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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認為，日本右翼勢力死灰復燃且日趨猖獗的主要歷史原因，是戰后對日本實行單獨占領的美國出于自身戰略考慮保留天皇體制、包庇大批戰犯等，使之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且具備繼續存在的政治基礎。無疑，美國是罪魁禍首。但同時，國民政府在處理戰后問題上鑄成的一系列錯誤，也助了其“一臂之力”。

對待日本戰后處理問題，國民政府以“反共優先”為原則，主張所謂“以德報怨”、“不念舊惡”、“與人為善”，宣稱:中國的基本政策，不主張采取狹隘的報復主義，但此亦非姑息……在軍事方面，對日處置必須以嚴，使不能重整軍備再圖侵略;在政治方面，中國則主張寬大，“至于日本賠償問題，則應一本正義與公道之要求以從事解決”。但實際上對日政策是為國內獨裁反共政策服務的，蔣介石就講過:為了亞洲安定，不能不避免有使日本益趨貧弱的舉措，俾日本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反共國家。在該政策指導下，國民政府在嚴懲日本戰犯、軍事占領日本、戰事賠償、決定戰后日本國家制度和領土問題、對日和約等問題上嚴重損害中國的民族利益，相反促成了右翼勢力。

日本發出訖降照會后，8月11日，蔣介石下達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區的抗日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二是要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勿稍松懈”;三是要偽軍“切實維持地方治安”，不準向人民軍隊投降。這理所當然地遭到堅持敵后抗戰牽制住大部分侵華日軍和偽軍，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黨正面戰場作戰，并成為抗日戰爭的主力軍的中國共產黨方面的拒絕。8月12日，朱德、彭德懷致電蔣介石，拒絕其“就地駐防待命”，不準受降的命令，并指出命令“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國的漢奸們”。8月15日，朱德總司令命令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向其所部下令投降，并在向美、英、蘇三國政府致送的說帖中指出:中國解放區淪陷區人民武裝有權根據《波茨坦公告》條款及盟國規定之受降辦法接受被我軍包圍之日偽軍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參加同盟國接受日軍投降和處理敵國投降的工作。

到日本廣播投降詔書后，日軍已面臨瓦解狀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都在敵后日軍駐守的各大城市及交通要道邊，完全可能出現成片日軍向抗日人民武裝交械投降的情況，中國各大城市也會變成解放區，這是蔣介石萬萬不能容忍的。而遠離日占區的國民黨軍隊短時間內難以趕到，如無日軍的配合無法由國民黨來受降，所以蔣為了一己統治之私利，不惜與民族的公敵相勾結。8月15日，蔣介石發表“以德報怨”的講話，就是要爭取日本侵略者合作。在同一天，還命令岡村寧次“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命令。軍事行動停止后，日軍可暫保有其武裝及裝備，保持現有態勢，并維持所在地之秩序和交通，聽候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之命令”。23日又通知岡村寧次“中國境內之非法武裝如擅自向日軍追求收繳武器，在蔣委員長或何總司令指定之國軍接收前為股匪所占領，日軍應負責任，并應由日軍將其收復再交還我接受部隊”。與中國共產黨多年以來的抗日態度及其義正嚴詞相比，蔣介石一貫的曖昧態度及“以德報怨”講話顯然對日本要有利得多，所以自然傾向于靠攏后者，相互勾結排斥中共武裝參與受降。

不僅受降安排刻意歧視與排斥中共武裝，而且在舉行受降儀式時也不遵守既定的程序。當時，投降的日軍首腦還是較為老實的，如岡村寧次簽署投降書時連看都沒有看一眼拿起筆來就簽上自己的名字，并說:“仗都打敗了，教我怎么簽就怎么簽。”可做慣了奴才的何應欽已不知道挺直腰桿做主人了。按規定日本軍人應佩帶軍刀出席，并當場解下象征軍權的軍刀，深度鞠躬后雙手奉上以示交出武器和正式投降，可該司令考慮到這樣日本軍人未免太掉架子，竟然同意日本將領不佩帶軍刀出席投降儀式，免了這道最具有象征意義的程序。在岡村呈遞投降書時，何應欽竟然還抬身還禮。這種“中國特色”不僅僅喪失的是戰勝國的威嚴，更重要的是在開始清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第一個重要關口，就讓其較為輕松體面地混過去了。可能這些沒有受到侮辱和懲罰的侵略者都認為，這么一個非常嚴肅的開端尚且如此，以后自然也是稀里糊涂。事實證明也是如此。但如果有些場合換作中國共產黨人受降，一定會從中華民族及廣大被侵略被迫害的人民的利益出發，嚴格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處理，斷不會出現種種受降怪象，使之從此開始時時感受那種交出武器投降的一敗涂地，扼制其可能東山再起的哪怕一絲絲希望。

