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18日，秦永利在紅歌會網站發表了“和智廣俊探討關于《塘約道路》”的文章。文章洋洋七千字，還援引了他認為十二位發表寫過質疑塘約文章的人物來壯聲勢，且不說這十二位同志的文章中有的并不是否定塘約道路的，即使再多幾位否定塘約道路的人又能說明什么，如今“塘約道路”就像撒向全國農村大地的星火，大有燎原之勢，幾盆冷水能熄滅了嗎？秦永利在文章中啰里啰嗦說了一大堆，我不想與他一一糾纏，他在文章中使用帶有侮辱性的貶損詞句，我也不想與他計較，我把他已經說出、有的未能清晰表達的觀點，概括了一下，作為辯論的焦點話題，與其展開辯論，下面分條闡明我的觀點。

　　一、塘約道路的性質

　　王宏甲對塘約村的基本經驗概括為：黨建引領、深化改革，組織起來，共同致富。這是塘約能夠騰飛的秘訣，是其精華所在。

　　塘約村的基本做法是：合作社是在按照農業部統一要求，在對村民承包地重新確權后的基礎上，將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集體財產權、小水利工程產權共7項權利重新收歸集體經營，建立了“村社一體，合股聯營”新型的集體經營組織。這是有別于全國各地的通行做法的一種超越，一種制度創新。而且村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其經營方式是采取公司管理制度，村民自愿來合作社勞動工作，干一天掙一天的錢，月保底工資二千元左右，一月一結算。合作社年終結算，扣除生產成本和勞務支出，其純利潤按三三四制再分配，即合作社提留30%，作為再生產基金；村集體提留30%，作為村集體公益事業基金；40%按照村民入社土地畝數的數量再分配。

　　塘約村村民收入主要有兩大塊，一是勞務性收入，占總收入的80%；財產性收入，占20%，主要是地租收入，合作社按耕地肥瘦好壞付給村民每畝300—700元地租費。當初成立合作社時，村民不給耕地地租費，就不愿加入合作社，11位村干部為此承擔了巨大風險，每人籌資或貸款10萬元，作為合作社的啟動資金，一旦合作社搞垮了，村干部自家承擔損失。后來合作社搞成功了，11名村干部名下的貸款也由合作社集體承擔了起來，所以塘約村11名村干部也是按照他們家交到合作社的耕地與普通村民一樣來享受結算利潤的再分配，他們并沒有比其他村民的更多特權，村干部只是享有工資補貼。

　　我也注意到，在介紹塘約經驗的材料先后說法有不一致的地方，望遠鏡同志在文章中說，他在塘約村展板上看到，塘約11名村干部占利潤分配的30%。后來有熟悉塘約的同志告我，那只是初期宣傳的需要，這里面肯定有過曲折，比如，按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規定，村民必須以個人聯名的形式才能成立合作社，村集體不能自動轉為合作社。塘約村干部為了成立合作社，也許采取了變通措施。但可以肯定的是，塘約村在過去的分配中，11名村干部沒有享受過占30%的待遇。就塘約合作社目前狀況來說，塘約合作社是全村人的合作社，村干部并沒有占利潤分配的30%的股份性的收入。

　　塘約合作社是一種什么性質呢？我的回答是，當然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社會主義有兩個基本特征，那就是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收入以按勞分配為主。塘約合作社就符合這兩條，所以，它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塘約村所作所為完全符合習近平總書記對農村改革提出的要求：“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

　　社會主義是一種理想，也是一種制度，同時，也是一種探索實踐的過程。全世界各國人民都在探索社會主義，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組織形式，我認為過去蘇聯的集體農莊，我國的人民公社，現在日本的山岸會，以色列的基布茲農莊都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他們各具特色，至于那種組織形式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那種形式有生命力，要靠實踐來檢驗，以正宗來標榜是沒有什么實際意義的。

　　塘約村合作社類似于過去農村的高級社，高級社是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以按勞分配為主的經濟體制。在高級社里，農戶帶進社里的耕畜、農具等財產是有利潤回報的?？梢钥隙ǖ卣f：誰也不能否認高級社帶有社會主義性質。

　　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歷史階段，組織形式是由初級走向高級的過程，在初級階段，分配形式實行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是正當合理的，不能認為凡是以股份制形式組成的集體經濟組織都是私有制的產物，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解放初期，城市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實行公私合營，對資本家的財產也是給股息的，文革以后才取消。這就是現成的例子。

