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青釗：一評張維迎的市場神邏輯
點擊： 作者：唐青釗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17-05-25 10:55:10
我的書桌上，擺著幾本張維迎的書——《市場的邏輯》、《理念的力量》、《經濟學原理》和《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對張維迎，我作為俗人自然不能免俗，實是“久仰大名，如雷貫耳”。擺著的書，真的還不是擺設，倒是遵了古人的幾分遺訓，焚香而拜讀的。然而，正應了那句“不看（讀）不知道，一看（讀）嚇一跳”的老話，一讀張維迎，竟讓我驚詫莫名——他竟然是遠遠超過他的鼻祖亞當.斯密的人物！說張維迎的鼻祖是亞當.斯密，是因為他自己的認祖歸宗；說張維迎遠遠超過他的鼻祖亞當.斯密，是因為張維迎不僅像亞當.斯密是一位經濟學家中的歷史學家，而且一部中國和世界歷史就是他重新發現和重新改寫的！
不信，請看張維迎的偉大發現：
“人們所有追求幸福的方式，大致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種方式，就是怎么通過使別人不幸福，讓自己變得幸福，比如，偷盜、搶劫、打仗，把別人的財富拿到自己手里邊，然后自己變得幸福，這是強盜邏輯；第二種方式，就是怎么通過使別人幸福，自己也變得幸福，這叫市場的邏輯。
從古到今，人類的歷史就是這兩種邏輯作用的結果。羅馬帝國的邏輯是強盜的邏輯，絲綢之路是市場的邏輯。秦始皇統一中國用的是強盜的邏輯，而歐盟的形成則基于市場的邏輯。人類的進步可以說是用市場的邏輯逐步替代強盜邏輯的過程，因為，強盜的邏輯只是在分配財富，甚至在毀滅財富，只有市場的邏輯才能真正創造財富。在過去200年，人類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就是因為用市場的邏輯代替了強盜的邏輯。雖然現在國家之間仍然有很多強盜的邏輯，但是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人類只有按照市場的邏輯交換，才能共贏，才能不斷改造我們全人類的生活。”（張維迎：《市場的邏輯》第12頁）
這真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可以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從來沒有過的歷史觀和歷史發現！它很可能叫司馬公氣得死去活來，因而與其對薄公堂；更令亨廷頓在閻王面前哭訴：世界明明是“文明的沖突”，怎么就全成了“活雷鋒”——通過使別人幸福，使自己也變得幸福了？至于亞當.斯密，大概是不會認這個不肖之徒了——我不是說過，絕大多數人犧牲了自己的幸福、安寧和自由，怎么在你張維迎那里就全變成了幸福、安寧和自由？
不看不知道，一看還嚇一跳。自以為落泊但不潦倒的我，不但曽經被“強盜的邏輯”奴役過，而且后來又被“市場的邏輯”被幸福過：
“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一個從強盜的邏輯走向市場的邏輯的過程。計劃經濟本質就是強盜的邏輯，一切生產資料歸政府所有，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由政府說了算，人們沒有基本的自由，更沒有創業的自由，政府所制定的‘價格’也不過是政府掠奪和分配財富的工具，與稅賦沒有什么不同。我們中國人歷來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傷害，最后結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改革開放之后逐步走向市場的邏輯，從包產到戶給農民自由，到價格自由化、私人企業的崛起、國有企業民營化的改造，都是逐步走向市場的邏輯的過程。30多年來越來越多的資源、精力與時間轉向為他人創造價值，這樣社會的財富增加了，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同上第21頁）
不看不知道，一看更嚇一跳。偉大如張維迎這樣的經濟學家，人們對他們的學說竟像對待“死狗”一樣，真是可惡極了:
“經濟學這么不受歡迎......”（同上第32頁）
不看不知道，一看還得嚇一跳。指點江山、呼風喚雨并且讓人們頂禮膜拜的經濟學家，竟只有捍衛市場經濟的職責：
“經濟學這么不受歡迎，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社會為什么需要經濟學家？我們為什么要出錢養活這么多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可能有各種答案。我自己的回答是：社會需要經濟學家，一個重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而市場經濟為什么需要捍衛，是因為“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不太喜歡市場經濟”、“由于人們的無知”、“人們的無知很容易被機會主義者利用”。（同上第32頁）
“經濟學這么不受歡迎”！張維迎開口閉口就是“邏輯”，唯有這一句倒有點合乎邏輯；張維迎開口閉口上下幾千年、縱橫幾萬里，唯有這一句倒有點合乎事實！說這句話有點合乎邏輯和事實，是因為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應該是：在一個人人談經濟、個個想發財的時代，人們對那些既能讓國家富強又能使個人富裕的經國濟世的“經濟學”，以及它的創造者、傳播者是翹首以盼、熱烈歡迎的；而對張維迎這樣開口閉口“邏輯”卻講的是神邏輯、開口閉口“歷史”卻講的是神歷史、開口閉口“幸福”卻講的是少數人的幸福，開口閉口財富卻講的是少數人的財富——其實質就是在為豢養他的“既得利益者、特權階層”辯護、立論和鳴鑼開道！——對于這樣的經濟學家，絕大多數人是不歡迎的！
