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3日-星期六
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資本的邏輯”——是為資本張目的邏輯。但是,他一不小心變成了馬克思的“信徒”——張維迎在他的《市場的邏輯》里,很不情愿地運用起馬克思“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在書的最后,大談起他的“政治的邏輯”來了:
“我認為,中國的改革,可以用一張仿太極圖簡單比擬:一個豎橢圓,中間畫一條S形曲線,分成兩半,從上到下看,先大后小的是經濟改革,先小后大的是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就是這樣一個關系。”“現在中國所處的階段,是經濟改革最重要的方面大體完成,剩下一些技術性、操作性的收尾工作,政治改革又才開了個頭的階段。”(《市場的邏輯》第378頁)
“民主化改革千萬不能變成民粹化、痞子運動。美國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結合得最好的國家,他們政治和法律框架的設計,包括參議院、眾議院、最高法院等,都防止了痞子運動和暴民運動的出現。中國也需要找到好的選舉制度,保證民主和精英治理的結合。”(第379頁)
“政治體制改革,說來說去還是停留在口號上,這就比較麻煩。我認為,應該像探討臺灣模式、香港模式等一樣來討論它。”“未來30年,如果放得遠一點就是2040年,中國改革應該基本完成了。”(第390頁)
當然,在這里,張維迎還有點“猶抱琵琶”。然而,張維迎的底牌其實早就和盤脫出了:
“為此,中國未來30年將重點放在政治改革上,完成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第7頁)
張維迎的政治改革,哪里是改革?分明是赤裸裸的改向——改到資本主義那邊去!
也許有些天真的“民主”的吃瓜群眾會說,資本主義又有什么不好?至少資本主義有民主!
然而,張維迎其實早就說了,當真的有一天張維迎們希望的“民主”到來的時候,“天真的‘民主’的吃瓜群眾”的民主要求,不過是“民粹化、痞子運動”!
總之,在張維迎看來,天下大勢,浩浩蕩蕩,順他則昌,逆他則亡。中國將按照他的改向設計圖走下去,成為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成為資產階級的統治和他的精英的治理,現在的吃瓜群眾、未來獲得了選票的雇傭勞工一不小心會成為“痞子運動和暴民運動”中的一員。
但是,天下大勢,浩浩蕩蕩,不是順他者昌,逆他者亡;而是順勢者昌,逆勢者亡。“勢”——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決定了無產階級的勝利與資產階級的滅亡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資本主義已經是日薄西山,而社會主義又復興到了黎明的前夜。因此,人類社會不是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人類社會必然將前進到社會主義社會。
這是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的。
這也是張維迎很不情愿地運用馬克思的邏輯告訴我們的。
這更是歷史的現實告訴我們的。
一、張維迎做著的還是“歷史的終結”的迷夢
張維迎為中國設計的改向路線圖,是以他的美國夢為藍本的: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美國道路”已臻于完成,中國大陸的政治改革也必須走“美國的道路”,
——“比如說,通過功能團體選舉來逐步過渡,這是保證精英政治和精英治理的一個非常有效的辦法。”(《市場的邏輯》第380頁),通過“功能團體選舉”這樣具體的“民主”步驟,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過渡到美國式的憲政民主,因為“美國可能是民主和精英治理結合得最好的國家。”
因而在張維迎看來,世界歷史已經終結,就終結在美國式的民主制度。美國民主的方向,就是中國未來30年的發展方向。自中國實現美國式的民主之后后,“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再也不會出現更好的制度和更好的民主了。
顯然,張維迎和張維迎們做著的還是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的迷夢。
但是,弗朗西斯.福山的迷夢早就醒了,而張維迎和張維迎們還深陷在弗朗西斯.福山構筑的虛幻的歷史迷夢里。
據中評社2014年8月31日報道,以發表“歷史終結論”名揚天下的弗朗西斯.福山最近語出驚人,他斷言:
“美國政治體系長期以來已經腐朽,因為其傳統的制衡體制已經深度僵化。在尖銳的政治極端化環境下,去集權的體系越來越少地代表多數人的利益,去給利益集團和活動組織過多的代表。”“改變這種腐朽的趨勢,有兩大障礙:第一,是政治上的。許多政治人物認識到這種弊端,但保持現狀符合他們的利益,沒有哪個政黨愿意與利益集團的錢斷交。第二,是意識上的。傳統的解決政府失靈之道是擴大民主參與和提高透明度。但公民既無時間,也無背景,更無意向,糾纏于復雜的公共政策問題,擴大參與只給有組織的利益活動人士以更多的權力。因此,除非發生大的外部震蕩,引發真正的改革,否則,擺脫‘政治腐朽’的趨勢無解。”(《“歷史終結論”者福山語出驚人:美國腐朽中》)
美國的政治如此,那么,美國的社會如何呢?
