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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現代貨幣理論與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點擊：2174 作者：賈根良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3-10-13 09:21:17

【作者按】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調研時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總書記這番講話的精神為我們打破傳統理論的禁錮、扎根中國實際并繼承中國學術傳統的自主性知識追求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

筆者在新世紀初強調“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學教育與發展之路”和“中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黃宗智先生在2009年和2012年倡導“追求自主的學術創新性”和“帶有中國主體性的”知識體系，都是這種“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努力。

在這方面，抗日戰爭時期中共的物資驅動貨幣理論和薛暮橋先生的“物資本位論”無疑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典型案例之一。薛暮橋先生在對外貿易中推行關鍵物資專賣的靈感來源很可能來自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的鹽鐵專賣，而其“物資本位論”顯然同樣來自中國古代的常平倉理論和實踐。在筆者看來，薛暮橋是我們目前“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先驅和榜樣，而這一切與現代貨幣理論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目前我國正處于如何度過“慢性經濟蕭條期”的歷史大轉折之際，現代貨幣理論為解決我國四十年未有之困局提供了革命性的思路。在此歷史關頭，深入研究現代貨幣理論，并以該理論為基點，與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中國古代財政貨幣和宏觀經濟管理思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之間進行建設性的對話，不僅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的重要途徑，而且對于我們開辟一個以國內大循環為基準、共同富裕為特征的“黃金時代”具有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為賈根良等著《現代貨幣理論在中國》的《跋》，在此發表，略有修改。

《現代貨幣理論在中國》

跋

本書旨在于反映中國學者（包括兩位旅美華人學者）有關現代貨幣理論的研究成果。全書共收錄論文14篇，其中8篇被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的《理論經濟學》、《財政與稅務》、《世界經濟導刊》全文轉載，1篇被《中國社會科學文摘》論點摘編轉載。本書各章作者如下：序言、導論、第十章、第十一章、跋（中國人民大學賈根良教授）、第六章至第九章（賈根良、北京理工大學講師何增平博士）、第一章（中國人民大學李黎力副教授和北京語言大學講師張紅梅博士）、第二章（李黎力）、第三章（陜西師范大學劉新華教授）、第四章（劉新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郝杰），第五章（陜西師范大學缐文教授），第十二章（美國威拉姆特大學梁燕教授），第十三章（美國丹佛大學助理教授黃逸江博士）。

雖然本書的作者們在2010年就已開始發表現代貨幣理論的研究成果，但本書的論文都是從其2012年以來特別是近四年來的成熟作品中精選出來的。在目前學界對現代貨幣理論存在很多歪曲解讀和錯誤評價的情況下，這一點尤其重要，它可以使讀者“原原本本”地了解其基本思想及其現實意義。其中部分論文來自筆者在《學術研究》組織的《現代貨幣理論專欄》（2020年第2期）和《現代貨幣理論與宏觀經濟政策筆談》（2022年第8期和2022年第9期）。在這個《跋》中，筆者首先簡要地談談自己研究現代貨幣理論的心路歷程以及其與現代貨幣理論傳入中國的關系。

筆者之所以對現代貨幣理論感興趣，最早來自于31年前就已知曉的“貨幣國定論”或國家貨幣理論：1992年上半年，我購買了胡寄窗先生主編的《西方經濟學說史》，在這本教科書中，我讀到了作者對德國新歷史學派經濟學家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1905）的介紹。胡寄窗先生對這種貨幣理論的評論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全世界以國家發行的紙幣作為唯一的流通工具的今天，特別是以電子信用卡作為支付轉賬的不久將來，克納卜（即克納普——引者注）之說是否會死灰復燃，登上歷史舞臺，有待于歷史的驗證。”在當時，筆者就對“貨幣國定說”復興的可能性深以為然。

大約是在2006年，筆者在米爾斯的《一種批判的經濟學史》（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九章《經濟學與未來》中注意到，作者在對為數很少的有前途的研究領域進行評價時指出，“貨幣國定派”是宏觀經濟政策方面新的、其影響也許還會繼續增長的思想流派，我這才知道“貨幣國定論”在經濟學中已經“死灰復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筆者認識到國家貨幣理論對破除美元霸權和實施國內大循環戰略的重大意義，因此，筆者在該年開始指導學生對“新貨幣國定派”進行跟蹤研究。2010年，賈根良等著的《西方異端經濟學主要流派研究》對“新貨幣國定說”做了簡單的評述；2011年，在筆者指導下，李黎力副教授撰寫了國內第一篇研究現代貨幣理論的碩士學位論文，并與筆者合作在2012年發表了《貨幣國定論：后凱恩斯主義貨幣理論的新發展》。

