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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磊：金融對外開放不當措施的局限及其潛在危害

點擊：  作者：田磊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4-02-01 14:32:14

 

 

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副局長肖遠企在1月25日的新聞發布會指出，我國近期推出了50多項金融對外開放的措施，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取消了銀行保險機構的外資股份比例限制;第二，大幅減少外資數量型準入門檻。這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其中包括許多關于國家金融安全的擔憂。

 

我們認為，高水平金融對外開放是金融高質量發展和建設金融強國的重要環節，但是上述對外開放措施存在諸多局限，未能很好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的要求，既無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又會引入過高的金融風險，因此屬于金融低水平開放的不當措施，應該予以取消。

 

一、無法促進我國經濟發展

 

脫實向虛不利于經濟的健康發展，但這種現象卻是金融資本發展的必然趨勢和金融資本謀求更高收益的必然要求。西方國家一直走在金融化的快車道，金融資本越來越脫離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反而形成了金融大量從實體經濟吸血的發展邏輯，出現了金融利潤遠高于實體利潤、實體企業金融化等怪象亂象。

 

指望引進這樣的金融資本來發展中國的經濟，希望它們不去掠奪中國實體經濟的利潤，反而要為中國的實體經濟服務，無異于指望黃鼠狼不去吃雞，是不可能實現的。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開啟了金融開放的浪潮后，本國經濟發展直到今天不僅沒有從中獲得好處，反而深受其害。對這些案例加以分析，可以很好說明發展中國家的金融開放與本國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

 

首先，從歷史經驗來看，發展中國家通過金融開放引進外資后，本國企業融資并未獲得便利，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反而加劇。1964年后，大量美歐銀行在拉美國家開設了分支機構，外資控制的金融機構的數量增加和規模擴張并沒有給拉美國家本土企業的融資帶來更多便利。到1970年，僅美國第一國民城市銀行這一家金融機構就在17個拉丁美洲國家開設了110家分行。但是，這些銀行事實上只為西方國家在拉丁美洲的跨國企業服務：一方面跨國企業獲得了巨額廉價融資，另一方面本土企業因為缺乏資金而死亡，好不容易爭取到的貸款利率卻往往高達50%。近些年來，拉美的本土企業為了吸引外資金融機構的支持，仍然要以極高的利率來借貸。西方國家開設在拉美、非洲、西亞的金融機構為了獲取更高收益，極少為本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服務，反而會借助經濟動蕩大肆收購本土企業的廉價優質資產。對于這種區別對待，推動金融開放的經濟學家卻聲稱這種不平等是完全公平的：“很顯然，世界是不平等的。有人天生聰明，有人天生愚笨。有人生來是運動員，有人生來是殘疾。”這完全是無稽之談。

 

其次，金融開放無法為發展中國家吸引到大量外資凈流入。我國擴大金融開放的一個動機是擴大吸引外資投資的規模，歷史上許多積極實施金融開放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如此設想。20世紀60年代，巴西領導人認為金融開放將促使外國資本涌入巴西，推進其發展，為穩定其經濟和金融做出貢獻，因此大力推進金融開放。1967年，巴西已經擁有了超過了130家美國銀行分行，但如此規模的外資金融機構卻并沒有吸引到巴西政府預期的外資凈流入。原因之一是外資銀行更多選擇從本地民眾手中吸收資金而不是直接從母國投資。在巴西的美國銀行每年只投資到巴西幾千萬美元，但其在巴西吸收的存款額超過12億美元。一些美國銀行公開宣稱，他們“最重要的目的是使這些國家的國內存款被成為各銀行總行客戶的跨國公司所利用”。據統計，美國企業為在拉丁美洲保持其正常的生產和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中，有95.7%來自拉丁美洲而非美國。原因之二在于外資金融機構輸送回母國的利潤遠大于對發展中國家的直接投資。拉丁美洲經濟委員會指出，整個20世紀70年代中，美國金融機構在拉丁美洲的利潤匯出部分是新投資的五倍。直到今天，拉美國家仍然面臨類似困局，盡管通過超高利率吸引了外資流入，但一旦把新增外國債務增加、外匯儲備減少等因素考慮進來，國際資本實際上還是凈流出狀態，且這種凈流出在2000年以后還在直線增加。

 

