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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

點擊：作者：新安縣委組織部來源：新安組工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3-19 13:17:18

編者按：近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研究員江宇發表文章《我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詳細記述了煙臺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相關做法，對我們抓黨建促鄉村振興有很好的借鑒意義，敬請一起關注。

全文如下↓↓↓

我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

一、山中的伊甸園

二、“抓集體經濟是組織部分內的事”

三、收復陣地

四、共同富裕

五、春在千門萬戶中

六、年輕人回到了農村

七、面對疫情大考

八、黨如何做到“領導一切”

九、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在農村考察時發出“走合作化道路”的號召，之前他也多次明確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

真正落實這些要求并不容易。一方面，對于要不要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各界還有不同的看法。在學術界，個別主張農村土地私有化、削弱和瓦解集體經濟，以便為城鎮化、工業化提供廉價的勞動力、土地、資源的觀點，仍大行其道。（雖然印度、菲律賓、巴西等國已經證明了，走這條路只會導致尖銳的城鄉對立和社會動蕩）。

另一方面，即使認可農村需要集體經濟，需要組織起來，但是在“誰來組織”“怎樣組織”的問題上，仍然莫衷一是。是靠資本還是靠黨支部來組織農民？在集體經濟已經非常薄弱、農村各種利益關系復雜的情況下，如何重建集體經濟？

正因為這些難題盤根錯節，幾十年來，雖然中華大地上出現了華西村、南街村、滕頭村、周家莊等集體經濟“明星村（鄉）”，但人們往往只看到這些村莊的特殊性，還沒有一個地方全面地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形成規范的制度和普遍的經驗。這個世紀難題的答案，到底在哪里？

2017年起，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在全國首創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幾乎回答了以上所有的疑問。我偶然聽到這個案例之后，就自己按圖索驥來到煙臺的農村，親身感受到煙臺農村的巨大變化，感受到了農村走向繁榮和富裕、黨在農村和人民血肉交融的動人情景。

煙臺找到了新時代合作化道路，展示了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基層組織戰斗力，是新時代中國新道路展現的光輝。所以，我寫下了下面的故事。

一、山中的伊甸園

截至2020年8月，煙臺已經有2779個村實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并且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制度體系。其中，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煙臺棲霞市亭口鎮衣家村。

衣家村孤懸于大山深處，交通不便，沒有水源。因為自然條件差，三百年來人口始終沒有增加，一直是一百多人。村里中青年幾乎都外出了，留守的村民最年輕的也50多歲。全村85%的果園在山上，因為沒有水源和路，2016-2017年連續干旱，櫻桃樹旱死40%。

這樣一個讓人一籌莫展的村莊，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后，大變了模樣。2019年3月我來到衣家村，一條寬5.5米、長5.5公里的環山路直達山頂，山頂新修了蓄水池，350畝果園用上了滴灌設備，人們在山路邊、果園里，一邊勞動，一邊談笑風生。人和村莊，都變得容光煥發，正是“一年之計在于春，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這希望，來自“組織起來的力量”。

紀錄片《衣家村的路》

衣家村黨支部書記衣元良，55歲，13年軍齡，35年黨齡，他留著平頭，眼神堅定和倔強。他是2009年接受鎮黨委的動員，不顧家人反對，放棄自己的水果生意，擔任黨支部書記的。剛上任時，衣家村“臟、亂、窮”已經遠近聞名，50戶人家，20多戶是上訪戶，村集體還欠著10多萬元的外債。

衣元良說“我反復琢磨，覺得村里最大的問題是，老百姓單打獨斗、心不齊。”但怎么解決問題呢？從2009年到2017年，八年時間沒找到好辦法，農民收入連續七八年也沒有增加。衣元良研究過當時各種合作社模式。他發現，大部分“合作社”，實質只是土地流轉。村民的土地流轉給“種糧大戶”，然后每年拿租金，還可以去合作社打工。

衣家村這樣搞行不行？不行。衣元良說，平原上搞土地流轉也許可以。我們這全是山區，土地也不值錢，沒人來。村里年輕人都五六十歲了，誰愿意找你去打工？而且，農民沒有了土地怎么辦？這是“圈地運動”，不是真正意義的合作社。

衣元良也注意到，有的合作社是“假合作社”。三五個人辦一個合作社，國家也有資金補貼。這樣行不行？也不行。因為，“這三五個人往往是村里最有本事的人，當干部的、做生意的，這些人掌握了資源，其他人怎么辦？這是少數人富裕，不是共同富裕。”

轉機出現在2017年4月，衣元良去亭口鎮辦事，鎮黨委書記史大磊把《塘約道路》拿給衣元良，說這是市委組織部長于濤推薦的，讓每個村支書都看看。衣元良拿到書，一口氣看完了。他感到，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走集體經濟道路，是衣家村的出路。

衣元良又按照市委組織部的要求，認真讀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擺脫貧困》，其中有一段觸動了他：“一些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時，沒有很好地理解統一經營和‘歸大堆’的區別，放松了‘統’這一方面，需要統的沒有統起來，不該分的卻分了，其結果是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根據衣家村現狀，衣元良形成了一個成立合作社、把村民集中起來發展晚熟桃子產業的想法。他對村主任和會計說：“再不把老少爺們組織起來干點事，再過幾十年，我們這個村子就消失了”

在兩個月時間里，衣元良開了多次村民大會，一個禮拜開兩次。當過十三年解放軍的衣元良，對村民進行了“戰前動員”。經過艱苦努力，衣元良終于打動了群眾，2017年9月6日合作社正式取得營業執照，全村57戶村民中有53戶加入。

合作社取了個富有詩意的名字——一點園果蔬專業合作社。“一點園”就是“伊甸園”。這就是農民的浪漫，中國的“伊甸園”，不是來自虛無的天國和上帝的恩賜，而是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用自己的雙手干出來的。

