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根良：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反思與改革的總體思路

點擊：作者：賈根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4-01-13 09:58:15

【摘要】盡管目前中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體制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但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一直在刻意模仿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教育體制，而這種教育體制在西方發達國家卻遭到了“后自閉癥經濟學運動”（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和“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等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持續批判。本文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高等學校的支配性地位不僅有違多元主義科學原則，而且也不適合中國國情，不適合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要求。本文在綜合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師生們在過去22年所提出的改革建議基礎上，針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從多元化改革的總體目標、課程體系設計、教學方式、獨立自主的學術評價體系、人才隊伍建設和學科評估等十個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改革建議，目的就在于改變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支配局面，逐步形成一種以多元化課程體系、批判性教學和實際問題導向為核心的中國經濟學教育新體制。

一、中國目前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形成過程及其反思

目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形成是在改革開放后第二次“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形成的，為了對其進行反思并提出改革建議，就必須了解它是如何受到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教育體制影響的，而后者的形成則要追溯到冷戰時期。

20世紀50年代初，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在美國產生的麥卡錫主義不僅排擠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而且還通過動用國家機構、商業團體力量和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精英階層打壓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持批評見解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家，從而形成了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界一統天下的局面。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動用國家力量打擊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做法才退居為次要行為，但在此時，西方主流經濟學利用其絕對支配地位，開始通過大學科研績效評估特別是通過期刊等級評價等職業力量進一步排擠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在美國，西方主流經濟學將經濟學雜志和學院排名作為清除非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要機制，并達到將教學和研究限制在主流經濟學設定的范圍之內的目的，從而更加強化了其統治地位，以至于有西方學者認為，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多元化程度甚至還不如20世紀70年代以前，例如在英國（Dow, 2011）。

冷戰結束后，西方經濟理論界開始反思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壟斷地位所帶來的危害。1993年成立的經濟學多元論國際聯合會（International Confederation of Associations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ICAPE）指出，由于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支配性影響，在美國，“很難發現不追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生教育項目。實際上，美國大學的所有經濟系都已被經濟學是什么、應該怎樣研究經濟學的單一觀點所控制，通常伴隨著深奧的數學技術，（自由）市場理論的論證已成為該專業絕對必需的東西，深奧的證明而不是社會目標贏得了更響亮的掌聲。在美國所確立的這種專業取向，經過某種時滯，正擴散到歐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各種豐富的經濟思想傳統的生存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部分來自于這種事實：許多經濟學家在美國接受教育，然后帶著他們所吸收的新古典主義精神，回到本國的大學和研究中心。追隨美國模式，這些國家在專業人員的招募、提升、薪金和獎賞等方面正轉向新古典主義和數學化的理論標準。雖然這并沒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歐洲和亞洲，同質化和方法論的統一過程正在齊頭并進和穩步地被推進。” (ICAPE, 1993)

然而，在進入新世紀之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統治地位開始遭到越來越普遍的質疑。首先揭橥經濟學教育改革大旗的是法國經濟學學生，2000年7月，他們在互聯網上發表了《法國經濟學學生請愿書——法國經濟學學生致本學科教授和教學負責人的公開信》，對主流經濟學在西方國家高等學校的統治地位提出了挑戰，表達了他們“對所接受的經濟學教育的普遍不滿”：經濟學教學缺乏現實性；沒有控制地使用數學，數學本身已經成為一種目的；新古典理論（即本文所指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方法在大學經濟學課表中居壓倒性的支配地位；武斷的教學方法，不允許批判性的和反思性的思考。法國經濟學學生們宣稱：我們希望脫離新古典經濟學虛構的世界，反對無節制地使用數學，要求經濟學方法的多元化，呼吁教師們盡早覺醒，因為“我們再也不想讓這種脫離現實的所謂科學強加于我們”（愛德華·富布魯克，2004：12-13）。

法國學生的請愿活動揭開了經濟學教育改革運動的序幕，在法國、德國、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等國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得到了經濟學教師和一些經濟學研究機構的支持，他們也發起了自己的請愿。2000年11月，英國經濟學者富布魯克創建了“后自閉癥經濟學運動”（The Post-Autistic Economics Movement）的網站（http://www.paecon.net），他主編的《后自閉癥經濟學通訊》通過這個網站為公眾討論經濟學教育改革建立了一個持久的平臺，并在2008年3月的第45期開始改名為《真實世界經濟學評論》（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截止到2023年3月已出版到第103期。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再次風起云涌。2009年，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有感于發達國家高等學校中講授的經濟學課程已不適應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出資成立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改革經濟學課程設置，編寫新的經濟學教科書。2012年，德國學生發起了新一輪的經濟學教育改革請愿活動，這種活動很快就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許多國家涌現出了眾多的“后危機經濟學社團”、“重新思考經濟學聯盟”等學生社團組織。2014年5月5日，來自19個國家的42個學生團體發起成立了“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一年之后，這一組織就已發展到了31個國家的82個學生社團。

新一輪“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再次直指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大學經濟學教育中的統治地位。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后危機經濟學社團”（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PCES）在其調研報告《經濟學、教育與無知——曼徹斯特大學的經濟學教育》中指出，曼徹斯特大學將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提升為經濟學唯一的學習對象，其他經濟學流派如制度主義、演化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生態經濟學等在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幾乎是完全缺乏的，這種狀況壓制、損害和扼殺了對于經濟學的認知至關重要的創新、創造力和建設性的批判，違背了曼徹斯特大學自己的教育指導方針（The Post-Crash Economics Society, 2014）。在學生們看來，這種狀況在民主社會中是不正常的，“并非僅有世界經濟處在危機之中。經濟學教學也同樣處于危機之中，并且此危機所殃及的范圍遠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執政者的頭腦，因此也塑造了我們棲身的社會。……歸根結底，經濟學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辯論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因此，“國際學生關于經濟學多元化的倡議書”呼吁：“不同的校園，同一的心愿，我們期盼，經濟學課程能有所改變。”（International Student Initiative for Pluralism in Economics, 2014）

