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眾對領袖的崇拜、尊敬、愛戴，通過形象的語言、口號、比喻，最能淋漓盡致地表達出內心的激情。對歷史上有關毛澤東的那些閃光的語言、口號、比喻等，可以看出毛澤東威望提高、確立的歷史軌跡，也可以看出他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和不可替代性。很多人都認為，最早喊出“毛澤東萬歲”口號，是1939年7月20日下午，在延安中國女子大學舉行的開學典禮上。當毛澤東在講話中講到“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抗戰勝利之時”時，全場報以熱烈掌聲，同時高呼：“女大萬歲!”“毛澤東同志萬歲!”但據史料記載，最早喊出“毛澤東萬歲”口號的時間，是1935年，地點在莫斯科。1992年第2期《黨的文獻》公布了一篇保存在共產國際檔案中的《毛澤東傳略》。有學者考證，這一傳略可能是高自立于1935年底或1936年所寫。其中寫道：“中國共產黨出席共產國際七次世界大會的代表王明，現在他是共產國際的主席團主席之一。當他在七次世界大會這個世界講臺上說話的時候，他指出：‘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底列寧——斯大林底路線，在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底戰斗火焰里鍛煉出了成千成萬的忠于革命事業的戰士，培植出了許多忠實善戰和智勇雙全的干部，這些干部不僅不怕困難，而且善于克服困難。’他指出，這些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為首的一個便是毛澤東。而毛澤東這個名字一經全世界代表聽到之后，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歡呼萬歲的空氣，延長到五分鐘之久。”由此記述看出，1935年7月至8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共產國際大家庭中已經具有很高的威望，與會人員不僅為其高呼“萬歲”，而且是“全體起立，熱烈鼓掌”，時間長達5分鐘。由此說明，毛澤東在1935年已經受到共產國際大家庭的尊敬和敬仰了。而此時，毛澤東正在長征路上，不僅他本人對此一無所知，而且在國內的中共中央和中國共產黨人對此也一無所知。國內最早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是在1937年1月。據肖思科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的《山坳圣地——紅色大本營延安紀事》中記述：1937年1月10日，毛澤東一行從保安啟程前往延安。歡迎的群眾中，有機關干部、學生、戰士，還有扶老攜幼的延安市民，以及從甘泉、鄜縣(今富縣)趕來的農民代表，聚集了1萬多人，從大砭溝口到城北門排了幾里路長。毛澤東穿著灰土布棉衣，戴著八角帽，走到哪里，哪里便掀起狂歡的波濤。他清瘦的面龐上，浮現著親切而謙和的笑容，不時地向歡迎的人群招手致意。人們更加興奮地跳躍著，“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的歡呼聲、鼓掌聲、清脆的鑼鼓聲，震蕩著山谷與平靜的延河水。這一記述清清楚楚地寫著，1937年1月，延安人民已經呼喊出“毛主席萬歲”的口號了。也就是說，“毛主席萬歲”口號在國內喊出，最早是在蘇維埃區域的延安，時間是1937年1月。在國民黨統治區最早公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是在北平創辦《解放》報的同仁。據中共黨史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的《北京革命史大事記》記載：《解放》報是中共代表團在北平軍調部工作期間，于北平創辦的報刊。1946年4月3日凌晨3時，國民黨北平當局派軍警、特務以檢查戶口為名，突然闖入解放報社與新華社北平分社編輯部所在地宣武門外方壺齋9號，捕去《解放》報總編輯錢俊瑞等34人。是日，軍調部中共代表團軍事顧問滕代遠的住地也遭騷擾搜查，李耕濤等3人被捕。事件發生后，滕代遠立即發表談話，解放區新聞記者聯合會等百余團體發出通電，《解放》報、新華社北平分社、北平市出版業聯合會、《解放日報》、《晉察冀日報》發表文章，揭露事件真相，抗議國民黨北平當局的暴行。社會各界進步人士也紛紛聲援。4日下午，國民黨北平警察局被迫全部釋放被捕人員，并表示道歉，保證今后不再加以歧視。當日，錢俊瑞率領被釋放人員在城內游行，沿途高呼“保障人身和言論自由”“要求實現民主”“取消特務機關”“中國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等口號。據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最早以《毛主席萬歲》為題撰寫的新聞通訊，發表在1947年11月27日中共北平學委秘密出版發行的《新聞資料》上。文中記述：194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開的世界青年聯歡節大會上，當我們出席青年節的解放區代表高舉著毛主席的巨幅繪像走到那里，那里的歡呼聲就又一次被轟動起來。