蔣介石還無視同盟國對法西斯戰俘的有關規定，不顧處于貧困的中國人民的悲慘生活和已經歷8年戰爭磨難的國家經濟狀況，故意提高戰俘的待遇。同時，自國際上簽訂戰俘處理條約以來，只要是準備遣返的戰俘就應打亂原有建制，按軍階和軍銜編排部隊。可蔣介石卻批準主持戰俘遣返的何應欽和湯恩伯的建議，把所有日俘按原建制編排和遣返，被稱之為“徒手官兵”，戰俘的具體管理和組織還是由原日軍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和其總部負責。中國沒有一點戰勝國的威風，日俘卻是兇相不減。作為戰犯尚且如此囂張，所以這些軍國主義分子是不會輕易“繳械投降”的。而且在遣返時，按盟軍的規定只準帶15公斤的行李，可湯恩伯主管的上海區的80萬戰俘和日本人返國時，竟允許帶走30公斤的行李，而且規定食品不在此內，除武器之外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帶走，包括從中國搶走的文物書畫、金銀珍寶，國民黨當局主動放棄了最后一次清算日軍戰爭罪行、追回國家和民間財產的機會。

為了利用日軍力量進行反共內戰，國民政府不僅無嚴懲戰犯的積極性，還竭力影響侵華日軍戰爭罪犯的審判，從輕從寬處理，甚至免于追究和無罪釋放。當時按理開列了要引渡以土肥原賢二、坂垣征四郞為首的56名戰犯的名單，但在被美國拒絕后僅引渡了33名，就沒有了下文。也僅審判了包括南京大屠殺的直接指揮者谷壽夫、殺人比賽中的兩名下級軍官等145件死刑和400余件有期徒刑。1947年10月2日，南京政府突然宣布，自當年10月15日起停止對日本戰犯的檢舉。從1945年10月開始遣返第一批日俘、日僑，至1947年7月基本結束，人數達370萬。1949年1月，在中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國民政府急忙將在押的1000余名戰犯全部送歸日本，許多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戰犯因此逃脫了中國人民的正義審判。這使日本侵略軍見到了免遭滅頂之災的希望，竟宣布在未正式舉行投降儀式之前，日軍仍負責維持治安之責，還要對“越軌分子”進行“堅決的討伐”。8月18日，岡村寧次以派遣軍總參謀長小村淺三郎的名義下發命令，要其部下“對國民黨軍隊要積極配合，完全徹底地交出武器、彈藥、軍需品，充實其武力，并以設備、器材、技術人才原保密的工業技術等促其經濟復興，對共產黨則應斷然予以“討伐”。為了能迅速搶占各大城市和主要路線，國民政府與日本侵略者完成了新的勾結。而不少戰犯回國后，不僅未對在華犯下的罪行反悔，反而固守其多年的軍國主義思想，極力否認侵華歷史，敵視中國人民。

其中的岡村寧次是侵略中國歷時最久、罪惡最大的日本戰犯之一，1945年8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政府公布的日本戰犯名單中，岡村被列為首要戰犯。但是，蔣介石卻讓他做秘密軍事顧問，策劃向解放區的進攻。在全國人民的憤怒輿論的壓力下，一直拖到1948年8月23日，才在上海“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被迫對岡村進行第一次“審判”，于1949年1月26日第二次審判，竟然宣判他“無罪釋放”。判決消息一出，全國輿論大嘩，就連自己都認為死刑在所難免的岡村寧次本人也表示太失體統。1月30日，他從上海搭乘美輪回國。中國共產黨曾提出強烈抗議，要求引渡岡村寧次，并以此作為維持國內和平的條件之一。但在第二年，蔣介石即聘請他為臺灣“革命實踐研究會”的高級教官。岡村寧次還受蔣介石之托，在日本組織了曾經全部是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軍骨干(稱白團)赴臺灣，協助其訓練國民黨軍，積蓄“反攻大陸”的武力。這些戰爭販子不受懲罰反受優待的結果，導致日本國內彌漫著“集體無罪意識”，從而使日本多數政要尤其是右翼分子不愿認真反省和悔改戰爭責任，也為后來的復活埋下了伏筆。

更不應該的是放棄戰爭賠款。日寇的14年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損失，中國人民傷亡達3120余萬人，流離失所者達1億人以上，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億美元。1947年10月25日，同盟國聯合提出對日索賠要求，共計540億美元。在賠償比例中，各國分歧很大。中國提出占償40%的謙讓比例，各國不同意，只允許中國占30%，這顯然與中國在戰爭中遭受的巨大物質損失相比極不相符。1947年4月，美國決定將賠償的30%作為先期賠償，預分給中、英、菲、荷等國，中國所得比例最高。從1948年1月至1949年9月中國先后派出22船次運回3. 59萬噸賠償物資，價值2250萬美元。在處理與賠償有關日本掠奪的海外資產問題上，中國的正當要求一再被輕視，中國所得償還的劫物權有限，僅值1800萬美元，絕大多數被劫資產未能追回。