辦合作社一開始，村“兩委”也曾考慮以土地入股的方式讓老百姓入社。但是在操作當中，覺得不合適：老百姓土地畝數不同，如果單純按土地多少入股，對土地少的戶和貧困戶又不公平。衣家村的現狀，也不會有企業來投資，即使把土地集中起來，也吸引不到資金。怎么辦？

經過探索，衣家村發明了“創業股+原始股”的辦法。所謂創業股，也就是勞動力入股，老百姓可以到合作社打工，不管男女老幼，男工一天120元，女工一天80元，滿2000元折合成1個股份，將來可以享受分紅，還可以用于購買合作社提供的苗木、管道、水費、化肥等。

一個合作社、一張工票，分散的群眾組織了起來。這樣一支隊伍，靠著一錘一錘地碎石、一锨一鎬地整平，出了8000多個工，用了7個月的時間，硬是開辟出一條長5.5公里、寬5.5米的環山路。

老百姓之所以愿意在暫時無法兌現的情況下接受工票，從根本上說是出于對黨組織的信任，相信在黨的領導下村莊會有美好的前景。這就是在煙臺常聽到的一句話——把黨的組織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

2018年7月8日，在衣家村注冊“一點園”合作社整整一年之際，煙臺市“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工作會議的全體代表，來到衣家村觀摩。和一年前相比，衣家村彈指一揮間，舊貌變了新顏。風展紅旗如畫，山下流水潺潺，到處鶯歌燕舞，高路聳入云端。

衣元良說，一個村里，就得解決老百姓跟誰干的問題。干啥都得有個頭，何況咱們是黨領導的。

我問他，你覺得這條路能不能走下去？

他說：能！第一老百姓歡迎，第二符合中央的精神。黨支部有上級組織管著，只要共產黨執政，黨支部就跑不掉，所以老百姓有信心。

“他們知道我干事是給他們干的，不是為自己干的”。衣元良認真地說。

和衣元良一樣，蛇泊窩鎮東院頭村的林賢，自從2012年起，就在苦苦探索鄉村振興的道路。東院頭村同樣曾經是一個“問題村”，曾派別林立，內斗不斷，多年沒有黨支部書記。林賢上任之后，萌發了加強集體經濟的想法。

2012年十八大閉幕之后，習總書記在記者會上提出“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大激勵了林賢。村黨支部牽頭成立了格瑞特果品專業合作社，林賢帶頭入股20萬元，全村140戶、350名社員入社，戶均出資5000余元，共籌集2200萬股，村集體占股15%，社員占股85%，建設了200畝有機蘋果示范園、100畝苗木基地。為了防止“大鍋飯”，合作社還聘任了總經理，按照蘋果的數量、質量、安全生產等制定詳細的考核制度。

進入盛果期之后，2016年開始分紅——2017年，每畝地分紅700元；2018年，每畝地分紅1300元；2019年，每畝地分紅4000元；這相當于：以資金入股的社員，每一萬元本金分紅5000元。土地入股的社員，一畝地股份（折合8000元本金），分紅4000元，遠遠高于簡單土地流轉的收益。東院頭走上了致富的快車道。

合作社的成功，給了林賢更大的信心。但直到2017年，對這種模式到底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林賢一直沒有把握。他經常感到：干了那么久，上級既沒有肯定，也沒有否定，還是有點冒險。

終于，等到了2017年，東院頭探索的星星之火，迎來了燎原的曙光。

煙臺市委組織部要求全市農村黨組織和村干部學習《塘約道路》，時任棲霞市委組織部長陳雋來到村里，把《塘約道路》拿給林賢看。賢花了五天時間把書看完了：“這不和我們村一樣嗎？我們做得還更早”。

林賢沒想到的是，和他一樣探索共同富裕之路的干部一天天多了起來。就在他寫下這句話時，煙臺市委組織部已經開始醞釀在煙臺全市范圍內大規模推廣“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模式。

二、“抓集體經濟是組織部分內的事”

首倡并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工作的，是煙臺市委組織部。

衣家、東院頭這樣的村，全國也有很多，煙臺究竟有什么特別的呢？這個特別就在于：和其他地方集體經濟“明星村”是星羅棋布的單個村莊不同，煙臺是全國第一個在整個地市范圍內重新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地方，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充分證明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并不是個別“明星村”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可復制、可推廣的。

為什么這個突破首先在煙臺發生呢？首先因為解決了“道”的問題。

直到今天，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仍然存在認識分歧。最核心的分歧圍繞兩個問題：農村要不要做大做強集體經濟？農村黨支部要不要領導、怎樣領導集體經濟？

煙臺之所以能夠在全國率先提出并成功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因為他們從理論上明確回答了這兩個問題。煙臺市委組織部主動承擔起了教育干部、動員群眾、統一思想的任務，擔當了“點燈的人”。

2016年起，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服務空白，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所以，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既然是政治問題，組織部門就要主動介入。

2017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中央領導推薦了《塘約道路》。于濤得知之后，第一時間買了這本書，一直讀了一個通宵，看得心潮澎湃。她既是為塘約的奮斗精神而感染，更是為發現了志同道合者而激動。她說：“塘約把群眾組織起來抱團發展，用兩年時間把一個一貧如洗的貧困村改造成了一個小康村，這個道路就是我一直想推行的組織化、集體化道路，《塘約道路》和我的設想是高度吻合的。”

2017年4月，煙臺市委組織部下發《關于認真學習借鑒<塘約道路>的通知》，縣、鄉、村三級書記人手一冊。煙臺許多縣、鄉、村開展了圍繞《塘約道路》的大學習、大討論。對煙臺來說，這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最早的“思想解放運動”和“真理標準大討論”。