張維迎之所以“不受歡迎”，首先最不受歡迎的就是他的神邏輯：思維邏輯是神的邏輯、歷史邏輯是神的邏輯，至于他的學術，更是神的邏輯。
一、張維迎的思維邏輯是神的邏輯
稍有一點形式邏輯常識的人，都會潛意識地做到自己的觀點能夠自洽，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可是，作為經濟學家兼歷史學家的張維迎，卻很不屑“常識性”的形式邏輯——偏用他發明的神邏輯，使自己的觀點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張維迎認為，一部世界文明史，絕大多數時間是“強盜的邏輯”，只有資本主義200多年來，才將“強盜的邏輯”讓位給“市場的邏輯”；張維迎又認為，“強盜的邏輯”只是“分配財富”甚至是“毀滅財富”，只有“市場的邏輯”才“創造財富”。但是，既然“強盜的邏輯”不創造財富，那“強盜”分配的財富，甚至是毀滅的財富，又是從哪里“創造”出來的？張維迎給出的答案是“絲綢之路”。可是“絲綢之路”不僅與“強盜的邏輯”共興衰，而且也不是中國財富的主流，更不是世界財富的主流，因而以有限的“絲綢之路”“創造的財富”，又哪里經得起幾千年“強盜的邏輯”“分配”和“毀滅”？這無異于說，有一個叫“張維迎”的人，不是具有“強盜的邏輯”的“張維迎”父母的創造——我們這樣說不是侮辱“張維迎”的父母，因為“張維迎”的父母是占中國古代，甚至是近現代大多數的農民！——他們是拿不出很多財富來發展“市場的邏輯”的！張維迎通過錯亂時空、顛倒乾坤，將根本不能對立的事物對立起來，然后臆造一個只“分配”，甚至“毀滅”財富而不“創造”財富；一個卻只“創造財富”，卻又不分配財富，這是哪家的邏輯？這只能說是張維迎神經錯亂的神邏輯。
張維迎認為，人類文明數千年，絕大部分時間是“強盜的邏輯”，因而是“惡”；張維迎又認為，最近200多年來是“市場的邏輯”，因而是“善”；張維迎還認為，“現在國家之間仍然有很多強盜的邏輯”，比如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但由于人們認識到了“市場的邏輯”，因而能避免“惡”。這就奇了、怪了，且不說最近200多年來帝國主義發起的連綿不斷的侵略戰爭，單就張維迎例舉的第二次世界大戰，難道不是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的“強盜的邏輯”？“現在國家之間仍然還有很多強盜的邏輯”難道不是“強盜的邏輯”？
張維迎認為，“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的，但“人對幸福的理解不一樣”，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又有各種各樣的幸福。張維迎又認為，只有“市場的邏輯”才能使人“幸福”，因為“通過使人幸福，自己也變得幸福”；張維迎又唯獨認為，“計劃經濟”這種“強盜的邏輯”由于“個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傷害，最后結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試問，既然人對幸福有各種各樣的理解和追求，如果有一群叫“張維迎”的人，偏要追求集體的幸福并且行動起來實現了集體的幸福，難道他們就不幸福？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則何如？
張維迎認為，市場經濟是自古就有的偉大的經濟制度，因為“絲綢之路”就是“市場的邏輯”；張維迎又認為，經濟學家的責任，就是捍衛偉大的“市場經濟”；張維迎還認為，“經濟學很不受歡迎”。這就奇之怪也，既然“市場經濟制度”如此偉大，人們簞食漿壺、夾道歡迎還來不及，哪里還有那么多“無知的人”？哪里還要你張維迎這樣的經濟學家來捍衛？更哪里容得了你張維迎這樣“不受歡迎”的經濟學家傳播的“經濟學”來為“市場的邏輯”辯護和鼓吹？既然“市場經濟制度”是自古就有的偉大的經濟制度，幾千年來沒有經濟學家也過得好好的，又要你經濟學家干嗎？既然，市場不要你張維迎們的經濟學，你們就是多余的人——一個對于市場多余的人，卻偏要賴著捍衛市場，豈不滑天下之大稽？
張維迎認為，他的職責，就是捍衛市場經濟制度；張維迎又認為，如果有人給他十個億，他可能會寫出一部反市場的著作。（見張維迎的一次訪談）那么，張維迎是贊成市場呢，還是反對市場呢？抑或像張維迎自我標榜的：經濟學家是價值中立，不需要價值判斷的？
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凡此種種，也無處不矛盾，無處不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人們的思維講的是形式邏輯，而你張維迎卻講的是神邏輯——神馬邏輯，你還能不被宣布是“不受歡迎”的人嗎？
二、張維迎的歷史邏輯是神的邏輯
張維迎是作為經濟學家的歷史學家出現的，但是，他的最出名的學術成果，看來不是“經濟學”，而是“歷史學”。這就是他以上那個偉大的歷史發現：一部中國和世界歷史，就是“強盜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的這一偉大發現。