據趙磊披露,當記者問到弗朗西斯.福山,怎樣消除收入分配兩極分化時,他回答說:
“沒有,我沒有找到任何辦法。因為我認為這在根本上是由技術推動的,是因為 ‘智能機器’有能力代替形式越來越多的人力勞動。傳統的解決辦法是再分配,我認為需要這么做。某種程度上,需要擁有一個社會保障體系,需要保護人民,但從長期來看,這種做法在根本上幫助不大。它將破壞工作的熱忱,而且最終可能無法真正填補其中的一些缺口。經濟學家們常常主張的另外一種解決方法就是更好的教育,但我還是不確定這能真正解決問題。首先,改革教育體系并不是那么容易; 其次,即使教育工作做得再好,我們還是不清楚是不是每個人實際上都能通過訓練而各有所用。”(趙磊:《世界處在巨變的前夜——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觀察維度》)
總之,在弗朗西斯.福山看來,美國政治已經腐朽無解,美國社會問題也是無解,西方在不到30年的時間,就由“歷史的終結”走到了“發生大的外部震蕩,引發真正的改革”的歷史變革的前夜。
但是,當初弗朗西斯.福山拋出的“歷史終結論”本身就不是歷史的真命題,現在的弗朗西斯.福山認識到的美國和西方“除非變革論”才是歷史的真命題。
因為,當年“蘇東波”的倒掉,既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也不是美國和西方的勝利;現在美國和西方的問題,不過是當年美國和西方積累的問題的持續發展罷了。
為什么說當年“蘇東波”的倒掉,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這是因為“蘇東波”的失敗,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失敗,恰恰是這些國家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違背馬克思主義的失敗;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恰恰是這些國家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顛覆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更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巨大成就,證明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證明了社會主義不僅能拯救中國、發展中國,而且證明了人類的前途,在于社會主義。
“蘇東波”的倒掉,最主要的是蘇聯的瓦解和倒掉。
對蘇聯的倒掉,張全景同志有過深刻的分析。他認為,蘇共失敗、蘇聯解體,從根本上來說,問題出在蘇聯共產黨內。主要是五個原因,造成了蘇共失敗、蘇聯解體:
一是虛無黨的歷史,否定黨的領袖。從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葉利欽,一再否定斯大林,一再否定十月革命和蘇共的光榮歷史,直到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否定蘇聯的歷史,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的結果,必然是否定自己,最后走到人亡政息的境地。
二是喪失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在蘇共失敗的過程中,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輿論甚囂塵上,各種報刊、電視、廣播、網絡等媒體以及小說、戲劇、電影等各種文藝團隊,都加入了反蘇大合唱的樂隊。樂隊的總導演就是戈爾巴喬夫。一時間,社會主義、斯大林、列寧被說得一無是處,資本主義成了人間天堂。對于擁護社會主義、馬列主義的力量,極力打壓。結果就是黨內思想嚴重混亂,人民失去共同理想。戈爾巴喬夫1999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國大學研討會上不打自招: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滅共產主義。面對蘇共失敗、蘇聯解體的現狀,他說:“我生活的目的已經達到”。
三是黨的組織喪失了先進性。到蘇共垮臺前夕,大多數蘇共黨組織和和黨員已經是徒有其名。相當多的人入黨不是為了實現黨的綱領和目標奮斗,而是為了自己在仕途上、物質上撈取好處。
