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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主權按】：在當今資本主義世界，自然災難往往成為資本打劫的良機。2004年印度洋的大海嘯造成14個國家幾十萬人死亡，然而人們很快就發現，緊接著自然災難，他們面臨著資本在災區以重建為名瘋狂圈地的“海嘯”。 2005年美國南方遭遇卡特里娜颶風，幾個州的80萬所房屋倒塌受損。然而，人們卻看到，一方面政府對災難不作為，另一方面，數十億美金的救災和重建的公共資金卻肥了私企承包商的腰包，而災后貧困的人們遲遲未能重建家園。這種資本積累的模式被北美著名公共知識分子娜奧米·克萊恩稱為“災難資本主義”。

2014年百年不遇的洪水席卷了中國貴州偏遠地區名叫塘約的村莊。瀕臨絕境，塘約的村民們卻選擇了一條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建立起“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組織。由此，塘約從災難中貧困中崛起。災后兩年，塘約從一個村集體經濟空殼村，變成擁有200萬資產、吸引90%的村民返鄉安居樂業的集體化村莊。

放眼中國，太多的村莊遭遇留守、空巢的孤寂，隨著生產和生活開支的無情上漲，還有相當的村民陷入增收難脫貧的困境。塘約只是一個偶然的個案。可是，如果不是發揮了仍未消弭的中國革命帶來的制度性優勢，塘約又何以可能？塘約也只有在中國才有可能，塘約道路是中國道路。

2月25日，我到北京參加了一場三農問題座談會，有幸與著名作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王宏甲鄰座，得知他剛出版了一本叫做《塘約道路》的書。我當即從網上郵購了一本，讀后大為震撼。

這本書用報告文學的形式，記述了貴州省安順市塘約行政村黨支部書記左文學，將一個遭遇大洪水災難、瀕臨絕境的山村的村民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合作社的故事。左書記把村民包產到戶的土地轉包流轉回來，以黨支部為領導核心，建立起“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經營組織；重新確立了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共7項權利；重新組織村民進行集體生產經營，鞏固了村集體經濟，發揮了村民民主自治的作用，充分調動起全村人的勞動積極性，大干兩年，將一個村集體經濟空殼村，建設成擁有200萬資產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在外打工的90%村民先后返回村里，在村里就地上班。現在塘約村村民安居樂業，經濟發展勢頭強勢，鄉村文明建設齊頭并進，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一代農民正在成長。塘約道路為農村扶貧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模式，新的經驗；為全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為三農工作提供了一個新思路，為農村未來建設開辟了一個新的路標。

一場大洪水逼出一條新活路

塘約村轄十個自然村，3300多口人，包產到戶時全村耕地1572.5畝，勞動力1400多個，外出打工最多時1100多人。這是一個非常貧困的山村。屋漏偏遭連夜雨，2014年6月，塘約村遭遇了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村里的道路全沖毀了，農民的不少房屋倒坍了，全村人陷入絕境。

前來視察災情的中共安順市市委書記周建琨告誡村支書左文學：“政府永遠是幫，不是包。黨支部也一樣，要依靠人民群眾。”村人窮到底了，困難到底了，一家一戶難以走出困境了。塘約村黨支部決心窮則思變，帶領全村人走抱團發展的集體化道路。

村集體開始做土地測量，做土地確權，然后由農民自愿流轉給村合作社。實際上確權尚未結束，農民都已經紛紛表示愿意流轉了。因為等不得丈量，包括修路在內的災后重建，就已經要用到這些田了。

災后政府投資塘約村修路。黨支部就利用這個契機，重新規劃了連接十個自然村的道路。重新修路免不了要占用村民的承包地，這在過去是個很大的難題，可土地重新流轉到集體后，調整村民的承包地的難題就迎刃而解了。

過去村民種菜到城里賣，費工費時，還賣不上好價錢，實行蔬菜集體規模種植后，更好地采用了科學種田技術，所生產下的蔬菜專供城里的學校、單位，蔬菜價格銷路有了保證，其經濟效益比自家個體經營增長了好幾倍。

