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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利軍 陳恒烜：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需要新型舉國體制

點擊：  作者：賈利軍 陳恒烜    來源：戰略前沿技術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1-12 10:40:49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演進，我國在科技創新的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上，亟待開展技術攻關的重大任務還有很多。

 

在我國科技發展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關鍵時期，面對中美科技博弈全面升級、“逆全球化”浪潮突顯等態勢，我國對實現關鍵核心技術自主掌控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

 

近年來學界對新型舉國體制展開了廣泛討論，代表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兩大方面。一是對新型舉國體制的概念內涵、作用與意義的探討。二是對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實現路徑的分析。相關研究拓寬加深了我們對新型舉國體制的認識，且指明了后續研究的重點，尤其是要深化對構建關鍵核心技術新型舉國體制的理論邏輯以及關鍵突破路徑的實踐邏輯的研究。

 

因此，一方面要從理論上找到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根本出發點；另一方面則要從實踐層面揭示構建機制、厘清實現路徑。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是涉及產品研發與商業化相互融合的重大產品創新

 

產品創新是工業組織把市場需求和技術可能性結合起來并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環節，所以是技術創新的中心過程，也是技術創新的最高活動層次。對此，弗里曼等學者通過技術史考察提供了大量有力的證據，比如早在1642年帕斯卡（Pascal）就提出了計算器的基本原理，之后在19世紀20—60年代期間，巴貝奇（Babbage）開發的“分析引擎”（Analytical Engine）和“差別引擎”（Difference Engine）被視為現代計算機的鼻祖，但是他們最終都沒能制造出計算機，原因在于當時的基本元件和設備不足以完成這一任務，直到電子器件以及所有的微電子裝置出現以后，廉價和高效的計算機才被制造出來。

 

類似的例子在技術史和工業史中屢見不鮮，它們共同說明了產品創新在與工業革命相關的所有創新中的重要地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品創新涉及產品研發與產品商業化兩大環節，前者涉及新知識向新產品的轉化，后者涉及新產品的市場化。

 

20世紀80年代，日本憑借其在汽車、鋼鐵、半導體行業的崛起對美國形成了競爭威脅，美國反思本國之所以在產業競爭力上增速放緩，其主要原因在于難以“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優勢”，即產品研發與商業化之間嚴重脫節，而這正是導致大量科研成果無法成功實現市場化的失敗根源。自20世紀末以來，越來越多的決策者和學者發現，在產品研發與商業化之間存在一系列復雜的挑戰，這包括：轉化過程和結果的高度不確定性、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目標的分歧以及權責不匹配等問題。因此，產品創新的關鍵在于如何將產品研發與商業化兩大環節打通，實現相互融合。

 

產品創新的兩大環節有賴于不同的組織方式，呈現各異的組織特征。

 

產品研發主要由國家主導與組織，具備戰略性特征。

 

產品研發需要由自上而下的國家力量提供戰略牽引和制度設計。國家往往扮演著創新體系的建構者和參與者的角色。如美國政府通過政策與制度設計，將大量的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整合起來，形成了共同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的創新體系，推動了一系列革命性產品的研發。其中，DARPA參與了廣泛領域的關鍵技術發明，對1960年代和1970年代計算機產業的發展居功至偉。以蘋果公司為例，幾乎其每項技術的源頭都來自聯邦政府的資助，包括鋰離子電池、信號壓縮、液晶顯示器、微硬盤、微型處理器、多觸摸屏、SIRI等。冷戰期間，美國五角大樓創立的戰略防御計劃組織（SDIO）成功開發了突破性的技術成果，包括傳感器、激光設備、空間推進系統、超高速計算技術等等。

 

再如，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ARPA）在斯坦福研究所（SRI）贊助的增智研究中心（ARC）早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便開發出了位圖屏幕、鼠標、超文本、協作工具等技術的雛形，且取得這些成果的時間遠遠早于私營部門。對此，加爾布雷思指出，美國政府長期以來通過計劃的方式為現代武器、空間探索、能源、先進民用產品的開發提供大量投入，并且越是在技術最嚴格、最先進的領域之中，計劃手段也越為可靠。

 

