍——把土地全部流轉到村社一體的合作社，由此邁出革命性的一步，正是這一步，完成了從“三權分置”向“三權統一”的嬗變，由此實現了集體化道路的重建。而且塘約將林草地權、水利工程產權等六項權利一并收歸集體，三權變一權。因此，雖然塘約村只用三年時間，便脫貧致富了，成效顯著，可有的部門就是對此拒絕接受，從不公開表態，從不公開評論。雖然塘約經驗已經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反響，可有人就是熟視無睹，更別說組織推廣了。不過這也符合這些人的邏輯，這是可以預料到的事。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欄目曾兩次披露，云南、廣西、四川等地搞林權改革試點，有些人僅用每畝幾百塊小錢，就把農民的林權證騙走了，就是現成的事例，有些人就要這種加劇兩極分化的結果，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一些自稱對社會主義抱有信念的人也在攻擊塘約道路，說什么農民農業合作社組織本身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這些人食古不化，是以人民公社的模式來看待塘約道路的。社會主義絕不應該是一種模式。人民公社只是其中的一種模式，其成敗得失，是需要很好地總結研究。但不要排斥其他模式的嘗試。這種思想激進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大話連篇，空無一物，只是號召別人如何去干，評頭論足，自己卻坐著不動。你們說華西村可以復制，那好吧，你去復制一個試一試看。日本山岸會是按共產原則組建起來的，人家幾十年來也在不斷發展壯大，哪些說大話的人不妨也照著做，抓一個點來試一試。社會主義是一個比資本主義還要長的社會歷史時期。社會主義是理想，更是實踐，需要人們不斷地試驗探索，去創新發展，社會主義需要的是具有實干精神的人，那種不聯系實際夸夸其談的空頭革命家，對社會主義事業有害無益。從我做起，從身邊做起，做一個真正的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建設者吧，少做空頭演說家。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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