實際上，在國內最早發表有關現代貨幣理論研究論文的是陜西師范大學商學院的劉新華、缐文兩位教授，他們曾作為訪問學者，跟隨作為現代貨幣理論創始人之一的蘭德爾•雷教授從事研究，因而在2010年發表了《貨幣的本質: 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等論文。2012年6月，蘭德爾•雷在劉新華教授的陪同下，應邀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進行學術交流。自此之后，以筆者、劉新華、李黎力和缐文等為核心，在國內形成了研究和宣傳現代貨幣理論的學術共同體，早在2019年現代貨幣理論席卷經濟學界、財政金融界和政界之前，我們就已經對現代貨幣理論經常進行交流和探討。

作為一本名為《現代貨幣理論在中國》的書籍，如果不談談現代貨幣理論與中國經濟思想史的關系，似乎會有“數典忘祖”之嫌。在本書的序言中，筆者對疫情后如何重振中國經濟提出了現代貨幣理論的戰略構想。因此，在這里，筆者再從經濟思想史和基本經濟理論的角度，對現代貨幣理論與中國的歷史淵源以及“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之間的關系做一簡單說明。

首先，作為人民幣的前身，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貨幣斗爭實踐及其貨幣理論不僅是“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先驅，而且也提出了不同于該學派的一些原創性理論，如物資驅動貨幣理論和“貨幣斗爭、貿易管理與生產建設”的戰時宏觀經濟管理框架，對于我們今天繼續貫徹“人民幣為人民”的貨幣原則和對外貨幣斗爭仍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與國民黨的法幣不同，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根據地發行的各種類型貨幣不以貴金屬或外匯儲備作為發行的基礎，它一誕生就是主權貨幣，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埋葬了金本位。從人民幣的前身到人民幣誕生，以及一直到現在，人民幣作為主權貨幣的本質從未間斷過，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英、日等國貨幣作為主權貨幣是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才誕生的，這種重大歷史區別的意義在我國經濟學界從未得到過深入探討。

2011-2012年，筆者曾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山東革命根據地發行的北海幣和薛暮橋的貨幣理論專門進行了一番研究。筆者不僅將北海幣看作是“貨幣國定”的典型例證，而且，筆者發現，中共山東革命根據地“排法禁偽”（排斥國民黨的法幣和禁止敵占區的偽幣）的貨幣斗爭是世界貨幣戰爭中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但筆者一直沒有時間撰寫相關研究論文。2020年12月，筆者在第十二屆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開幕式的致辭中指出：“薛暮橋先生在貨幣理論上是有自己獨創性貢獻的，我將其理論的某些方面看作是現代貨幣理論學派的先驅，薛暮橋先生的貨幣理論是在山東革命根據地對敵貨幣戰爭中發展起來的，對我們目前針對發達國家的貨幣斗爭仍具有重大借鑒意義。”

例如，山東抗日根據地在對外貿易中對關鍵物資如食鹽、花生油等實行專賣，規定根據地外部商人購買我物資必須使用北海幣，而穩定物價的“物資本位”制度使北海幣幣值相對法幣和偽幣非常堅挺，以至于敵占區民眾樂于儲藏和流通北海幣。這種成功的經驗揭示出：掌控稀缺的關鍵物資（和技術）并在對外貿易中以此驅動本國貨幣被別的國家所接受，很有可能是世界經濟史中一種主權貨幣國際化得以成功的基礎性原因。俄羅斯政府在俄烏戰爭中規定購買其石油必須使用盧布結算，是山東抗日根據地成功經驗在當代的再現。當然，兩者的成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條件，但其原理是普適的。但是，這種理論在目前的貨幣國際化理論是“名不見經傳”的。然而，在筆者看來，離開北海幣對敵貨幣斗爭成功經驗的創造性轉化和運用，人民幣國際化是很難獲得成功的。