8月17日，當我們的代表又一次高舉著毛主席的畫像，參加了世界青年的游行行列時，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團在會場旁邊排成整齊的隊伍，在統一指揮下，高聲呼喊著：“萬歲!毛澤東!”在公開出版發行的報刊中，以《毛主席萬歲!》為題發表的文章，發表在由《群眾日報》編輯、陜甘寧邊區新華書店于1948年3月5日出版的第4期《群眾日報·副刊》上。文中記述：游擊隊走過的地方，墻壁上、門板上、石碑上、木柱上，都滿滿地寫著“消滅胡宗南”“打倒蔣介石”等各式各樣的標語。當中最大、最顯，老遠便看得清清朗朗的，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一天黑夜，游擊隊標語組，提著煙墨葫蘆，拿著傳單，溜進蔣軍據點的村子。將紅綠傳單散在路上，土地法大綱貼在門板上，在一堵又光又平的房背墻上，用仿宋體寫了“毛主席萬歲!”第二天一大早，村子群眾知道了，悄悄地傳開：“游擊隊夜黑地回來了，劉家房背墻壁上寫下標語啦!”保長飯也沒吃，就跑到連部報告，連長氣兇兇道：“活見鬼，我保證，游擊隊的魂也不得進來。”話剛落地，哨兵進來道：“報告連長，發現游擊隊標語和傳單。”說著，將紅綠傳單掏出交給連長，連長命令保長：“快派人把標語擦掉。”保長走出連部，派了幾個人去擦標語。老百姓用鐵鏟，依筆畫道道鏟掉黑跡，越鏟道道越深，字越顯。“毛主席萬歲”五個字，比先前更顯了。下午連長出來看了，大罵一通：“老百姓混蛋!”叫士兵刮去“毛”字，用筆寫了個“蔣”字，揚揚得意地走了。第二天早上“蔣”字不見了，照舊是“毛主席萬歲!”保長又連忙去報告連長，連長又將“毛”字換成“蔣”字。第三天早上，“蔣”字又不見了，照舊是“毛主席萬歲!”由此看出，至遲在1948年，“毛主席萬歲”已成為解放軍和游擊隊所到之處必定書寫的宣傳標語了。
中國有一句俗語“墻內開花墻外香”，毛澤東就正應了這句話。1935年末，聯共(布)中央機關報《真理報》和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俄語版上，相繼刊登了猶太裔俄國報人哈馬丹執筆的毛澤東傳。此后，這一傳記被德文版、英文版、中文版的《共產國際》均冠以“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字樣先后轉載。1936年，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的宣傳活動中，于莫斯科出版了黨和紅軍著名領導人的傳記文集，其俄文版書名定為《中國人民的英勇領袖》，其中的領袖人物就有毛澤東。1935年至1936年間，高自立在莫斯科撰寫的《毛澤東傳略》中說：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蘇維埃紅軍的創造者與領導者”。“這位領袖處理政事的堅決果斷和敏捷，那真要算是治國的天才”，“毛澤東是個偉大的軍事天才家”，“他不僅是中國革命的領袖，并且也是世界革命底領導者之一”，是“一個完全群眾化的偉大領袖”。傳略中還說：“大革命時全國農民協會代表大會和中華蘇維埃第一、第二兩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及在許多群眾大會中，當他出現于大會中那種代表們所表示的熱烈緊張狂呼，鼓掌的情緒看來，那么這個偉人便是全國、全世界以及中國共產黨全黨所公認的領袖。”1937年11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國后，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發生了分歧。1938年3月，任弼時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他如實地匯報了中共黨內的情況，并談到了王明與延安中央書記處之間的分歧。7月，中共駐共產國際原代表王稼祥即將回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召見他和任弼時，特別提到：今天中共在全國取得公開存在的條件，在群眾中能夠產生巨大的影響，但要中共團結才能建立信仰，要靠黨的一致與領導者的團結，才能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造成親密團結的空氣，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王稼祥從蘇聯回國后，于9月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9月29日至11月6日在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分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有關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上述指示。作為領袖，毛澤東受到了廣泛的尊重和敬仰，人民對毛澤東的崇敬、贊美之詞不斷涌現。1939年1月5日，延安《新中華報》報道，邊區黨政群眾團體及全體人民于新年節在給毛澤東的聯名致敬信中說：“敬愛的毛澤東同志：……你，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且是全中國人民所愛戴，全世界朋友所景仰的領袖。”