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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博士生培養(yǎng)來講，根本問題是理論方向和學風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靜下心來研讀馬列原著、真正走進經(jīng)典之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回應現(xiàn)實發(fā)展中的重大理論挑戰(zhàn)。這不僅是決定學生在今后理論研究道路上能夠走多遠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辦學方向。

多年培養(yǎng)研究生的經(jīng)驗表明，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博士生來講，根本問題是理論方向和學風問題。其中一個重要的考察，就是看其能否靜下心來研讀馬列原著、真正走進經(jīng)典之中，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掌握科學的思想方法，回應現(xiàn)實發(fā)展中的重大理論挑戰(zhàn)。這不僅是決定該學生在今后理論研究道路上能夠走多遠的根本因素，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辦學方向。正因為如此，讀經(jīng)典著作就不僅是個如何讀書的問題，還是一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態(tài)度問題；不僅是個讀書做學問的問題，還是一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砥礪和升華的挑戰(zhàn)。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yè)的導師來說，抓學生研讀經(jīng)典，就抓住了培養(yǎng)學生的關鍵一環(huán)，值得下大力氣去研究和引導。

一、讀經(jīng)典要抓理論方向，方向錯了開卷無益

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特點就是揭示了客觀世界尤其是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而開辟了人類認識的新的思想領域，即透過現(xiàn)象發(fā)現(xiàn)本質的客觀規(guī)律領域，如同柏拉圖開辟了純哲學、弗洛伊德開辟了潛意識領域一樣。讀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就要引導學生研究規(guī)律、明察方向，樹立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一般來說，妨礙學生真正去讀經(jīng)典、讀懂經(jīng)典的是各種不健康的心態(tài)，包括走“捷徑”的功利心態(tài)、炫耀賣弄的獵奇心態(tài)和孤芳自賞的自滿心態(tài)等。這些不健康的心態(tài)一經(jīng)錯誤社會思潮的誘導，就會形成不良學風，成為走進經(jīng)典著作的攔路虎。近些年來，對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大危害，不是公然否定、摒棄馬克思主義并將其邊緣化，而是打著“還原馬克思”的旗號，將作為革命家的馬克思和作為學者、思想家的馬克思割裂開，將作為工人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人類思想寶庫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撇清，把馬克思“還原”為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的自由知識分子。這幾種心態(tài)在近些年又匯集成“西化”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的傾向，因為對于西方學術的崇拜和生吞活剝能夠滿足上述不健康的心態(tài)。如果通過經(jīng)典著作的研究越來越脫離社會、脫離實際和人民大眾的生活，變成狹小學術圈子的“諸神狂歡”或自娛自樂，成為精致的個人主義的搖籃，那馬克思就真正成了“播下的是龍種，收獲的是跳蚤”。

受這種不良研究傾向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一些研究生被誤導追求抽象的思辨之樂，陶醉于空洞的語言狂歡，滿足于置身現(xiàn)實斗爭之外的超然自得，進而遮蔽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偏離馬克思主義理論創(chuàng)新的正確道路。可以說，盡管這些學生也讀了一些馬列的書，但肯定沒有真正讀進去。必須看到，盡管把馬克思主義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主張在今天的一些學術圈有市場，但鼓吹這一主張的一些頭面人并沒有那種“為學術而學術”的真誠和純粹，而是憑借著“純學術”來獵取功名，因而底氣不足。我們還要說，馬克思不是自由知識分子，而是世界無產(chǎn)階級的導師；馬克思的思想自由不是個人的自由批判，而是為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提供理論武裝。非意識形態(tài)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癌細胞”，在無情地蠶食著馬克思主義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常青樹，我們決不能聽任它猖狂肆虐，而必須認真徹底地加以根除。

離開革命性思想去談論馬克思，看似可以很專業(yè)、很紳士地開展討論，更可以借此炫耀自己的儒雅和博學，但卻達不到真正和馬克思的對話。“馬克思主義是革命性變革的一大力量，可以振奮世界上受壓迫的人，這些內生的馬克思主義目標使接觸它的所有人都兩極分化了——要么贊成它，要么反對它。”[1](P11)研究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沒有政治立場，不可能走非意識形態(tài)化的純學術道路，這是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海爾布隆納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深刻之處，也是他給我們的重要警示。

