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9年9月16日，新中國成立前夜，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主席撰寫的社論《唯心歷史觀的破產——六評白皮書》。
在這篇高屋建瓴的評論名篇中，毛主席用詩一樣的語言寫到：
“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在共產黨領導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間奇跡也可以造出來。我們相信革命能改變一切，一個人口眾多、物產豐盛、生活優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國，不要很久就可以到來，一切悲觀論調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毛主席關于“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的判斷，奠定了新中國在對待“人”的問題上的基調。終其一生，毛主席都在致力于人的徹底解放，致力于喚起人的主體性，無論遇到什么困難，毛主席都認為可以從人民那里找到答案，都可以沿著依靠群眾、動員群眾、相信群眾的路徑得到解決。當然，人是分為階級的，毛主席并沒有忽略這一點，他特別重視工人階級的作用。
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二十八周年，毛主席發表了《論人民民主專政》，斬釘截鐵地指出：“人民民主專政需要工人階級的領導。因為只有工人階級最有遠見，大公無私，最富于革命的徹底性。”雖然在同一時期，黨內也出現了爭論，即恢復國民經濟，究竟主要靠工人階級，還是靠資產階級？有人甚至提出“剝削有功”，在毛主席表明態度之后，爭論很快有了答案：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依靠工人階級”的立場貫徹始終，也在很多電影作品中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
在新中國第一部故事片《橋》，解放了的工人階級，為了恢復生產，搶修橋梁，支援前線，爭相獻計獻策，主動加班加點，表現出了主人翁的責任感與創造性，在同一時期的一系列影片《無窮的潛力》《光芒萬丈》《走向新中國》等，都表現了這樣的主題。文G期間攝制、上映的工業題材影片《沸騰的群山》《火紅的年代》《創業》，更是淋漓盡致地展示了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工人階級，能夠爆發出怎樣驚人的創造力！
這一時期,把工人當成包袱、累贅，用下崗的方式將其拋棄，是不可想象的。八十年代后，隨著承包制、廠長負責制的普遍推行，“人”的地位也發生了微妙變化。當時代的主題詞從“工人是工廠的主人”，轉變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時，“大鍋飯養懶漢”的輿論也被制造并且流行起來了。這一時期的電影、文學作品，對這樣的變化有及時的反映，比如《喬廠長上任記》《血總是熱的》等。事情的變化是以令人習焉不察，溫水煮青蛙的節奏逐步實現的——一開始還僅僅是用“浮動工資”、“獎金”等來刺激“懶漢”們勤快起來，到了九十年代，就直接開始“減員增效”、 “下崗改制”了。有意思的是，盡管“下崗”已經和“工人是工廠的主人”形成了一個無法調和的悖論，但當年的文藝作品，還是極力把“下崗”納入到傳統的革命敘事中去，使之看上去像是一個充滿自我犧牲精神的革命行動。
比如在九十年代末的電視劇《省委書記》中，最優秀的黨員勞動模范主動要求下崗，聲稱這是為了挽救企業，這等于是要工人主動承認自己是工廠的包袱、累贅了，承認自己不再是工廠的主人，而只是與機器、廠房并列的“生產要素”之一了。已故著名作家曹征路在小說《那兒》（原名《英特納雄“那兒”》）中，批判了這一套說辭的荒謬。在《那兒》中，工廠垮臺，是因為有人蓄意要侵吞國有資產，工人才是最優秀的。在這里，我之所以要不避繁冗，梳理1949年“工人”在現實和“話語”中地位的變遷，是因為，只有了解了這一變遷，才能夠真正看懂并且理解《年會不能停》。《年會不能停》，口碑很好，票房也在賀歲片中一騎絕塵，不是沒有原因的。編導選擇了“錯置喜劇”這一類型片模式，奠定了本片令觀眾“笑破防了”的基礎。簡單點說，就是一個小人物，因為某種陰差陽錯，突然被置于一個根本不屬于他的地位上，然而，他無知與懵懂中的言行，卻被周邊的人自動做了一番附會夸張的解讀，以至于他被當成是一個重要的VIP人物，頭上似有某種神秘光環，由此產生一系列笑料和強烈的諷刺效果。
