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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的基本邏輯是：如果一個人想得到幸福，他（或她）必須首先使別人幸福。.......市場的這一邏輯把個人對財富和幸福的追求轉化為創造財富和推動社會進步的動力。

　　市場不僅是一只看不見的手，而且還是一只隱形的眼睛。看不見的手指引人們做正確的事情，隱形的眼睛監督人們把事情做好，建立良好的聲譽。正是這只看不見的手和這只隱形的眼睛，使得遠隔千里、素不相識的陌生人之間可以進行分工合作，相互提供服務，從而改善人們的生活，推動人類的進步。

　　私有產權、自由價格、企業、企業家、利潤，這些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和隱形的眼睛得以運行的基本制度安排。正是這些制度安排保證了在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滿足別人的利益成為追求自己幸福的前提，不能干損人利己的事情。”（張維迎：《市場的邏輯》第3-4頁）

 

　　“市場是一個無數經濟個體在不確定的環境下不斷收集、加工分散信息并作出有目的的行動決策的動態過程，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政府對市場過程的人為干預會扭曲價格信號，導致無效率，甚至危機。正是不確定性和不完全信息使得自由市場不僅是必須的，而且是惟一有效率的體制。”（同上第7頁）

 

　　“為什么市場要遵循這樣的邏輯呢？這需要回到更基本的問題：自由和產權。在市場中，沒有人能夠強制他人買什么，只有這個人愿意，他才會出這個價格，而他愿意支付的價格不會多于他所得到的產品或服務的價值。所以，自由是第一位的，沒有自由，市場不可能運行。甚至可以說，自由和市場是同一硬幣的兩面。而自由的保障，就是對產權制度的尊重。這個產權制度包括物質的，也包括人權的、知識的產權。如果，每個人的權利、每個人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那么任何人都只有通過使別人變得更幸福，才能使自己獲得幸福。”（同上第13頁）

 

　　“利潤就是責任。也就是說，你要多賺錢，一定意味著你要承擔更多的責任。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擔責任，決定你的企業能做多大，你能夠賺多大的錢。”（同上第19頁）

 

　　“企業家是創造財富的主體。”（同上第24頁）

　　總之，張維迎的市場，就是“神”，——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說，要有什么，于是什么就都有了。張維迎的市場何嘗不是這樣？

　　因為在張維迎看來：市場默默地安排了人類社會福利增長的最妙不可言的“自然秩序”，企業家只要將自己的“責任”輸入進這妙不可言的“自然秩序”里，就會“通過使別人幸福，自己也變得了幸福”——企業家得到了他追求的利潤，企業家的雇工得到了他的工資，一切看上去“十全十美，好極了”！

　　張維迎的市場豈止只是這樣，張維迎的市場分明還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的“萬能神”：這只“隱形的眼睛”，不用任何其它監督，只憑自己的“眼睛”，就能把“事情做好”；張維迎的市場還不止是這樣，張維迎的市場的力量，分明比神的力量還要高、還要大：神的伊甸園里還種著生命樹和知善惡樹，張維迎的市場，哪里還容得下“知善惡樹”的存在呢？

　　因此，張維迎的市場不僅是市場神，而且是遠遠高出神的力量的市場神。

　　但是，這是真實世界的市場嗎？

　　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為什么不是？請看事實。

　　一、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販賣的是西方經濟學的童話

　　張維迎為了推行他的“市場的邏輯”，構建了一個“通過使別人幸福，自己也變得幸福”的市場神話。而這個市場神話不過是對亞當.斯密“自由放任”理論的翻譯，或者更直白地說，張維迎的市場邏輯，沒有一個是自己的市場邏輯，不過是照抄照搬他的祖師爺之一的弗里德曼的市場的邏輯罷了。

　　對于弗里德曼的市場邏輯，臺灣經濟學家高希均教授的描述，應當是經典：

　　“在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弗里德曼教授的邏輯中，政府的管制要減少到最低，人民誘因要發揮到最高；市場上充滿了競爭，當然沒有聯合壟斷。消費者有充分的情報，當然可以做明智的選擇。賺錢的廠商應任其不斷的擴展，虧本的事業應任其倒閉。政府預算不宜有赤字，貨幣供應量應當受到穩定的控制。窮人申請救濟金時就給他們現金，富人創造財富時就給他們減稅。人員資金與貨物可以在國內外自由地流動，沒有本國的干預，也沒有他國的限制。在公平的競爭下，效率比公平更重要；自由比平等更可貴。人人為了自己，結果反而是利人。人如果一心為了利他，結果反而是兩邊落空。”（高希均：《經濟學的世界》）