更為重要的是，對經(jīng)典著作的解讀是否科學，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把握是否全面準確，絕不僅僅是個人的事，而是關系到當下的舉旗走路。當前，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出現(xiàn)思辨化、自我化和經(jīng)院化的傾向，其結果是對經(jīng)典著作的解讀高高在上，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解釋不著邊際，在把馬克思主義推向純粹學院式神秘殿堂的同時，使人民群眾對馬克思主義望而生畏、甚至厭惡反感。經(jīng)典著作是經(jīng)典作家探索現(xiàn)實社會及其客觀關系的主觀思考，是主觀反映客觀的結果。經(jīng)典著作的思想內涵、價值取向、社會影響和歷史地位等，雖然可以有多種解讀，但并不是說任何有根據(jù)的解讀都是等價的，并不是說沒有一個客觀的評價尺度，不能人為地把經(jīng)典理論引向神秘化。“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2](P135-136)是否正確反映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能否滿足歷史發(fā)展和社會實踐的需要，能否以自身的徹底性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并掌握群眾，正確指導群眾的生產(chǎn)生活實踐，是檢驗人們對經(jīng)典著作理解是否科學的根本標準。因此，自覺地服務于現(xiàn)實，是讀馬列經(jīng)典的內在要求，在這方面沒有任何閉門讀書的“清高”可炫耀。

二、讀經(jīng)典要抓刻苦攻讀，投機取巧必走彎路

我的體會是，需要從一開始就應當讓博士生們清楚地認識到，讀馬列經(jīng)典不可能一讀就懂，必須經(jīng)歷艱苦的過程，否則，必定取不到真經(jīng)。我經(jīng)常告誡他們，一些不愿付出艱苦努力的人容易形成一種惡性循環(huán)，即越讀不懂就越?jīng)]興趣，而越?jīng)]興趣就越讀不進去。這種不深入研讀經(jīng)典的后果表現(xiàn)在兩方面。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還美其名為“真理總是簡單的”；另一是把馬克思主義另類化，往往冠之以“創(chuàng)新”“求變”的名號。其結果都是自欺欺人。

讀好經(jīng)典著作為什么難？首先難在探索和追求真理。讀馬列經(jīng)典，雖然不如馬克思那樣具有理論開創(chuàng)性，但也是一個探索、領悟并獲得真知的過程。這里不僅有艱難的認知，還有意志的砥礪和精神的升華。說真理是簡單的，是指獲得后的表述而決不能成為投機取巧的借口。所以，下苦功，出大力，拼死勁是讀好經(jīng)典的前提，舍此則無從談起。所以對于博士生們讀經(jīng)典著作，首先要有數(shù)量上的要求，要有時間投入上的保證，做出死規(guī)定，切忌泛泛倡導。其次難在讀原著。讀原著也有一個選擇性。從根本上說，并非馬、恩、列的所有著作都是經(jīng)典，即便是經(jīng)典，也有輕重緩急之分。科學解讀經(jīng)典著作，必須根據(jù)基本問題選擇最好的原著譯本，盡可能詳盡地占有第一手材料，通過長期艱辛的研究，全面深入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軌跡和基本理論。列寧在研究馬克思的國家學說時就特別強調：“在對馬克思主義的種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談到國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地方，一定要盡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證，使讀者能夠獨立地了解科學社會主義創(chuàng)始人的全部觀點以及這些觀點的發(fā)展”。[3](P112-113)應該指出，近年來流行的對于經(jīng)典著作進行歷史考據(jù)有一定意義，但不能本末倒置。無限夸大成為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之前的“青年馬克思”時期的作品，企圖從這里面發(fā)現(xiàn)微言大義即真正的馬克思，這就是根本性的迷誤。讀經(jīng)典著作難，就在于不僅要讀懂單篇著作的思想，而且要把它們放到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發(fā)展歷史中去把握，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中去理解，與在社會實踐中廣泛運用、長期檢驗、不斷豐富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聯(lián)系起來解讀，從而真正讀懂馬克思。

從根本上說，列寧所指出的青年馬克思思想演進的“兩個轉變”，即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chǎn)主義的轉變，仍然是我們把握青年馬克思思想脈絡的基本邏輯。否認青年馬克思的思想轉變和發(fā)展趨勢，就是根本性的誤讀。換言之，我們要通過認真的研讀，真正從理論上弄清楚為什么《共產(chǎn)黨宣言》高于《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為什么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高于青年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必須讓學生們了解，考據(jù)學只能解決文本的真實性問題，而不能解決歷史的真實性問題。對于文本重要性的界定，不是考據(jù)的結果，而是社會實踐的歷史積淀，是其客觀的歷史地位。