緊接著，2017年5月，《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應邀來到煙臺，走了五個區市的九個村。他驚訝地發現，當地干部對《塘約道路》已經很熟悉，有的支部書記折了很多記號，畫了很多道道，有的還在書頁空白處密密麻麻地寫滿了體會和思索。

5月13日上午，市委組織部又安排王宏甲與煙臺市各區縣的組織部長、部分鄉鎮黨委書記、村支部書記座談。在這次會上，大部分干部還是認可塘約道路的。但是，黨組織領辦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做法，在煙臺能不能更大范圍地推廣，有不同的意見，甚至爆發了爭論。

有的說，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的產物，現在再提集體經濟，是走回頭路，不合時宜。有的說，很多村集體土地和山林都已經承包到戶了，集體一分錢、一塊地都沒有，靠什么來組織農民呢？有的說，發展集體經濟，會導致“小官巨貪”，富了個人，窮了集體，損害群眾利益。有的說，塘約能辦好合作社，就是因為出了一個左文學（塘約村黨支部書記），可是，上哪兒去給每個村都找到像左文學這樣的能人、好書記呢？

煙臺的干部常跟我說到兩句俗話：“思想不通，栽樹不活”“牛不喝水，不能強按頭”。

煙臺市委組織部長于濤雖然堅定認可《塘約道路》，可是面對不同意見，也不能簡單地靠強迫命令的方式推動。她引用總書記的話：“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要求干部“做事之前一定要從理論上想清楚”。

圖：煙臺市委組織部動員發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工作

市委組織部帶頭，各級黨委組織部門和縣鄉村的干部，開始了大宣講、大動員。上級給下級講、分管領導給部門講、支書給村民講。她說：“我們經常說，改革中的問題要靠改革的辦法解決。家庭聯產承包是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也是改革，是新時代深化改革。總書記明確指出合作化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方向；小平同志早就意識到未來一定還要走合作化道路。所以，農業合作化從理論上是完全能講通的。”

針對“走回頭路”的質疑，于濤說：“我們今天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跟過去‘一大二公’的集體化是有根本區別的：新型集體化是建立在‘確權’基礎上的，產權是清晰的，而過去的集體化是強制把農民手里的田集中起來，不是自愿的。走合作化道路、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一種螺旋式上升，不是回頭路”。

在這些思想動員的基礎上，2017年7月，煙臺先行選取11個村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試點，由村黨支部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

這里需要解釋一下，什么是“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指由黨支部成員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群眾以土地、基礎設施、勞動力等入股，把群眾組織起來規模經營、抱團發展，村集體和群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同于個人領辦的合作社。資本、個人領辦的合作社或許能解決產業振興的問題，但是靠他們來實現共同富裕是不夠的。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姓公不姓私”，能夠真正把分紅主動權牢牢抓在手中，讓農民群眾成為最大受益者，讓老弱病殘也都能有保障，可以更有效的推動脫貧攻堅、共同富裕。

到2018年7月召開“抓黨建促鄉村振興工作會議”時，全市已經有300個村實現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

2018年，煙臺市委組織部整合各部門資源，希望以市委名義出臺一個扶持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文件。2018年7月，討論了半年多的《關于在全市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百村示范行動的實施方案》，由煙臺市委常委會議通過了。

截至2018年底，100個示范村入社群眾2.8萬人，帶動830個村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占行政村總數的1/8。截至2020年8月，2779個村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占全部村莊的40%。

2018年6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煙臺考察期間說：“我要看看劉公島，看看我們甲午海戰之殤，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現在又是一次大變革之際，在這樣一個歷史進程中，我們各就各位，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自己的歷史貢獻”。

煙臺強力推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出于這樣的歷史自信和歷史自覺。他們抓住了歷史前進的方向，找到了在新形勢下通過黨的領導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路徑。

一位領導同志評價說：“煙臺走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它和西方的、和資本主義的鄉村振興不是一條道路。我看就兩點：一個叫公有制為主體，集體土地所有制不能改變；一個叫共同富裕，否則就是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制度就沒有了。煙臺是落實（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一個很好的經驗”。

“煙臺經驗”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打造了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三個基本特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

三、收復陣地

在關于農村集體經濟的討論中，最常見的一種觀點就是：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滕頭村等“明星村”有特殊性，這些村都有具有傳奇經歷和特殊魅力的帶頭人。而這些帶頭人是不可復制的，所以農村集體經濟不能普遍推廣。正是出于這種認識，一些集體經濟薄弱的村莊，黨組織的影響力減弱，缺乏威信，農村基層黨組織被地方黑惡勢力綁架和操控了，一些有關“小村官大貪腐”、“新土豪”的報道不時見于報刊媒體。

而煙臺打破了這個迷信。“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證明，在廣大農村干部和群眾中，蘊含著走合作化道路的內生動力。集體經濟的帶頭人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完全可以在實踐中發現、選拔、培養出一大批優秀的集體經濟的帶頭人，收復失去的陣地。

2017年，在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項工作半年之后，正好趕上山東全省村“兩委”換屆選舉。煙臺市委組織部沒有把這件事當成例行公事，而是充分抓住這個重大機遇，重塑了村干部隊伍。煙臺市委組織部長于濤說：群眾把自家的地、自己的錢放到合作社里邊，如果這個理事長沒有為群眾辦好事、辦成事的情懷，沒有為群眾跑前跑后、流汗服務的擔當，沒有多講奉獻、多講公心的境界，那么就很難帶群眾辦好合作社，甚至會變成一個爛攤子。所以這個“頭雁”能不能選好，直接影響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成敗。