正像得了腦膜炎留有后遺癥的人也能說出接近真理的話來一樣，張維迎的“絲綢之路”是“市場的邏輯”確實接近了部分真理。然而，張維迎只說“絲綢之路”是“市場的邏輯”，證明他的歷史知識也很小兒科。因為在“絲綢之路”很久很久之前——這自然是說書人的口吻——就有過“玉石之路”。這條“玉石之路”就將西域、中亞、西亞、西伯利亞地區與中原地區聯系在了一起。中國上古的商朝之所以名為“商”，據說他們就是一個很會經商的民族建立的國家。因此，中國的商品經濟，——也就是張維迎說的市場經濟——至少在商朝就比較發達了。但是，商品經濟的出現，必須有一個前提即產品有了剩余以后，才會有商品的交換，由此才會形成商品經濟。這就必然引起人們這樣的思考：商品經濟到底是怎樣產生的呢？產生之后商品經濟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所占的地位又是怎樣的呢？
（一）中國奴隸社會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
顯然，商品經濟不是從來就有的。人類社會曽經有過漫長的“美妙”而“素樸”的原始社會。但是，隨著石器，尤其是以青銅器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美妙”而“素樸”的原始社會，被“強盜的邏輯”——產生了農業與畜牧業的人類第一次分工，接著又產生了農業與手工業分工——的奴隸社會打敗了。漫長的奴隸社會，雖然有了商品經濟，但商品經濟正因了社會生產力的制約，從來沒有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占據主導地位的必然是與社會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奴隸主農業自然經濟。
這種奴隸主農業自然經濟，可以從《詩經》中反復出現的描寫農業經濟和農耕生活中窺見一斑。
《詩經.大雅.什民》篇寫道：“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詩經.豳風》更是這樣描寫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獲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筑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
因此，并不是奴隸主階級不喜歡“市場的邏輯”——他們不是不寶愛玉石寶馬，相反，他們太愛了——不然西域、中亞、西亞、西伯利亞地區的玉石寶馬，就不會進入奴隸主階級的宮殿、家室。奴隸主階級之所以要選擇他們厭惡的“強盜的邏輯”——奴隸制的農業自然經濟，是因為他們在那樣的生產力條件下不得不作出這“最優的選擇”：為了他們自己能生活得更好，并且能“瓜瓞綿綿”地永遠美好地生活下去，就不得不從農業中索取每個人都需要的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質等營養物質，就不得不像圈養牲畜一樣圈養活奴隸們，不然必然會“一起捉住，一起絞死”。然而這樣一來，可惡的“強盜的邏輯”立馬變成了“歷史自然的邏輯”——在漫長的奴隸社會，選擇奴隸主農業自然經濟，是一個歷史自然的過程，哪里是神馬“強盜的邏輯”或是神馬“市場的邏輯”？將“強盜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超脫于或游弋于人類社會之外，才是神的邏輯呢！
正是由于這種以奴隸主農業自然經濟為主、以奴隸主商品經濟為輔的奴隸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到奴隸社會末期催生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經濟學”——管子的經濟思想：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涂，治國之道也。”（《管子.治國》）
顯然，在管子看來，粟米——糧食——農業是關系到強國富民、經國濟世、開疆拓土的戰略性經濟，同時也是工商業經濟得以發展的基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只有“以農為本”，人民豐衣足食，天下才能太平，社會才能和諧。
對于工匠——手工業者，管子是這樣論述的：
“令夫工群萃而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辯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相語以事，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智。”
顯然，在管子看來，只有使工匠們居處相聚集中，使他們能互相議論工事，展示成品，比賽技巧，提高智慧，才能推動手工業技術的進步和手工業經濟的發展。
對于商人——市場的主體，管子又是這樣論說的：
“令夫商群萃而州處，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
管子在這里說的是：要使商人居處相聚集中，讓他們觀察年景饑兇，了解國家情況，觀察四時變化，注意本鄉貨物，而預知市場物價。讓他們負任擔荷，趕牛駕馬車，以周游四方；估計物資多少和商品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賤買貴賣。雉羽和旄尾一類的珍品不必遠集而自至，竹箭一類的產品，國內就有孚余。奇怪的商品經常到來，珍異的東西也有聚集。讓他們互相談論贏利，互告買賣時機，互相陳說對物價的了解。——管子不愧是做過生意的，他對商賈們的心里和行為是多么的了解！他對商賈們的了解，其實就是對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了解！