“你是被壓迫者勝利的旗幟!你是光明的象征!”5月7日《新中華報》報道，延安各界青年萬余人舉行紀念五四二十周年及慶祝西青救成立二周年和慶祝首屆青年節大會活動，延安市全體青年獻詞說：“我們延安市全體青年……謹向您(毛澤東)——中國革命領袖致崇高的敬意。”獻旗上書：“獻給我們最敬愛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此時，在延安，“中國革命領袖”“中國共產黨領袖”“中國人民所愛戴、世界朋友所敬仰的領袖”“被壓迫者勝利的旗幟”“光明的象征”等對毛澤東的贊美詞已經開始出現。1940年5月3日，在“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的開學典禮上，王明在講演中說：毛澤東同志“不僅成為中國革命的偉大政治家和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理論家”。“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政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6月11日，《新中華報》刊登了晉西北五四中國青年節紀念會致毛澤東的信，信中說：“你是中國人民領袖，你是革命導師，你領導了中國人民進行著偉大的革命斗爭，你指示了中國人民解放的道路，你才是中國青年最愛戴最親切的導師，我們一定而且已經在追隨著你，為革命奮斗到底。”1941年4月30日，《解放》周刊發表張如心《在毛澤東同志的旗幟下前進》一文，提出“毛澤東同志是我們黨偉大的革命家，天才的理論家、戰略家，他是一個中國最好的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他是我們黨政治領袖與軍事戰略家品質兼優的最好的典型人物”。由上看出，這個時期在中國國內或者說在共產黨所領導的根據地內，毛澤東已經深受人們的尊重和敬仰，人們愿意把人世間稱頌領袖的最美好的辭藻賦予他。1943年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一文。其中講道：“我們的毛澤東同志，是22年來在各種艱苦復雜的革命斗爭中久經考驗的，精通馬列主義戰略戰術的，對中國工人階級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抱無限忠心的堅強偉大的革命家。”7月13日，博古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題為《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文中說：我們有取得勝利的一切條件，最為重要的是“我們有黨的領袖，中國革命的舵手——毛澤東同志”。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國共產黨內形勢給毛澤東來信寫道：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后，它過去的任何一位領導人都不能再干預中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我從私人友好的動機出發，不能不就中國共產黨內的狀況在我心中引起的不安向您進言幾句……請原諒我這同志式的直率。但是，正因為我深為敬重您并且堅信，您作為全黨公認的領袖愿意看到事物的本來面目，我才對您如此直言不諱。在這封信里，季米特洛夫說毛澤東是“全黨公認的領袖”。雖然此時的季米特洛夫已不是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但他即便作為國際友人，作為毛澤東的同志、朋友，說出這句話來，依然很有分量。
1942年，在抗日根據地的街道上，可以看到這樣的標語：“毛主席是中國人民大救星。”陜北葭縣(今佳縣)城關農民李有源到葭縣縣城辦事時，看到了這條標語，由此受到啟發，醞釀寫作了《東方紅》歌詞。1943年3月，李有源、李增正叔侄倆，帶領70人的移民大隊，從葭縣到延安，南下開荒。他們一路走，一路唱著“騎白馬掛洋槍調”的《毛主席領導窮人翻身》。后來，經過文藝工作者的加工整理，就成為逐漸唱遍全中國的《東方紅》：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為人民謀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愛人民，他是我們的帶路人。為了建設新中國，領導我們向前進。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產黨，哪里人民得解放。這首《東方紅》歌曲，開頭寫的是東方泛紅，太陽就要升起來照亮大地，給人們以溫暖的自然規律。而像太陽升起一樣，順應時代的需要，中國出現了一個毛澤東，拯救苦難中的人民，領導人民謀求幸福新生活。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毛澤東就是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的大救星。隨之，這首稱頌“共產黨像太陽”、毛澤東“是人民大救星”的《東方紅》歌曲，從陜北到各個抗日根據地普遍唱開了。