由此可見，通過擴大金融開放吸引外資流入，為我國經濟服務的構想恐怕難以實現。我國當前面臨中小企業融資難等問題，外資控股的金融機構對于解決這些問題不會提供任何幫助。得出這一結論也很正常，畢竟2008年經濟危機后，美歐的金融機構在其母國也不愿將資金投入到實體經濟，結果是上萬億美元的過剩資金停留在美聯儲賬戶。同時還要看到，盲目金融開放的結果，不是吸引大量外資，而是大量本國資金被外資控制。也就是說，不僅未能吸引到外資，還事實上損失了一大筆自有資金。因此，銀行保險機構等可以直接吸收中國居民資金的金融機構的對外開放必須慎之又慎，要充分考慮到本土金融機構的資金來源被擠壓的風險。

 

二、擴大金融風險，危害黨的執政基礎

 

金融資本的逐利性和投機性導致金融市場存在內生性的不穩定性，金融風險必然不斷累積，這一點早已被馬克思所揭示。成功預言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明斯基等有見識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都承認這一點。這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難以跳出其影響。近年來，包商銀行、安邦保險等銀行保險機構的暴雷正是這種不穩定性的結果。這些金融機構過度投機釀成風險，損害的卻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如果處置不當，必將引發人民群眾的極大不滿，損害黨的執政基礎。外資的金融機構同樣會產生金融不穩定性，而且由于其外資性質，其產生的不穩定性的性質將更加復雜。

 

因此，政府對金融機構的嚴格監管是金融市場規律的必然要求。然而，政府對金融的監管具有滯后性。拋開監管者與金融機構可能的利益往來不談，監管的滯后性根源于金融機構的不斷金融創新。金融創新與工商業技術創新不同，一般并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而是為了繞過金融監管，或者開辟新的融資渠道。金融創新發生后，監管機構往往要等到新的風險醞釀甚至局部爆發后才能作出反應。

 

金融監管的滯后性意味著，政府切不可對自身的監管能力過于樂觀，防患于未然可能只是一種理想狀況。放開對外資的金融準入后，金融監管的難度必將進一步加大，爆發金融風險的可能性將顯著提高。盡管我國近年來在金融監管上取得了一系列成績，但是不能否認的是，美國等金融傳統強國的金融監管制度仍然強于我國。從反面說，這也意味著能繞過美歐各國金融監管的外資金融機構在進入我國后，鉆漏洞找后門的能力將遠強于我國傳統的被監管對象。我國現有的金融監管體制在應對這些外資機構時，很有可能遭到“降維打擊”。2008年危機后，美國出臺了3000多頁的新監管條例，但如此復雜的監管體系在華爾街眼中就像蜘蛛網做成的墻，充滿了漏洞。近些年來，高盛等傳統的投資銀行在美國受到了越來越嚴格的監管，但黑石等機構通過私募市場、指數基金等新業務成功繞過了美國的新監管。我國對高盛這種“傳統”機構的監管尚且達不到美國的水平，更遑論美國監管也束手無策的新機構或新業務了。因此，如果不做好充分的制度準備，至少將金融監管水平提高到國際領先水平，就直接貿然放開金融管制，恐怕將形成很多難以發現的新金融風險，等到風險爆發時，我國將措手不及。

 

金融創新導致政府難以及時監管。等到風險集中爆發時，政府為了防止危機進一步擴大，往往只能選擇為經營困難的金融機構提供救濟。20世紀20年代，美國股票市場的創新繞過金融監管，成為大蕭條的導火索，政府救助不及時使得危機規模空前;20世紀60-70年代，美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創新繞過金融監管，不斷爆發的金融危機迫使政府持續救助，成為滯脹危機的根源之一;2008年危機爆發后，美歐各國對金融機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救助計劃。面對越來越復雜的金融創新，各國央行能夠成功執行的只有最后貸款人職能，監管職能趨于失效。

 

大規模救助雖然可以避免危機進一步惡化，但是要看到這種措施實際上是用全體人民的財富為少數金融家兜底，這是一種極不公平的財富轉移，會嚴重降低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滿意度，危害黨的執政根基。2008年經濟危機后，美國政府為大而不能倒的華爾街金融機構提供了巨額救濟，結果大量美國普通群眾因不滿而發起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更為關鍵的是，政府救助反而會堅定投機者的信心，事實上是對過度投機行為的保護和鼓勵，結果就是陷入“金融投機-政府救助-更猖狂的金融投機-更大規模的政府救助”的惡性循環，危機的根源并未消除，泡沫越來越大。這正是2008年后世界經濟陷入長期停滯的原因。

 

如果放松金融業對外資的限制，外資金融機構就可以首先通過金融創新大量攫取投機收益，然后把風險轉嫁給中國的企業和公眾，最后就能夠綁架中國政府對其進行救濟。我國不僅面臨著更高的金融風險，還會不得不通過救助把中國人的財富拱手轉移給外資金融機構。可以合理地懷疑，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獲得完全經營自主權后，會有意在中國制造金融危機，以實現對中國財富的掠奪和對中國經濟的破壞。在監管能力沒有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簡單取消對外資的限制，無異于把殺死自己的兇器交給他人。