但是，與上述經濟學教育改革的國際潮流背道而馳，中國經濟學界在過去二十多年里卻在加速推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育體制，從而導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條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并占據了支配地位。按照這種教條主義，經濟學原理是一元的和統一的，經濟學是不應該有國別差別的，這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一個真正的經濟學，這就是作為“現代經濟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當時經濟學要與國際接軌的旗號下，在中國經濟學界出現了“經濟學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美國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數學化”的教條主義，這種教條主義的本質就在于將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作是唯一科學的經濟學，要求將這一范式的學術主張和實踐上升為中國經濟學界必須遵循的學科標準和學術規范，并將其貫徹到經濟學課程體系、教材建設、科研評價體系、人才選拔、研究生入學考試等各個方面。

早在2003年，筆者就對上述發展潮流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將“后自閉癥經濟學運動”介紹給了中國學術界（賈根良，2003）。筆者認為，“后自閉癥經濟學運動”的興起標志著所謂“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遭遇到自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場運動對西方國家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現狀進行了批判，它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西方主流化趨勢不啻當頭棒喝，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方向需要重新反思。在筆者看來，科學的真正精神是多元主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無疑是現代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能完全被放棄，但它許多嚴重的缺陷和“科學性”的多少長期得不到討論，其霸權地位也已對學術自由造成了嚴重的威脅，這是戰后美歐經濟學發展的重要教訓，中國不應重蹈覆轍，而應認真研究這場國際運動所提出的問題，放棄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新古典主流化和數學形式化取向，采取漸進的和試錯的改革辦法，兼收并蓄，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教育與發展之路（賈根良，2003）。

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其內在規律，特別是中國經濟學界盲目追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潮流具有深刻的社會、政治、經濟、哲學和文化等諸多根源，因此，筆者從來沒有奢望自己對其激烈批判的論著能夠阻擋這種錯誤的潮流。相反，人們可以觀察到，在2005年之后，這種潮流更加變本加厲，并在2016年4月中國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下發的有關學科評估的[2016]42號文件中達到了高峰。對此，筆者自然要表示一下自己長期以來的反對態度，遂于2016年4月29日晚草就一篇《第四輪經濟學專業學科評估指導思想的根本性錯誤》的博文，對其《A類期刊名錄》反映出的指導思想進行了批判（賈根良，2016）。首先，它將已經走入死胡同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上升為經濟學的唯一規范，與“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潮流背道而馳。其次，它將導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校的地位進一步被邊緣化，與習近平總書記有關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指導思想背道而馳。再次，用行政手段壓制學術爭鳴，違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自由精神。最后，理論經濟學專業將蛻變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專業，與后者處于同等地位的理論經濟學其它二級學科如經濟思想史、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等專業將進一步衰落，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筆者建議教育部暫停經濟學科的第四輪學科評估，組織相關專家對國內外經濟學現狀進行徹底的調查研究，制定出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經濟學專業評估的實施辦法。

《第四輪經濟學專業學科評估指導思想的根本性錯誤》一文說出了許多經濟學者的心聲，因此在經濟學界乃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界都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支持下，這些質疑之聲很快就對政策決策產生了影響，中國教育部最終決定在第四輪高等學校學科評估中“仍沿用上輪的評估方式，暫不增列‘A類期刊’指標”。然而，雖然A類期刊名錄被取消，但從中反映出來的指導思想以及相關重大問題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這里僅以經濟學為例對其中的兩個主要問題加以說明。

首先，《A類期刊名錄》反映出中國教育管理部門缺乏學術評價體系的自主意識。雖然《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邀請函》附件《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及有關說明》宣稱,A類期刊指標體系設置的目標是“建立更科學的‘中國版ESI高被引論文’和人文社會學科中國自主的‘A類期刊’評價體系，樹立中國論文評價的國際地位”，但在經濟學的A類期刊中，國內期刊只有8種，占40%；國外期刊12種，占60%，而且全部都是英美期刊，外文期刊比中文期刊多出50%。在外文期刊占多數的情況下，所謂“建立……人文社會學科中國自主的‘A類期刊’評價體系，樹立中國論文評價的國際地位”將如何做到？恐怕“樹立中國論文被英美學術界評價的國際地位”更有可能。更有評論者指出，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這樣具有鮮明政治和價值傾向性的領域，大規模采用英美學術標準，不僅是學術領域的自我殖民化，而且嚴重違背黨中央、教育部近年來不斷強調的學術價值取向——以中國方式、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研究中國問題，建構中國學術話語體系的主導思想”（吳文新，2016）。

其次，《A類期刊名錄》只是揭開了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所存在嚴重問題的冰山一角。按照《第四輪學科評估指標體系及有關說明》，這個《A類期刊名錄》是由“學位中心請湯森路透、愛思維爾、CNKI、CSSCI、CSCD根據文獻計量學等方法遴選產生初步名單，并請全國博士生導師進行網絡投票，再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理論經濟學、應用經濟學學科評議組推薦確定以上名單”。這個說明揭示出，雖然在此前的“學科評估指標體系調研會”上，一些學者對《A類期刊名錄》提出了質疑和反對，但它實際上獲得了大多數博士生導師和學科評議組成員的贊同，這真實地反映出了“崇洋媚外”在中國高等學校中的學術評價體系占支配地位的現狀，反映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高等學校的統治地位，反映出了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淪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復制品，盡管兩者仍存在較大不同。