原來村里有30%的撂荒地，實行集體規模化經營，栽樹種果，建林木育苗基地，開發林下養雞產業，耕地得到了全部合理化利用，哪有再撂荒的道理。

山里有一條無污染的泉水小溪，利用村集體的力量，上游建了生產礦泉水的廠，下游建了游泳池，發展農家樂餐飲項目。

把外出打工回來的能人巧匠組織起來，組建集體性質的建筑隊、建筑公司，組建起股份合作經營的汽車運輸隊，事業越滾越大，生意越做越紅火。

塘約村經營管理不是過去人民公社時的工分制，采用的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模式，按照現代生產要素進行利潤分配，著重向農民勞動者收入方面傾斜，集體建有固定的利潤提留比例制度。村里人在農業集團、建筑隊等不同崗位工作，都掙得是工資，比如在建筑隊大工師傅一天工資300多元，小工工資100元。一個農婦每個月工作26天，每月最低基本工資2400元。但農民與在外打工不同的是，這些企業是屬于村集體所有，村民同時又是村集體的主人，他們有著做主人的尊嚴和權利。他們可以從集體經營中得到股份分紅，得到制度性的收入。企業經理管理得不好，村民有罷免經理的權利，與在外打工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塘約村是通過鞏固集體所有制，把改革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到全體村民中。多數村民體會到，過去單打獨斗，孤立無助，不如現在抱團發展好。

構建村集體：一條制度性的扶貧道路

王宏甲在書中貫穿了一個觀點：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沒有窮人。這也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體現。

塘約行政村谷掰寨有一個婦女叫王學英，丈夫七年前因肝炎惡化去世。家里留下四個子女，最小不到兩歲，最大不到十歲。家里還欠債六萬元，而她家承包地只有一畝五分地。加入了合作社使她家的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到集體建筑隊干活掙錢養家，村集體優先利用國家農村住房改造工程資金為她建了磚瓦房。有了村集體這個依靠，她才能走向脫貧致富路上。

過去我們在扶貧工作中為了追求扶貧資金的經濟效益，往往要求農民有了項目才可以爭取到扶貧資金，結果是扶了村里的強者，漠視了村里的貧困者，這就違背了扶貧工作的初衷。而扶持村集體，集體才有能力幫助貧困村民脫困致富。扶貧工作才能落實到根子上。農民有了集體組織依靠，才能制度性地得到政府扶貧工作帶來的實惠，扶貧工作也才能有一個一勞永逸的長久效果。

民主管理：

村容改觀、村民精神風貌煥然一新

塘約村由于按照集體規劃進行新村建設，村容面貌煥然一新。文明建設也得到長足的發展，鄉村民俗有了根本的改變。眼下，農村人情隨禮、濫辦酒席已經成為一大社會公害。所謂人情禮儀在，打破鐵鍋也要隨。農民深受其害，而又難以擺脫。塘約村黨支部聽取村民意見，制定出紅九條與黑名單的酒席管理辦法，全村人自愿全部簽約。現在全行政村除紅白事外都不能辦酒席，酒席全部由村委會組成的專業隊免費服務，吃標準套餐，有效制止了大吃大喝大操辦。村民減少了70%的酒席應酬，酒席隨禮費用大大降低了。村民大辦酒席違反了村規民約，違者就被列入了黑名單，不能享受村里任何待遇，連開張介紹信，村委會都不給蓋公章。村里有一個殘疾村民不愿交每月2元錢的衛生費，那就停掉你的殘疾補助費，直到你補交了衛生費，村里才停止扣款。我覺得這種村規民約，體現了民主治村的理念，村民大家決定的事，大家都得遵守，否則，你就不要享受村民的權益，這是村民權利和義務的統一，缺一不可。只有這樣，村里民主管理才能走上正道。