四是黨風敗壞、嚴重脫離群眾。戈爾巴喬夫時期黨內腐敗更加嚴重。干部職務越高,特權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達100多處,在這里各種進口的生活用品應有盡有,供高級干部享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親屬的權威,為非作歹,貪污受賄,走私販私。戈爾巴喬夫執行的改革成為新生資產階級的催化劑,大批干部腐敗變質。蘇聯解體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國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來蘇共的干部。
五是嚴重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干部路線。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嚴重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干部路線,任人唯親,親朋故舊、同學老鄉、部屬親信倍受重用,“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幾乎成為普遍現象。敢于講真話,提出批評意見的人受到打擊迫害。因此黨內低級庸俗之風盛行,對領導人只說恭維話、客氣話、官話、套話。黨在選拔干部問題上的政治標準、德才原則,被任人唯親所取代,培植親信、拉幫結派成為合法。(張全景:《五點失敗讓蘇聯亡黨亡國》)
然而,與“蘇東波”倒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取得的震撼世界的驕人成績。這些成績,就連張維迎和張維迎們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承認的,只不過他們承認的是他們的所謂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而我們承認的是堅持社會主義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罷了。但不論怎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成功,有力地證明了社會主義的生命力;有力地證明了“蘇東波”的失敗,不是共產主義的失敗,而是“蘇東波”國家背叛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失敗;有力地證明了,世界歷史并沒有終結;有力地證明了,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是個歷史的偽命題。
為什么說“蘇東波”的倒掉,也不是美國和西方的勝利?因為,當年的美國和西方雖然取得了“冷戰”的勝利,但他們其實自己也深受自己的問題的困擾;當今則更是深陷在了經濟和政治的漩渦中。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概括其實已作了較好的說明。
如果說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概括是較好的說明,那么,美國現任總統在競選總統時的演講,則是對美國現實的一次真實的揭露:
“很多年來,我曾以局內人的身份見證這個政治系統的內幕。我知道華盛頓和華爾街是怎樣運作的,我也知道他們是如何作威作福,蹂躪美國的老百姓。美國的法制已被人踩在腳下。
處于高收入年齡階段(25-54歲)的美國人,近四分之一沒有工作。美國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無人工作養家。4500萬美國人吃不起飯,4700萬美國人生活于貧困之中。
舊城區已被拋棄,許許多多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仍生活在貧困之中。
我們被卷入海外軍事沖突,陷入了永無止境的戰爭。這是贏不了的戰爭,因為這些戰爭的發起者對戰爭根本一無所知,在我們國家,許多偉大的退伍老兵相繼病逝,只因得不到及時的醫療救助。
我們的政治系統已經潰爛了。想要改變美國,我們只能打破腐朽的政治系統。”(特朗普2016年10月22日在葛斯底堡發表的演說)
“我們的政治系統已經潰爛了!”“美國有五分之一的家庭,無人工作養家。4500萬美國人吃不起飯,4700萬美國人生活于貧困之中!”如果我們不看演講的主人,倒像是反美的憤青對美國的控訴!然而,這是美國現任總統的演說,是對美國現實的真實描述!