　　看來，張維迎的祖師爺們早就描述了一幅美輪美奐、奇妙無比的市場天堂。張維迎的市場邏輯，不過是對他的祖師爺們的市場邏輯的蹩腳模仿。然而，由于這幅天堂圖畫美得過于離奇，連高希均教授都不太敢相信。以至他說：弗里德曼“心目中的這個理想世界變成了人間的天堂，又有誰不向往？問題是到天堂的現實之路何其坎坷而遙遠”！

　　“到天堂的現實之路何其坎坷而遙遠”，高希均教授本來就是西方經濟學種的一員，因而他認為盡管通天的“現實之路”“坎坷而遙遠”，但終究還有這么一條路通向天堂。

　　但是，正像“通天塔”存在于《圣經》中一樣，真實世界的市場天堂只是存在于弗里德曼和張維迎們的想象之中。

　　因為真實世界的市場并不是如此精巧的市場“永動機”。

　　可是，西方經濟學通過張維迎和張維迎們，向我們灌輸的正是這樣精巧的市場“永動機”。

　　例如，受到中國一部分人熱烈追捧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描繪的就是這樣一部精巧的市場“永動機”：

　　在理想的市場制度中，供給和需求通過價格漲落機制得到靈活調節和自動平衡。

　　在供給不足時，商品價格上漲，高利潤通過價格信號刺激投資者，促使其資源、勞力、技術轉入短缺部門，于是供給增多，需求得到滿足。

　　當供給超過需求時，商品價格下跌，低利潤及價格信號促使低效益的投資者轉移資源、勞力和技術，減少生產，于是供求得到平衡。

　　在供給得到滿足的過程中，市場充滿競爭，優勝劣汰，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資者，自然調整產業結構，從而保持生產的高效率。

　　因此，在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調整下，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自動得到調整和運轉，資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遠不會有長期的生產過剩和供給不足的問題發生。

　　但是，這只是一個美麗的經濟學童話，因為供給與需求的矛盾，實際就在薩繆爾森描繪的精巧的市場“永動機”中了——在薩繆爾森看來，無論供給不足，還是供給超過，發生的資源、勞力、技術的轉移，好像是沒有成本和不受時間、空間限制的事情；實際上，地球人都知道，這種資源、勞力和技術的轉移是有巨大的成本的，并且是嚴重受到時間和空間的制約的。解決的辦法，不是發生經濟危機，就是轉嫁經濟危機。發生經濟危機，必然是停車、限產和破產，摔傷的既是“企業家”——資本家，更是整個社會的經濟。轉嫁經濟危機，就必然向落后國家傾銷商品，轉移落后產能，這就必須要有強大的企業實力和強大的國家能力；并且這樣一來，又與西方經濟學鼓吹的“理想市場”根本相悖。雖然這與西方的產業轉移的現實相符合，但這只是西方強者的游戲。如果落后國家和地區照單抓藥，吃下去不僅是肚子痛，更可能是要命的。

　　對此，德國歷史學派經濟學家李斯特曽經有過揭露：

　　“斯密的理論認為，哪里的貨物最便宜，就應當到哪里去買。至于本國工業由于外貿輸入一敗涂地，在它看來是無關重要的。”“法國的消費者固然在幾年內以較低價格獲得生活所需的紡織品，但法國的紡織業卻因此一敗涂地。幾百萬紡織業者由于失業而淪入乞討生涯。”（李斯特：《論政治經濟學的國民經濟體系》第129頁）

　　當然，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原理揭示得最科學的是馬克思。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就孕育在簡單商品的生產和流通中。這個簡單商品的生產和流通，就已經包含了發生經濟危機的兩種可能性。

　　“危機的第一種形式是商品形態變化本身，即買和賣的分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II> 第576頁）

　　“危機的第二種形式是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這里貨幣在兩個不同的、彼此分開的時刻執行兩種不同的職能。”（同上第582頁）

　　對于危機的第一種形式，馬克思指出：

　　“危機的最抽象的形式（因而危機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態變化本身。在商品的形態變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統一中的交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矛盾以及商品和貨幣的矛盾，僅僅作為展開的運動存在。”（同上第581-582頁）