那次換屆，煙臺是全省的試點市。煙臺把政治標準作為選好村“兩委”干部的第一關，首關不過，余關莫論，提出“好人加能人，才是當家人”的選人標準。不光看干事的本事，還要看政治標準。尤其防止出現“強人治村”“惡人治村”的情況。

這次換屆非常成功，經過嚴格考察的村“兩委”候選人，得到村民的高度認可。我接觸的幾十位村書記、第一書記，給我一個共同的感覺：煙臺市委組織部“好人里頭選能人”的導向，為他們脫穎而出創造了環境。通過領辦合作社，黨支部有事可為，村干部的精神狀態煥然一新，真正找到了“當家人”“領頭羊”的感覺，這是他們多年以來沒有體驗到的一種榮譽感和成就感，在群眾中也有了威信和話語權。

蓬萊市大辛店鎮槐樹莊村黨支部書記李軍，是個“80后”，他就是在2017年換屆選舉中擔任村黨支部書記的。為了帶動村民入社，他決定把自己的果園拿出來，和老百姓的撂荒地合在一起，辦個合作社。家人非常不同意他把果樹砍掉，但李軍還是實施了自己的計劃。在他帶動下，村民踴躍入股。原來只計劃籌資幾萬元，結果一次就入股30萬元。到2018年底，全村207戶入社，股金48萬。合作社一開張，就通過“兩委”干部帶黨員、黨員帶群眾，采取出義務工的方式，僅用2個多月時間，就開發荒山近200畝。當年冬天又開發了100畝荒地，規劃了生態種植區、有機養殖區，種養了富硒紅薯、花生、蘋果和香豬等禽畜，2018年村集體收入25萬元。

在煙臺，像李軍這樣的書記有很多。為了讓土地能夠連方成片，有的書記帶頭把自己家還在盛果期的果樹砍掉，有的用自己的好地換取群眾家的差地，他們都是義無反顧、樂此不疲。

槐樹莊村

我問過很多人，是什么動力，讓這些“能人”放棄自己的生意，放棄本來可以多拿一點、多分一點的機會，給集體做貢獻呢？

答案大概就是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好人里頭選能人”。激勵他們的，不僅是物質的利益，而且還有從為人民服務中獲得的滿足感。有的村支書是干了好幾屆的，之前寂寂無名、業績平平，上級黨委為了落實村干部坐班制，想了很多辦法，甚至需要刷臉、打卡。但這幾年，這些干部找到了當家人領頭羊的感覺，越干越帶勁，變成了全省的典型。

這就是煙臺給人們的信心。有一個好的制度、好的導向，就能讓集體經濟的帶頭人源源不斷地產生。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

四、共同富裕

農村如何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世界難題。從全世界范圍來看，歐美國家幾乎不存在“三農”問題，因為他們有豐富的資源和較少的農村人口。而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還沒有一個成功實現了城鄉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

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實踐證明，只有在黨組織領導下發展集體經濟，才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同其他農業合作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夠以多種渠道、最大限度促進產業發展、提高群眾收入。

第一個渠道，是通過加快農村產業發展提高收入。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利于加強土地集約、改善水利土壤灌溉交通等基礎條件、延長農村產業鏈、推進多種經營，這些都有利于從總體上提高集體和群眾收入。

第二個渠道，是在分配上向廣大群眾傾斜。同其他模式相比，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能牢牢掌握分配的主動權，真正把飯碗端在自己手里，把未來土地和產業增值的空間留在集體和村民手里，避免了土地和產業收益被資本一次性買斷，農民只能獲得少量租賃費用和打工收入。合作社流轉農民土地后，農民既可享受基礎股金，又可以享受二次分紅乃至三產融合中的多次返利，還可以到合作社務工、按勞計酬，實現多門路增收。農民二次分紅比例不低于40%，村集體占股不低于10%，單個社員出資不宜超過20%。這都是為了在分配上最大限度向群眾傾斜。

第三個渠道，是更有利于引導社會資本為集體經濟服務。新中國成立之后，農村合作化和集體化的歷史證明，只有把農村組織起來，才能改變舊中國農業朝不保夕的境地。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小農在資本面前的弱勢地位又凸顯出來。但在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資本沖擊小農的危險并沒有充分重視，相反仍然存在著主張資本下鄉、土地私有化的主張。

中國同西方不同，西歐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農村人口已經充分轉移到城市，而中國即使到2030年，城鎮化率達到70%以上，也還會有4-5億人生活在農村。如果放任資本下鄉圈地，在人多地少的前提下，必然會導致大量農民失去土地、流離失所。

然而，如果為了維護農村穩定，一概限制資本下鄉，則又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怎樣做到既利用資本，又限制和約束資本？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組織領導下把農村組織起來。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之所以要“黨支部領辦”，就是因為在黨組織帶領下，才能改變農民無組織的狀態，容納資本進入農村，同時又利用黨的組織優勢，充分保護農民的利益。

煙臺市委組織部總結了一個公式，把為什么必須堅持黨對集體經濟的領導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

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農民的無組織

資本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在資本面前，單個的小農是弱勢的。只有把黨的組織力注入到農村，讓農民組織起來，才能夠和資本的力量達成平衡。

臧家莊鎮北洛湯村黨支部書記名叫李森，1973年生。2017年起，北洛湯村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當時，村里果樹已經進入老化期，要改造果樹，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每畝地需要投入2-3萬元的改造資金。因為果樹已經老化，村民收入下降，用現金入股已經比較困難。