因此，要讀懂馬列經(jīng)典著作，必須要認識到文本固然非常重要，但也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副本”。要真正全面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內涵和精神實質，必須通過對“副本”的學習研究把握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并以此為指導實現(xiàn)對“正本”即社會歷史及其客觀規(guī)律的探索。要充分認識到經(jīng)典著作即文本是“正本”的形式，通過形式可以把握內容。但正因為文本是形式，所以也就存在遮蔽內容的可能性。以某種原則或價值而不以社會現(xiàn)實為出發(fā)點的文本研究，很容易陷入純粹的思辨演繹，成為抽象的語言游戲。必須把經(jīng)典著作視為通往“正本”的橋梁，借助文本可以達到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解，同時橋梁又不是“彼岸”，不能徘徊漫步在橋上。所以，文本研究既要深入文本，實現(xiàn)對經(jīng)典著作的科學解讀，又要能夠從文本中走得出來，達到對“正本”的科學認識，決不能止步于單純的文本解讀。正因為如此，讀馬列經(jīng)典著作的艱苦，不僅在于知識和文字功夫上，而且還在思想方法和情感認同上，是世界觀的砥礪。

三、讀經(jīng)典要抓真理認知，離開科學性必然價值混亂

馬克思主義的價值是多方面的，但基本價值是科學性。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第一特征，因而奠定了科學社會主義的世界觀基礎。科學性的根基是唯物主義，只有確立世界的客觀物質性，科學的認識才是可能的，客觀真理才得以確立。奠立世界客觀物質性的困難在社會歷史領域，因為這是一個由人們的利益、意志、情感等主觀性支配、被唯心主義長期壟斷的世界，因而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的第一大發(fā)現(xiàn)，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真理性認識第一次支配了社會歷史領域。讀經(jīng)典著作，必須緊緊抓住經(jīng)典作家是如何在唯物論的基礎上不斷推進復雜的研究對象的真理性認識的。

從讀經(jīng)典的角度看，研究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的轉變，對研究者來說，實際上就是從一種主觀的閱讀理解，轉向以科學真理為對象的學習研究。所以，堅持辯證唯物論，反對各種唯心論，可以說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也是研讀經(jīng)典著作的基礎。堅持劃清閱讀中的唯物論和唯心論的界限，就不能如西方解釋學那樣，用語言去消解存在和意識的界限，并通過“理解”去消解客觀性和主觀性的界限。不能把任何解讀都看作是一種“理解”，把馬克思主義文本所蘊含的真理或意義視為在理解者和文本之間所構建的一種理論圖景。而理解者的狀況（知識結構、價值偏好、關注重點等）及其解讀方式（采用的話語體系、閱讀方式等）的使用則決定了這一圖景的樣式。這意味著面對同樣的文本，其解讀的結果可能是根本異質的；以不同的閱讀方式面對馬克思的文本，會產(chǎn)生截然不同的理論圖景。這樣，正所謂“有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同樣，有多少馬克思的理解者，就有多少個“馬克思”。用“怎么都可以”的馬克思學說，用“千面觀音”式的馬克思思想，消解作為科學思想體系的馬克思主義，這是對其基本思想的最大背離。在這一前提下，談不上“回到馬克思”，更談不上“走進馬克思”。不能把解讀馬克思的“所獲”等同于其“所是”，馬克思學說不會因為隨心所欲地裝扮而改變本真面目，馬克思的基本精神和方法論是一貫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解釋學把主觀性引入馬克思文本研究，可能彰顯了解釋的多樣性、能動性，但它沒有也不可能解決解釋的客觀性問題，有的甚至據(jù)此“毫無忠實于原著之心，唯有‘六經(jīng)注我’之意，完全根據(jù)自己的興趣和想象自由馳騁”，而一旦落入真假不辨、是非不分的境地，它又恰恰成了窒息文本生命力的絞索。西方學界反復出現(xiàn)的所謂“馬克思反對馬克思”“恩格斯反對馬克思”“列寧反對馬克思”等，對于閱讀馬列經(jīng)典著作來說，其所制造的思想混亂遠多于其啟發(fā)性，不值得效法。

在我看來，對馬克思著作要進行科學的解讀，主要應處理好四大關系。首先，文本和歷史的關系。毫無疑問，文本解釋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語境，但不能以此取代歷史和時代環(huán)境。它不僅包括意指文化環(huán)境和語言環(huán)境的語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產(chǎn)方式所決定的歷史趨勢、由經(jīng)濟基礎所決定的社會利益格局以及由社會交往所決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內的大環(huán)境。“在歷史上出現(xiàn)的一切社會關系和國家關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4](P8)從歷史大環(huán)境回到語言小環(huán)境，這不是文本解讀的真實進展，而實際上是一種倒退。