針對新自由主義和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高等學校的支配性影響，美籍華裔著名學者黃宗智教授曾滿懷憂慮地寫道：“在‘國際接軌’的大潮流下，新自由主義已經在制度上深入教科書、核心刊物等，而由此也在研究生的遴選、教員的聘任與評審中占據霸權地位。一個具體的例子是，我自己這幾年所在的國內單位，雖然是在一位認同于‘另類’學術的非常能干的院長的領導之下，并且附帶有新左派的傾向，但事實上，在關鍵性的招生、招聘以及評審方面，實際上幾乎完全由占據霸權地位的‘主流’經濟學所左右——依據它們的標準而選定必讀書目，設計考卷問題，規定要在哪些刊物發表論文等，幾乎完全臣服于新自由主義知識體系之下。因此，在實際操作中，學科的未來其實完全被新自由主義所掌控。” （黃宗智，2012：63）

不少學者將目前中國經濟學教育所存在的問題稱作“西化”問題，如邱海平教授發表的相關論文曾引起了較廣泛的關注和爭論（邱海平，2014）。邱海平教授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角度對這種現象提出批評的。但與之不同，筆者自2003年以來發表的相關論著都是從經濟思想史、多元主義科學原則、經濟學的科學哲學基礎及其未來發展方向、學術生態系統等角度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的霸權地位提出批評的。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無論是“經濟學多元論國際聯合會”的成員，還是參與“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學者們，絕大多數屬于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流派，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派。因此，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所存在的嚴重問題并非像許多人所理解的那樣只是一個所謂的“意識形態”問題。筆者的研究領域并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筆者在這里也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或者“意識形態”的角度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進行討論的，而是秉持筆者長期以來的研究視角，提出如下改革建議。

二、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的總體思路和具體建議

（一）多元化改革

中國與西方國家在經濟學教育體制上存在著一個不同，這就是許多大學一般都開設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多元化程度高于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但在這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師一般都集中在馬克思主義學院，而在財經類專業學院任教的屈指可數。與西方國家一些所謂二、三流大學開設有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或“西方政治經濟學”（賈根良，2017）課程不同，中國幾乎沒有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開設有此類課程，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多元化又低于西方發達國家。從總體上來看，中國的經濟學教育體制在多元化程度上盡管略微高于西方發達國家，但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僅在中國高校課程體系的設置上占主導地位，而且在學術研究成果的評價、人才隊伍建設、科研獎勵、研究生入學考試課程和學科評估中都具支配地位，因此，同樣需要多元化改革。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界在過去三十多年中，涌現出了大量的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批判的文獻，但中國國內幾乎沒有人去研究。筆者在2004-2005年前后曾對之進行過深入研究，但發現文獻太多，如果陷到里面，一個人終其一生，就很有可能像劍橋大學的托尼·勞森等人一樣，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家，再沒有時間研究具體的經濟問題了，所以在2007年后，筆者就很少閱讀這方面文獻了。這些文獻的一個主要發現就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無論是在哲學基礎、研究方法和其理論的現實相關性上都存在著嚴重的缺陷。個別經濟學者如格瑞恩甚至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是與現實無關的，因此，他曾經提出了在經濟學教育改革中是否還應當保留西方主流經濟學課程的疑問。

但是，“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絕大多數參與者都認為，分析、理解充滿復雜性、不確定性的世界需要多元化的方法，因此，經濟學多元主義就成了“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核心綱領。所謂經濟學多元主義，用尤斯凱利·梅基的話來說，就是“一個世界與多個理論”：雖然客觀世界是唯一的，但它卻是由無數個事物、復雜的演化過程以及不確定的未來所構成，由于觀察者的角度不同，世界就會呈現出千姿百態，觀察者對它的解釋也就呈現出多樣性、可錯性和不完備性（尤斯凱利·梅基，2005）。按照這種理論，經濟學的各種范式都不可能對現實問題提供完備的和最終的答案，但這些范式為認識經濟現實提供了不同的窗口，從各個不同側面提供了關于經濟現象的知識，它們都是理解現實的可供選擇的手段，保留西方主流經濟學課程是完全有必要的。

從學術競爭的生態環境角度來看，保持西方主流經濟學作為一支重要力量也是避免其他經濟學范式走向教條主義的必要條件。因此，無論是從哲學基礎來看，還是出于學術競爭的考慮，“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都反對以一種新的教條取代舊的主流經濟學教條，倡導在經濟學教育中形成一種多元主義的競爭格局，使多元主義成為經濟學家基礎文化的一部分，從而實現各種經濟學范式之間的相互寬容并在平等基礎上進行競爭。多元主義經濟學教育現在已經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專門領域，出版的《多元主義與經濟學教育國際雜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luralism and Economics Education）在2011年開始已經變成季刊。但與經濟學多元主義這種科學精神相悖，在中國曾流行一時的“只有一種經濟學”的思潮目前仍有很大影響，在這種思潮影響下模仿西方發達國家建立起來的中國經濟學教育體系導致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支配性影響，因此有必要進行多元化改革，包括理論、方法和學科這三方面的多元化改革，我們下面首先討論這些問題。

（二）多元化課程體系

開設概論性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課程，在基本經濟理論的教學上，形成由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學”（即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共同構成的多元化課程體系。