這時，有家從事農業科技的企業提出，想同合作社合作，但是怕和一家一戶打交道。經過多輪談判，合作社與企業確定了合作的方式：改造果園的投入由企業負責，頭3年按每畝1000元標準向流轉土地的農戶發放生活保障金，第4年，新種的果樹開始結果，產生收益后，按企業65%、集體5%、農戶30%的比例分成。待企業收回成本之后，企業的分成比例下調至55%，集體、農戶分成比例分別提高5%。進入豐產期后，每畝地年純收益在1萬元以上，村集體每年可以收入近10萬元，年增加群眾收入60萬元以上。李森說：“假如沒有黨支部領導，無論如何單個農戶和企業無法談成這樣的條件，老百姓利益也沒法最大化”。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同社會資本合作，既保護了農民的利益，也受到社會資本的歡迎。目前，我國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很多工商企業積累了剩余資金，但在城鎮化空間減小、速度放慢以及大量工業產能過剩的情況下，在城鎮和工商業部門找到新的投資機會的難度增加。而農村還存在大量閑置資源沒有充分得到開發，而為了保護農民的利益和農村的生態環境資源，又不能放任資本到農村圈地。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則找到了兩全其美的辦法：在農村組織起來之后，就能有效地承接社會資本的投資。而對村民來說，土地的所有權、承包權還是自己的，企業入股合作社，也是真金白銀地投在了地里，所以村集體和村民的利益也有保障。

五、春在千門萬戶中

“春在千門萬戶中”是煙臺市委組織部長于濤的個人公眾號的名稱，我認為這也是煙臺市鄉村振興景象的寫照。來到煙臺那些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村莊，無一例外使人感到整潔、清新、明快、溫暖。

工業化、城鎮化是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同時也不能把工業化、城鎮化看成是絕對神圣的。在私有制條件下，資本主義的城市化、工業化，使城市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集中的中心，在城市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還帶來了巨大的城鄉對立。特別是廣大第三世界，實施土地私有制，使得大量農民流離失所、處境悲慘，農村成為土地資本家的樂園。

社會主義的城市和農村，都應該比資本主義更文明、更宜居。今天的中國農村，物質生活水平已經大大改善，但是離“詩意棲居”的目標還有很大距離。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基層治理的薄弱，一些農村的思想道德和社會治安狀況不容樂觀。有的村莊“形雖在、神已散”，社會主義道德、公序良俗失效，黃賭毒等丑惡現象蔓延，甚至封建迷信、傳銷組織、地下宗教、邪教組織勢力抬頭，嚴重侵蝕農村基層政權。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在經濟上讓群眾致富了，而且有力地加強了農村基層的治理。黨支部領導群眾組織起來，不僅有了經濟收益，更有了組織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使大家愿意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奮斗，共同管理公共事務。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所到之處，出現群眾起早貪黑參加集體勞動的火熱場面，集體經濟組織也成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平臺，鄉村的環境、衛生、治安、養老、扶幼、文化，都呈現出了新的氣象。

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同志告訴我：做基層組織工作的同志都有體會，城市社區的書記一般都很會講，你去了社區之后，他會拉著你看這看那。而農村書記一般都不太會講，問一句說一句，甚至經常是鄉鎮書記替他回答。現在我們領辦合作社的書記個個勁頭十足，自信滿滿，再到村里去也是拉著你不讓你走，看了這個項目，還得拉你去看別的項目。這種局面在兩年之前是沒有的。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讓許多過去矛盾最尖銳、治理最混亂的村，變成了最和諧、最穩定的村。萊州就有這樣一個例子——田家村。村書記和主任在2018年剛剛上任時，村里的惡霸團伙經常到村委打砸，有的居民直接和“兩委”干部大打出手。而經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傳統的“田家小米”價格翻了一番，而且成為最穩定的村。每年“七一”是村里的“七一感恩節”，2020年疫情防控期間，兩件事讓村主任楊春華很高興：一個是當年帶頭毆打村干部的小伙子，主動提出捐獻了50個口罩。另一個也是當時帶頭鬧矛盾的“反派”，給楊春華打了幾個電話，要求到村口去參加執勤。電話里還問楊春華“你給不給工資，給工資的話我就不去了啊，免費服務我就去”。

臧家莊鎮北洛湯村

桃村鎮桃村

棲霞市官道鎮

養老，是農村面臨的又一個難題，也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北洛湯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專門為70歲以上老年人辦了個大食堂，老人每天交5塊錢，集體補貼10塊，按15塊錢的標準可以吃三頓飯。食堂滿屋可以容納一百多人，座無虛席，老人們邊吃邊聊。食堂里有做飯的、買菜義工，合作社的黨員和群眾輪流上工。老人們也經常教育子女免費幫助食堂干活，有的老百姓把自己種的菜送到食堂。

于濤說：“我們在工作當中有一個很深刻的體會，就是過集體生活的群眾和關起門來單打獨斗的群眾，他的精氣神是完全不同的。單打獨斗的群眾，他不能植根于集體的土壤當中，即使自己掙了錢，過好了，但是也感覺少了靈魂，沒了精神。”

在煙臺，我深刻地感受到了這個道理。

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同單純的“專業合作社”相比，功能更加豐富。過去，人們比較重視合作社在產業發展方面的功能，而我國傳統文化和歷史經驗都表明，農村基層組織應當同時具有產業、金融、供銷、民生、基層治理等多方面功能。當前農村存在的問題，一定意義上就是因為這些功能被割裂了。

將群眾利益與集體利益和合作社的發展緊緊聯系在一起，形成了利益共同體，群眾有了集體觀念，合作社發展有了內生動力，群眾認識到組織起來更有力量，只有跟著黨組織才能過上好日子，像“石榴籽”一樣凝聚在黨組織周圍，夯實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

現在，在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支持下，臧家莊鎮全鎮78個村有58個村成立了食堂。

最美味的是人間煙火，最溫暖的是社會主義。

六、年輕人回到了農村

人從哪里來，是鄉村振興最緊迫的問題。

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在人才的競爭中，農村是弱勢一方。大量農村勞動力進城，為城市和工業部門提供了大量所謂“低成本勞動力”，但卻使城鄉差距擴大了。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改變了農村的面貌，也漸漸吸引著城市的優秀人才回到農村，讓人們看到了縮小城鄉差距的希望。