其次，矛盾與范疇的關系。在馬克思文本研究中要注意處理文本范疇和其揭示的歷史現(xiàn)實的矛盾。范疇是對客觀世界普遍關系的反映，唯物辯證法的范疇是對客觀事物之間最普遍矛盾關系的概括和反映。它的內容是現(xiàn)實的，外在形式是主觀的。現(xiàn)實矛盾是思想的源泉，文本范疇是對于矛盾的觀念把握，其鮮活的本性來自現(xiàn)實的矛盾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科學解讀經(jīng)典著作的前提是貫徹辯證唯物主義的反映論，不能視范疇為可以獨立自在、完全自我運動、自我生成的主體，不能以文本范疇取代現(xiàn)實矛盾。否則，我們將不僅只能生活在觀念的幻覺中，而且會窒息文本范疇的生命活力。

再次，主題和話語的關系。主題是特定時代和具體歷史階段提出的主要任務、展現(xiàn)的主要矛盾和面臨的主要挑戰(zhàn)，因而其決定了天下大勢、人心向背。主題是任何國家、民族、政黨和個人都無法逃避、必須正視的問題。對時代主題回應與否和回應的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政黨和個人在歷史上的地位，也決定了其所擁有的話語權。主題本身決定著話語權，能否把握時代主題也決定話語權掌控與否的問題。離開特定的時代主題去談論話語權，就會把話語權神秘化、抽象化，使其成為一個無法說清楚，無法把握掌控的玄學問題。主題決定話語權，一方面表明話語權的實質是根源于物質生產(chǎn)控制的思想統(tǒng)治權問題；另一方面也表明話語權不是凝固不變的，相反，它將隨著利益格局和社會力量的變化而改變。

最后，詞句和精神實質的關系。精神實質體現(xiàn)了基本原理、基本思想和基本觀點，因而是連貫、完整且深刻的，而詞句的“能指”和“所指”雖然從一定的側面都表達精神實質，但不能與之直接等同。任何精神實質都要通過詞句來表達，只有透過詞句才能抓住精神實質。然而如果只停留在詞句，甚至否認超越詞句的精神實質的存在，那就必然會肢解馬克思，當然不會產(chǎn)生真正有價值的成果。詞句是精神實質的載體和表達，但并非直接的表達，詞句可以表達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觀點，可以釋放互不相干的或相互干擾的信息。停留在詞句上，必然發(fā)生誤讀、誤判、誤導。因此，基本功就在于透過詞句把握精神實質。

四、讀經(jīng)典要抓實際成效，理論聯(lián)系實際是首要標準

讀馬列經(jīng)典和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一樣，要注重實際成效，其努力方向有三。一是結合新的歷史條件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新的闡發(fā)。二是結合新的歷史實踐進行新的理論概括，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和規(guī)律性的認識。三是結合歷史和人類文明發(fā)展的趨勢提出新問題，努力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fā)解決問題。概括起來，就是要理論聯(lián)系實際。

走進經(jīng)典著作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精髓，目的是指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當然要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是首先要對這一重大原則有正確的認識，才能更好地落實在讀書的成效上。必須明確的是，理論與實踐既然作為矛盾關系，就必然既相互依賴、相互轉化，又相互對立、相互排斥。之所以要提出這個前提性認識，是因為現(xiàn)在存在著兩種普遍的認識偏向。一是只認為理論依賴于實踐，而不承認實踐對于理論的依賴性；另一是認為理論和實踐只有一致性而沒有相互對立和排斥。這兩種偏向支撐了當下輕視理論、崇尚盲目實踐（即經(jīng)驗論和自發(fā)性）的傾向。因此，倡導“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并不是單純要求理論迎合現(xiàn)實，而是真正發(fā)揮理論的作用為現(xiàn)實服務。沒有這樣一個前提，就談不上兩者的結合問題。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作家在強調實踐的基礎性地位時，從來不否認實踐對于理論的依賴。列寧明確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只有以先進理論為指南的黨，才能實現(xiàn)先進戰(zhàn)士的作用”。[5](P311-312)鄧小平在談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巨大作用時也留下了擲地有聲的名言：“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chǎn)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6](P149)歷史證明，沒有共產(chǎn)黨就沒有新中國。盡管理論依賴于實踐和實踐依賴于理論不能等量齊觀，但這種雙方作為矛盾關系在具體實踐中的相互依賴則是毫無疑問的。