其次，值得指出的是，現代貨幣理論雖然是外來的學說，但在中國也有其歷史淵源。中國貨幣史權威彭信威教授指出，“漢代法家的（貨幣）國定說，以為貨幣本身是沒有價值的東西，其所以能流通，是因為帝王或政府所倡導或制定。這種說法和近代克納普等人的學說很接近。”在筆者看來，西漢的法家人物如賈誼、賈山、晁錯和桑弘羊等人都是貨幣國定說的“先驅”。文帝時期的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說，“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眾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薛暮橋先生所謂金銀“饑不能食，寒不能衣”（薛暮橋語，1945）很可能就是從晁錯的這句話演化而來的。漢代法家的“貨幣國定說”為漢武帝實施國家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提供了理論基礎，而將貨幣發行權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為漢武帝在長達四十四年的反擊匈奴戰爭中取得徹底的勝利提供了決定性的物資保障。

又如，中國古代常平倉是“就業緩沖儲備”理論當之無愧的先驅。作為一種宏觀經濟管理框架，就業保障（就業緩沖儲備）構成現代貨幣理論的核心架構，其誕生直接受到了中國古代常平倉理論在西方國家傳播的影響。留美博士陳煥章在1911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孔門理財學》介紹了常平倉以及王安石對常平倉的創造性運用。我國一些學者的研究已經說明，“大蕭條”時期擔任美國農業部長的華萊士受到《孔門理財學》的啟示，在20世紀30年代成功地推動了對美國農業發展影響深遠的《農業調整法》以及相關改革政策的頒布與實施。金融投資家格萊漢姆認為農業常平倉不足以有效地穩定宏觀經濟，因此，在華萊士的啟發下，他提出了將重要的工農業產品都納入緩沖儲備的“現代常平倉”理論。筆者在閱讀英文文獻時發現，作為現代貨幣理論的另一創始人，澳大利亞經濟學家米切爾在20世紀90年代末提出“就業緩沖儲備”理論——“勞動力常平倉”時受到了格萊漢姆著作的直接影響。

再次，現代貨幣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借鑒意義。對于現代貨幣理論來說，不僅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卡萊斯基的有效需求理論和資本主義貨幣型生產理論是其重要理論來源和構成部分，而且它與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之間也不存在矛盾。然而，盡管現代貨幣理論經濟學家一再做出這種聲言，但是，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僅“不領情”，反而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站在一起，對現代貨幣理論不斷地進行攻擊。

在筆者看來，導致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上述經濟學家對金本位與主權貨幣制度的本質不同缺乏了解。就此而言，現代貨幣理論與馬克思貨幣理論的基本差別就在于馬克思的著述都是在金本位制度之下進行的。在這種貨幣制度下，價值規律對商品生產和政府行為具有同樣的支配性影響。一個具有征稅權的政府為了公共目的，雖然可以采取與利潤考慮相反的行動，但它這樣做的能力在財政上是受到限制的，因為它承諾按固定匯率將貨幣兌換成黃金，因此，國家的財政能力受到黃金這種貨幣商品的生產的制約。但是，一旦國家放棄金本位并行使其發行法定貨幣的特權，那么，主權貨幣政府的財政能力就不再受到黃金生產或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的制約，國家財政能力就從這種不適合現代貨幣型經濟的黃金“緊箍咒”中解放出來了。

然而，雖然國家財政能力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但非政府部門的一般商品生產仍受價值規律和預算約束支配。因此，盡管馬克思的貨幣理論是一種“金本位時代”的理論，但它并非如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馬克·拉沃所說的是一種“過時”的理論，因為，在主權貨幣制度下，就商品生產或市場經濟領域而言，馬克思的貨幣理論仍然是適用的。但是，與金本位制度要求政府像一個追求利潤的公司（像一個商品生產者）那樣行動不同，由于政府壟斷了貨幣發行權，私人商品生產的價值規律對國家政府的行為不再具有約束作用，主權貨幣制度下的現代政府更有能力提供非商品生產的公共服務，擴大具有直接社會勞動性質的生產領域。顯而易見，主權貨幣制度更有利于實現馬克思有關社會主義制度的設想。