國家力量的介入使得產品研發的組織具備戰略性特征。關鍵核心技術涉及的產品研發是一種對于國家而言具有戰略性的公共品，具備很大的溢出效應，同時也存在高投入、長周期、高風險等特點。此類技術攻關對于單個企業而言是一種非經濟行為，企業既沒有能力支付經濟和制度成本，也難以得到與正外部性相對等的補貼，其所需的科技資源配置的強度遠超一般單一市場主體的承受能力。而代表國家力量的政府因具有絕對的權力屬性、公共屬性等特征，具備在舉國范圍內進行資源配置的巨大優勢或潛力，能夠極大地提升科技創新資源的配置能力。政府通過戰略引領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其實質就是發揮自身的信息優勢和協調職能，引導社會創新資源向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集聚。正如李斯特所言：“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國家是重大產品研發的引領者與第一推動力，能夠通過創新政策與產業政策支持相關主體開展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并通過重大項目基金等科技資源平臺定向促成資源集中配置。

 

產品商業化主要由企業主導與組織，具備敏捷性特征。

 

企業是推動新產品商業化的主體。恩格斯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熊彼特認為所謂“經濟發展”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而這種“新組合”的目的是獲得潛在的利潤，即最大限度地獲取超額利潤。熊彼特的關鍵理論貢獻是，將企業（無論是企業家個體還是組織）視為創新的關鍵主體。企業在推動產品商業化方面的主要優勢在于，能夠切合市場的需求變化，不斷交付符合用戶需求的產品，從而將科學知識和技術成果有效轉化為滿足社會需要的產品。例如，IBM在開發新產品時根據市場需求，隨時修訂產品訂單的優先級，確保團隊在每一個迭代周期能夠交付用戶體驗報告，進而根據市場變化及時調整計劃。除了IBM之外，通用電氣、西門子等設立的創新中心均緊貼市場需求，邀請用戶共同參與研發過程，從而加快了新產品的商業化速度。

 

企業之所以能有效將新產品與市場需求相匹配，得益于其組織具備的敏捷性特征。這里的敏捷性是指在一個高度動態與不確定性的環境中，能夠靈活地進行自我調整，實現快速、高效地響應市場需求，并在市場競爭中贏得優勢的能力。質言之，敏捷性指的是企業快速感知市場變化帶來的不確定性，并迅速做出積極響應的能力。依據蒂斯（Teece）的觀點，只有通過捕捉市場變化趨勢，企業才能及時進行產品生產的調整和促進新產品的改進。這意味著企業需要改變大批量生產模式，通過壽命周期短、高度差異化的產品來滿足市場主體的多元化需求，從而獲得競爭優勢。能否不斷推出新產品來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決定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因此，產品商業化依賴于組織的敏捷性，否則新產品將無法與市場需求相匹配，從而失去競爭優勢，這反過來也將阻礙新產品的持續研發迭代。

 

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開展與重大產品創新相適應的組織創新。

 

如何在動員國家戰略科技力量開展產品研發的同時處理好新產品的商業化問題？

 

這是擺在不同國家、不同創新體制面前的一大難題。既要發揮國家戰略力量的作用，又要避免其不足，調動企業主體的積極性，使兩者良性互動。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開展與重大產品創新相適應的組織創新，使其既具備應對市場競爭的敏捷的反應能力，同時又有能力將各個部門組織凝聚在一起，共同服務于國家戰略目標。大量研究在涉及國家創新體系時用到的關鍵詞，諸如“協同”“協調”“融合”“混合”等，究其根源是在探討如何在創新過程中平衡好兩種不同的組織特性。倘若僅僅依靠由國家主導的公共部門的協作，會導致新產品難以打開市場渠道；另一方面，如果產品創新完全交由企業或市場，則會造成基礎研究薄弱、原始創新不足。

 

我國經濟社會各領域的體制探索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的，具有明顯的戰略性特點。舊舉國體制的優勢在于通過國家意志統一調配和集聚有限資源來打破部門分割的約束，憑借行政手段實現部門之間的協作。然而管理方式的計劃性導致整個體制缺乏應對變化的能力，這種不足在技術前沿迅速變化的特定行業或歷史時期尤為顯著。而新型舉國體制的目標在于黨中央整合各類市場與社會主體的力量，通過組織創新最終實現重大產品創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中，新型舉國體制面臨更加發達的商品經濟環境，更加強調產品轉化為商品，并接受市場的檢驗。如果仍然依靠計劃手段必將難以靈活地應對市場需求，從而降低產品創新的效率。

 