筆者認為，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方面最大的失誤就是盲目追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潮流聲勢浩大，而研究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的學者卻屈指可數。導致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當“西方經濟學”通過打壓和排擠將“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從西方國家的名牌大學中清除掉之后，除了極少數學者外，中國在大規模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之時，人們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經濟學”了；另一方面，福山式的“歷史終結論”對中國引進西方經濟理論的支配性影響：在冷戰時期，由于東西方對抗，蘇式政治經濟學和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走向了極端和教條，冷戰的結束導致了前者的終結，并使后者似是而非地成為了勝利者，在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視而不見或者完全不知曉的情況下，中國幾乎所有經濟學者就將西方主流經濟學看作是西方發達國家“唯一”的西方經濟理論了（賈根良，2017）。

但在筆者看來，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不僅在經濟思想史中源遠流長，學派眾多，而且對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律的研究比“西方經濟學”（即西方主流經濟學）提供了更真實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正如雅各布和馬祖卡托在《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一書的導言中指出的，“主流經濟學不能解釋西方資本主義在最近十年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疲軟的增長、金融不穩定、下降的投資、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滯、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險的環境風險。……幸運的是，在經濟學中有大量的資源對此類問題進行過研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這些特征幾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們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研究。這些研究構成了一些偉大經濟學家著作的基礎，這些經濟學家是卡爾·波拉尼、約瑟夫·熊彼特和梅納德·凱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像本書各章所表明的，以這種經濟學為基礎的分析可以對目前的經濟政策進行徹底的批判，并提出強有力的替代性觀點。”（Jacobs and Mazzucato, 2016: 17-18）

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包括老制度主義經濟學、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包括現代貨幣理論學派）、新熊彼特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社會政治經濟學、替代性教規經濟學乃至生態經濟學等諸多經濟學流派，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名噪一時的海曼·明斯基就屬于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由于在中國大學中講授的“西方經濟學”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因此，筆者建議在適當的時候對中國財經類專業的西方經濟理論本科課程設置進行改革，壓縮“西方經濟學”課時，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以“西方政治經濟學”為名增列為與“西方經濟學”具有同等地位的核心課程（賈根良，2017）。

由于目前經濟學本科生教學的教學時數已經不能再增加了，因此，只能通過減少過分膨脹的西方經濟學教學來加以調整。在中國許多大學的經濟學院，本科課程中開設了中級甚至高級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這些課程的設置沒有考慮到服務于學生的實際需要，因為大量的財經類本科學生畢業后并不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沒有必要學習這些更高深的課程。因此，這些中、高級的本科課程都應該取消，取消的這些課程的1/3課時分配給“西方政治經濟學”，2/3用于經濟學方法論并加強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以及其他課程的教學。這樣，在基本經濟理論的教學上，西方經濟學（即西方主流經濟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學（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就構成了一種多元化的課程體系。

（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問題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就是要反對固步自封，倡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內部的相互容忍和寬容，鼓勵創建新的學派并編寫具有不同風格的教科書，這是鞏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高等學校地位的重要途徑。在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新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借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并不是沒有原則，而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基礎上的創新，因此，在筆者看來，所謂“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并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應用，但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學派則是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并吸收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基礎上的創新，導致這種差別的原因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前者沒有、但卻與后者具有共同的哲學和方法論基礎。例如，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構成了西方非主流經濟學所有流派的共同基礎，它是在馬克思的先驅思想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近三十年來，西方學界對這種發展是否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哲學一直存在著爭論。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者很少有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批判實在論社會科學哲學、西方非主流經濟學之間的關系進行研究，更遑論像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學派那樣作出創新了。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青睞有加，而對歷史方法的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卻視而不見，甚至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一樣將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視作“旁門左道”，只要一談西方經濟學，就言必稱西方主流經濟學。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失去了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這個非常重要的同盟軍，而且也拒絕了對其理論創新最能提供借鑒的西方經濟理論，這反映出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界存在著某種程度的固步自封的缺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高等學校被邊緣化也是有其自身重要原因的。

筆者在本文中提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高等學校要鞏固其地位，就不能局限在政治經濟學學科中，也不能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師基本上都集中到馬克思主義學院，而應在理論經濟學其他學科和應用經濟學中擴大其影響。在這方面，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借鑒和批判性吸收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是一個重要的途徑。以編寫財政學、貨幣銀行學和國際經濟學教材為例，目前中國高等學校這三門課程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以西方主流經濟學為基礎編寫的。但據筆者所知，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在這三個領域都有很多重要的創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完全可以在批判、借鑒和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編寫出比西方主流經濟學更令學生們喜聞樂見的教材。

（四）以爭論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學

多元主義經濟學教育要求培育爭論和批判性思維，無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都不能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正確，都應該在同等程度上接受批判性的爭論，從而明確其優勢和劣勢。多元化教學并不是簡單地將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羅列在一起，而是要賦予每種理論平等的競爭機會，圍繞著重要的經濟問題，對各種經濟理論（甚至是相互沖突的理論）展開爭論，顯示它們彼此沖突的觀點，在比較中實現對理論批判性的學習、理解和選擇。這種教學方式顛覆了傳統的科學觀，根本上不同于教授一種一致贊同的思想的傳統教學方式，這也意味著要改變學生在學習時非此即彼的二元認知模式（不是真理，即是謬誤），使他們認識到科學存在著持久的爭論，科學知識是可錯的，科學結論具有暫時性，即使搜集再多的經驗數據，進行再多的計量分析也依然如此。

以爭論為核心和批判性的教學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挑戰。在理論經濟學中，西方主流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構成了經濟學的三種基本的研究范式或理論研究傳統，但目前在中國高等學校工作的絕大多數海歸學者在海外所接受的幾乎是清一色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育，沒有受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系統訓練；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培養的教師，絕大多數都不了解西方非主流經濟學，這就對教師的知識結構提出了一個“補課”的問題，因為如果教師只知道這三種經濟學基本研究范式的一種或兩種，怎能勝任以爭論為核心和批判性教學的任務呢？例如，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及其教科書有大量批判，但目前中國的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教材并沒有對其理論的局限性、缺陷做出評論，批判性教學更是無從談起，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絕大多數西方經濟學教師根本就不知道這些文獻的存在。