因此,這些事實告訴我們:美國和西方的政治已經腐朽了、經濟已經衰敗了,社會已經嚴重失衡了,因而美國和西方的道路絕不是人類社會未來的道路。如果人類重復美國和西方“今天的故事”,那么,展現給人類社會的必然不是美國和西方的景象,必然還是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現在的景象。然而,張維迎卻偏要中國“走美國的道路”,這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
但愿張維迎和張維迎們長夢不復醒。
當然,中國必須時刻清醒著: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二、第四次工業革命將打破張維迎們的美國迷夢
時代的鐘點走到今天,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向人類撲面而來。
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聚焦的主題就是“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這次工業革命的技術不同于以往的幾次工業革命。他不再是某一領域,或某幾項技術的突破,而是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的全方位的突破。無論是移動網絡和傳感器,還是納米技術、大腦研究、3D打印技術、材料科學、計算機信息處理……甚至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輔助效用均是此次工業革命涉足的領域,而這樣的組合勢必產生強大的聯動力量。此外,此次工業革命不再是某一個產品或服務的革新,而是整個系統的創新。
我們決不是科技決定論者,也不是生產力決定論者,但就像毛澤東告訴我們的:
“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產力發展了,總是要革命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 第319頁)
就像馬克思指出的:
“蒸汽、電力和自動紡織機甚至是比巴爾貝斯、拉斯拜爾和布朗基諸位公民更危險萬分的革命家。”
因此,以無人交通工具、3D打印、高級機器人、互聯網等為代表的如火如荼、迅猛發展的新工業革命革命,必將對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方面帶來巨大的影響和引起巨大的變化。
就智能機器人來說,他們雖然還沒有人的靈魂和感情,但他們的“手”已經超越了人的手,“腦”也在超越人的大腦。智能“阿爾法狗”不僅在國際象棋上打敗了人類,而且在圍棋上打敗了人類;在股市上炒股的人工智能因效率和業績高于交易員,必定將散戶交易員踢出交易所;智能機器人因比財務人員“任勞任怨”、“聰明能干”且成本低廉,必將消滅整個金融圈:一個機器人已經可以頂替15個財務人員的工作,可以年復一年不間斷地工作,可以使一個公司業務流程在數周內完成自動化升級、內部自主實施,有人預測人工智能將導致上千萬人失業——高盛在紐約總部的美國現金股票交易柜臺2000年雇傭的600名柜臺交易員,現在只有2名留守空房。有人估算,在未來20年,因人工智能的普及,有12%到15%會面臨失業,也許50%的人類都要面臨部分工作或全部工作被取代。
就互聯網技術來說,它實際早已深刻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活。
首先,它深刻地改變了人類的生產和消費關系。隨著互聯網的滲透,生產越來越被消費所主導,以至于產生了一個新名詞:“生產消費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管伊藤穰一說:“在互聯網上,生產者與消費者已經開始融合”。這個將生產與消費合二為一的社會主體無情地向世界宣告:各種各樣以市場為生存平臺的中介,已經或正在成為社會肌體的多余廢物,“產銷合一”的計劃經濟取代“買賣分離”的市場經濟成為了現實的可能。這實際是市場經濟的弄潮兒、互聯網巨頭馬云、劉強東們認定未來屬于計劃經濟的底氣。
其次,它正在改變人類的所有權觀念。當張維迎們陶醉在他們構筑的私有產權的時候,互聯網的普及卻在悄悄使“私產”走向“共享”。百度老板李彥宏認為,“共享經濟就是在建設共產主義”,“共享經濟理念類似于共產主義,企業不需要探討自己能提供什么,都是按需分配,每個人都能進行能力的分享、資本的分享、價值的分享。”今天遍布全國大小城市的網約出租車、共享單車,以及在北京、上海、重慶等城市試水的共享汽車,就是這種“共享經濟”的雛形和初始形態。這意味著,互聯網正在改變著人們的所有權觀念,這個改變的背后實際是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在逐步被生產資料公有制取代。
再次,它正在改變社會結構。弗里德曼曽經有一個觀點,“世界是平的”。但是,那時的世界不可能是平的,現在的世界也不是平的,但是隨著互聯網越來越介入人類社會的生活,社會的政治結構和文化結構,甚至人們的婚姻結構以及與此相應的權力結構正在趨于“去中心化”和扁平化,新的社會結構可能由此而發生嬗變。
上述這些事實表明,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深刻地影響了人類的生活,并且逐步推動所有制形態由“私有產權”向“共有產權”發展,經濟運行機制從“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經濟向“看得見的手”即計劃經濟方向發展。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一步深入,這一發展趨勢必然更加加深。
但根本的問題還不在這里,根本的問題在于: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進一步深化,資本主義的生產必然在其內部將產生它無法解決的“悖論”。