為什么合作社能夠吸引到人才呢？第一，同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相比，合作社是個干事的大平臺，延長了產業鏈，擴大了分工，能夠為人才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第二，有了集體經濟這個平臺，也能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人才。

在煙臺棲霞市官道鎮、楊礎鎮，我見到了幾位正在操控無人機、布置水肥一體化設施、用大數據管理果園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當地的“農二代”，父母均以種植蘋果為生。他們到大城市上了學、讀了研究生，在城市也有了很好的工作，但是卻選擇回到農村來。

這是煙臺的新氣象。一位縣委組織部長告訴我：現在空心化、老齡化這么嚴重，為什么農村留不住年輕人？并非是單單因為收入低。這有年輕人和家長的觀念問題：努力了幾輩子，好不容易進了城，怎么還能回去當農民呢？也有農村的生活條件、生活方式、社交網絡和城市有落差等原因。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一個經濟組織，是一個工作，年輕人會覺得有榮譽感、地位感。

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創造了這樣的環境。棲霞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作為吸引青年人才回流農村的平臺，在全國招募從事果園管理工作的優秀青年，擔任合作社項目經理，已經招募到39名項目經理。

萊州市郭家店鎮小草溝，上世紀90年代，小草溝人引進5萬多公斤優質銀杏種子，發展銀杏育苗1000畝，那是小草溝村最輝煌的時候，北京三環之內的銀杏，據說全部出自小草溝村。直到現在，每到秋天，小草溝的銀杏大道仍然是遠近聞名的打卡勝地。

但到了90年代末，園藝場被承包了出去，小草溝的集體經濟一度削弱，走了一段彎路。2017年，在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號召下，小草溝這個昔日的集體經濟明星村，開始了二次創業的道路。小草溝村黨支部領辦了小草溝秋韻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進村大道兩旁是整齊的銀杏，游客可以看到鄉野田地的風情，連綿的山峰、迤邐的農田，樸實的房舍、冒著輕煙的農家小院，路上悠閑的老人，與山水比鄰，與花鳥同眠。

小草溝“大隊客棧”民宿的兩位設計師是一對“80后、90后”伉儷，他們的網名分別叫“竹子”和“山巒”。

“竹子”叫王曉明，是煙臺本地人，家鄉在離小草溝村三公里外的北莊，畢業于北京服裝學院環境藝術系，多年從事鄉村旅游規劃設計工作。小草溝黨支部委托他做旅游規劃，他就看上了這個村子。經過幾個晝夜的思索，放棄了北京的生活，回到了闊別已久的小草溝，利用大隊的一個院落精心設計了一處民宿。

王曉明設計村莊的概念是：“很多設計師在做鄉村規劃的時候會把自己當成主人，把自己的想法強加給一個村莊，那是不對的。我希望我們所做的一切，都能圍繞村民們的生產和生活需求來，這樣做出來的規劃也比較容易得到村民的認可。”這是符合習總書記的思想的，總書記說：“新農村建設一定要走符合農村實際的路子,遵循鄉村自身發展規律,充分體現農村特點,注意鄉土味道,保留鄉村風貌,留得住青山綠水,記得住鄉愁”。

“山巒”是山西大同人，她和“竹子”是夫唱婦隨，跟著“竹子”來的小草溝。2012年的秋天，山巒第一次來到小草溝，站在“馬山水庫”（號稱北莊的“瓦爾登湖”）上方往下看——山清水秀中，許多農民扎著頭巾在田野勞作，就像宮崎駿動畫片里的情景，而北京的冬天“霧霾多到令人絕望”……

受小草溝村領導的邀請，夫婦倆決定攜手返鄉，你耕田來我織布，一個做規劃設計，一個做幼兒教育。他們將村里的閑置倉庫、房屋改建成大隊客棧，在村子里蓋起生態廁所、建起農副特產的購買中心，小草溝村走出了一條轉型發展、生態立村、產業融合、旅游富民的路子。

這兩位年輕人的探索，都觸及了農村發展的大問題。如今的小草溝，已經成為了一個新農村標桿示范村，王曉明設計的院落也成了當地比較有名的集民宿、酒店、旅行的綜合鄉村景點。小草溝還成了萊州多家小學的校外實踐基地，孩子們來這里，參觀500多畝的南嶺采摘園，聽宋福林書記講村莊發展創業的歷史，到苗圃參加勞動。天文科普中心每月定期推出梅西耶天體觀測、流星雨觀測、太陽系行星觀測、中國運載火箭發展史講座、神秘的宇宙專題講座，到馬山水庫學習水利和土壤知識……

我在他們網站上看到一張王曉明和村里兩位老人坐在河邊談天的照片，他們笑得都很燦爛。年輕人回來了，鄉村振興就有了最大的希望。

七、面對疫情大考

2020年的中國，經歷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抗疫大戰，經受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這是對中國的大考，也是對煙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大考。

從疫情一開始，我雖被困在北京家中，但每天都關注著煙臺，關注著那些我熟悉的村莊，那些我熟悉的名字。令人倍感欣慰的是，那些由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村莊，在疫情防控、支援前線和復工復產方面，都打了頭陣、當了先鋒，真是英雄輩出，亮點頻現，如滿天星斗般，展示了黨的領導和集體經濟的巨大威力。

新冠“大考”充分說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是有堅強戰斗力的。從更大視野看，中國疫情防控的成功還說明了一個問題：不能只看到城鎮化帶來的好處，更要看到城鎮化的風險。既要看到大城市的效率，也要看到大城市集中了風險。