多元化經濟學教育和批判性教學在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各學科中都應該得到貫徹。對于從事西方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和未來可能開設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等基礎性課程的教師來說，他們都應該能夠勝任這三門課的教學。為了保證批判性教學的方式得到切實的落實和提高,每位教師在長期從事這三門課任一門課程教學之前，至少應該有其他兩門課程中一門課程的三年教學經歷。經濟學研究的三種基本范式或理論傳統不僅存在于理論經濟學的各學科之中，而且也大量存在于應用經濟學的各學科之中，在這些學科中，多元化經濟學教育和批判性教學得到根本性保證的措施是編寫并使用經濟學的三種基本范式都能得到反映并進行比較分析的教材。

（五）以現實問題為導向

以現實問題為導向，而非以工具為核心，在教學法上是以爭論為核心和批判性教學方式的根本性要求，因為在對不同的理論范式進行批判性教學時，所針對的目標只能是不同的理論在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上所存在的優缺點，所謂以爭論為核心的教學也只能是針對現實問題而就不同理論范式的解釋及其在解決現實問題上的優缺點展開的爭論。

但在國內外的經濟學教育中，經濟學教學是以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等研究工具為中心的，這被稱作是“數學形式主義”，即根據研究工具選擇所要考慮的經濟現實類型，其結果是大量的經濟現實被從教學和科研中被排除掉了，而許多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的教學和運用與現實問題并不相關，這種經濟學教學和分析的對象是一個虛構的世界（Syll, 2023）。針對這種現狀，法國經濟學學生在“后自閉癥經濟學運動”的請愿書中大聲疾呼：要擺脫虛構的世界，反對濫用數學。

“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的師生們認為，真正的科學方法應該首先保持模型與現實之間恰當的抽象關系，而與使用數學沒有必然聯系。只有擺脫科學主義立場，樹立新的科學觀，采取真正科學的態度，將經濟學的科學地位、研究方法和研究綱領與觀點的一致性脫鉤，與數學形式化脫鉤，才能為經濟學重新定向于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開辟道路，才能為多元主義智力格局的形成開辟道路，才能為數學形式化方法之外的多種研究方法留有空間。

“經濟學教育改革國際運動”主張要徹底顛倒西方主流經濟學有關分析工具和經濟現實之間的關系，主張以問題為中心，即不顧教條的束縛，根據研究的經濟現實問題來選擇或發展分析工具，工具運用本身不是目的，與分析的問題相關的工具才有存在價值。這種問題中心論，就是要求經濟學的教育與科研要以當前重大的、緊要的經濟問題（如核心技術創新、收入分配、貧困、失業、老齡化、社會排斥、生態危機、能源危機、國際金融體系等）為導向，以現實相關性為中心，使理論實質重于技巧、內容重于形式、真實壓倒虛構，從而恢復和加強經濟學的經驗基礎，將經濟學帶回現實。由于數學形式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教育中已經制度化，成為其難以根除的痼疾，中國經濟學教育應該吸取其教訓，糾正目前已經過火的以工具為核心的教學方法，改革經濟學教育體制，從根本上根除數學形式主義對經濟學教育和科研體制的支配。

（六）方法和學科交叉的多元化

開設經濟學方法論必修課和社會科學其它學科選修課，實現方法和學科交叉的多元化。針對數學（包括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教育和科研活動中的泛濫，加奎·薩皮爾曾經指出：“我仍然相信，如果我們能夠把數學課程的時間砍掉一半，將之用于方法論和認識論，那么每個人都將從中獲益。”（愛德華·富布魯克，2004：62）如何認識數學（包括計量經濟學）在經濟學中的適用范圍，這涉及到經濟學方法論或更一般地說涉及到科學哲學的問題，但在國內外經濟學教育中，很少有經濟學院開設經濟學方法論或科學哲學課程，這就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數學形式主義的支配地位提供了制度條件。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科學本身不是一種制度，但是，只要它受制于持久的管制、合法性及其優秀的標準以及評價程序，它就被制度化了。……如果我們認為方法論管束并設定了科學，那么由于它是由怎樣進行科學研究以及使科學合法化的一套規則所構成的，所以方法論本身也是一種制度”（Nooteboom, 2001: 46）。

開設作為必修課的經濟學方法論的目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打破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世界觀和科學觀對經濟學教育和科研的支配局面，為經濟學在理論、方法和學科交叉發展的多元主義提供理論基礎。就其科學觀而言，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將經濟學類比于數學和物理學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非主流經濟學都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而非數學和工程學之類的自然科學。這兩種不同的科學觀在經濟學教育上產生了截然不同的理念和行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導致了經濟學遠離社會科學其他學科，只承認數學形式主義是經濟學唯一科學的方法，正如劍橋大學著名科學哲學家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托尼·勞森指出的，在西方經濟學界，“一份稿件要想在主流圈子內被算作經濟學（或擁有讀者），作者就必須采用數學方法并最終建立一個形式化模型”（Lawson, 2003: 4），甚至經濟理論已成為“數學建模”的同義語。

但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特別是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主流經濟學來說，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只是眾多經濟學研究方法中的一種，它們并不反對使用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但卻認為它只是經濟學的一種輔助研究方法，經濟學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是歷史的、比較的、利益分析的、統計學的和解釋學的研究方法。由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非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社會科學和歷史的科學，因此，它們將經濟現象看作是與政治、法律、社會、文化和地理環境密切相關的社會整體中的一部分，因而更注重從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發展中吸收營養；相比于數學和計量經濟學模型的研究方法，它們更看重理論分析、案例研究和調研報告的價值，注重從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發展中吸收新思想和借鑒新的研究方法。