總之，管子的思想是“以農為本，兼顧工商”的思想。這個思想，對于當今經濟社會的發展，都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管子的這個思想，是張維迎的市場神邏輯根本無法相比擬的，也就是說，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比較管子的“農本經濟”不是前進了，而是嚴重地倒退了——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哪里有一點經國濟世、治國安邦的科學成分？
（二）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
奴隸主階級自然希望瓜瓞綿綿、世襲罔替的，無奈情勢總比人強，隨著以鐵器為代表的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奴隸主和奴隸確實是“一起捉住，一起絞死”，新的生產力代表產生了，這基本就是從奴隸主階級分化出來的新興封建地主階級。
中國經歷了漫長的封建社會。但這個漫長的封建社會絕不是像張維迎描寫的是一個幾乎停滯、沒有什么發展的社會。相反，中國的封建社會，在很長的時間里，是江山一統、經濟社會發展的社會。這個江山一統、經濟發展的封建社會，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一是空前遼闊的疆域為經濟的發展奠定了市場空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是夏商周三代王朝奴隸主們共同的愿望和追求。然而，真正把這一愿望變成現實的是秦始皇，就是張維迎惡狠狠地稱為用“強盜的邏輯”“統一中國”的那個人。張維迎沒有料到，當他賭咒用“強盜的邏輯”“統一中國”的時候，實際是在賭咒他迷信的市場經濟。正是這種國家大一統的局面，為經濟的發展和市場的培育提供了空間：疆域遼闊，必然造成土地多多、人民眾多；土地多多、人民眾多，必然造成土地富饒、物產豐富；土地富饒、物產豐富，必然產品多有剩余；產品多有剩余，才能多有交換，才能形成商品經濟。這就使張維迎產生了悖論：他迷信市場，可他卻賭咒市場空間；他譴責“強盜的邏輯”，可它又為市場經濟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然而，無論是張維迎的譴責，還是張維迎的賭咒，中國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局面基本得到維持，至今還惠及咱們中國，因而中國社會的發展自有自己的邏輯，反正沒有張維迎的神邏輯。
二是經濟的發展與國家治理能力密切正相關。綜觀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就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中央集權得到加強、地方豪強巨富的兼并掠奪得到比較好的抑制、人民的生命財產得到一定的保障，那個時候經濟就比較發展壯大、社會就比較安居樂業。中國幾個稱得上盛世的時代，譬如“文景之世”、漢武帝之世、“貞觀之世”、唐高宗武周之世、“開元之世”、“康乾之世”，等等，莫不如此。反之，如果中央集權得到削弱、軍閥土豪橫行、人民的基本利益得不到保障，經濟就凋敝、人民就流離失所，中國社會分裂的時期，封建皇朝的末世，等等，莫不如此。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只有生產關系搞好了，上了軌道了，生產力才能發展”，大概就是對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的歷史的總結吧？然而，這個總結正是打張維迎嘴巴的事：在張維迎看來，政府越小越好，能力愈弱愈好，管得愈少愈好。好像錯的不是張維迎的神邏輯，錯的總是歷史。然而，這樣一來，反歷史邏輯的必然被歷史反掉，這正是張維迎屢屢如喪家之犬的緣故。
三是農業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是一個相互促進的發展過程。總起來說，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社會。這個社會基本在踐行管子的經濟思想，以封建農業自然經濟為根本和基礎。但這樣的經濟實踐，并沒有從根本上妨礙商品經濟的發展，相反，在農業自然經濟發展的同時，商品經濟也在不斷發展。這大概是一方面農業生產有了更多剩余，另一方面瓷器、鹽鐵、茶葉、金銀等手工業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緣故。因此，說農業自然經濟就是“強盜的邏輯”——惡的經濟，說商品經濟就是“市場的邏輯”——好的經濟，并且好像他們天然對立，哪里有一點合符歷史事實呢？
四是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基本是國際貿易的中心。張維迎是欣賞“絲綢之路”的，但張維迎并不明白“絲綢之路”的真諦。“絲綢之路”之所以形成并發展壯大起來，并使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是因為中國不僅農業自然經濟發達，而且以瓷器、鹽鐵、茶葉、金銀器為代表的手工業經濟更是超常的發達。因此，漫長的中國社會總體上不是經濟停滯、社會混亂的社會，而是“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是農業自然經濟發達，商品經濟相對（相對世界其它國家和地區而言）更發達的社會。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哪里又存在著“強盜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的對立呢？