　　因此，“這個形式包含著危機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著這樣的可能性：相互聯系和不可分離的因素彼此脫離，因此它們的統一要通過強制方法實現，它們的相互聯系要通過強加在它們彼此獨立性上的暴力來完成。”（同上第581頁）

　　危機就是生產過程中已經彼此獨立的兩個階段的強制性統一。
 

　　關于第二種危機形式，馬克思指出：

　　“貨幣在兩個不同的時刻分別起價值尺度和價值實現的作用，——危機的可能性就包含在這兩個時刻的分離中。”（同上第587頁）

　　因為“如果價值在這兩個時刻之間有了變動，如果商品在它賣出的時刻的價值低于它以前在貨幣執行價值尺度職能，因而也執行相互債務尺度的職能的時刻的價值，那末，用出賣商品的進款就不能清償債務。因而，再往上推，以這筆債務為轉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結算。即使商品的價值沒有變動，只要商品在一定時期內不能賣出，單單由于這一筆債務，貨幣就不能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因為貨幣必須在一定的、事先規定的期限內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但是，因為同一筆貨幣是對一系列的相互交易和債務執行這種職能，所以無力支付的情況就不止在一點上而是在許多點上出現，由此就發生危機。”（同上）

　　馬克思更是精確地揭示了資本主義發生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在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危機的最深刻、最隱秘的原因。生產的社會化要求生產資料歸社會占有，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服從于整個社會的需要，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使得社會生產服從于資本家追求剩余價值的狹隘利益。資本的整個積累過程，一方面是資本家無限擴大自己的資本，另一方面是占人口絕對大多數的工人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對縮小。這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使得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同廣大勞動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水平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化，而經濟危機正是這種矛盾的猛烈破壞性的表現。

　　因而，“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生產卻不顧這種情況，力求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資本論》第三卷第548頁）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還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市場相對狹小的矛盾。

　　“資本主義生產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盡可能多的剩余勞動，……因此，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本質中就包含著不顧市場的限制而生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 第596頁）

　　“市場的不斷擴大可能很快被生產超過，因而擴大了的市場現在表現為一個界限，正如原來比較狹窄的市場曾經表現為一個界限一樣。”（同上第599頁）

　　因而一個擴大同另一個擴大就可能不相適應，市場的狹小束縛和制約了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增長，兩者的矛盾日益激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爆發。

　　因此，西方經濟學本質上就是神學。如果說，古典經濟學因為有價值、勞動價值論等科學因素因而有可取之處的話，那么，連古典經濟學最后那根科學的刺也被西方庸俗經濟學拔掉后根本就成了為資產階級辯護的意識形態。

　　這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跋中所指出的，“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爭斗，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

　　這也是西方經濟學為什么得到國內外資本集團歡呼的根本原因，這同時說明了西方經濟學家和經濟傳教士們為什么要這樣賣力吆喝的根本原因。

　　因此，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不過販賣的是西方經濟學的陳年舊貨。雖然張維迎只不過是販賣西方舊貨的二道販子，但切實不能低估張維迎這些二道販子的作用。張維迎這些二道販子，深知人的思維會被控制、會被洗腦。因此，他們總是將戈培爾的名言“謊言重復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作為行動的準則，不停地向中國人灌輸著“市場的邏輯”，從而使部分中國人成了市場的奴隸。這一點，張維迎們是部分地成功了，這從他們對他們的改革成果的歡呼看得出來；但他們又沒有完全成功，這又從他們對改革的抱怨看得出來。

　　二、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給資本家階級的投名狀

　　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描寫了一幅社會和諧圖。在這幅市場和諧圖里，由于市場是通過使別人幸福，從而使自己幸福，因而在人-我關系中，四季少了夏秋冬、地球少了寒暑熱，個人是那么的幸福，社會是那么的和諧。創造這一切的是市場先天地產生出來的一個所謂的“企業家”群體。其實，張維迎在這里所說的“企業家”，并非是那些作為資本主義企業的高級雇傭人員的經營管理專家。因為人所共知，企業經營管理者本質上是依附性的，從來就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也不是企業的真正主人。張維迎玩弄偷換概念之技巧，用“企業家”一詞作為他所想表達的“你有多大的能力承擔責任，決定你的企業能做多大，你能夠賺多大的錢”的“企業主”的代名詞，從而刻意回避了“資本家”一詞。