進一步說，人們之所以容易忽視實踐對于科學理論的依賴性，在于沒有真正弄懂科學理論所具有的獨特作用。人們往往片面地去理解列寧的“實踐高于（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xiàn)實性的品格”的論斷，把實踐視為無所不能、自滿自足的力量，當然也就談不上重視實踐對于科學理論的依賴性了。但是，列寧這里講的實踐的普遍性品格只是一種客觀可能性，其成為現(xiàn)實恰恰離不開科學理論的作用。因此，有必要談談科學理論所獨具的一些品格。具體來講，科學理論所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概括起來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是科學理論所具有的前瞻性、預見性，使它能夠成為凝聚人心、團結隊伍的力量源泉，成為自覺的實踐活動不可或缺的思想指導。二是科學理論所具有的全面性、普遍性，使之能夠成為對感性經(jīng)驗進行鑒別取舍、提煉加工的思想工具，成為把局部實踐上升為規(guī)律性認識并轉化為普遍性實踐的唯一方式。正因為如此，理論就不僅能夠反映實踐的需求，而且能夠通過創(chuàng)新實踐去滿足這種需求。可見，自發(fā)的實踐可以不依賴于理論，而自覺的實踐則必然依賴于理論；重復性實踐可以不依賴于理論，而創(chuàng)新性實踐則斷然離不開理論的指導。所有的理論都無例外地依賴于實踐，而并非所有的實踐都依賴于科學理論，從這一點來看，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依賴是不對等的；但在理論和實踐共存的范圍內，兩者的相互依賴同樣是毋庸置疑的。

與此相應，那種認為理論和實踐只有一致性而沒有沖突性的認識偏向，其結果不是促使理論和實踐相結合，而是以僵死的“同一”取代了矛盾的統(tǒng)一，即以單方面的依從代替了相互作用。現(xiàn)在我們可以看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這個難題不僅存在于實踐中，而且從理論上看也不易解決。一是理論和實踐在現(xiàn)實依托上的差異。實踐立足于直接現(xiàn)實性，歷史的過去是其活動所無法改變的前提，其對于過去的作用只能通過創(chuàng)造未來去體現(xiàn)，因而它毫無疑義地垂青于未來；而相對于實踐來說，歷史的過去卻由于是一種較為確定的存在而獲得了理論的鐘情，因為任何科學理論的對象必定以其自身的確定性為前提，因而理論即便面對未來，其依據(jù)也在于對過去的科學把握。二是理論和實踐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理論作為具有一定邏輯體系的存在，是以對歷史必然性的把握為基本內容，因而偏愛真理性的科學原則。而實踐作為一種具有直接現(xiàn)實性的感性活動，“真”似乎已不是問題，關鍵在辨別“善惡”。這就需要一種理想的價值坐標，以判別人們的行為，揚善懲惡，因而無疑地偏愛“至善”原則。這樣，在歷史實踐和理論分析中，人們都難以回避歷史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經(jīng)常性沖突。三是理論和實踐在主體依托上的差異。粗看起來，兩者的統(tǒng)一實行起來并不困難，因為一種思想提供的是人們對過去的思考理解，以便指導新的社會實踐，而新的社會實踐則體現(xiàn)了這種思想的外在轉化，從而能夠使這種思想貫徹到人們對未來的創(chuàng)造性實踐之中。但是，思想和行動、過去和未來的這種統(tǒng)一要有一個前提，即統(tǒng)一的歷史主體的存在。如果沒有這個前提，致使思想和行動分屬于兩部分人，就不免形成難以協(xié)調的矛盾：或者是掌握思想理論的少數(shù)領導者操縱人民群眾的實踐活動，或者是思想理論成為盲目實踐的附庸和辯護工具。我們在今天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主體性的統(tǒng)一，就是要解決這一難題。因此，不能抽象地提“信仰人民”還是“信仰黨”，更不能制造兩者的對立。他們在理論上的一致性要通過具體的歷史實踐而成為現(xiàn)實。

實踐和理論矛盾關系的難題告訴我們在運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法讀經(jīng)典著作時，既需要我們持續(xù)走進經(jīng)典著作，把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充分認識科學理論對于社會實踐的指導和引領作用，又需要我們深入把握客觀世界的歷史規(guī)律，把握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的內在矛盾與需要，把科學理論真正貫徹到實踐之中，實現(xiàn)可持續(xù)的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主觀世界的雙向互動、良性發(fā)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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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