1943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布了紀念十月革命26周年的“基本口號”，也鮮明地提出“毛澤東和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12月16日，《陜甘寧邊區第一屆勞動英雄大會宣言》中也沿用了這一提法。《宣言》中說：“感謝我們勞動人民的救星毛主席。”星火出版社編輯部于1946年出版的《陜甘寧勞動英雄勞動詩人孫萬福之詩歌》《民歌雜抄：田間選》中記載，在1943年11月時，甘肅曲子縣翻身農民孫萬福，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榮獲陜甘寧邊區“甲等勞動英雄”稱號。12月9日，毛主席在楊家嶺接見了孫萬福等陜甘寧勞動英雄。孫萬福即興創作了一首詩歌《咱們的領袖毛澤東》，表達自己對毛主席的無比愛戴之情和對陜甘寧邊區新生活發自肺腑的熱愛：“咱們勞動英雄來開會，看了生產展覽品，延安的頭一景。咱們毛主席號召——盤龍臥虎高山頂，高樓萬丈從地起，咱們勞動英雄回家，個個心里喜。咱們毛澤東比如一個太陽，比如東海上來一盆花，照到咱們邊區人民是一家，比如空中過來一塊金，邊區人民瞅到一條心……”孫萬福詩歌中雖然出現了“毛澤東比如一個太陽”的句子，但為了傳唱，作家賀敬之為其修改潤色并譜曲，使之更押韻，此后傳唱的歌詞中都用的是“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的提法。到了1946年，“毛澤東是太陽”的比喻被明確地提了出來。是年1月1日，蘇皖邊區華中新華書店發行的《生活》雜志新一期，在讀者園地刊登了張覆的一首詩歌《毛澤東是我們的太陽》：
你——
毛澤東，
是冬天里的太陽，
海洋里的燈塔。
你把世世代代陷在貧窮里的中國農民，
從有一頓沒一頓的饑餓里，
從冬天里光著屁股的寒冷里，
引到豐衣足食。
你到了那里，
那里就像久旱的田禾得到了甘露。
你到了那里，
那里的工人農民就都翻了身。
你是救命恩人，
你是深沉的午夜里
掛在天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
……
這首感情濃郁而又樸實無華的詩歌，稱毛澤東“是冬天里的太陽”“是海洋里的燈塔”“是救命恩人”“是深沉的午夜里掛在天邊的一顆耀眼的明星”，反映出了當時的翻身農民對毛澤東的欽敬、感激之情。到了1947年12月，遼南群眾書店開始以《毛主席像太陽》為書名出版圖書，第一次即印刷了5000冊。
1945年，凌子風代表魯迅藝術學院為向黨的七大召開獻禮而制作的毛主席像章抗日戰爭時期的延安，凡是重大會議召開，各單位都向大會獻旗、獻詞和獻禮。曾在魯迅藝術學院任教的凌子風作文自述：1945年4月，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夕，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決定，為即將召開的中共七大主席團獻禮，讓其刻一枚毛主席像章作為獻給黨的七大的禮物。于是，他借來了兩把刀，一大一小，大的用來雕刻輪廓，小的用來雕刻細微部分。他找來了一塊用青石板做的硯，又到魯迅藝術學院后勤處領了一大把蠟燭。晚上，他就在橋兒溝半坡的土窯洞里，就著燭光，憑著看過的王朝聞刻的毛主席浮雕的印象，一夜沒睡覺，一點一點地刻出來一個毛主席像章。天一亮，陳強等“西戰團”的同志不約而同地一起行動起來，大家找來了磚頭瓦片，砌成鼓風小爐子，從伙房灰堆里揀來煤核做燃料，從橋兒溝后溝的西坡上挖來上好的膠泥，把像章制成了模子。他們又用自己的津貼到橋兒溝街上的延安新市場買來錫料。萬事俱備，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就誕生了。大家看著像章，感到美中不足：既是給七大獻禮，就應該有個裝像章的盒子才算完美。“魯藝”的同志們又制作了一個小盒子，外面涂上油漆，盒內襯上紅粗布，把毛主席像章端端正正放在里面。中共七大開幕的時候，“魯藝”把毛主席像章獻給了大會，也送給主席團成員每人一枚。而具有很大影響力的第一枚毛主席像章，是1947年世界青年聯歡節時，中國解放區代表團攜帶到會的毛主席像章。據參加會議的代表團成員記述：在捷克布拉格城里，各國的青年活躍著，在相互的交流中，大家覺得再沒有比交換紀念章更有意義的了。中國解放區代表團代表在胸前佩戴著的毛主席像章，成了許多青年最珍愛的紀念品。蘇聯代表以他的聯共黨的紀念章來交換;印度的兩個代表接到這寶貴的禮物后，小心地佩在衫襟上，高興地叫了;匈牙利的代表拿了他的胸章來交換，中國解放區的兩個代表把佩戴的毛主席像章都已經送出了，沒有了，他們懇切地要求再給他找找，直到送了一個給他，他才高興了;巴勒斯坦的青年戴上送給他們的毛主席像章后說：“我們要做毛澤東的學生，我們要好好讀毛澤東的著作!”吃過飯出來遇見了北朝鮮的代表團，他們說要加緊學習毛澤東的思想，紛紛佩帶上我們送的禮物，站在毛主席的掛像下，和中國解放區代表團代表一起合影照相。電車上一位匈牙利的女孩子，看著中國解放區代表團代表佩帶的那銀光燦爛的毛主席像章時，也向代表要。代表說：“這是我們現在僅有的一個了。”她說：“你摘下來給我看看。”等像章到了她的手上，卻頑皮的不還回了，則把一個匈共的紅旗章送給代表作為交換。中國解放區代表團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時，帶去了許多毛主席像章。這是毛主席像章作為國禮，首次走出國門，首次走進國際政治大舞臺，而且備受各國代表追捧。