在文學史上，最著名的“錯置喜劇”，當屬果戈里的《欽差大臣》。一個來自首都圣彼得堡的紈绔子弟赫列斯達可夫，與人打賭輸得精光，被困在一個小城市的旅館里一籌莫展。巧合的是，這座城市的上流社會中，正在流行“欽差大臣”將要來進行微服私訪的傳言。赫列斯達可夫的口音、穿著所流露出的“彼得堡派頭”，一下子就被市長當成了“欽差大臣”，于是，當地的官僚和商人都爭相賄賂他，市長甚至要把女兒嫁給他。在這部差不多200年前發表的喜劇中，果戈里刻畫了一系列顢頇卑污的官僚形象，真實地、典型地反映了俄國官僚階層貪贓枉法，諂媚鉆營，卑鄙庸俗的本質特征，將沙皇俄國官僚體制的所有丑惡都暴露了出來。
一個鉗工胡建林（大鵬 飾）在集團裁員之際，陰差陽錯地被調入總部，由于無人能解釋他不可思議的升遷，于是他被視為與董事長有特殊關系的神秘人物，甚至被傳為董事長的私生子，對此一無所知的胡建林，一夜之間從“藍領”變“金領”，因與總部復雜的人際關系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年》劇首先戳破了主流經濟學家制造并維持多年的一個神話：私有制更有效率。影片中，眾和集團是一個大型私企，但集團內部充斥著腐敗、人浮于事、相互扯皮和鋪張浪費，集團遇到危機要大規模裁員，但還要花費6000萬元開年會，令來自基層的胡建林目瞪口呆。所有這些毛病，在主流經濟學家關于經濟改革的敘事中，似乎都是國企專有的，最后被歸結“產權不明晰”，結論是只有進行產權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但《年》劇卻讓我們看到，只要企業大到一定程度，無論國企還是私企，都可能出現這些問題，所以這并非是產權問題，而是管理與文化問題。用編劇兼導演董潤年的話說，“其實不管是一個什么樣的企業，什么樣的體系，里面每個人的目的都是一樣的，都想趨利避害，想要自己更好的地位前途，想要金錢上的收獲，也都不想背鍋，出了事希望責任別砸到自己頭上。”董潤年說的也對也不對。優秀的公有制企業，通過建立“一心為公”、“愛廠如家”的文化，可以把這些問題壓縮到最低限度。而私企由于無法解決“企業是老板的，工資和身體是自己的”這一固有矛盾，無論怎么搞團建，也就只能這樣了。《年》劇的核心情節是大規模裁員，這一計劃有一個諷刺性的代號“裁員（財源）廣進”。
在《年》劇中，“廣進計劃”是被當成一場災難，乃至罪惡來表現的。裁員被用“優化”的名義偽裝起來，秘密進行，但小道消息早已在集團內部傳開，于是人人自危，深恐自己會成為“時代齒輪下的摩擦力”，來路不明的胡建林被認為是可以一言決生死的可怕人物，成了總部員工爭相獻媚的對象。故事到了這里，已經帶有對晚近四十年進行反思的味道了，盡管這種反思是一種時空錯置的方式曲折地折射出來的，但也再次激活了人們對國企改制年代“以三鐵砸三鐵”那段歷史的思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裁員，是競爭中“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邏輯的必然結果，是一種規律性、經常性現象。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觀點，競爭會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也就是說，為了戰勝競爭對手，資本用于設備和技術的比例會越來越高，用于雇傭勞動者的比例會越來越低，導致大量過剩人口。
“廣進計劃”進行得很順利，直到開始裁撤整個眾和機械廠及其所屬的300名員工時，才遇到麻煩。在《年》劇中，最大反派是總裁徐云峰（李乃文 飾），他以陰謀家的形象出現，處心積慮地想搞垮胡董事長（歐陽奮強 飾）。但嚴格說起來，徐總才是市場青睞的“先進生產力”代表，他理性、冷靜、鐵石心腸，看問題富有前瞻性。眾和集團上上下下都渾渾噩噩，得過且過，只有他意識到了，集團根本沒有必要保留一個自己的機械廠，只有裁掉這個廠及其所屬的300名員工，向互聯網企業轉型，才有生路。遺憾的是，徐總的思考雖然正確，但因為胡董事長（歐陽奮強 飾）是從機械廠廠長任上起家的，一直在力保機械廠，于是他采取了一個愚蠢的做法，即通過向機械廠生產的螺栓中摻入殘次品的方式，制造裁撤的理由。這一陰謀被同樣對機械廠有深厚感情的胡建林在年會上揭露，徐總及參與陰謀的人都鋃鐺入獄，機械廠被保住了，一切皆大歡喜。