 

正是為了防止這種風險，美國對外國資本在本國從事的金融活動采取事實上的嚴格限制：1956年的《銀行控股公司法》和1970年的《銀行控股公司修正法案》對外資銀行的業務范圍進行嚴格限制;在1978年后，美國雖然名義上給予了外資銀行“國民待遇”，但對外資銀行的監管進一步增強;此后美國又通過一系列法律，事實上對外資銀行做了諸多限制，例如外資銀行的分行不能進行零售存款業務，且不允許其加入存款保險體系(這意味著美國不會在金融危機中救助外資銀行);而且美國還通過《2001年美國愛國者法案》、《2010年多德-弗蘭克法案》等賦予了自身長臂管轄的權力，不僅要監管外資銀行在美國的分支機構，還要監管外資銀行的母國的金融體制、外資金融機構的母公司及其所有子公司，也就是說外資銀行在美國以外的國家開設的金融機構也會受到美國監管。顯然，美國所謂的“金融開放”完全是單方面的，只有其他國家對美國的開放和不設防，而沒有美國對其他國家的開放。我國的金融開放一定要避免受到簡單鼓吹學習美國金融開放的錯誤理論影響，要看到：一)美國并沒有金融開放，二)金融監管制度不夠完善時過度金融開放會產生巨大風險。

 

三、方便外國金融掠奪，助美遏制中國

 

金融開放是一國金融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選擇，但當前國內一些支持推進金融開放的理論流于簡單化，認為放松金融管制、實行匯率自由化等措施百利無一害，這種理論不能反映國際金融體系的真實面貌。

 

這種理論所犯的簡單化錯誤在經濟學中由來已久。例如，在國際貿易理論中，以英國經濟學家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自由貿易學說一直占據經濟學的主導地位，這種理論認為國與國之間自由開展貿易可以幫助雙方都變得更好。該理論沒有看到，較發達國家與較落后國家之間存在著產業結構的差距，落后國家如果完全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將永遠無法實現產業升級，只能一直承擔廉價原料和勞動力的提供者。因此，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與李嘉圖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保護關稅理論，提出落后國家要通過保護關稅來培育幼稚產業。在金融領域情況也是一樣，金融強大的國家與金融落后的國家之間存在著“中心-從屬”的關系，中心金融國家可以操控從屬金融國家的金融制度，從而通過金融渠道掠奪后者的國民財富。這就是與簡單的金融開放理論相對立的“從屬性金融理論”，這種理論反映了當代國際金融體系的結構性特征。中國目前在實體經濟規模上已經達到世界領先水平，產業質量也不斷提高，但在金融領域仍然沒有成為中心國家，防守為主的對外金融戰略不應改變。

 

在西方發達國家實行去工業化后，金融掠奪對于其自身利益的維持起到的作用愈發重要，甚至一些打著援助落后國家旗號的金融行為實際上也是在進行金融掠奪。例如21世紀以來美歐國家政府和大型金融企業在亞洲、非洲發展中國家推廣的“普惠金融”，名義上是為消滅貧困服務，但實際上是通過去現金化來為跨國企業的數字支付業務開辟市場。多年的普惠金融并未成功減少當地貧困，但跨國企業掠奪的金融利潤卻十分驚人。同時要看到，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反洗錢組織等國際金融組織實際上也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它們與發展中國家簽訂的借款協議中附加的諸多條款正是為了方便美國金融資本從這些國家掠奪財富。它們從來都是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各種開放和自由化，卻對美國的不開放和不自由視而不見。

 

當中心金融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時，金融掠奪的重要性就更加凸顯出來。正如金融家可以通過把風險轉嫁給普通投資者而在危機中賺得盆滿缽滿，中心金融國家也可以把風險轉嫁給從屬金融國家，通過掠奪從屬金融國家來彌補自身損失。美國遭受20世紀60-70年代的滯脹危機后，通過大幅加息引爆了拉美國家主權債務危機，大肆掠奪拉美國家的財富從而使自身擺脫滯漲危機，拉美國家的一體化發展之路從此終結。在日本經濟趨于超越美國時，美國通過操控美元-日元匯率引發日本金融危機并實現對日本財富的收割，此后日本經歷了“失去的十年”。

 