　　其實，他所說的“企業家”就是“企業主”，即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工廠主”，也就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真正主人——資本家。張維迎是把資本家視為市場給予人類的恩賜，讓全體社會成員要像迷信上帝一樣，迷信市場；要像熱愛上帝一樣，熱愛資本家。他的“市場的邏輯”，就是資本的邏輯，是張維迎給資本家階級的不折不扣的投名狀。

　　（一）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對資本家集團的邀功取寵

　　在張維迎的嘴里，美稱為“企業家”的“企業主”——資本家是這個世界的“造物主”，財富的創造不是靠勞動者的勞動，而只有資本家才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才是“市場過程的主要驅動力量”。但，這并不是社會的真實，只不過是張維迎對資本家階級的獻媚。

　　我們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先天差別，但是，在哲學家和掏糞工之間的差別，卻比家狗與獵狗之間的差別還要小。造成人與人之間經濟、社會地位巨大差別的并不主要是人的先天差別，而是后天的社會分工。張維迎與張維迎的父母的先天差別決非有巨大差別，而張維迎之所以成為了庸俗經濟學家、他的父母卻是勞苦大眾，并不是張維迎天生具有庸俗經濟學家的才能，而是因為社會需要使他成為了庸俗經濟學家；任志強與任志強的父母的先天差別決非是“巨大”差別，而任志強之所以成為了資本家他的父母卻是工薪階層，并不是任志強天生就有資本家的才能，而是社會使他成為了資本家；仇和與他的父母的先天差別決非是“巨大”差別，仇和之所以成為資本的開路先鋒而他的父母卻不是，并不是仇和天生就是資本的開路先鋒，是因為社會需要使仇和成為了資本的開路先鋒。

　　資本家之所以成為資本家，工人之所以成為工人，是因為社會分工，而且是不合理的舊式社會分工。正因為這種不合理的舊式社會分工，才導致了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差別。

　　“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正像在封建時代，戰爭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權力是地產的屬性一樣。”（馬克思語）

　　這說明，資本家之所以成為“企業家”，與其自身的經營能力沒有什么關系。

　　“對科學或物質財富的‘資本主義的’占有和‘個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尤爾博士本人曾哀嘆他的親愛的、使用機器的工廠主們對力學一竅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說英國的化學工廠主們對化學驚人地無知。”（馬克思語）

　　同樣地，對經營知識的“資本主義的”占有和“個人的”占有也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能夠指揮企業獲得利潤，不具有企業家才能的人也能夠指揮企業獲得一定的利潤，這是因為企業的利潤來自工人的剩余勞動，而所謂的資本家的經營才能，無外乎是能夠更多地榨取本企業工人的剩余勞動，或者能夠用欺詐等手段將其它企業的工人的剩余勞動從他們的資本家手中瓜分過來而已。 

　　因此，資本家不過是資本的人格化，他唯一的目標就是從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他決不是慈善家；資本家就是成為慈善家，也是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

　　因此，將戴上“企業家”桂冠的企業主——資本家，說成是創造財富的主體，是對社會財富創造的地地道道的歪曲，是對資本家利益集團的公然獻媚，是投給資產階級的投名狀。

　　（二）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對勞工的奴役

　　張維迎為我們描繪了市場條件下資本家和雇工關系的幸福圖：“如果你想持續當老板，你的員工不幸福，你就不可能幸福，同樣，老板不幸福，員工也不可能幸福。所以，市場經濟是讓每個人追求幸福的沖動，變成創造財富、為他人創造價值的體制。”（《市場的邏輯》第13頁）

　　但是，這是公然的撒謊和欺騙，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恰恰是對勞工的奴役。

　　資本家要想進行他的資本主義生產，他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找到這樣一種特殊商品：它既能為自己創造價值，又能為資本家創造剩余價值，按照張維迎的說法，是創造財富。資本家還真的找到了這種特殊的商品，這就是勞動力——工人。資本家找到這種特殊的商品的時候，資本家與工人是對等地談判達成協議的。無論是每月付給工人3000元工資，還是付給工人4000元工資，都是你情我愿，沒有什么強迫和不自由。可是，工人創造的價值，每個月不是3000元，或者是4000元，而是8000元，10000元，或者更多。那些多余的價值哪里去了？進了資本家的腰包了。這正是資本家發笑而工人發愁的原因。