尤其是在數字時代，以芯片、半導體為代表的關鍵數字核心產品大多具有廣闊的民用和商用市場，屬于相對短周期的、技術前沿持續推進的產品，更需要將戰略性與敏捷性有機結合在一起，從而適應快速變化的技術路線和市場環境。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消費者的多樣化需求得到極大地激發，生產者主導的創新向著用戶創新發生轉變。由此導致大規模生產轉向了大規模定制，滿足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將成為產品創新的重要競爭策略。這使得產品創新背后的組織發生了一系列深刻變化，研發部門與生產部門的聯系更加緊密，并且營銷部門也深度參與到產品創新之中，跨部門的交流合作強化了組織的相互依賴與融合。無論是產品研發還是產品的商業化都存在高度不確定性，都需要組織對新知識與信息作出迅速反應，因此敏捷性是不可或缺的組織特性。

 

構建新型舉國體制關鍵在于“集中”機制的創新

 

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就是要開展與重大產品創新相適應的組織創新，組織創新需要保證戰略性與敏捷性的辯證統一，這種統一不是簡單的、局部的二者相加，而是通過有機結合從而涌現出一種新的整體的“戰略-敏捷性”。

 

如何從我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特點出發打造這種組織的新特性，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關鍵，也是機制設計的邏輯出發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過去我們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依靠這一法寶，今天我們推進科技創新跨越也要依靠這一法寶，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新機制”。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實現重大產品創新始終保持戰略—敏捷性的辯證統一的關鍵在于“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集中”機制的創新，對此要從戰略、機構以及政策三個方面協同發力。

 

以戰略意志為主題的集中。

 

通過戰略意志來強化共同愿景。在執行層面上，個體之間對于戰略的理解存在著差異，不可避免地產生局部的目標利益，從而造成決策與執行的錯位。因此，需要打破部門之間的認知壁壘，形成一種思想上的合力。相較于命令或指令推動的各部門協作方式，通過創設共同愿景來推動合作的順利開展是更加有效的替代手段。對此，拉佐尼克提出的組織感召力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即讓每個人都成為組織的一員，擁有享受組織績效的權利，從而每個人也愿意為組織的目標奉獻他的技能和努力。整合不同組織的認知目標，本身就是一種基礎性的資源創造活動，它既能夠創造以往缺失的組織凝聚力，同時也為動員各部門力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奠定基礎。強化共同愿景靠的是戰略意志。新型舉國體制的構建本質上是從無到有的、突破制度慣性的創造過程，它顯然不是由均衡框架下的理性最大化激發的，而是受到更深層次的戰略意志的支配與激勵，如果失去了意志，那么共同的愿景對于組織而言就是一個無法內化的、外在的目標，它將難以深入而持續地激勵組織尋求解決問題的新方法。

 

通過戰略意志來激發組織開拓進取的創造精神。新型舉國體制是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根本目標，因此，政策的有效執行必須涵蓋實現目標的強烈意志。之所以強調意志的作用，而不是利益，是因為意志更具有包容性和內驅力，能夠提高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公共部門面臨的不確定性越大，那么戰略意志對于決策的影響就越大，因為在危機條件下的戰略抉擇不取決于對于成本與收益的理性計算（因為無法預知），而是基于信念。戰略意志可以內化到各組織的信念體系并反映在行為偏好上。在重大的危機和內外部壓力下，強烈的戰略意志能夠轉化為創造性力量，激發組織的創新潛力，為組織創造競爭優勢。為了富強，要去追趕，為了追趕，要去創造，而這一切都有賴于堅定的意志。因此，戰略意志與創新精神是統一的，其本身包含了動員組織學習和創新這一層含義。

 

以協調機構為中心的集中。

 

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需要不同的公共部門深度參與，系統內存在著多樣性的公共組織。從靜態的視角看，不同的組織之間并非替代和競爭關系，而是存在功能上的重疊。從動態的視角看，不只是組織之間的相對比例隨時間而變化，這些組織的任務和目標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顯著變化。

 

組織的多樣化導致相互之間的協同成為一大難點。政策制定和執行實際上是不同組織之間相互協商、討價還價和妥協的過程，協調是整個新型舉國體制高效運行的關鍵。在計劃體制下，各個部門很難自發地“付出”超過本部門利害關系范圍的努力，其根源在于部門體制在決策上的分散。在市場體制下同樣存在著公共部門之間的協同問題，因為私人部門出于短期利益最大化可以向公共部門尋租，使公共部門服務于局部的私人利益，進一步加劇了公共部門之間的利益分化。此外，在數字化時代的公共部門，一方面面對的是瞬息萬變的海量信息，不確定性與風險倍增，另一方面各個部門之間的數據信息難以共享，形成了“數據孤島”，這進一步阻礙了組織之間的協同。