這個“悖論”就是:以智能機器人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能替代得了人的工作和生產,但決然替代不了人的消費和生活。當一個社會的工作和生產越來越被智能機器人替代之后,必然意味著,絕大多數人是世界上“多余的人”。資本家會因采用“物美價廉”的人工智能而“擁有一切”,“多余的人”因人工智能的排擠成為“多余的人”而變得“一無所有”,兩極分化的問題會越來越嚴重。現有的生產關系——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必然形成的生產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矛盾也就越來越尖銳。當“擁有一切”的人,與“一無所有”的人的矛盾不可調和時,必然是“一起捉住,一起絞死”——發生社會革命。至于這種社會革命,是以激烈的、對抗的方式發生,還是以和平的、非對抗的方式發生,拿得取決當時當地的實際狀況,不是我們主觀能夠設想的。
這種社會革命,不可能退回到封建社會,不可能還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內打轉轉。這種社會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會主義。
因此,張維迎向中國推銷美國和西方的資本主義,但人算不如天算——隱含在第四次工業革命背后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必然會打破張維迎和張維迎們的迷夢——美國和西方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難道中國還會走向美國和西方?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際已打破了張維迎的迷夢
張維迎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局面是既愛又恨、愛恨交加的,他歡呼中國的經濟改革幾乎臻于成功,他指責近七、八年來國有企業收購民營企業的改革是開倒車,他痛心疾首中國的政治改革幾乎原地踏步。總之,在他的眼里,中國就是一個經濟上實行資本主義,政治上實行獨裁專制的國家。為此,他念茲在茲要將中國改造成歐美式的憲政民主國家。
我們承認張維迎的愛恨是有理由的。張維迎之所以有“愛”,是因為中國的改革確實曾受到了張維迎們的誤導和干擾。張維迎之所以有“恨”,是因為中國的改革從來就是社會主義的改革而不是改向資本主義“改革”。張維迎之所以對十八大以來的中國共產黨確立的路線、方針、政策特別“恨”——他說,經濟改革是“國進民退”“政治制度改革,說來說去還是停留在口頭上”就是他特別“恨”的具體證據,是因為十八大以來,中國的改革進一步端正了航向,既不走過去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繼續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闊步前進。
是的,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國走的道路是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原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就“特”在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對立統一。
(一)在上層建筑方面,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我們要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憲法理念,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行使國家權力,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共同建設,共同享有,共同發展,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我們要按照憲法確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國家政權體制和活動準則,實行人民代表大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實行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有合理分工又有相互協調,保證國家機關依照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保證國家機關統一有效組織各項事業。我們要根據憲法確立的體制和原則,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關系,正確處理民族關系,正確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我們要適應擴大人民民主、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新要求,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具體地講,就是:
1、進一步強調國家的性質,即國體。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2、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即政體。中國將進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協商制度、民族自治制度。
3、進一步加強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這個經濟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制度。通過發展國有、集體經濟,并采取社會主義“混合所有制”所有制形式,逐步增長公有經濟的比重和控制力。