　　對此，馬克思早就做了深刻而生動的揭露：

　　“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自由！因為商品例如勞動力的買和賣者，只取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們是作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締結的。契約是他們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現的最后結果。平等！因為他們彼此只是作為商品所有者發生關系，用等價物換等價物。所有權！因為他們都只支配自己的東西。邊沁！因為雙方都只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并發生關系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特殊利益，是他們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人人只顧自己，誰也不顧別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預定的和諧下，或者說，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著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體有利的事業。

　　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庸俗的自由貿易論者用來判斷資本家和雇傭勞動的社會的那些觀點、概念和標準就是從這個領域得出的，——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第199-200頁）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憑借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靠犧牲工人的休息、娛樂、學習和發展的時間，而使自己成為不勞動的階級。

　　“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價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范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準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同樣“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程恩富、段學慧：《<資本論>中的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思想闡釋》）

　　雖然，資本主義榨取剩余勞動的方式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變化，——在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以榨取絕對剩余價值為主要方式，絕對延長工作日從而延長剩余勞動時間的剝削方式會遭到工人的反對。于是，通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獲得相對剩余價值成為剝削的主要途徑。隨著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工作日不斷縮短，工人用于自由發展的時間也會增多，但工人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了自己被奴役的命運。

　　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就比較充分地展現了資本對工人掠奪和奴役的一幕。

　　由于砸碎了社會主義的“鐵飯碗”，于是便有了血汗工廠、有了黑煤窯、黑磚窯，有了開胸驗肺，有了富士康的工人“十三連跳”，有了鄧玉嬌和劉漢黃，有了億萬打工仔的顛沛流離，有了資本家的安寧、舒適、享樂和幸福也有了打工仔的十小時、十二小時、十四小時的加班加點。

　　即使是在神圣的教育殿堂，我們也會時常看到資本對員工的壓榨。蘭州大學文學院患癌女教授在生命最需要關懷的時候，卻被資本家老板無情地開除；當她的母親哀求資本家老板不要解雇她女兒時，我們可愛的資本家老板卻冷酷地回答道:“不要給我哭，我見多了”！——這些資本家寄生蟲們是依靠怎樣的企業家的“責任”、巧取豪奪到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財富？500個富豪是靠怎樣的“公平機制”獲得一年中2.77億農民工的三年才能得到的工資總和？

　　事實上，我們的打工仔們，對于資本家的認識，并不比一些專家、學者們差，自然，比張維迎們理解得不知好多少倍。

　　這是我親歷的一件事。

　　四年前，妻子因故住院，臨床的鄧姓小伙子陪護她的母親。一來二去，我們就成了朋友。

　　我說，你這么年輕，在哪里工作啊？

　　小鄧說，我初中畢業就外出闖蕩，已經打工十年了，現在在一家臺資小廠打工。

　　“我們老板黑呀，真黑！我們為他創造了那么多的利潤，喊他加點工資硬是不加！”小鄧說。

　　看來，工人之所以將《資本論》看作他們的圣經，就在于揭開了資本主義生產溫情脈脈的面紗，將一個丑惡的資本靈魂暴露了出來，使工人階級不僅看到了自己是一個自發的階級，更是一個自為的階級，他們一定會掙斷自己的鎖鏈，而贏得整個世界。

　　因此，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向勞工階級灌的迷魂湯，是地地道道對勞工階級的掠奪和奴役。

　　（三）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就是讓資本為所欲為

　　別說，張維迎雖然將市場描繪得如此美輪美奐，但在他的筆下，卻并非完美無缺，因為在他看來，市場經濟：

　　“需要政府，政府的基本功能就是保護個人的自由財產安全，政府存在就有職權經濟，但問題是，現在我們的這個比例太大，政府控制的資源太多，政府官員的權力太大，結果是個人自由和財產安全不僅沒得不到有效保護，反而受到嚴重威脅。”（同上第26頁）

　　顯然，在張維迎看來，由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立了資本對勞動的絕對優勢，資本對勞動的統治也就建立了絕對的統治，這一點，由于貼上了“民主、自由”的標簽，毫無疑問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資本主導的民主社會了。但是，由于我國搞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并且，這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由于“政府控制的資源太多”，不僅威脅到資本的“自由和安全”，因此，必須由資本來控制“政府控制的資源。”

        這是明目張膽地主張讓資本為所欲為，明目張膽地主張消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明目張膽地主張中國要建立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張維迎構筑市場經濟的童話、為“市場之神”資本家大唱贊歌的全部意義，就是為了這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