　　有些人說塘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是以人民公社和目前的華西村、南街村等集體化成功典型為參照物得出的結論。山西代縣何平對建國以來農村出現的各種農業合作組織的性質，有一個分析定位，他認為初級社和高級社屬于民營民辦集體，人民公社屬于民營公辦集體，華西村、南街村屬于新興民營民辦集體，將包產到戶家庭承包體制稱為民營個體經濟。

　　何平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初級社和高級社是在黨和政府引導扶持下成立的組織，但社內生產經營活動農民自己說了算，只要交了公糧納了稅，政府一般干涉不了社內的具體事務。而人民公社就不一樣了，種什么作物，由政府來下達種植計劃，糧食分配，全國執行統一標準，豐收了每人供應360斤，糧食打得再多，農民不能多分一斤。上什么水利工程，公社早給你規劃好了，生產隊和社員不干不行，結果許多地方學大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干了許多花架子政績工程，勞民傷財，把生產隊集體經濟的底子也糟蹋光了。廣大農民沒有生產經營自主權，被捆得死死的，人民公社能夠搞好嗎？

　　華西村、南街村現在是真正的民營集體經濟，村里事務全由村民自己說了算，政府等部門干涉不了。比如政府能隨便往村里下戶安排一個人的工作嗎？可以隨便抽調村里一個勞力、一筆財產嗎？能指揮村里上什么項目，確定其分配方案嗎？不行吧。因此，我說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根本不可能出現華西村、南街村這樣的巨無霸。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并不是人民公社制度的成功。但是應該說這是社會主義農村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功。這是農民組織起來走共同致富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分不清華西村新型民有民營集體體制和人民公社體制的區別，這是秦永利等人認識錯誤的根源。

　　二、塘約是地方政府打造的扶貧政績工程嗎？

　　誰也沒有否認，塘約村2014年遭遇了特大洪水災難，村里的道路、農田沖毀了，房屋倒塌了，政府投資了大量資金進行救災扶持。塘約村黨支部帶領村民窮則思變，逆境求生求發展，依靠黨支部，把村民組織起來，重新走集體經濟道路，結果闖出了一條新路，大干兩三年，村里大變樣，經過記者、作家的宣傳和各級黨政部門的提倡扶持，成為了聞名全國的塘約道路。

　　塘約村究竟得到多少政府救災扶貧資金呢，沒有見到有關部門的權威公開報道。中央黨校徐祥臨教授早期曾對塘約村得到的救災資金有過一種說法，他說，他曾與市縣部門核實過，2014年先后塘約得到救災資金是三千萬，他說這個數據只是一個通常的救濟資金，并不算高。據秦永利說是5530多萬，但紅歌會網站上很快出現了一篇文章，據作者說是與秦永利同行的兩個人，他們說秦永利數據不實。秦永利又說， 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考察組陳雪原 王洪雨的《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塘約道路的成功密碼》一文披露說：“近兩年來，投向塘約村的國家各類扶貧款共計6000多萬”。

　　塘約村究竟得到多少救災資金、扶貧資金，我們都沒有掌握權威數據，期待有關部門公布。但是，我對秦永利兩段說法提出質疑，

　　一是，他說，我概括塘約現象形成之原因： “2014洪災后的塘約村，在貴州省各級黨政的關注下，舉安順市全地區乃至全省之力，從政策、人才、生產資料、資金，招商引資，全方位給與扶持。”秦永利真是少見多怪，一個行政村受到特大自然災害，得到幾千萬救災資金，算得上“舉安順市全地區乃至全省之力”嗎？真能夸大其詞。內蒙古為30%的村莊的農民蓋了新磚瓦房，修了水泥路，建了廣場，上了路燈等十項全覆蓋工程，花了多少錢，也沒有出現一個類似塘約的典型。

　　二是，塘約村近來大搞旅游景觀工程，8月10號至15號一群來自江西的大學生對塘約進行了四天的住戶調查，他們說，據村民透露這是由國家作為扶貧資金投資，政府投資總計7900萬元。學生娃娃，還沒有掌握調查的基本方法，道聽途說得來7900萬，被秦永利這個專業人員如獲至寶，寫進文章里，真是可笑得很。

　　在塘約投資問題我不想過多糾纏，因為我也不掌握可靠數據，就用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李昌平對塘約有一個點評來做結束吧，李昌平說：

　　“塘約村受了大災大難之后，政府給了人均4萬多的投入，在戰勝災害的同時，創造了《塘約道路》。災后重建政府投入人均4萬元，多嗎？真不多！小崗村政府每人投入了多少？汶川地震每村每人給了多少？精準扶貧平均一個貧困者政府給多少？產出了什么精神？什么經驗？我挺塘約精神，我相信塘約精神一定能走出塘約道路！”

