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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可亮，東北證券股轉業務總部副總經理

請不要再拿馬云說事了

——主流經濟學家圍攻馬云，意欲何為？

本文作者張可亮 供稿

一、年高不忘憂國，位卑權當胡說

 “經濟學家圈”公眾號在8月12號刊發了晏智杰教授的一篇最新文章《應當警惕計劃經濟思維的回潮》（點擊可閱讀原文），文章思路清晰，指出了現象，搬出了理論，開出了藥方，截至目前獲得了近9萬多的閱讀量。據介紹晏教授師從陳岱孫先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桃李遍天下，從總理到部長到校長都有他的學生，確屬于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老先生年高不忘憂國， 78歲高齡，仍然對經濟學界的發展保持著敏銳的觀察力，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出來發聲，批判目前存在的計劃經濟回潮現象，其拳拳之心令人敬佩。

本人不才，也是這么想的，這些年因為從事投行工作，一直保持著對于時政的觀察和理論的學習，發過《中國能否超越計劃和市場——也論馬云計劃之爭》一文，看了晏教授的文章后，還想再表達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位卑而言高，罪也”，權當我是胡說吧。

二、經濟正在換擋，爭論日趨白熱

理論的爭論還是源于社會現實的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主要目標以及成績就是建立起了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很自然的，在理論指導上開始采納借鑒西方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尤其是中后期，由于各種原因，自由主義經濟思想雖未能“登堂入室”，但卻在高校、市場和媒體輿論當中占據了主導地位，成為主流，沒有人敢去質疑，或者說即使有質疑，也無法形成影響力。

那為什么現在開始有爭論了？而且爭論有愈演愈烈之勢呢？我想有以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爭論的國內背景是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大部分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滿足溫飽，安居樂業，但也積累了很多的矛盾，比如房地產惡性發展，環境惡化，貧富差距過大等等，人們在脫貧之后，開始注重平等，經濟上的不平等導致對社會各方對經濟政策產生質疑，開始反思。

第二，國際背景是金融危機以來，西方社會持續衰落，民粹主義盛行，逆全球化趨勢抬頭，而中國在不斷崛起，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提出“一帶一路”戰略，以更加積極的姿態融入全球化，甚至是開始引導全球化的走向。兩相對比，“華盛頓共識”遭受廣泛的失敗和質疑，“北京共識”在國際上越來越有吸引力。我黨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建立起來了的“四個自信”，要想讓“四個自信”真正成為全黨全國人民的自信，需要一場關于“真理”問題的大討論，誰是誰非，已然到了需要理清的時候了。

第三，互聯網在中國迅猛發展，在很多領域已經取得全球領先優勢，使得很多傳統經濟學理論在互聯網領域失效。實踐在創新，技術在進步，理論和制度也應當創新，這是制度經濟學中技術突破導致制度變遷，或者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生產力發展要求有新的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基本原理。新經濟需要新的經濟理論來指導，需要新的經濟制度來適應。

當然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換擋期，需要尋找新動能，尋找新的發展模式，也可以說中國經濟發展方向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需要正確的理論來指導和引領。

在這個風口浪尖，馬云同志不失時宜拋出了“計劃經濟”的火苗，把暗流涌動的經濟學界直接點燃。就像晏教授講的“在中國經濟理論界，一貫堅持計劃經濟觀點，從不認可市場經濟改革者，大有人在，這不足為奇。但是，如果發出此類高論者是市場經濟弄潮兒甚至是最大獲益者，就不免令人大感意外了。”從中可以看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已經被壓制，被邊緣化，他們的觀點在主流經濟學家們的眼里“不足為奇（不足為患）”，市場、媒體早已經臣服在“市場派”的石榴裙下，他們牢牢的把控了話語權。但此次在經濟實踐領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代表人物馬云也開始質疑“市場”，重提“經濟”，他們不敢掉以輕心，因為馬云的社會影響力太大了，所以從吳敬璉到劉勝軍到陳志武到錢穎一到張維迎，再到晏教授，輪番上陣，對馬云進行批判，真是給足了馬云面子。

但馬云是成就卓著的企業家，經濟學家們對馬云做理論批評，猶如攻擊水中月霧中花，就是秀才在一本正經的跟大兵講道理，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不懂這個道理么？他們當然明白。他們早就覺察到了他們所倡導的“新自由主義”在中國逐漸式微，失去了對現實的解釋力和影響力，覺察到了中央對“新自由主義”的態度開始轉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被正名，被重新啟用，但又不好直接批評黨中央政策，同時他們又找不到一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學者來批判（因為壓制太久），所以只能拿馬云說事。以“新自由主義”為宗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看似在批評馬云，實則是在隔空喊話，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旨在捍衛自己二三十年以來打下的江山，旨在捍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理論界的統治地位，以及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話語權。

前面幾位主流經濟學家講的還比較隱晦，到了晏教授這里，真的是直接戳破窗戶紙，開始了正面反擊，直接否定中央政策，直接打壓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復蘇，讓這場爭論從外圍喊話試探直接進入了短兵相接的肉搏……