因此，以農業自然經濟為主、以商品經濟為輔的封建地主經濟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不管人們喜不喜歡、贊不贊成，農耕時代的經濟發展規則，也就是張維迎的“強盜的邏輯”，必然會強行為自己開辟道路，直到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系出現。
（三）西方“市場的邏輯”其本質是“強盜的邏輯”
張維迎將西方“工業革命”發生以來，形成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說得美如天仙、燦若桃花，是歷史的真實嗎？
否！可以斬釘截鐵地斷然否定。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內，是壓迫工人——仗劍經商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作了生動的闡述：
“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并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愈來愈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263頁）
這就是張維迎筆下的西方社會的“王道樂土”，這個“王道樂土”里的工人哪里享受過唐太宗享受（張維迎語）的九牛一毛呢？
也許有人說，馬克思的時代早就是“昨天的故事”了，我們要聽今天的故事了。好吧，我們就請我國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講一講中國當下還不很充分的“市場的邏輯”下的中國故事吧：
“我們現在，大家都知道，中國也存在著嚴重的債務危機。好了，資產階級崛起，土豪們要權!從過去要錢到現在要權。很相似啊!過去要求的是國企放開競爭性經營領域，現在要求什么呢?要求是讓政治權利。就像當年法國大革命，第三等級，土豪們跟貴族和教士談判差不多?但是，我再問個問題，這世界上可有任何資產階級革命，在革命成功獲得權力之后，向弱勢群體、普通勞苦大眾分享權力?歷史上有沒有?毛主席，算一個，好!我問的是，世界范圍內資產階級獲取權力愿意跟大眾分享的，請務必給我個郵件或給我短信。然后我好好的做點兒研究，我滿世界找，還真找不到。”（溫鐵軍：《中國資產階級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外，更是赤裸裸的掠奪——仗劍經商的。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同樣作了概括和揭露：
“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因而使正在崩潰的封建內部的革命因素迅速發展。”（同上第252頁）
這個概述和揭露，其實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西方工商業，正是靠了仗劍經商，占領“東印度和中國市場”、使“美洲的殖民化”、開展“對殖民地的貿易”，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的。
對于西方仗劍經商的事實，韓毓海先生有過深刻而中肯的分析。他認為，在西方現代興衰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的，從根本上說是現代民族國家這種組織形勢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紀地中海地區的銀行家們投資于國家間的戰爭，最終則是金融家通過攫取“世界貨幣”的發鈔權，而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為他們的投資冒險埋單和作擔保，而上述軍事——金融——國家相結合的特殊組織形式，既催生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使西方生產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從而使財富像聽從魔鬼的呼喚一般從地底上冒了出來，又使“仗劍經商”成為了這種“特殊組織形式”與生俱來的“使命”，因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就是戰爭。“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眾說紛紜的‘資本主義’，充其量只不過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充當了‘幫手”的角色而已。”因而最近200多年的歷史，總體上是歐美列強的軍事暴力和金融壟斷支配世界的時代。但是，由于這個時代靠的是“軍事實力”和“金融財力”說話，因而是一個沒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時代。（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
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就是戰爭，這一邏輯，在它一步一步將中國變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過程中充分而又典型地表現了出來。
它向中國舉行多次的戰爭，強迫中國租借、割地、賠款，極大地打擊和削弱了中國這個封建帝國。