疫情防控中，“村支書的大喇叭”成為中國防疫獨特的風景。而煙臺實行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村黨支部的力量就更加強大，村干部不再是單打獨斗，而是可以帶動村“兩委”和黨員、志愿者、積極分子，一呼百應、同氣連枝，形成縱橫交錯的嚴密組織，緊急關頭一聲令下，馬上就可以沖上前線。

一月底，我在朋友圈里問了一下：包括一線城市在內，哪個地方的城市社區黨支部能做到走訪全部家庭、每天給居民送吃送喝送菜，還能上門幫忙倒垃圾？從回答看，能做到的不多。但是，在煙臺黨支部領辦的合作社就做到了。

在疫情面前，合作社“姓公不姓私”的優勢充分顯示了出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組織黨員和群眾防控疫情，而且利用集體經濟的家底，慷慨解囊，捐錢捐物，讓利于民，全方位地支援城市和前線。

幾千斤菜、幾萬塊錢，甚至一碗小米粥、一車煤球、一盤糖果瓜子點心……如果用大城市、大企業的標準看，這些東西不值多少錢。

可是，如果你再想想，這些蔬菜瓜果是合作社的社員們從春華到秋實，深一腳淺一腳種出來的，又是親手一顆顆摘下來、洗干凈的，這些錢是黨員們一張一張湊起來、上面還帶著汗水和泥土、硬塞到村干部手里的，這些點心粥飯是群眾在家里親手烹制，又一溜小跑送到干部手里的，你就會感到，這其中的價值，不是金錢能衡量的，它凝聚著一種強大的氣場，這種氣場就是黨和人民的血肉深情。

“全民戰疫”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堅不可摧的力量，展示了黨和人民高度的團結一心，這是足以克服一切困難、戰勝一切敵人的法寶，是足以讓世界上一切敵人膽戰心驚的鋼鐵力量。

71歲的肖春仁，是井灣周家村第一個報名參加防控的普通群眾。他說“活這么大，第一次有這么嚴重的疫情，我必須為國家做點事”。

浦里張家村67歲的貧困戶張學韓，主動要求加入值守隊伍，他說“在自己困難時，是政府照顧我，在政府有難時，我也要站出來”。

這些場景，讓我想起山東老解放區流行的一首歌謠：“最后一口糧送去做軍糧，最后一尺布送去做軍裝，最后一張老棉襖蓋在那擔架上，最后一個親骨肉送去上戰場”——這催人淚下的表白，絲毫不是夸張，在那風雨如磐的戰斗年代，這是無數個活生生的現實。

為什么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能夠和人民形成這樣的血肉聯系？為什么曾經有一段時間，這種血肉聯系淡漠了，甚至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出現矛盾了？可以舉出很多原因，但是其中不可忽視的一個就是——黨組織和群眾的“利益聯結”中斷了。

如果集體經濟薄弱，村民感受不到黨組織和自己的利益有什么關系，那么就不會和黨組織同甘共苦，農村的陣地就要拱手讓人！

所以，煙臺之所以能夠重現黨和人民水乳交融、魚水情深的關系，歸根到底就是由于重建了黨組織和群眾的利益聯系。

大疫止于村野。組織起來的農村，成為了國家安全的堅固防線，這是煙臺經驗對“后疫情時代”的重要啟示。

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有利于促進“三農”問題的解決，擴大國內需求、吸納農村勞動力、提高農產品競爭力、改善農村公共服務，歸根到底，有利于穩定國內大后方，更好地服務于國際斗爭。

2020年之后，全國完成脫貧攻堅，鄉村振興將成為全黨全國更加重要的工作，這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發展格局的戰略性選擇。

八、黨如何做到“領導一切”

煙臺經驗的意義，不僅在于找到了中國特色鄉村振興的道路，更在于，由市委組織部主導發展集體經濟，回答了更加普遍性的問題——為什么黨要領導一切、怎樣領導一切？

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黨的政治建設。抓黨建和抓發展是什么關系？政治和經濟是什么關系？對此一度有不少模糊認識，甚至錯誤地認為“抓政治”耽誤“抓發展”。

煙臺經驗用實際行動證明：在政治和經濟中，經濟是起基礎作用的，政治是起引領作用的。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只有抓好政治，才能抓好經濟。

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抓黨建就是抓發展”“黨建要統領一切、覆蓋一切、凝聚一切”，實現了講政治和抓發展的高度統一，避免了“兩張皮”。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這些思路在農村的具體體現。

過去的“三會一課”缺乏吸引力，容易讓黨員覺得和自己沒關系，甚至開黨員會、村民會還要發誤工補貼。而有了黨支部辦的合作社，社員村民參會的積極性非常高，因為都知道，支部的事、村里的事就是自己的事。通過抓實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也就牽住了基層黨建的牛鼻子，黨建與發展“兩張皮”的問題迎刃而解。這是黨建和發展相結合的最好平臺，黨支部被推到鄉村振興的第一線，在教育群眾、服務群眾、組織群眾中，黨建做實了，黨的執政基礎也做實了。

抓黨建就是抓生產關系。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本質就是通過黨的領導優化生產關系，為黨組織和群眾切身利益之間建立了聯系，讓黨組織找到了群眾，讓群眾找到了黨組織。把黨支部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同合作社的經濟優勢、群眾的能動性相結合，走出一條既強村又富民、以組織力提升促鄉村振興的共同富裕道路。

“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從根源上說來自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思想、嚴密組織和高度組織紀律性，這是世界上任何組織難以比擬的。過去，農村經營過于分散，極大地增加了交易成本。因為缺乏集體組織，那些本來能干得成、有空間發展的事，最后也辦不成。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群眾抱團發展從“多條心”變成“一條心”，有事共商、有難共擔、有利共享，矛盾摩擦不斷減少，從而實現過去一家一戶難以形成的合作，這就是通過生產關系變革產生新的生產力。