當前中美處于關鍵且特殊的歷史關口，一方面中國經濟趕超美國的勢頭很猛，另一方面美國正在經歷新一輪大通脹，美聯儲加息兩年卻尚未成功實現對其他國家的金融掠奪，這都意味著美國通過金融掠奪遏制中國發展并緩解自身危機的動機無比迫切。在這種關鍵時刻，中國務必清醒認識到自身仍然不是中心金融國家，防范金融掠奪的必要性不容忽視。金融機構是進行金融掠奪的重要主體，在這種特殊歷史關口大力推動金融開放，解除對外資金融機構的諸多限制，是在幫助這些迫切期望掠奪中國財富的金融機構獲得實現愿望的能力，也是在幫助美國實現遏制中國發展的戰略目標。有觀點認為，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水土不服，無法像在其他國家那樣進行金融掠奪，這種觀點可能過于樂觀了。據統計，在最近20年中，僅高盛一家金融機構在中國就通過各種金融操作獲得了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的金融掠奪收益。在我國制度不允許外資控股金融機構時，高盛等就抓住各種機會掌握了事實上的管理權。若直接允許外資控股并取消各種負面清單，這些外資金融機構進行金融掠奪的能力將進一步加強。

 

一個具有現實性的例子是，如果放松對外資控股金融機構的限制，并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華吸收存款和募集資金，當美聯儲像近兩年來一樣提高利率時，這些在華的外資金融機構會將大量人民幣資產兌換成美元并流去美國，這勢必對我國貨幣金融政策產生巨大壓力，迫使我國喪失一部分政策空間。實際上，這種資金外逃在近年來已經多次發生，而外資金融機構的發展壯大無疑會加劇這種資金流動的規模和頻率，使中國變成國際熱錢興風作浪的樂土。

 

四、幾點建議

 

1.必須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論述落到實處。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上談到金融開放時，強調“堅持統籌金融開放和安全”，“要著力推進金融高水平開放，確保國家金融和經濟安全”，這為我國的金融開放工作奠定了基調。金融開放必須以保障金融安全為前提，把開放理解成簡單的“一放了之”，還沒有做好相關的監管準備就盲目取消以往的監管措施，天真地寄希望于跨國壟斷金融資本會來促進中國經濟發展而不是攪亂中國的金融秩序，這種病急亂投醫的金融開放只能說是一種金融低水平開放，絕不符合總書記對于金融高水平開放的預期。要看到，拉美國家的金融開放正是這樣一種低水平開放，其結果是本國經濟發展不佳，經濟金融權力被外資掌控，國民財富被大肆掠奪。中國建設金融高水平開放時，一定要防微杜漸，避免這種局面，否則開弓難有回頭箭，等到金融風險趨于爆發時再想調整政策恐怕為時已晚。

 

2.充分看清國際壟斷金融資本的掠奪性和破壞性。堅持黨對金融的領導是各項金融工作的前提，是金融以人民為中心的保障。國際壟斷金融資本卻是以利益為中心，追求不通過發展實體經濟而直接從貨幣到貨幣，在破壞經濟秩序的同時掠奪財富，因此是一股天然與我們黨相對立的力量。同時，這股力量長時間與全球最高水平的金融監管相對抗，形成了極強的突破監管的能力，因此比起我國本土的金融資本來說更加難以控制。也就是說，外國金融資本與中國的金融資本本性一致，充滿掠奪性和破壞性，同時前者的掠奪能力與破壞能力更強，后者多次被前者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國本土金融市場難以解決的脫實向虛、中小企業融資難等經濟問題，通過引進國外金融資本同樣無法解決，反而會加劇舊的矛盾，產生新的風險。絕不能用玫瑰色描繪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掩蓋其吃人的本性，必須始終對其保持警惕。

 

3.完善金融高水平開放的時間路線圖。在剛剛結束不久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推動金融高質量發展專題研討班”的開班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金融開放作出重要論述，闡釋了我國擴大金融開放的目的、原則、節奏和措施：(一)目的是“提高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效率和能力，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規則影響力”;(二)原則是“守住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底線”;(三)節奏上注意“穩慎把握好節奏和力度”，“穩健審慎，不急功近利”;(四)措施包括：“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改革”，“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增強開放政策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精簡限制性措施”，等等。這些論述為我國將來的金融開放工作繪制了藍圖，關鍵是要注意金融開放的目的和原則規定了以上三條措施之間不是并行的關系，而是存在時間上的先后關系，因此總書記繪制的藍圖實際上是一個時間路線圖。

 