它強迫中國訂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根據這些不平等條約，取得在中國駐軍的權利和領事裁判權，使中國成為了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勢力范圍。
它控制了中國一切重要的口岸，從而控制了中國的海關和對外貿易，控制了中國的交通事業。
它直接在中國經營了許多的工業企業，直接利用了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并以此對中國民族工業進行直接的壓迫，直接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
它通過借款給中國政府，并在中國開設銀行，壟斷了中國的金融和財政，控制了中國經濟的咽喉。
它在中國造成了一個買辦階級，這個買辦階級既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又殘酷剝削中國人民。
它使得中國封建地主階級成為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支柱和基礎，控制了這個階級也就基本控制了中國。
它造就了中國的軍閥混戰，并且直接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使得中國社會積弱積貧日甚一日。
因此，張維迎對西方200多年來“仗劍經商”赤裸裸的殖民和侵略的歷史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反而將其美化成“通過使別人幸福，從而使自己變得幸福”的美妙得不能再美妙的制度，只不過是為了丑化中國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跪舔他的西方主子，為中國走向全盤西化之路鼓唇搖舌、鳴鑼開道罷了。然而，他的西方主子并不領情，美國總統特朗普一句“我們的航空母艦在哪里”！不僅道出了西方“市場的邏輯”的實質，更是打張維迎的臉比變臉還要快！
（四）近古和近現代中國落伍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國家能力的嚴重下降
中華文明古國古。在世界文明幾千年的歷史中，中國絕大多數時間占據著世界中心的位置，尤其是被張維迎賭咒的中國封建社會，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前，幾乎都占據著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的位置。直到1840年，中國的經濟還是一個超級大塊頭。據估算，中國當時的經濟總量大約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世界貿易的中心仍然還是中國。然而，一場鴉片戰爭就將大清帝國打回了原形——一個中看不中用的大花瓶！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近古和近現代中國的逐步落伍了呢？
答案可能多種多樣。但最根本的，必然是“物必自腐，然后蟲生之”，政府嚴重腐朽，國家能力弱化，從而使中國成為老大帝國，以至國將不國。
這要從兩個漫長的世紀說起。
布羅代爾將1350—1650年的300年時間，視為“漫長的16世紀”。在他看來，“漫長的16世紀”，總體上是一個“亞洲，特別是中國主導世界經濟的時代。”
與此相對應，社會史學家阿瑞吉認為，1688—1915年的200多年時間是“漫長的19世紀”。這個“漫長的19世紀”，是歐洲與中國經濟社會分道揚鑣的時代，前者成為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后者則由世界歷史和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淪落為世界體系的邊緣和“東方”，甚至是“遠東”。
這一淪落局面，是中國內外部一系列因素綜合運動的結果。
一是中國封建勢力的變本加厲，使得國家治理能力嚴重下降。中國在“漫長的19世紀”，皇權得到了繼續的加強。但這個加強僅僅是針對統治階級內部而言的。對于整個勞動大眾而言，不管是朱姓皇朝，還是愛新覺羅政權，反正都是當差和納糧，至于這個政權的強弱、好壞好像與他們沒有什么嚴重關聯。然而在統治階級內部則完全不同了。隨著封建農業自然經濟和封建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中國逐步形成了“官無封建，而吏（地方巨富豪紳）有封建”的制度，國家基層的治理就靠這些地方巨富豪紳。這些地方巨富豪紳憑借自己掌握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資源，積蓄田產、包攬稅收和財政、充當買辦等，積累了富可敵國的實力。這樣的階級基礎在國家能力強的時候，就成為朝廷統治的基礎，然而在國家能力弱化的時候，必然就成為瓦解朝廷的基礎。大清帝國逐步從興旺走向衰亡，很大程度上就有地方巨富豪紳的功勞，到大清末世，竟是各路軍閥割據一方、稱孤道寡了。
二是儒學演變為道學，統治集團缺乏安邦治國的能力。中國的儒學本來是“茍日新，又日新”的人倫大道之學，可是，經過程朱理學的改造，又經過明清統治階級的鼎力相助，儒學成為了只談性命、不談經濟的僵死的學問。由這樣的儒學熏陶出來的官僚集團，講“祖宗家法”那是滿腹經綸、學貫古今；至于講經濟之道，則胸無點墨、全無半點知識。這樣的官僚集團，自然無法擔當起推動中國由宗法國家向近代財政國家，尤其是向民族—人民國家的轉變的責任。中國是老大帝國、國將不國，也就成為必然了。