無疑，這是一條“光明的尾巴”，然而卻違背了市場和現實的邏輯。因為董事長違反市場競爭規律的做法，最終必然導致眾和集團的破產。可是，如果不加上這樣一條“光明的尾巴”，“市場競爭必然導致裁員”這一邏輯又會非常骨感地凸顯出來，喜劇就不成為喜劇，編導也無法收場了。《年會不能停》這樣的作品，我將其命名為“新左翼電影”。類似的影片還有一些，如《鋼的琴》《暴雪將至》《引爆者》《縫紉機樂隊》《讓子彈飛》以及去年的《八角籠中》等等。和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傳統左翼電影，如《桃李劫》《萬家燈火》（同樣表現公司裁員）等傳統左翼電影相比，新左翼電影的最大特點在于，失去了張望未來的能力，也缺少對黑暗現實做徹底控訴的勇氣，而是藕斷絲連，一步三回頭，最終與現實茍且。用一位網友一針見血的評論，就是“過程很亢奮，結局很空虛”。
新就新在，在經歷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這樣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撞擊之后，在冷戰以柏林墻倒塌，西方獲勝而告結束之后，左翼的敘事，由于失去了總體性理論的支持，不再能夠想象另一個世界。既然另一個世界不可能，那么與現實茍且就是唯一選擇。概括來說，由于娜拉已經預知了出走的結局，所以她在跨出門檻的那一刻就猶豫了，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終于還是沒有邁出門去——這是新左翼電影的困境，也是一切打工者的現實困境！
《年》劇的結尾，胡建林、杰克馬、潘尼在年會舞臺上唱了一段rap——“你是不是像我在裁員中忐忑，守著崗位加班加點地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每天背鍋，也放不下五險一金的枷鎖。你是不是像我整體幻想能夠，不用再看上司的臉色生活。你是不是像我只會懦弱退縮，面對不公就應該打破沉默。”“我是馬杰克，不是Magic，在K8待了幾年沒漲錢也沒尊嚴，油膩的酒局get off me，掌權黑手can't beat off me。”這段rap，許多打工者聽了以后覺得痛快，撥動了他們心弦。但如果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又該怎么辦呢？
即以影片給出的情境論，這種令人無法忍受的職場生活是在胡董事長的統治下出現的，經過一場風波之后，胡董事長不僅沒有被推翻，地位反而變得更加穩固了。正如幾年前我在評論《縫紉機樂隊》時說過的那樣，小資產階級不滿大資本的碾壓，但又不敢突破資本的邏輯，于是就只能寄希望大資本的憐憫了。
潘尼選擇了辭職，但辭職又能如何呢？換一個職場也無非如此，她無所逃遁于天地間。影片結尾，潘尼參加了流行歌手的海選，但這與其說是一種出路，不如說是一種逃避罷了。《年》劇中，眾和機械廠的工人得知廠子將被裁撤，自己將被裁員后，立時群情激憤。
恍惚間，這似乎不是一個私營的小廠，而是一個改制潮流中的國企。
胡建林決心要同徐總抗爭時，閃回了九十年代末期，機械廠陷入困境，時任廠長的胡董事長鼓勵大家不要放棄，堅持辦年會的鏡頭。我忽然領悟到，胡董事長原來是通過對機械廠進行“改制”，撈取了第一桶金。機械廠工人進行抗爭，似乎已經完全遺忘了這段社會主義“前史”，他們不再為奪回屬于自己的生產資料而斗爭，而只為了保住受剝削的地位而憤怒、焦慮、甚至哭泣。這倒是應了姜文在《北京人在紐約》中說的一句話：“有人剝削你多好啊，心里真他媽踏實！”這才是《年會不能停》這部諷刺喜劇中最有力度的諷刺。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獨立評論員郭松民”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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