4、進一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5、進一步增強人民民主權利。將逐步賦予人民群眾管理國家、管理經濟和文化事務、管理社會事務的權利。逐步擴大人民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權利。進一步增強人民的出版、結社、言論、財產等方面的人身權利。在立法和司法的權利方面,將繼續賦予人民參與立法的權利,以體現中國法律的“人民性”;將恢復人民陪審制度,讓人民群眾直接參與司法;將進一步弘揚“楓橋經驗”,加強群眾和地方的自治和自我管理;將進一步加強人民調解和司法調解制度,將大量的“人民內部”的法律問題解決在現場、解決在當地、解決在基層;將進一步規范司法人員的司法權力,以彰顯司法的公平、公開、公正;將逐步恢復司法專門機關與群眾結合的司法制度,以既保證人民群眾的司法權利,又能保證司法的公正性。必然進一步強調和加強民主集中制。在國家制度層面,將繼續加強民主集中制制度建設;在黨內制度方面,將繼續加強民主集中制制度建設;在各地方事務方面,將繼續強調民主集中制制度建設;在各單位事務方面,將繼續強調民主集中制制度的建設;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都將進一步強調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建設。
6、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將對那些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企圖推翻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人民公敵依法打擊,決不會再讓他們肆意詆毀、謾罵。
7、進一步建立和完善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這個法律體系,一要鞏固。建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領導全國人民建立了中國比較完整的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這個成果要鞏固;二是創建。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創立新的法規;三是修改。對那些過時的條文進行修改,以適應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四是廢止。將那些體現資本精神、精英精神的所謂特色法規清除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8、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不能只是法治口號,他必須是深入法紀骨髓的法治精神。否則,必將“法網日密而盜賊日眾”,“依法治國”就是一句空話。
9、適度進行權力制衡和約束。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權力上,明確各自的權力范圍,在此基礎上實行適度的權力制衡和約束,以保證權力的正當行使。
10、建立的法律體系主要是“管官”而不是“治民”。治國就是治“官”,如果官吏一個個寡廉鮮恥,國家自然國將不國。
11、逐步做到“雖有刑錯而不用”。讓全體公民知恥且格,知法、守法,“雖有刑錯而不用”,這是社會主義政治的最高境界。
(二)在經濟基礎方面,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
這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處在主要地位和主要方面的是“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決定》涉及到的我國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對以勞工階級為主體的中國人民有哪些實實在在的現實利益呢?我認為,至少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利益:
一是保存了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家底。100來家“巨無霸”式的國有企業、15萬家左右的國有中小企業,100余萬億的國有經營性資產,至少10年內不再當心國內外壟斷資本的虎視眈眈,為實現中國社會的經濟平等、文化平等、政治平等積攢了必要的所有制本錢,并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是為勞工階級的民生和社會保障提供了一個可靠的、穩定的來源。《決定》明確規定:
“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完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制度,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三是更有利于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對此,英國前倫敦市副市長羅思義先生倒有番真知灼見,這里不妨轉述:
“歸納市場就需要精確研究不同行業的市場形式。簡單來說,三種不同形式的市場需要三種不同的政府關系。
壟斷市場需要政府嚴格控制——因為嘗試規范私人壟斷的國際歷史經驗表明,這從本質上來說是做不到的。從根本上來說,有效控制壟斷有賴于公有制。寡頭壟斷市場需要政府和非公有制企業的合作以及私企和國企的經常竟爭。后者讓國企具有相對不同的優勢權重(固有成本較低是由于國企不需要支付分紅給私人業主,借貸成本較低是由于有政府擔保),私企(所有權和管理之間的聯系更直接)則要經受市場的檢驗。
完美的競爭市場最好是由私企提供,政府的作用應該主要是完善市場競爭(提供更好的市場信息,改善所有企業要利用的基礎設施)和提供所有企業所需的競爭性投入(例如日益提高勞動力教育)。
如果不具體分析這些不同形式的市場,效率最大化就不可能會實現。要想成功實現效率最大化,決定性的第一要素就是要將三中全會代數轉化為算術”。(羅思義:《維持國企主導地位將保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
魯寧先生做的一條數學題對我們很有啟發,他說:
“分析非公資本參股國企可能產生的預期效果,先從做道算術題著手。假定非公資本在某國企內交叉持股20%,完成交叉持股后該國企的總股本為100元,其中國資占比80元,非公資本占比20元,二者差額60元。再假設3年或5年后,該國企因現金流增加20元而得到新的發展,總股本遞增至200元,國資與非公資本所占百分比并未改變,但國資總股本已經遞增至160元,非公資本遞增至40元,二者差額則擴大到120元。如此這般,三中全會所設定的國資‘保值增值’將在‘不露聲色’中悄然實現,提高國資競爭力從抽象變得可以觸摸,這難道不是“混合所有制經濟”隱含的魅力所在?”