三是生產力水平持續下降，造成社會經濟嚴重缺乏擴張能力。中國雖然早就有了發達的農業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但是，在“漫長的19世紀”，巨富豪門與新興外商勾結，使得土地兼并日益嚴重，市場壟斷復又加劇，造成一般小農和手工業生產者流離失所、失地失業，導致社會生產力大幅下降，更遑論出現“工業革命”的奇跡了。
四是武備松弛，造成國家不堪一擊。政權就是軍隊，軍隊強，則國家強；反之，軍隊弱，則國家弱。在“漫長的19世紀”，由于小農大面積破產、手工業者大面積失業，國家大量喪失勞動力，國家稅收長期短缺無著。稅收短缺無著，則無以養兵，就不能使軍隊近代化。不能養兵，不能使軍隊近代化，就必然武備松弛、軍隊不堪一擊。帝國主義架幾尊大炮就能在中國橫行無忌，也就見怪不怪了。
五是金融業委于外國，被外國資本掐住了咽喉。中國并不產銀，或很少產銀。可是自明朝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后，中國的財政、金融基本實行的是銀本位制。整個滿清都實行的是金融銀本位制。這樣的貨幣制度，必然受制于國際資本，從而造成在“漫長的19世紀”里中國貨幣長期處于緊張狀態。尤其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白銀大量外輸，中國的金融和財政自然日甚一日地混亂，最后只有仰仗帝國主義的鼻息，靠借貸過日子，中國的財政和金融竟被帝國主義基本控制了。
因此，中國近古和近現代之落伍，不是敗在萬惡的“強盜的邏輯”，也不是敗在至親至善的“市場的邏輯”，恰恰是敗在張維迎深惡痛絕的“國家能力”上。這是張維迎十分痛心疾首的事，這也是張維迎根本不想承認的事。但不管張維迎是痛心疾首，還是張維迎想當鴕鳥，事實就是事實，而事實勝于雄辯！
（五）超強的國家能力是中國重新崛起的根本原因
歷史的鐘擺行進到了1949年9月21日。
這一天是中國人民新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日子。
這一天，一個代表了全國五萬萬人民心聲的最強音在中南海懷仁堂里久久回蕩：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毛澤東：《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經過短短的68年的建設，中國不僅站起來了，而且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綜合實力排名靠前的強大的國家了。
這一事實特別讓張維迎咬牙切齒：前三十年竟是最壞的“強盜的邏輯”——計劃經濟，后三十多年，也不是冀望的“市場的邏輯”——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竟然內涵著計劃經濟的內容！
那么，是什么原因導致新中國迅速崛起并繁榮富強起來的呢？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掃除了張維迎鼓吹的“市場的邏輯”——消滅了代表“市場的邏輯”的特權階層，形成了強大的國家動員能力、國家組織能力和國家執行能力，既形成了強大的國家能力！
這一點，是張維迎根本不愿看到，看到了也根本不會承認的。
也許我們本來是兩股道上的車——根本走不到一起，也談不到一起。那我們就來看那位生活在美國、有國民黨背景、著有《萬歷十六年》的黃仁宇先生。這位老先生對毛澤東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進行了不是贊揚的贊揚：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改革了中國的農村，創造出一個新的低層結構，使農業上的剩余能轉用到工商業。中國今后的趨向，也能從這基礎上發展。其目的是根據各地區的條件，使全民就業。”（轉引自韓毓海：《五百年來誰著史》第138頁）
在他看來，“共產黨不僅僅是恢復了基層的小農生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孫文主義’，最為關鍵的是，共產黨更建立了牢固的社會組織結構，尤其是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業剩余從地主豪商手中奪取，用于國家工業化建設，同時又為新中國培育了大量合格的現代勞動者，工業發展反過來使得過剩農業人口得以充分就業。這是中國國家復興的最大希望。他的名言是：‘過去的近百年史，過于注意上層結構，很少涉及底層’，而只有共產黨改造和建立了中國的基礎結構。”（韓毓海：同上第143頁）
“在當時的背景下，黃先生的寫作實際上更屬意于新中國成立以來建立獨立自主的財政貨幣體系的努力，他獨具慧眼地把這看作是500年來頭一件大事。”（同上第150頁）
當然，黃仁宇先生作為明史研究專家，他只是在論及明史的時候順帶論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當代社會的改造的，因而這個觀點既是從“歷史的經驗”中得出的真知，又只是得出的很不全面的真知。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社會文化結構的改造幾乎是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或者直言，就是革命。正是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進行了這樣脫胎換骨的革命性改造，從而建立起了新中國超常的國家動員能力、國家組織能力和國家執行能力，既超常的國家能力。正因為新中國有了這樣超常的國家能力，才使得新中國僅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就將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變成了繁榮富強的工業化，乃至現代化的國家，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才走完的路。這不是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解釋得了的，更不是張維迎咬牙切齒賭咒“計劃經濟”是萬惡之源，就能改變的。