要守住金融安全底線，就必須先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規則影響力，因此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監管改革是進一步金融開放的首要舉措;在實現這一點之前，必須穩健審慎地堅持負面清單管理等監管措施，不能急于取消監管;與此同時要做到增強政策透明度和穩定性，給外資以可靠預期，資本擔心的從來不是監管嚴格，而是監管政策朝令夕改，無法準確預期未來收益和成本，因此穩定的監管政策比突然放松監管來說對外資更有長期吸引力，放松監管帶來的短期投資都是炒作性的熱錢;直到我國在國際上的金融影響力取得突破性進展，打破美元霸權和美國在各國際金融組織中一手遮天的局面后，才可以精簡甚至取消各種限制性措施。在這個時間路線圖中，第一步增強國際競爭力和規則影響力無疑是難度最大的，只要率先攻克這個難關，后續放松管控等措施都是水到渠成的。

 

最近一段時間推出的50多項金融對外開放的措施沒有顧及各項舉措的邏輯先后關系，在尚未瓦解美國金融霸權時就大范圍取消對外資的金融監管，看似是在落實總書記的部署，卻犯了習近平總書記批評的“急功近利”的錯誤，避開難度大的任務，專挑簡單的工作開刀，實際上是在破壞金融開放工作，必然導致金融風險的升級。等到金融風險積累后，這些急功近利者將面臨兩難抉擇：若為了保障金融安全而大幅收緊政策，則會打破政策穩定性，破壞外資的預期;若為了保障政策穩定性而繼續放松管制，則會危及經濟穩定和國家安全。

 

4.準確把握我國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問題并不是缺少資金，而是資金難以流動到能夠拉動投資和就業的企業手中。這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性問題，靠金融刺激和貨幣政策無法解決這一難題。以馬克思為代表的對中央銀行政策有效性的理論、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流動性陷阱理論等都對此有精彩說明，就連帶領美聯儲應對2008年危機的伯南克都承認這一點。因此，通過放松管制來吸引國外金融資本，除了增加金融風險外不會有任何促進經濟發展的效果。

 

股票市場低迷也不是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所在。當前各主要國家的股票市場都不能很好作為經濟的晴雨表，反而出現了美國那種實體停滯而股票市場繁榮的二者完全背離的狀況。比起資金都從實體經濟抽離而投入股票市場并催生新的泡沫，股票市場的低迷還算是一種更好的情況。我國企業目前信心不足的原因不在于股票價格下跌，而在于其自身的資產負債表狀況惡化和現金流壓力大，背后原因則是壟斷平臺和高租金等因素壓低利潤。引進國外金融資本后，股票市場也許能夠有曇花一現的繁榮，但危機必將緊隨其后，而且這種股票市場繁榮無法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同樣的，政府債務和產能過剩同樣不是主要矛盾，這些因素都不是企業融資難和投資意愿低的原因。

 

要判斷何為經濟的主要矛盾，只要看某一問題解決后，其他問題是否隨之迎刃而解即可。我們認為，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還是需求不足，一旦投資或消費需求得到提振，股票市場、政府債務、產能過剩等問題都將得到解決。解決需求問題的難點在于，私人企業不會在經濟低迷期選擇擴大投資需求和拉動就業，就業壓力又會導致勞動者的消費能力不足。因此，必須通過公共經濟部門來彌補需求的不足，例如依靠刺激性財政政策和國有企業投資支出。為了實現這些措施，政府和國有企業負債的擴大是必要條件。

 

對此，現在有兩種擔憂：一是擔憂公共部門債務過高，二是擔憂中國出現美歐近期的嚴重通貨膨脹。立足中國本身的經濟特點，這兩種擔憂其實都是不必要的。首先，政府應該維持財政平衡的理論已經不適用于金本位解體后的經濟體，美歐各國政府高負債時期的經濟增速往往優于財政平衡時期。因此，不應妖魔化政府債務，也不應在需要政府擴大開支的時候讓政府部門“過緊日子”。目前許多省市由于要削減債務，公務員工資開不出來，很多必要的支出都被砍掉，這絕對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其次，中國的經濟結構與美歐有很大差別，美歐已經完成脫實向虛，大部分消費品來自于進口，而中國的制造業非常發達，消費品大都可以實現自給。承認經濟存在不充分就業狀態的經濟理論都認為，當產能沒有充分利用和就業沒有達到充分狀態時，需求的擴張不會導致通貨膨脹。中國目前恰恰就處于這種狀態，因此通過財政政策刺激和國有企業投資來拉動需求，并不會導致風險擴大和通貨膨脹，而是會解決產能過剩和就業不足等問題，最終實現對私人部門信心的提振。

 

作者：田磊 來源：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