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我們一家人在上海停留期間,專門來到位于虹口區一隅的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參觀。與其他喧鬧的景區不同,這里游客很少,安安靜靜,尤其讓人眼前一亮的是院內的那座塑像,分明是一位高鼻梁、深眼窩的外國人,卻身著新四軍的軍裝。看塑像基座上的銘文,才知道他叫羅生特,還是一位中國共產黨黨員。
上海猶太難民紀念館內的羅生特像。(資料圖)
羅生特的原名叫雅各布·羅森費爾德,生于奧地利的一個猶太家庭。1938年,納粹德國占領奧地利后,他流亡到上海,在法租界開了一家診所,很快聲譽鵲起。皖南事變后,他主動投身新四軍。當時,華中局機關報《江淮日報》發表評論說:“在蘇北,參加新四軍的國際友人,羅生特是第一個。”
在新四軍期間,羅生特不顧個人安危,忘我工作,“大鼻子神醫”的美名傳遍根據地。1942年春,經陳毅介紹,羅生特加入中國共產黨。1943年,他來到八路軍山東軍區并被任命為衛生顧問,成功穩定住了羅榮桓司令員的腎病。他還手術搶救了萬毅、曾炳華等多位高級指揮員,被陳毅稱為“活著的白求恩”。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羅生特這樣的外國籍黨員,盡管人數不多,但個個都有著傳奇經歷。國別不同、經歷不同、出身不同、訴求不同的他們,為什么能聚集在同一面旗幟下?
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的是革命。開國少將洪水原是一位越南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歌》的曲作者鄭律成原是一位朝鮮人,醫學專家漢斯·米勒原是一位瑞士人……他們盡管來自不同的國度,但共同的時代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場正義與反動、光明與黑暗的殊死較量中,他們與中國人民患難與共、并肩作戰,形成了強大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朝鮮人楊林、金根、許亨植等人,都是在日本入侵后,先后來到中國,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他們懷著家仇國恨,浴血疆場,英勇頑強,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更是沖鋒在前,直至獻出自己的生命。
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的是信仰。印度援華醫療隊成員柯棣華,主動要求到前線救治傷員。百團大戰時,為搶救傷員,曾連續3天3夜不睡覺。在被任命為白求恩衛生學校教員后,他激動地說:“我一定像他一樣,獻身反法西斯斗爭的偉大事業,決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1942年7月7日,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表示要把中國的解放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并決心貢獻自己的一切。病逝于抗日根據地后,毛澤東致以“全軍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的挽詞,朱德盛贊他為“國際主義醫士之光輝,照耀著中印兩大民族”。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會見斯諾。馬海德參加了會見。(資料圖)
他們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的是友誼。喬治·海德姆生于美國紐約,原籍黎巴嫩。1936年,他和埃德加·斯諾一道來到陜北保安訪問。幾個月后,斯諾寫出了轟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他則自愿留在了紅軍的隊伍。1937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當他看到邊區多數回族兄弟姓“馬”,就把自己的名字改為“馬海德”。從此,洋醫生成為深受當地軍民歡迎的“馬大夫”。新中國成立當天,有幸參加開國大典的馬海德,申請加入中國國籍,獲得了周恩來總理的批準。于是,他成為第一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外國人。“見證中國,寫作一生”的著名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1915年,生于波蘭的一個猶太家庭。他兩歲時和家人流亡到中國,1957年加入中國國籍,1964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的經歷,他自豪地說:“在歷史為我設定的時空中,我覺得沒有任何事情比我親歷并躋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更好和更有意義。”
不同的國別,相同的信念;不同的職業,相同的追隨;不同的機緣,相同的真誠。這些外國人在時代的洪流中,主動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這體現出我們黨的偉大、黨的胸懷、黨的凝聚力和號召力。“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我們深信,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有信心有能力帶領全國人民走向更加光輝的未來。
(本文刊于《解放軍報》2017年10月18日第10版,原標題為《當年,那些外國人為何加入我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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