現代貨幣理論學者認為，主權貨幣制度對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現代市場經濟是兼容的，但對不同的社會制度，他們不提供價值判斷，在政治上采取了不可知論的態度。彼得·庫珀（Peter Cooper）是認同現代貨幣理論并對其有研究的澳大利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他看來，“現代貨幣理論對所有政治派別的人都具有解放作用。對于想要小政府和由私營部門主導經濟的右翼自由主義者或保守派來說，現代貨幣理論指出了在主權貨幣體系中如何可以嘗試這樣做，以及所需要的政策考慮和面臨的困難。對于在不同程度上希望政府和公共部門在經濟中發揮更大作用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自由派和溫和派來說，現代貨幣理論為有利于混合經濟的政策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對于左翼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來說，我認為國家貨幣提供了不受資本支配的自由，它不僅為社會主義而且最終為其更高級形態開辟了一條可行的道路：一條非烏托邦式的道路，使工資勞動關系逐漸消亡，收入與勞動時間最終分離。這樣的道路只能通過斗爭來實現，而國家貨幣為其提供了可能。”

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現代貨幣理論存在誤解，除了繼續抱著現在已不存在的金本位制度下經濟運行的規律不放外，這些經濟學家還指責現代貨幣理論忽視了階級、權力和國家本質等問題，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對現代貨幣理論進行過稍微系統和深入一些的研究，否則，他們就不會得出這些結論。就筆者的閱讀范圍而言，現代貨幣理論學者對這些指責都做過系統的回應，但這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顯然沒有閱讀過這些文獻。

在對待現代貨幣理論的態度上，我們應該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薛暮橋先生與時俱進的精神。薛暮橋指出，在開始北海幣的貨幣斗爭時，“我們是否有可能驅逐法幣，建立獨立自主的抗幣（指北海幣）市場？有些同志對于這點信心不足……當時根據地的許多經濟工作干部受資產階級‘拜金主義’思想影響，認為金銀是紙幣的不可缺少的保證。如果沒有金銀，就必須用‘金本位’的美元英鎊等外匯來作保證。既無金銀又無外匯，我們的抗幣就是空中樓閣，沒有基礎，無法保持穩定。幾年來敵后根據地貨幣斗爭的經驗告訴我們, 我們所掌握的糧食、棉布等日用必需品是抗幣的最可靠的保證,不需要依靠黃金。”（薛暮橋：《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對敵貨幣斗爭》，《財貿經濟》1980年第1 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元和英鎊都放棄了金本位制，抗日根據地的許多經濟工作者甚至薛暮橋先生可能對此也是不清楚的。）正是本著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薛暮橋先生創造性地運用我國古代常平倉原理提出了“物資本位論”的貨幣理論，因而成為現代貨幣理論的先驅。

最后，現代貨幣理論為演化發展經濟學和新李斯特學派這些國家經濟學現代版的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2012年，筆者在《新李斯特主義：替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新學說》一文中（該文收錄于了2015年出版的《新李斯特經濟學在中國》一書），將現代貨幣理論視作筆者所倡導的新李斯特經濟學財政貨幣金融理論的基礎：“李斯特論述了貨幣金融制度對一國的經濟穩定、財政金融主權和國家福利的重要影響，他強調國家信貸體系必須受到保護，并建立完整的、獨立自主的貨幣和信用體系，但由于受金本位時代的限制，他并沒有提出國家貨幣理論。由于李斯特是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而德國新歷史學派的克納普是貨幣國定論的奠基者之一，近年來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又把這一理論發展為現代貨幣國定論，它們在精神上完全與李斯特的國家經濟學相契合。因此，我們可以在貨幣國定論基礎上發展新李斯特學派的貨幣金融理論。”

這個《跋》又寫得太長了。在其結尾處，筆者首先要感謝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秘書處的同仁對現代貨幣理論的大力支持。2011年，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秘書處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演化經濟學教材建設專題討論會，計劃編寫演化微觀經濟學、演化中觀經濟學和演化宏觀經濟學等本科教材。雖然這個教材編寫規劃一直沒有完成，但作為一種替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經濟學范式在中國一直在發展。在過去的幾年召開的中國演化經濟學年會上，現代貨幣理論都是以演化宏觀經濟學的名稱作為重要專題進行討論的。其次筆者要感謝刊發我們有關現代貨幣理論研究論文的期刊。在許多人看來，現代貨幣理論是一種異端學說，因此，相關研究論文不僅在所謂的“頂刊”上無法發表，而且在一般刊物上發表也遇到一些困難。在此，我們要對刊發我們文章的雜志表示感謝。然后，筆者要對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特別是策劃編輯王海龍和其他責任編輯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謝。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賈根良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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