按照上述科學觀，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該是多元主義的，經濟學教育應該開設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一些選修課程，從而實現研究方法和學科交叉發展的多元化。這種科學觀應該成為目前中國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除了開設作為必修課程的經濟學方法論以及社會科學其他學科的部分選修課外,目前最值得注意是從社會學中引進質性研究方法，如扎根理論（Grounded Thoery）。

（七）重視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和經濟思想史的教學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教育體制中，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曾長期作為必修課在經濟學系（經濟學院）所講授。但是，在目前國內外的經濟學院中，經濟思想史學科正面臨著生存危機。在過去十幾年中發生的兩個標志性的事件突顯出了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在經濟學教育中所面臨的生存危機：2007年，澳大利亞國家統計局擬將這兩個學科劃歸到“歷史、考古學、宗教和哲學”分類中，由于遭到經濟思想史學家的激烈反對，這種從經濟學分類中試圖移除掉這兩個學科的動議才未落到實處。但歐盟研究委員會已經將這兩個學科歸類到“人類過去的歷史研究：考古學、歷史和記憶”之中；2011年，經過經濟思想史家的努力，它們才重新被劃歸經濟學科的分類之中（Kates, 2013）。

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的支配性影響，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發展狀況遠不如西方國家，特別是作為一種學科建制的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正在從中國高校中趨于消失。例如，在中國改革開放后外國經濟思想史學科前三批獲得博士點授權的五所高校中，除了馬上要退休的筆者在中國人民大學仍在招收外國經濟思想史專業的博士研究生外，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和遼寧大學在2021-2023年都已陸續停止招生（賈根良，2023），北京大學在2024年也將停止招生。

在中國，重視經濟史（或經濟社會史）和經濟思想史的教學同樣存在著如何貫徹多元主義經濟學教育原則的問題。以經濟史學科為例，在過去十多年中，一些海歸經濟學人在國內高校大力推行“量化史學”（計量史學），許多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以為這是唯一科學的歷史研究方法，殊不知它存在著嚴重的缺陷，近年來在西方史學界遭到了批判。計量史學實際上是非歷史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在經濟史研究領域中的應用，用非歷史的方法研究歷史，這本身就是一個悖論。

在20世紀50年代末發生“計量史學”革命之前，強調技術、制度和經濟結構的重要性和歷史特定性的研究傳統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史研究中一直就占據著主流地位，這包括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史研究，19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和英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史研究，韋伯、杜克海姆、美國老制度主義和法國年鑒學派的經濟史研究，以及20世紀4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波拉尼經濟史研究等。但這些經濟史研究的傳統在中國高校的經濟學院中目前已經近乎失傳了。筆者曾連續三年在博士研究生招生面試時向（每年2-3名）經濟史考生提出同一個問題：除了計量史學，您還知道哪些經濟史研究的方法？即使是在筆者的提示下，竟然仍無一人能回答得上來。計量史學在中國經濟史學界排他性的支配性影響無疑大大鞏固了西方主流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八）海外發文和建立獨立自主的本土學術規范問題

本文在前述討論中對2016年中國高等學校第四輪學科評估中暫時被取消的（經濟學專業）《A類期刊名錄》提出了批評，筆者現在繼續討論它反映出來的問題。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經濟學界掀起的“經濟學要與國際接軌”的大潮之下，海外發文就逐漸成為中國高等學校學術評價和職稱晉升的基本標準。目前，中國絕大多數高校仍把SSCI視作評價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成果的最高標準。但在中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專業中，海外發文并不是被一視同仁對待的，而是設置了不同等級的外文期刊分級（基本上是英文期刊）。

目前在國內最有代表性且最具認同性的大概是上海財經大學常任教職學術刊物目錄的期刊等級分級，它將經濟學的英文期刊劃分為四個等級：頂級（總共5種，所謂的Top 5）、第一類、第二類和第三類（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教職學術刊物目錄，2008）。第四輪學科評估經濟學專業《A類期刊名錄》的全部外文期刊的12種就有11種來自于其頂級（總共5種）和第一類（其中的6種）期刊，這反映出上海財經大學這個期刊目錄在中國高等學校學術評價中具有高度代表性。

那么，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教職學術刊物目錄存在什么問題呢？查閱其目錄，人們不難發現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在其入選的300多種SSCI期刊中，沒有一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期刊。第二，這個期刊目錄沒有考慮到學科特點之間的差別。例如，在所有期刊中沒有一本經濟思想史學科的期刊入選。第三，它是數學形式主義單一范式和研究方法主導的。例如，與經濟思想史學科不同，這個期刊目錄中有不少與經濟史相關的期刊入選，原因就在于這些入選的經濟史期刊已經被計量史學所支配。第四，在其頂級、第一類和第二類期刊，沒有一本西方非主流經濟學各流派的學術期刊入選，只是在其最低期刊級別即第三類期刊中，才選入了《劍橋經濟學雜志》（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一種雜志。第五,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教職學術刊物目錄,它沒有選入一本中國本土的經濟學期刊,其學術評價完全以國外期刊為準。中國其它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外文期刊分級雖然與上海財經大學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具有其前四個特點。