“人們不妨設想,一旦非公資本參股國企或參股國資投資項目,國資與非公資本有望從原先的‘對立面’轉身為‘利益共同體’,它一不改變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更不傷及基本經濟制度,而且還對非公資本進行了‘利益捆綁’,可謂一石擊三鳥何樂而不為?可見,‘混合所有制經濟’還是中共新的‘經濟統戰工具’,其鞏固執政基礎的政治智慧,絕對夠得上‘大智慧軟件’級”。(魯寧:《“混合所有制經濟”大有玄機》)
自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堅持,絕不像做一條數學題那么簡單,關鍵是看國有資本的家底和在從此基礎上的保值增值。
我國國有資本——國有企業的家底怎么樣?就在《決定》通過之后的第二年,財政部首次對外公布了我國國有企業“家底”:
“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為104.1萬元,對全國13.6億人而言,人均7.65萬元。
若按當年現價比較,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相當于1952年的4327倍,全國人均國有資產額相當于1952年的1826倍;2013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額相當于1978年的113倍,全國人均國有資產額相當于1978年的80倍。當然,按不變價格計算實際情況要低于上述數據。
進入世界500強企業的中國國有企業數,從1991年1家到2014年的83家。有此前提,中國才能夠用1%的全國實有企業總數,創造34.4%的全國稅收收入、29.4%的全國財政收入,為13.6億人民所分享。”(《國企熱點面對面3》 第18、19頁)
因此,中國的改革雖然發生過讓張維迎和張維迎們彈冠相慶的事,但過去的改革基本讓他們的希望變成了失望,現在的改革更會讓他們的希望變成了失望,未來的改革更是絕對會擊破張維迎和張維迎們的迷夢。因為答案很簡單:雖然現在和未來的改革還會出現反復和曲折,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一定會樹立起自己的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定不移地走下去。
結束語
張維迎雖然發明了“市場的邏輯”,但嚴格地說,這不是他的發明。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實際拾的是孤豚腐鼠的西方經濟學市場原理的牙慧。如果說張維迎有什么發明,不過是發明了一個歷史上并不存在的“市場的邏輯”和“強盜的邏輯”,并強調了對市場的絕對信仰,以為信則靈,不信則不靈。結果有著經濟學家稱號的張維迎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神棍,說得好聽一點,不過是西方經濟學的傳教士。張維迎的職業和身份就是西方經濟學的傳教士。
張維迎販賣的雖然是孤豚腐鼠的西方市場神經濟學,但是,孤豚腐鼠,也是“美味”。只要中國存在資本家集團,張維迎的散發著孤豚腐鼠臭味的“市場的邏輯”,還會有市場,還會有人當作“美味”的。這一狀況將持續到資本經濟被消滅之時。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由于打著學術的旗號,并且趕上了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列車,因而還是有相當的迷惑性的,并且在事實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由于張維迎的極端自私自利——他說的如果有人給他10個億,他會寫出一部“計劃的邏輯”來為“強盜們”唱贊歌就是他極端自私自利的明證——使得他的人格在中國人面前全都破了產。因而張維迎這一頁也就基本翻過去了——因為對于人格破了產的張維迎,必然是“煢煢獨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
張維迎個人的人格雖然破了產,但張維迎們的人格還沒有全部破產;張維迎的思想和和張維迎們的思想,還在發散著孤豚腐鼠的“美味”。對此,我們必須牢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需努力。”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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