　　塘約所以走出塘約道路，主要在于其內生動力，看不到這一點，就理解不了塘約道路。塘約是自己先組織起來，利用了政府扶持普惠救災資金，先搞了起來，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然后才受到當地領導和記者作家的重視，宣傳出去的，這是一個雞與蛋的關系，是一個前因后果的關系，有些人別有用心，硬要把塘約說成是當地政府投重金打造的扶貧樣板，是站不住腳的。小崗村得到多少扶貧資金，那是上下極力打造的典型，卻稀泥摸不上墻。就是一個最好的反證。

　　三、推廣塘約道路的意義和價值

　　推廣塘約道路的意義在于：

　　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小崗村的神話已經破滅，農村出現了勞動力大量流失，農田大片撂荒的現象，家庭小農生產難以實現規?；s化種植，科學技術進入農業生產不順暢、農業生產實現不了現代化，我國糧食已經實現不了基本自給的戰略目標，農業生產已經處于危險境地。農村出現了大批貧困戶，而扶貧工作因為農村組織處于半癱瘓的狀態，沒有組織的農民一盤散沙，找不到工作抓手，工作起來特別費勁，而且難見成效，難以鞏固扶貧成果。

　　有些人妄圖推行農村土地私有化，讓農民流離失所，使他們失去土地這一塊最后的財產保障，使其死無葬身之地，徹底消滅農村中的社會主義痕跡，這激起了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的強烈抵制。農民群眾中走集體化道路的呼聲四起。

　　采用華西村、南街村等集體經濟模式已經喪失了歷史實施條件，難以復制推廣。因為，今天的農民已經不是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了，他們之間已經有了千差萬別的差距，多數村民已經脫離農村好多年了，有的在城里扎下了根，有了另外的謀生職業，已經不可能將村民收攏回村里創業干事了。過去土地在農業生產力構成中所占比重極大，而今農業機械化和新型農業設施在農業生產力的構成中比重顯著上升了。二輪土地承包11年到期后，政府是可以下文將承包地收回集體經營，但是政府不可能將農戶手中的農機等生產工具也收回吧？有的農民家有拖拉機、農用車等全套農具，有的兩手空空，他們又回到一個集體經營組織，你不可能讓帶回農機生產工具的人和無資產的人以同等的資格參與收入分配吧？因此說，如今華西村、南街村已經難以復制，已經難以推廣了。近三十年來，再沒有出現類似華西村的典型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秦永利說，“就有陜西的陽山莊，南京的西湖李村等先后發展起來的所謂的“復制”品。走南街村道路的諸多村莊，雖然是難產，但畢竟還是有結果的，你智廣俊是近視，還是老花呢?”

　　就算我孤聞寡陋，不知有陽山莊、西湖李村這樣學華西村的典型，但你能否認了學華西村取得成效的典型寥若晨星這個整體事實嗎？

　　而塘約是在土地等7項產權重新確權后又以股份制的形式重新組織起來的集體組織，而且經營方式靈活，農民在合作社干活是以打工者身份自愿進入的，想去外地打工順便自由。合作社的利潤分配村民又以股東身份來參與的。這種新型股份混合集體經濟組織，各地很容易學，也很容易推廣。這就是說塘約道路是新農村建設的方向的理由和根據。

　　農民只有重新組織起來，農業規?；洜I才會變成現實，實現農業現代化就有了希望。有了合作社這個組織，才能更好地與政府支農資金、科技服務、金融服務等政府公益服務實現有效的對接，政府在農村的扶貧工作和農村治理工作才有了得力抓手。農村才會有活力，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才不會是一句空話。這就是各地學習塘約道路的動力所在。

　　秦永利口口聲聲說要走華西村南街村道路，那你大力宣傳推廣華西村、南街村的典型好了，我樂見其成。我也對華西村、南街村、大寨等堅持集體經營取得了顯赫成就的先進典型，充滿了敬意，由衷地擁護?？墒?，塘約畢竟是一種新型的集體經濟組織形式，是一種社會主義道路的嘗試，大家理應關心愛護才對。如今社會上鼓吹農村土地私有化的論調喧囂塵上，你把精力用在反對私有化方面多么好，死咬住塘約這個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新型經濟經濟組織不放有意義嗎？你的心胸怎么能如此狹窄呢？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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