三、有理不在年高，還需兼容并蓄

1、對“三去一降一補”實施過程中出現問題的批評

晏教授前半部分是在舉例論證他所發現的計劃經濟思維有回頭之勢，舉了在當前實施“三去一降一補“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錯誤的做法，比如去產能變成了去產量，又如債轉股變成了拉郎配，再如產業引導基金忽視產業和市場規律，這是從能夠看到的現象上，來批評一些部門（國家部委）以及地方政府未能按照市場化原則轉變政府職能，而是對它的強化。

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針對我國經濟存在的產能過剩、樓市庫存大、債務高企這三方面問題，提出2016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是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應該說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補的五大任務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對于每一項任務目標應當如何實施都提出了明確的指導意見和要求，比如在去產能方面，中央要求“要按照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的辦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體系，因地制宜、分類有序處置，妥善處理保持社會穩定和推進結構性改革的關系。”在降杠桿方面，在設立產業基金方面中央都有明確要求，核心要求就是要根據市場化原則推進。

當然地方政府在執行的過程中出現的某些偏差，急躁冒進，濫用行政手段等等，我們不否認，這是需要批評，需要引起重視，并力求克服和解決的，如果晏教授是要提醒執行過程中存在的這些問題，我們歡迎，但晏教授顯然志不在此，我們接著往下看。

2、對做大做強國企，對黨領導經濟的批評

晏教授進一步講“計劃經濟思維回潮，還有更值得注意也更令人擔心的各種表現。”比如對于國企改革的不同聲音，又如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再不斷加強，再如計劃經濟思維在經濟理論界有所抬頭。很顯然，晏教授是在步步深入，從批評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上升到對整個政策的批判和否定，進而對出臺政策背后的理論進行徹底批判和清算，不留任何余地。因為只要理論不倒，即使這個政策作廢，也還會有下一個政策出臺，所以晏教授是要批到根子上。

（1）對理直氣壯做大做強國企的批評，是繼續為私有化鋪路

晏教授批評說“大型壟斷性國企的市場化改制還未見實質性推進來，說至今仍然有人將國企實施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等同于私有化”，這顯然是在罔顧事實，混淆視聽。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等我們能夠想到的這些大型央企，不但早已經實施了股份制和公司制改革，大部分都已經成為上市公司，與民營企業一樣接受交易所的監管，信息公開披露，何談市場化改制未見實質性推進？另外明明是晏教授所代表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一直在鼓吹國企私有化，為何又否認他們推動國企改制的真實目的就是想要推動國企私有化？百度一下“張維迎國企私有化”有31200條結果，百度“陳志武國企私有化”有12600條結果，并且言語赤裸，極具攻擊性和煽動性。

國企改革的問題，我之前就在《新三板，中國資本市場的雙軌制改革》中論述過，“國有企業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更是政治問題，自漢代的《鹽鐵論》以來，我們對國企的重要功能已經形成了共識，這也是中華文明能夠一直傳承至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制度安排。當然毋庸諱言，目前我國的國企經營，內部存在很多弊端，占有大量的礦產資源、人力資源以及資金資源，但是運轉效率卻不高。同時也存在擠壓、侵占民營企業生存空間的情況，在很多諸如鋼鐵、水泥等非壟斷性領域，與民爭利。為什么會有那么多過剩產能，國企大規模的存在于競爭性行業，生產效率不如民企，不斷虧損，卻又很難淘汰，這是導致行業產能過剩的重要原因。”我們應當堅定的推進國企改革，但是改革的方向絕不是私有化。

（2）對黨加強經濟工作的領導的批評，是故意曲解政策

晏教授對于黨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也提出了質疑，認為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就是強化了計劃經濟，會導致政企不分。這顯然是對黨加強對經濟發展領導作用的膚淺、片面和錯誤的認識，黨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主要是在希望晏教授能夠認真學習一下中央文件，不要曲解政策，不要誤導讀者。關于這方面的表述大家可以讀一下《栗戰書：加強黨對經濟發展領導須堅持黨總攬全局》《人民日報》( 2015年11月18日06 版)。

3、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批評，完全是門派之爭

晏教授“其一，有人認為經濟發展順利時，應主要由市場配置資源，以求取得更高效率，但在經濟下行或者經濟困難時，則應加強政府作用，以保持大局穩定。我以為這是一種機會主義說法，它完全無視這樣一條教訓：長期來說，是效率決定一切，而不是穩定決定一切，沒有效率，何來穩定？”

教授講“長期來說，效率決定一切”，凱恩斯說：“In the long run, we willall die”。從晏教授對效率與穩定之關系的表述，顯示出了其不懂政治的局限性，在西方經濟學的烏托邦里呆的太久了，完全不看一眼現實世界。我們建國后通過抗美援朝，對印戰爭，對越自衛反擊戰，當中也并不太平，大使館被炸，釣魚島爭端，朝核危機，南海危機，三獨勢力猖獗，我們“韜光養晦”“忍辱負重”“不出頭”，才換來了30年和平發展的國內國際環境，哪有教授一句“長期來說”那么輕巧，哪有那么多的理所應當，全靠我黨用各種方式死撐。目前中國正處于崛起前夜，國際政治、軍事環境錯綜復雜，時間雖然站在我們這邊，但是時間真的不多了……