 

因此，需要通過特殊的機構來發揮這種協調功能。由于完成重大任務超出了現行運行體制的能力范圍，所以要設立特殊機構，這種機構的任務在于超越現行組織分工的更大范圍內動員和協調各方面的資源。

 

成功地進行一項創新取決于科研機構、原料供應商等各種組織之間的反饋，最重要的領導工作之一就是協調由參與者組成的網絡，識別產業界、學術界等參與者之間的合作機會并提供支持。從歷史上看，不同國家的技術趕超曾多次成立這種協調機構。以美國國家安全政府為例，它是一個介于軍事部門與整個聯邦政府之間的特殊的公共部門，是由美國國防部等多個服務于美國國家科技戰略的政府部門融合而成的復雜的機構系統，在這個系統中不同職能的公共部門被整合在一起，同時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密切合作，甚至政府主導的研發活動本身也包含了企業家的創業活動。在日本同樣存在類似的組織形式。諸如日本的國家先進科學技術研究所(AIST)等組織，它的咨詢和審議委員會以及政策工具超越了公共和私人以及政治和技術官僚之間的界限。

 

協調機構的執行力取決于其自身的政治和行政權威。權威是政策執行活動的一種特殊資源，是新型舉國體制落地的根本保證。僅僅通過部門之間的協議規定很難達成理想的協同效果，因為跨部門的協作面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沒有哪個單獨的部門有能力承擔和控制這種不確定性。此外，倘若現有部門在行政關系上是平行的，那么將沒有任何部門有足夠的權限和能力來統一調動其他部門的資源。因此該協調機構需具備高于其它部門的行政權威，將分散的公共力量統一整合起來，從而更好地執行國家意志。在操作層面上，最為有效的方式是得到國家最高決策層的授權，并由其直接牽頭，從而使協調機構具備足夠的能力聯通整個公共部門體系。從形式上看，協調機構既可以單獨設立，也可以是由分布在不同部門中的官員和專家組成的網絡型組織，但無論哪種形式，最高的行政權威是其發揮協調功能的基礎。因此，在高度復雜和相互依賴的環境中，分散決策通常不能產生一些穩定的結果，但如果與某些權威的行使相結合，它反而可以產生各種結果，增加協調和學習的可能性。

 

以需求側政策為牽引的競合式集中。

 

競合式集中的關鍵是打造以企業為主體的既有合作又有競爭的創新網絡。對于技術創新而言，競爭與合作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李斯特指出，生產力不僅是由于“劃分”，主要還是由于“聯合”，如果沒有生產力向著一個共同目標的聯合，那么市場分工在生產上能發生的推動作用就很小。馬克思對分工與競爭的分析表明，各生產部門的企業基于社會分工存在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情況，“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使另一個生產部門的生產資料變得便宜和得到改良，從而提高了利潤率” 。巴蘭和斯威齊認為不同行業的大企業之間既存在競爭關系也秉持互惠原則，共同促進剩余增長。熊彼特同樣認為，企業之間的競爭并不是只有破壞性，也具有一定的合作性。譬如企業之間既可以在產品開發和技術創新上協作互補，又能圍繞中間品、設備的性能以及工藝標準等展開競爭。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之后，電子工業、電信業和計算機業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隨著企業相互依存度的增強，它們的合作與競爭也在加強。

 

競合式集中既能夠保證技術創新任務的持續推進，又能夠發揮企業的自主創新潛力。一方面競合式集中包含了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網絡，另一方面當有新的參與者進入并展開競爭時，能夠通過市場機制進一步激發整個網絡的創新動力。我國高鐵經驗表明，由多家企業構成的“有控制的競爭”市場結構有利于企業既保持足夠的競爭壓力，又獲得必要的創新報償，進而形成良性的競爭機制。合作研發計劃應該納入產業內最活躍的競爭廠商，而非限制參與成員或偏向少數領導廠商，如果缺少活躍的競爭對手加入，它將很難刺激產業集群內的廠商自行研發。因此，競合式集中能夠在保證企業自主創新動力的前提下，使各類創新主體的自主創新導向趨于一致，不再出現創新目標的割裂與對立。

 