實際上，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教職學術刊物目錄的期刊等級分級完全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學術評價體系在中國的翻版。在西方發達國家，西方主流經濟學進行期刊等級分級評價的目的非常明確，這就是在其大學中排擠和清除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為了達到這種目的，它們還把經濟思想史學科等包括在其清除之列。這種期刊分級作為指揮棒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非主流經濟學諸流派、經濟思想史學科以及以非計量模型的經濟史研究者在西方發達國家高等學校的生存造成了致命的打擊，因為這些經濟學或學科幾乎完全不能在上海財經大學期刊分級前三級的期刊上發表研究成果，在學科評估中，這就必然對存在這些經濟學研究的相關大學系科的學術評價非常低。在這種指揮棒之下，為了提高評估績效，這些大學在招聘、晉升、研究戰略等決策上不得不采取歧視這些經濟學的制度、政策和手段，甚至不惜驅逐西方主流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經濟學研究者，目前，這種趨勢在中國也已明顯。

以上海財經大學常任軌教職學術刊物期刊等級分級目錄為代表的學術評價體系對中國高等學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生態環境已經造成了極其不良的影響。在其影響下，中國許多重要科研機構所辦的經濟學專業期刊也日益“西方主流經濟學化”，對中國高等學校的職稱評定、學術發展方向、人才選拔和意識形態造成了許多嚴重的負面影響。如果這種狀況不改變，中國學者的問題意識和中國的學術話語權難免不被西方發達國家所主導。因此，這是筆者為什么說，雖然中國高等學校第四輪學科評估迫于壓力取消了《A類期刊目錄》，但在指導思想以及相關重大問題上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的重要原因。

（九）人才隊伍建設和經濟學研究生入學考試問題

中國高等學校教師隊伍建設大量引進“海歸”肇始于2005年6月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十年回顧”研討會，在該會上，復旦大學的一位著名教授提出，中國的經濟學教育應該減少培養本土的經濟學博士，而專注于為西方國家輸送優秀的博士生。令人驚訝的是，這個提議竟然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者的贊成，筆者在當時就對這種思潮提出了批評，針鋒相對地提出經濟學高級人才應該主要由國內來培養（賈根良，2006）。正是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在過去的十多年中，中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院掀起了一股高薪引進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名牌大學畢業博士以及在海外招聘經濟學院院長的熱潮，相應地，在學科評估的教師隊伍建設這一項指標中，“海歸”所占比例也在不斷地加碼。

鑒于經濟學專業的“海歸”主要是由美國等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元化教育體系培養出來的，筆者提出以下建議。首先，中國高等學校經濟學專業教師引進的“海歸”不應超過教師招聘總數的三分之一，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建設應該主要靠國內多元化經濟學教育體系培養。其次，總結中國高等學校二十幾年前實行的“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的經驗教訓，為中國高等學校經濟學專業教師隊伍提供人才儲備。由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才可以由“海歸”提供，所以，筆者建議，“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應集中培養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之外的經濟學理論人才。

與此相關的是改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入學考試科目和內容的問題。目前，在中國絕大多數高等學校財經類碩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試中，與專業相關的考試科目是數學和“西方經濟學”（微觀、宏觀和計量）；在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試中，大多數高校的專業課只考“西方經濟學”。筆者曾指出：“2002年教育部規定，數學在經濟學碩士生入學考試中所占分數等于四年所學經濟學在考試中所占的分數，無疑將對經濟學的數學形式化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賈根良，2003：9）經濟學的學位教育過分注重數學和“西方經濟學”是模仿西方主流經濟學占支配地位的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教育體制的產物，應該進行改革。

（十）改革學科評估辦法并鼓勵各高校經濟學教育的多元化競爭

2016年5月，針對當時全國第四輪學科評估的辦法，筆者提出了如下建議：經濟學專業應該恢復以前從二級學科對（重點）學科進行評估的做法，而不是一攬子地從理論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的一級學科層次上在總體上進行評估。這是因為，在這兩個一級學科中，不同的二級學科具有很不相同的特點。例如，從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來說，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經濟史、經濟思想史、世界經濟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六個二級學科。這些不同的二級學科不僅“冷熱”度不同，而且從學術上來說，本來就不存在相同的評價標準。因此，不應該對這些不同的二級學科采用完全一樣的評估標準。

在筆者看來，在過去十幾年中，在一級學科層次上籠統地進行學科評估，已經造成了學科發展之間的嚴重失衡。以理論經濟學一級學科為例，由于不直接評估二級學科，在許多經濟學院一窩蜂地大力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情況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枝獨大導致了與“西方經濟學”具有同等地位的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這兩個學科的嚴重衰敗，造成了政治經濟學和經濟思想史學科受到嚴重擠壓，以至于這兩個學科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山東大學等許多高校已經消失。出于這些考慮，筆者建議恢復從二級學科對重點學科進行評估的做法，其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避免西方主流經濟學一枝獨大導致理論經濟學其他學科的衰落。第二，有利于避免中國大學經濟學學科同質化嚴重的現象，鼓勵各大學發展自己獨特的學科競爭優勢，有利于優秀人才在國內各大學特別是中西部大學之間較為均衡的分布。

三、結語

至此，筆者針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比較全面地提出了改革的總體思路和十點具體的建議。2014-2018年，筆者曾將這些改革建議的大部分內容報送過內參，但沒有被采納，在這期間，筆者還專門給教育部相關部門寫過信，但也沒有得到回應。這不免使筆者感到沮喪。然而，自2018年以來，國內外環境的巨變正在向著“有利于”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的方向發展，因為中央領導人所談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西方主流經濟學支配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現狀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美國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徹底地拋棄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的教條，不擇手段地打壓中國企業并與中國經濟“脫鉤”的做法不斷地對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打臉”，后者無法對學生們解釋其“祖師爺”為什么會對新自由主義“造反”，因而其在中國高等學校的支配地位遭遇到空前的危機。另一方面，中國國內目前面臨著如何解決收入差距拉大、“內卷”、“996”、“躺平”、失業人口不斷增加、出生率下降、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以及經濟有可能陷入“長期慢性蕭條期”等一系列非常棘手問題的嚴峻挑戰。顯而易見，在“象牙塔”中玩弄數學和計量模型的經濟學者不可能為解決中國經濟面臨的巨大挑戰提供有價值的解決辦法。除非中國政府愿意容忍其大部分經濟學和管理學教授拿著高薪在海外發表對解決中國實際經濟問題沒有多大價值的論文，容忍所謂“經世濟民”的經濟學正在造成智力資源的巨大浪費，容忍中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喪失其服務于社會的功能，否則，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改革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