煙臺的經驗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在一百年歷史中形成的指導思想、紅色基因、工作方法、革命精神，直到今天，仍然是最值得珍惜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戰勝一切風險挑戰的有力工具。煙臺之所以能夠闖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條新路，其訣竅不僅在于農村農業的業務工作，更在于他們在整個城市范圍內加強黨的建設、挖掘紅色傳統，從而為破解類似難題創造了優良的政治環境。這對于在新時代如何加強黨的領導是具有普遍的方法論意義的。

煙臺是烈士鮮血澆灌的土地，是富有紅色基因的城市。2018年6月，總書記在山東考察時特別強調，“山東要用重要歷史文化和革命文化資源來加強干部隊伍建設”。2016年以來，煙臺市委組織部做了極大的努力，挖掘、保存、整理膠東歷史文化和紅色文化資源。煙臺農村集體經濟的壯大，和一大批干部深受革命歷史教育，堅定不忘初心有密切關系。一位村支書曾對筆者說：“十八大之后，黨風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集體經濟改制，問題很大。改來改去，改到私人口袋里了。要是好好經營，怎么會垮呢？”一個民族的歷史是一個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礎。煙臺施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集體經濟，實現共同富裕，也就是要喚起初心，是對革命歷史的繼續。

煙臺海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燈光

中國共產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在推動工作之前先統一思想，而不是靠行政權力和命令，是中國共產黨重要的制度優勢。2017年時，煙臺市委組織部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設想，全市上下的認識很不一致，甚至顧慮重重、質疑重重。市委組織部以《塘約道路》這本書為切入點，縣鄉村三級書記人手一本，進行思想動員，點燃了大家頭腦中的火種。市委組織部開始了大宣講，上級給下級講、分管領導給部門講、支書給村民講，擺事實，講道理，逢會必講，不斷進行發動。經過這些思想建設，煙臺各級黨委許多干部從理論上想清楚了，涌現出一大批主動作為、創造性落實政策，而不是被動地依靠上級的指令、督查進行工作的干部，這對于調動基層干部的積極性是有普遍啟示的。

中國共產黨和其他國家執政黨一個重要的不同是，中國共產黨執政不僅依靠自上而下的強制力，而且依靠正確的政治路線、依靠自下而上的發動群眾、動員群眾。首先讓群眾認識到自己的利益所在，然后自覺地團結到黨的周圍，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煙臺市按照“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原則，充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強力推進而不強迫推進，堅決不設置100%入社的數量指標，堅決不搞“一刀切”“大呼隆”，通過黨支部成員示范帶動以及外出觀摩、集中培訓、入戶動員等方式，幫助群眾算清入社前后的對比賬，講清一家一戶單打獨斗的瓶頸弊端，以看得見的利益提高群眾入社率。從2017年試點到2020年全域推進，做到每一名入社的群眾，都是自覺自愿的。

煙臺推動工作的過程說明了一個道理：基層干部群眾中蘊含著組織起來的巨大潛力，只有讓農民切身認識到合作的好處，合作社才能有穩固的基礎和長遠的發展。

煙臺經驗令人振奮的，不僅僅在于找到了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模式，而且還在于，他們找到了一條把群眾組織起來的工作方法。回答了在當前的條件下，如何真正把“頂層設計”和“摸石頭過河”結合起來，共產黨還該不該組織和發動群眾、如何組織和發動群眾的問題。這不僅對于農村工作，而且對于其他各項工作，都是有普遍意義的。

九、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

建黨近一百年來，農村問題始終是革命和建設的中心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這三大歷史階段，分別以土地革命、農業合作化、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源頭，充分證明了農村問題在中國社會主義道路上的地位。十八大以來，中國已經進入新時代，更高地舉起社會主義的旗幟，農村作為增長潛力最大、發展不平衡矛盾積累最多的地方，也醞釀著新的飛躍。

因此，“煙臺經驗”是新時代具有標志意義的改革突破，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打造了一個可復制、可推廣的樣板，揭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的三個基本特征，即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

同時，煙臺經驗也從更大范圍回答了如何堅持黨的領導、黨的政治領導和經濟發展是什么關系等關系全局的問題，證明了加強黨的建設有利于修復經濟增長帶來的矛盾，形成新的生產力，讓經濟發展回歸到滿足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展示了黨在長期傳統中形成的紅色基因以及思想理論建設、選賢任能、群眾工作等優良傳統，在當前仍然是卓有成效的領導方法。

2017年2月，煙臺市委組織部長于濤在一次黨課中就明確宣示：“我們要確保黨和國家的領導權牢牢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里，自己首先要做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什么風浪，都要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忠于黨、忠于祖國、忠于人民”。

一位上級組織部門的干部說，“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干部，談起工作來眼睛里都是光。”一位電視人對參與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干部講“看到你們那股勁兒，我想起了自己當年在部隊的狀態。”

一位上級領導來煙臺調研時說：煙臺的同志是具有高度戰略自覺性的。中央進行主題教育工作，煙臺市委組織部的同志是真正理解了中央精神，真正踐行了中央的精神。國家發展賴有真正堅定黨的信念、理論和實踐的同志。

煙臺許多基層干部，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著加強黨的領導和集體經濟對鄉村帶來的巨變：

三里溝村黨支部書記鄭曉東在“九九重陽節”發了個九宮格：全村的老人聚在一起，圍上紅圍巾，揮舞紅國旗，穿著大紅的衣服，一起唱歌、跳舞、聚餐，還有理發、義診服務，有合作社發的禮品和禮金，他寫道：“您臉上洋溢著笑容，足以證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變化。您們嘴里唱著：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您說一定要好好活著，看著我們的國家更加強大，更加美麗，更加富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