市場需求對于促成競合式集中而言至關重要。一個部門的技術進步意味著另一個部門對其產品更為強勁的需求，挖掘這種引致需求便能夠塑造自主創新的稟賦優勢，賦予產品研發更多的創新空間，這為后進國家在技術相對落后的產品領域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重要支撐。當前半導體核心技術問題主要在于忽視了市場需求對核心技術創新的拉動作用。反觀全球高端價值鏈中的國外龍頭企業在數字資本品領域形成了緊密的合作關系，而我國本土企業對于國外芯片的依賴性很強，導致本土芯片企業很難獲得早期實驗性的國內客戶，這極大延緩了該領域核心技術的研發速度。新中國成立至今，我國已經建立了世界上最為龐大和齊全的產業體系，巨大的產業數字化需求對數字資本品的創新提供了強勁的拉動作用，因此更要立足國內市場來推動關鍵核心技術突破。

 

需求側政策是打造競合式集中的有效手段。諸如集成電路等產品的試用機會和初始市場大多是由政府通過公共采購提供的。發達國家科技創新的歷史經驗說明，需求側政策特別是公共采購政策可能比供給側政策（如政府為科研機構提供研發資金）更能推動核心技術創新。在美國，公共采購創新產品具有悠久的歷史，從二戰一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美國政府一直是集成電路等技術的首要甚至是唯一客戶。得益于此，美國派生出著名的半導體公司，如仙童半導體公司、英特爾公司，并逐漸涵蓋了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幾乎所有產業鏈環節，為美國國家創新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可以說，美國在信息和計算機技術領域的領先地位很大程度上歸因于公共采購所形成的創新網絡。這對于數字時代下我國構建新型科技舉國體制提供了有益啟示，尤其是公共部門要加強對先進數字產品的采購支持，從需求側入手加快形成國內上中下游企業互為市場的技術攻關格局。

 

將國有企業作為核心抓手是構建新型舉國體制的突破路徑選擇

 

打造新型舉國體制的戰略—敏捷性就是要將三種集中方式有機融合在一起，而我國國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代表性主體，具備充分的制度與組織優勢促成“三位一體”的集中機制。2022年，大型國企研發投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同比增長9.8%，2022年累計建成國家級研發平臺764個，擁有全國重點實驗室91個，擁有專職研發人員104.5萬人，占全國的1/5，兩院院士231名，占全國的1/7，在電網、通信、能源等領域攻克了一批重大前沿性、開創性、創新性技術，有效解決了一系列“卡脖子”問題。對我國而言，大型國企不僅在所有制屬性上不同于西方大型企業，也兼具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的組織特性，有義務和能力充當新型舉國體制構建的核心抓手。

 

依托國有企業發揮黨組織作用，確保新型舉國體制貫徹國家戰略意志。

 

戰略意志決定了新型舉國體制能否將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作為追求目標，從而決定了能否激發參與者的積極性以攻克難關。長遠和堅定的戰略意志是國有企業牽頭執行技術攻關項目的特殊稟賦。國有企業可以作為“體系創新者”，成為體現國家意志的政策工具。這種優勢根本上是由國有企業的所有制屬性決定的，國家擁有對國有企業的所有權與控制權，這決定了國有企業能夠承擔重要的、急迫的戰略任務，保障新型舉國體制的落地。

 

依托國有企業發揮機構的協調功能，促成公共部門之間的協同。

 

重大科技攻關任務具有復雜性和高度綜合性，僅靠一個部門、一個單位很難完成任務。在重大任務面前，國有企業有條件有能力與中央決策層開展直接對接，獲得充分的行政與行事權限。這一方面賦予了國有企業引領各部門形成超越常規組織形態的能力，避免因規章制度的層層下壓或使命任務的層層分解而導致的創新失效。另一方面能夠充當各公共部門之間的協調者，降低協調成本，最大程度集中各方行政資源和力量，協同各方力量攻克戰略性、基礎性、共性的技術難題。

 

依托國有企業貫徹需求側政策，打造企業之間的合作與競爭網絡。

 

突破關鍵核心技術需要推進不同行業、不同所有制企業間的合作與競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強調把公有制經濟鞏固好、發展好，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不是對立的，而是有機統一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是高度互補、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關系，以國有企業為核心促成大中小企業的競合式集中體現了我國新型舉國體制在微觀層面的特色優勢。

 

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科技已經越來越成為決定民族命運、國家前途的關鍵性力量。

 

總體上，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沒有得以根本性改變，部分國家對我國高科技企業進行堵截打壓的戰略意圖仍然較為明顯。這種形勢下，只有不斷增強我國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關鍵核心技術與產品，才能為維護國家戰略安全做出更大貢獻。

 

作者：賈利軍 陳恒烜；來源：《經濟學家》轉自：中國戰略新興產業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