實際上，自2016年5月以來，國內學界已經開始發生一些有利于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的變化，茲舉兩例如下。

首先，針對社會科學界和科技界存在的一些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發表講話，這對人們反思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弊端產生了一定的促進作用。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主持召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號召“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著力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習近平，2016a）2016年5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中國科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又指出：“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應用在實現現代化的偉大事業中。”（習近平，2016b）自此之后，“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就像春風拂過大地一樣，在廣大知識工作者的心田中不時地掀起陣陣漣漪。顯而易見，中國目前的經濟學教育體制與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是不相適應的，必須進行改革。同時，這也表明筆者自2003年以來就一直呼吁的“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教育與發展之路”以及“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賈根良、黃陽華，2006）終于在國家層面得到了回應。

其次，中國經濟學界的“頂刊”《經濟研究》和《管理世界》發表聲明，旗幟鮮明地反對中國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數學化”、“模型化”和“重國外、輕國內”的不良學風，這在中國國內學術機構中尚屬首次。2020年3月24日，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網站轉載了一篇由《管理世界》雜志社社長李志軍和總編輯尚增健撰寫的文章——《反對學術研究和論文寫作中的“數學化”“模型化”傾向》，該文隨后以“編者按”的形式在《管理世界》雜志發表（李志軍、尚增健，2020）。有評論指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辦公室作為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領導小組的常設機構，在官方網站轉載這篇文章，目的是不言自明的。這篇文章發表之后，許多期刊的編輯和本學科的教師都在朋友圈轉發，大多都是持積極的肯定態度，很多評論均表達了對這篇文章的支持與贊同。時隔一天，也就是3月26日，《經濟研究》編輯部在其官方網站發表《破除“唯定量傾向”為構建中國特色經濟學而共同努力——〈經濟研究〉關于稿件寫作要求的幾點說明》（《經濟研究》編輯部，2020）。如果考慮到《經濟研究》曾經是中國期刊中大力推行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旗幟性刊物，那么，這兩個雜志的“聲明”的意義不可低估，這不僅說明中共中央宣傳部在前幾年就已開始的對《經濟研究》的干預最終產生了作用，而且也反映出了該刊自身現在也開始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形式主義對其支配性影響的弊端。

但是，《經濟研究》和《管理世界》雜志社的“聲明”仍屬于國內學術機構對西方主流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支配性影響的“零星”和局部的質疑。筆者最近對國內四家名牌高校中從事政治經濟學、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教研的四位老、中、青學者進行了電話訪談，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高校的支配性影響不僅沒有下降，在某些方面甚至比2016年前更加嚴重了。一位被訪談者指出，在國家高層，雖然中央已注意到并重視中國經濟學教育存在的問題，但缺乏行之有效的措施；在中層，全國各高校和經濟學院的領導層，掌權者幾乎都是依靠西方主流經濟學或新自由主義范式起家的人，他們對經濟學教育改革的抵觸情緒很大，改革的阻力異常強大；而底層對改革則是巋然不動，因為西方主流經濟學范式作為一種“信仰”在教師隊伍中已占絕對支配地位，經濟學多元化改革幾乎不再有“群眾”基礎，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存在的問題已經快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顯而易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改革并不是國家領導人講幾次話就能解決問題的，它將會是一個比較漫長和艱難的過程。

這種局面對于中央領導人以及國家相關部門多年來一直強調的構建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形成了嚴重的制約，不利于“帶有中國主體性的”、“追求自主的學術創新性”（黃宗智，2012，2009）和從事“中國經濟學自主創新”的學者和機構的生存和可持續發展。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習近平，2022）自然，“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核心工作是從中國經驗和中國實踐中提煉出新理論。但是，正如著名科學哲學家漢森指出的，觀察滲透著理論，“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必須借助已有的思想或理論，通過經驗現實與各種相互競爭的理論框架在比較的互動中進行對話。只有這樣，中國學者才能在挑戰現有理論并提出新理論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中國自主的知識傳統。這就是為什么多元化的經濟學教育體系至關重要以及作為“經濟理論基因庫”的經濟思想史學科必不可少的原因。然而，在單一范式的西方主流經濟學支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情況下，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話中所說的“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將如何談起？我們怎么有可能通過不同理論在與現實對話的交鋒中來“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呢？

習近平總書記已經對中國廣大的知識工作者發出了“將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和“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偉大號召，這種號召使筆者更加堅信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盡管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支配性影響仍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嚴峻挑戰最終將迫使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不得不進行改革，從而為更多的中國學者從事扎根于中國實際的自主社會科學理論創新創造必要的條件。這是建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內在要求，也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因此，正如約500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偉大的復興》一書的序言中針對他描述的對象所指出的那樣，對于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改革，筆者同樣“希望人們不要把它看作一種意見，而要看作是一項事業，并相信我們在這里所做的不是為某一宗派或理論奠定基礎，而是為人類的福祉和尊嚴……”（《走向未來》叢書編委會，1983：3）。

【作者：賈根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CPEER”，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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