“毛澤東同志是咱們黨的一盞燈。”這句話應該有兩層內涵：一是說毛澤東是全黨的旗幟、楷模、學習榜樣;二是說毛澤東是指路的明燈，引導我們前行，指導我們到達勝利的彼岸。“毛澤東同志是咱們黨的一盞燈”這句話，據目前能夠看到的文獻史料，是中共膠東北海地委于1945年7月1日編輯出版的《支部生活》中提出的。但這個名句的提出，經過了一個醞釀、發展、演變的過程。194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中央組織部部長陳云根據當時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提議在延安開辦青年干部學校，將中央黨校青年班和安吳堡青訓班的學員轉入該校學習。會議批準了這一提議。學校籌備期間定名為“澤東青年干部學校”。2月14日的《新中華報》報道：用毛澤東的名字作為這所學校的名稱，“就是因為毛澤東同志的名字，是中國人民解放的旗幟，同時也是中國青年解放的旗幟，中國青年在這一旗幟的指導之下，將得到光明的自由和幸福”。開學典禮于5月3日下午在延安中央大禮堂隆重舉行。副校長馮文彬在報告該校創辦經過及教育方針時指出，“毛澤東同志是中國人民所最敬愛的領袖”，“把毛澤東的名字作為校名，即是要全體學生來努力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理論、學識、革命方法、偉大的精神”。王明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他說：“對于青年學習問題，我只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實，就是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第一，“學習毛澤東同志的始終一貫地忠于革命的精神”;第二，“學習毛澤東同志勤于學習的精神”;第三，“學習毛澤東同志勇于創造的精神”;第四，“學習毛澤東同志長于工作的精神”;第五，“學習毛澤東同志善于團結的精神”。最后他說，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各方面的特點多得很，上述五點，不過是舉例而已。集中總的意思，這不過是一點，毛澤東為模范，應該學習毛澤東。5月7日出版的《新中華報》，報道了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的開學典禮，7月5日出版的第2卷第9期《中國青年》，全文刊登了王明的報告。1941年9、10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集中討論了黨在1931年9月開始的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討論了如何使全黨干部掌握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這一根本方向問題。陳云說“毛主席是中國革命的旗幟”;羅邁(李維漢)說“毛主席——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說“過去中國黨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辯證法”;葉劍英說“毛主席由實踐到理論，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這些發言，給予毛澤東很高的評價，一致認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是學習榜樣，應該向毛澤東學習。由此可以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次擴大會議后，學習毛澤東已不僅僅是在學校開展，而是在全黨逐漸開始了。1942年2月18日，延安文化俱樂部舉辦“毛澤東日”。徐特立報告“毛澤東片斷”;理論工作者張如心報告“怎樣學習毛澤東”，指出毛澤東的路線是中國革命之路，亦即人民——青年應走的道路;蕭三報告毛澤東的童年，并朗誦在莫斯科的作品——《毛澤東傳》的部分。由此可以看出，此時在延安，學習毛澤東已經蔚然成風。7月1日，《鹽阜報》發表陳毅的《偉大的二十一年——建黨感言》說：毛澤東在革命實踐中創立了“正確的思想體系”。1943年4月22日，周恩來在《怎樣做一個好的領導者》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工作作風是：中華民族的謙遜實際;中國農民的樸素勤勉;知識分子的好學深思;革命軍人的機動沉著;布爾什維克的堅韌頑強。”7月6日，劉少奇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清算黨內的孟什維主義思想》，號召全黨“用毛澤東的思想來武裝自己”，把毛澤東同志的指導貫徹到一切工作環節和部門中去，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去清算黨內機會主義思想。7月13日，博古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在毛澤東旗幟下，為保衛中國共產黨而戰!》