1952年4月28日，日本吉田茂政府與臺灣蔣介石當局簽訂《日本國和中華民國之間的和平條約》(簡稱“日臺條約”)，蔣介石在其中以日本承認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的政府”，這一自欺欺人的虛構代價，而主動完全放棄了日本侵華的戰爭賠款問題。把政黨利益放在第一位，而置民族利益不顧的這種做法，是日本政府至今不愿意承擔侵略戰爭責任和戰爭賠款的一個重要原因。而這筆賠款的保留，也為日本成為戰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打下一定的經濟基礎。隨著日本國力的增強和日美經濟實力的接近，右翼分子也恢復了信心，以至欲望膨脹，大國意識開始滋長，要求承擔與經濟實力相適應的國際責任的愿望變得更加強烈，這種互動也加速了右翼勢力的復活。

歷史證明，“以德報怨”只是蔣介石的一種“戰略籌碼”。如東京大學教授衛藤藩吉指出的，蔣介石的真實目的在于牽制蘇聯和中共，所謂施惠于日本，實乃為戰后與共產黨的國內政治斗爭。寬大政策應有一定的底線，對于一個瘋狂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過于寬大，實質上卻放棄了懲惡揚善的人類普世價值觀，也失去了中國人民伸張正義與浩然正氣的民族精神。對許多日本戰犯的無罪釋放和放棄戰爭賠款，完全違背了國際公約與人類正義原則，以至造成正義與邪惡不分。這樣過度地“以德報怨”，使日本從中國的國共內戰和戰后的“冷戰”格局中漁取重利的同時，也致使戰后日本不承認侵略責任與罪行，一定程度上為軍國主義思想和右翼分子提供了保護。

在軍事占領問題上，國民政府原準備以青年軍三個師編為日本派遣軍參加占領日本。1946年3月，正式決定在6月派15000人前往日本，但到6月臨出發之際，蔣介石下令中止派遣，表面理由是阻止蘇聯派兵占領日本，實際上是為7月發動全面內戰做準備，只在5月派出駐日代表團參加對日戰后處理問題，參加日本戰艦分配得到23艘。李幺傻說。這就造成了美軍單獨進駐，客觀上把日本推向了美軍。而美國實施亞太戰略，就要借助日本鉗制中國，從而造成了今天美軍放縱日本、任由其開歷史倒車的亂象。如果當初中國軍隊也進駐了日本，盡管后來也會置于美軍主導下，不敢說對局面造成多大程度的影響，但至少日本右翼勢力會有所顧及。因為戰勝國軍隊的占領不僅是一種威懾，而且還是一種侮辱和警醒，作為手下敗將的軍國主義分子不得不低頭做人，就不會像今天滑得這遠。

戰后，中國革命勝利已成排山倒海之勢。美國對日政策也因此從1947年年中以前的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改為對日本采取扶植政策，把它納入遠東對社會主義陣營冷戰的體系之中。遠東占領軍總部開始加緊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如釋放戰爭罪犯，允許獨占財閥、法西斯團體、右翼地方勢力的存在；支持日本政府鎮壓日本人民中的民主運動，減少和取消日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損失的賠償(如1948年，美國德萊柏計劃的賠償數比1946計劃判定的賠償數減少85% )，有意識地保有日本的部分軍事工業。特別是二戰結束僅僅幾年之后，美國又公然違反日本和平憲法中禁止日本擁有陸、海、空軍的條款，以自衛隊名義成立了7. 5萬人的軍事部隊，并保留了一部分以前日本侵略軍隊中的骨干分子。美國對遠東特別是對日政策的轉變，是在遠東為對付中國革勝利進行積極的準備。對這一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從與中國人民對抗，能夠繼續維持殘存下去出發，置民族利益顧，馬上隨之轉變，放棄前幾年執行的與日本爭奪遠東“反共堡壘”地位的政策，而日益與美國的扶日政策相協調。

1947年8月1日，國民政府通過原則上開放對日貿易的決議，向日本提供大量工業原料，幫助日本工業“復興”，并決定旨以向日本工業品開放中國市場。1948年5月20日，蔣介石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要求各國承認中國在對日和約中擁有“特殊地位”。21日又發表所謂呼吁各國對日政策要合理寬大的講話，實際上是要求各國和美國的政策保持一致。對美國公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政策，飽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中國人民馬上表示反對。1948年夏秋兩季，中國許多大中城市的學生、市民都舉行了反對美國扶植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的集會、游行、示威等愛國運動。但是，蔣介石無視中國人民的意愿，完全從本階級和集團的私利出發，派國民政府重要成員張群訪日。張群在日本到處活動，制造輿論，稱戰后日本已經具備了和平民主的規模，吹捧麥克阿瑟，散布中日應“合作與援助”，企圖依靠中、美、日三國聯合延緩在中國大陸失敗的趨勢。但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這樣做也變相地把軍國主義分子推上了復活的快車道。

在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轉折點，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權執行“反共優先”政策，以“蠢豬式的仁義道德”對日本無原則地讓步，以便阻止中共搶占各戰略要地，接收日本大量的武器裝備物資，與其保持長遠的友好關系，且在戰后國家制度、戰后日本領土問題等均無統一有力的政策，而任由美國一手操縱處理。這些使罪行得不到懲治，侵略得不到譴責，暴行得不到批判，正義得不到宣揚的媚日行為，也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潮復活、篡改侵華歷史提供了條件。

    （作者：周云波，系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區人武部政治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