塘約道路的成功經驗：

集體經營+黨支部領導+發動群眾

我把塘約成功經驗歸結為三條：一、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采用靈活的集體經營模式。二、有黨支部的堅強領導。三、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激發農民群眾的內在動力，發揮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

左文學父親就是村里的老黨支部書記，社會主義理想在家族中薪火相傳，所以出現了左文學這樣的黨支部好帶頭人。塘約黨支部推行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制度，使黨支部真正建在群眾中，真正為群眾服務。黨支部在流轉土地集體經營時，所依靠的基本骨干就是村里成立的“老人協會”，其中16名骨干過去都是人民公社時期的隊干部，這些人都具有社會主義理想和思想覺悟。農村中違約用地，違規占地，非法賣地、暴力征地的亂象司空見慣，光憑政府土地管理部門根本就管不過來。塘約村依靠村民自身監督力量，就輕而易舉地杜絕了這四亂現象，這就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結果。沒有組織起來的農民就是一盤散沙，難以成就大的事業。組織起來的農民就可以干出來翻天覆地的大事業來，塘約兩年時間的巨變就證明了這一點。組織起來的農民才是真正的英雄，什么人間奇跡都可創造。

我和山西省基層干部何平，在三農專家李昌平老師的影響下，一直堅持一定要鞏固農村集體經濟，一定要尊重農民群眾自主經營權的觀點。我倆近兩年一直撰寫調研報告文章，對農業部推行的土地確權工作提出質疑意見，認為此舉強化固化了農民對土地零散小塊經營的模式，使部分農民產生了承包地私有化的概念，弱化了集體對土地的管控，不利于土地流轉，不利于土地實行規模化經營，不利于農業生產的發展，不符合絕大多數農民的根本利益，不符合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看了《塘約道路》，思路大開。正如王宏甲老師所說：“土地確權是流轉的基礎，流轉給誰才是關鍵。塘約村在土地確權之后，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是三十多年農村改革基礎上的繼續改革，是中國農民再一次選擇命運，選擇前途，選擇生活，選擇同步小康的發展方向。”在塘約村，村民把土地流轉到村集體，不光自家有土地流轉費，同時還保有對土地的使用權、利潤受益權的民主權利。農村發展是需要外來資金。外來涉農企業、種糧大戶與村民結合起來，形成利益共同體，共同繁榮發展。農民除了土地流轉費外，還能多少分享一點土地生產帶來的利潤再分配，也是好事。

但是，如果把土地集中向資本方向流轉，土地自由流轉買賣，農民就徹底喪失了土地的經營權。社會將來一定會出現大大小小的新型農業資本家和莊園主，失地農民必然喪失了作為土地主人的資格，淪落為農工、社會流民，將來貧富差距必將會進一步拉大，社會將會陷入動蕩之中。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是為窮人謀利益的，代表著絕大多數貧困農民的利益，離開了最廣大的農民群眾，那就忘掉了初心，喪失了自己執政為民的群眾基礎。

習近平2016年4月，在視察安徽小崗村時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塘約村黨支部，帶領還處于貧困狀態的村民，堅持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應用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首創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新型集體經營模式。他們發揚了大寨艱苦奮斗、大干苦干的精神，兩年就將村莊大變樣，讓全體村民都享受到改革帶來的實惠成果。這種做法符合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對貧困地區搞集體經濟起到了的典型示范引路的作用，值得各地，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民學習效仿。 

三農工作如何搞，扶貧工作如何才能取得實效，并且使村里產生扶貧的造血機能，把扶貧工作成果鞏固下去，從制度上一勞永逸地解決農村部分村民的貧困問題，這是全黨全國人民都在關心的一件大事。塘約村黨支部帶領村民大干的創新實踐，為我們提供了新鮮經驗。作家王宏甲從文學的角度報道了塘約這個先進典型，都是值得贊揚稱頌。最近，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上，俞正聲主席到貴州代表團座談時講：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鼓勵這種典型。塘約道路，就是富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新農村道路。塘約就是新時期農村的一面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