說：毛澤東的“方向就是我們全黨的方向，也是全國人民的方向，他總是在最艱難困苦之中，領導黨和人民走向勝利與光明”。8月2日，由重慶返回延安的周恩來在中央辦公廳舉行的歡迎會上指出：我們黨在這三年中做了比過去20年還要偉大、還有更多成就的工作，這是全黨團結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得到的。“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著整個黨的歷史時期，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12月5日，《中央對貫徹執行毛澤東關于組織起來的方針的指示》，號召“各根據地黨委……詳細檢查自己的生產、工作與工作作風，是否符合于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必須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實行一個徹底地轉變，并把這種方向與作風運用到發展生產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工作中去”。1944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對晉察冀分局干部擴大會議的指示》。晉察冀分局討論并貫徹了中央的這個指示。隨后，分局宣傳部根據討論制定了《1944年宣傳工作方針與任務的指示》，強調：“在黨內外廣泛深入地宣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使全黨徹底團結在毛澤東同志思想的指導下。”基于這一思考，晉察冀中央分局還決定編輯出版《毛澤東選集》。經過一系列的宣傳，中共膠東北海地委于1945年7月1日在編輯出版的《支部生活》中，高度概括出了“毛澤東同志是咱們黨的一盞燈”的名句。這個《支部生活》是專供黨員學習的刊物。這一期又是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24周年而出版的“七一特刊”，首先刊登了一段未說明出處的警句：“中國共產黨是什么?是中國人民為自己的解放進行政治斗爭的工具，做一個共產黨員，對于人民，只有特殊的義務，沒有特殊的權利。共產黨員，首先是人民的勤務員，然后才是人民的領導者，首先是人民的學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之后，則刊登了牟斌的文章：今天是咱們黨的生日，咱們的黨，經過了二十四年和一切反動力量斗爭，一天比一天壯大，今天已經成為一支最強大的革命力量了。大家說，咱們的黨怎么能變得這樣壯大呢?首先就是因為有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使咱們共產黨員都照著他的方向去干，有了他的領導咱們什么難事都能做好，怎么兇的敵人，日本鬼子國民黨反動派，咱們也能打倒他。二十多年來，咱們黨不知受了多少艱苦，也不知碰上了多少危險，可是，一碰到了困難和危險，都有毛澤東同志給咱們把住了舵。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咱們黨成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的大黨，一百萬黨的軍隊，有二百二十萬民兵，解放了一萬萬人民。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咱們黨建設了十九個抗日根據地，實行了減租減息，老輩就受地主氣的窮人，才翻了身，經過了大生產運動，無論窮富，都有飯吃有衣穿。現在快反攻了……毛澤東同志又告訴咱們，叫咱們團結一切老百姓，成立聯合政府好反攻，咱們更要照著辦。這是基層黨員的聲音，牟斌說出了全黨的心聲。建黨24年來，正是毛澤東這盞燈，照亮了中國共產黨的前進道路，正是因為有毛澤東的正確領導，共產黨員都照著他指引的方向干，才能克服一切艱難困苦，戰勝一切兇惡的敵人，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和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所以1949年時，人們在傳唱由勞動詩人的詩歌修改成的《歌唱毛主席》時，歌詞就明確寫明：“咱們的毛主席，他是咱人民的指路燈。”正因為如此，1945年5月14日和15日，在黨的七大上，劉少奇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明確說明：“我們的黨，已經是一個有了自己偉大領袖的黨。這個領袖，就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毛澤東同志。”“他之成為我們黨和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領袖，正是我們全黨和全國廣大人民審慎選擇的結果。”（來源：“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本文原載《黨史博覽》2023年第12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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