因此，張維迎說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是“強盜邏輯”，既不學術，又根本不合乎歷史事實。他只不過在充當他真正的老師哈耶克的鸚鵡，重復“社會主義是通向奴役之路”的老調，企圖消解新中國業已形成的超常國家能力，變獨立自主、繁榮富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罷了。
三、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是市場神的邏輯
上面的評論，我們是對作為經濟學家的歷史學家的張維迎的評論，這個評論就是本文的主要任務。這個任務已基本完結了。但是，張維迎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學家。因而作為經濟學家在本文中不出現是說不過去的，對張維迎的經濟學觀點進行系統的評論又不是本文能夠勝任的。因而只能是概略性地進行一點評論。
張維迎說他的經濟學鼻祖是亞當.斯密，這是他故意扯的招牌。斯密的經濟學是既講經濟人理性又講人的道德情操的，在他看來，人是具有自利的欲望和互利的道德理性的雙重本性的，自利的欲望在道德理性的指導下會呈現互通有無、互惠互利的傾向，由此，建立了他的“原子”社會觀；并且，斯密的經濟學是講價值和使用價值的，還講勞動價值論的。然而，張維迎的經濟學只是從斯密那里偷來了“市場”二字，然后把“市場”神圣化、神秘化，只講市場、價格，以及企業家等，根本不講價值、使用價值，更遑論勞動價值論了。這樣，張維迎就將斯密經濟學中最后那根科學的刺都連根拔掉了，張維迎的經濟學也就成為了神學或庸俗經濟學。
張維迎這樣做是別有用心的。張維迎神圣化、神秘化市場的目的，實際是為了論證社會主義經濟，尤其是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是萬惡之源。
“計劃經濟本質就是強盜的邏輯，一切生產資料歸政府所有，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由政府說了算，人們沒有基本的自由，更沒有創業的自由，政府所制定的‘價格’也不過是政府掠奪和分配財富的共軍，與稅賦沒有什么不同。我們中國人歷來是很辛苦的。每個人都在追求幸福。但是過去在計劃經濟時代，個人追求幸福常造成相互傷害，最后結果是所有人都不幸福。”（張維迎：《市場的邏輯》第21頁）
“在計劃經濟下，我們不一定不幸福，但往往不是通過使別人幸福自己變得幸福，而是通過使別人不幸福自己變得幸福，我們的精力耗在爭權奪利上面。我們在競爭，甚至你死我活地競爭，但不創造價值。”（同上第22頁）
“我認為，中國從世界人口大國回歸世界經濟強國發關鍵是利用企業家精神開發國內市場的潛力。為此，中國必須繼續減少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并在未來30年將重點放在政治體制改革上，完成憲政民主制度的建設。”（同上第7頁）
什么是市場神的邏輯？張維迎的這些話就是市場神邏輯——當他認為公有企業沒有效率的時候，他就說公有企業缺乏競爭；當他訓誡公有經濟奴役人——使人不幸福的時候，他又說公有經濟“你死我活”地競爭，反正嘴巴兩塊皮，隨他信口雌黃、顛倒是非。
什么是市場神的邏輯？張維迎的這些話就是市場神邏輯——西方庸俗經濟學從來是只承認價格而不承認價值的，而拾西方庸俗經濟學牙慧的張維迎在這里卻破天荒地談起了“價值”！既然計劃經濟“不創造價值”，那毛澤東時代僅用短短的27年就實現了國家的初步工業化，那那些“價值”是不是從你張維迎的大嘴里跑出來的？既然市場創造價值，那市場創造的價值又哪里去了？
什么是市場神的邏輯？張維迎的這些話就是市場神邏輯——既然市場經濟那么美妙，還要“惡”的政府“保護產權，推動競爭”干什么？既然政府的責任是“保護產權，推動競爭”，那計劃經濟就是保護全民的產權，并且是“你死我活”的競爭，為何就成了古今中外最壞的“強盜經濟”？
什么是市場神的邏輯？張維迎的這些話就是市場神邏輯——張維迎談經濟的時候，他實質最關心政治；當他談“企業家精神”的時候，其實他最惦記的是用他的“企業家”占有國有企業；當他高喊“市場的邏輯”的時候，其實高揚的是“民主憲政”的旗幟！
因此，張維迎的經濟學就是庸俗的西方經濟學的濫觴。他將亞當.斯密科學的一面，全部拋棄；而將庸俗、辯護的一面神圣化、神秘化。這實際說明，張維迎的經濟學不是科學，而是為資本張目的意識形態。
因此，張維迎的經濟學就是他杜撰的“強盜的邏輯”與“市場的邏輯”。張維迎之所以要杜撰一個所謂的“強盜的邏輯”和“市場的邏輯”對立，就是為了證明“社會主義就是通向奴役之路”。這就充分證明張維迎的鼻祖不是斯密而是哈耶克——一個社會主義的掘墓人。
因此，張維迎的“市場的邏輯”，就是市場神的邏輯。這個市場神的全部使命，就是瓦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有制經濟基礎，消解中國的國家能力，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為資本家樹碑立傳，為實現他心目中的“憲政民主”搖旗吶喊、鳴鑼開道！
（【原創】來源：昆侖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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