晏教授講“近來學界出現了全盤否定市場經濟，進而全盤否定西方經濟學的聲音；與此同時，在創建中國經濟學的名義下，又出現了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全盤肯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說法……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要繼續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晏教授真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中國近一二十年的現狀明明是你們全面否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全盤接受西方政治經濟學，現階段，出現反思過渡自由主義西方經濟學，發展創新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的勢頭，都不被晏教授允許，并冠以“左”的帽子，猶如惡人告狀，顛倒黑白。

4、對供給側改革的批評

晏教授列舉了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結構性問題和弊端的根源在于經濟體制改革尙不到位，當前中國經濟的基本矛盾仍然在于兩種體制的矛盾，因此應當著力于推進和深化市場化體制改革，同時，在解決上述去產能等任務時，應當主要依靠市場化手段和途徑；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主要矛盾是結構性的，而對體制性問題則盡量予以淡化或弱化，與此相應，則主張主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去解決產能過剩之類問題。”

晏教授當然是持第一種觀點，然后假設了第二種觀點，作為靶子來批判，讓讀者誤以為有人用供給側改革來替代體制改革，甚至是反對體制改革。但是支持供給側改革的人或者說馬克思經濟學的人或者說中央是這樣做的么？我不認為。

全面深化體制改革是當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五年一次）做出的重要決議，供給側改革是2015年底中央全國工作會議（每年一次）上針對中國經濟的最新情況，做出的階段性任務部署，深化體制改革和供給側改革是一個總體與局部的關系，是一個長期堅持的目標與階段性任務的關系，一個治本一個治標的關系，不應當像晏教授那樣去簡單對立。晏教授所提到的體制改革，都可以在《決議》里找到安排部署，并且并沒有停滯。所以希望晏教授不要揪著改革執行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偏差，從而全面否定供給側改革，也不要誤會國家會用供給側改革這個階段性的改革目標來替換全面的深化體制改革。

全面深化改革三年來，“四梁八柱”主體框架基本確立。2014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80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370個改革方案。2015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101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415個改革方案。2016年，中央深改組確定的97個重點改革任務基本完成，各方面共出臺419個改革方案。2017年上半年，中央深改組已審議60多個重點改革文件。在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實踐中，習大大已親自主持召開了36次中央深改領導小組會議，共審議、通過重點改革文件340多個。

四、上帝和凱撒歸位，市場與政府言和

自從資本主義產生之后，資產階級將“市場”封神，市場與政府的關系，猶如上帝和凱撒的戰爭，上帝的敵人是凱撒，市場的敵人就是國家主權就是各國政府。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在全球擴展市場的過程，猶如推行一場宗教戰爭，硝煙彌漫，曠日持久。晏教授以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們，儼然是上帝的子民，接受“上帝的旨意”，向自己的國家開戰，為西方的市場鋪路。妖魔化政府，妖魔化國企，將政府與市場對立，將國企與民企對立，這是老套路，毫無新意。

所謂批判就是要澄清前提、劃清界限，我們要批判市場和政府，就首先要澄清市場到底是什么？市場是不是神，是不是萬能的上帝？如果是神，那么原教旨主義者是信奉一神論還是多神論？是只能有一種西方設定的市場形態還是允許有多種不同的市場形態？如果市場不是神，不是萬能的，那么市場應不應該有邊界？邊界又應該在哪里？這些邊界需不需要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關于這些，“市場神”的子民反問過么？哦，當然，上帝的子民只需要信仰，不允許反問。

扯遠了，我們說人話。

我認為首先，市場和政府并非水火不容，需要相互依存，相互肯定，握手言和。我們認為我黨通過建國后的偉大探索和實踐，已經建立起來的四個自信，不光是在計劃經濟時代能夠勇敢的接受市場，而且目前已經超越了“市場”和“計劃”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之爭，要想實現中國夢，就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市場和政府需要握手言和，各自歸位，攜手前行。

其次，我們要承認我們人類社會的組織方式到目前為止都不完美，歷史并未終結。我國目前的市場和政府兩者也不完美，存在很多缺陷，都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去建設、去完善。一方面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讓市場的歸市場，這其中最重要的并非是國企改革，而是金融體系改革。另一方面要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讓政府的歸政府，這其中最關鍵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加強政府的執政能力建設。

為什么說市場化改革最重要的并不是國企改革而是金融體系改革，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已經做過多次論述，可以參見《新三板，中國資本市場的雙軌制改革》以及《新三板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等文章，這里就不再贅言。在此，簡單說一下讓政府的歸政府，為什么最關鍵的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一個國家的經濟現代化不能大躍進，同樣一個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也不能大躍進，我們國家1949年建國以來，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積極完善。反腐只是治標，提高各級政府官員的執政能力才是治本。只有各級官員的執政能力提高了，在執行中央政策的過程中才不會走樣，才不會出現晏教授所說的將中央的通過市場化淘汰落后產能，簡單粗暴用行政化去產量。

                                                                                             寫于8月13日成于8月20日上午

                                                                                            個人觀點，與本人所在單位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