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許家印背后，給許家印和恒大違規提供各種便利，進行利益輸送或一同參與利益分肥的暗黑力量，最著急的就是中國的私有化勢力。
本來在此之前，他們從春節開始，經過大半年的努力，已經初步建立起“私有制和民（私）營企業神圣不可批評，否則就是否定民營經濟，反對改革開放”的奇特邏輯關系，構建了“公有制和國企可以隨便否定，而私有制和民企不能批評”的雙重標準，并正在憑此邏輯和雙標，四處征討那些敢于批評他們要極力維護的民（私）營企業的人，要把他們在輿論上搞臭，在政治上批倒。這些人其實也很辛苦的。他們不但要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間，踩前捧后，而且，還要維護部分民（私）營企業的同時，還要攻擊另一部分民（私）營企業，在民（私）營企業內部踩一捧一。你以為他們不加區分地攻擊公有制和國企，僅僅是反對社會主義，要在中國搞資本主義？那就低估人家了。他們還要攻擊中國有民族立場的資本，而不分國有和私有，他們只支持對美國有利，或者至少不被美國反對的資本和企業。那些出現在美國制裁名單上的中國企業，不分國企還是民企，沒有一個能夠得到他們的支持。這些企業被美國制裁，他們中有哪個出來譴責，哪怕是批評美國的做法？明明美國的做法嚴重違背他們平時主張的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規則，就因為是美國做的，所以，他們善于批評的嘴巴就默契地集體關閉了，表現為驚人一致的沉默。有的還更夸張，把美國制裁中國的企業導致中美關系受損，說成是中國的問題，怪中國不跟美國搞好關系。這些最堅決支持私有制的勢力，他們不但要在國企與民企之間搞雙標，在民企內部也要雙標，只為了他們的標準能夠跟美國的標準保持一致。他們的雙標背后就是一套標準，即美國標準。他們的立場鮮明，其實就是美國立場。他們有一個好聽的名字“自由派”，以自由之名，否定中國的一切社會主義因素；同樣以自由為名，否定中國的愛國主義和民族立場。他們還有一個名字叫“普世派”，動不動就標榜他們秉持普世價值，為了全人類的利益。但日本為了節省一點核污水的處理費用而寧愿支出更高的費用用于公關，也要向海洋排核污水，污染地球的海洋，危害全人類的利益和生存家園，他們又選擇性集體沉默。他們以做世界公民為榮，而他們的世界只包括美西方國家，最多再加上韓日。他們就是靠雙標，對中國人進行精神PUA，給中國人植入各種思想鋼印。這些鋼印最重要的就是這幾條：西方政治體制優于中國，私有制優于公有制，西方文化優于中華文化等。這樣就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完成了對新中國體制的全面否定，完成了逆向民族主義的理論建構。他們對中國的否定，以新中國為重點目標，要中國人相信中國走上社會主義而沒有融入西方特別是英美所謂主流文明是歷史選擇錯誤。但又不限于此，他們能從秦始皇時代開始，否定到現在，言必稱希臘，認為中國從兩千年前就走錯了路。秦始皇一直都在挨批，之前是說他搞的帝國制，讓中國走上了專制道路，而與希臘的民主傳統分野，現在是因為他統一六國，奠定華夏統一之基。這些人現在論證商周的分封制更優于秦始皇的郡縣制，其實真正的理由是他們認為大一統影響了他們的“自由”體制在中國落地，而他們的自由有什么特點呢？絕對不是允許不同意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們的烏克蘭同類已經立法禁止在烏克蘭宣傳共產主義，他們的自由特征如果用最抽象的方式進行概括，其實就是一句話：“你們給我閉嘴，我們正在討論自由。”
你以為他們否定了秦始皇以后的中國就行了？他們對中國的神話都沒有放過，翻開易中天《中華史》第一冊《祖先》，發現他的中華史是從亞當夏娃開始講起的，把圣經創世紀的神話嫁接了過來：“亞當夏娃扯下無花果葉那一刻，是全人類的人之初”，
把中華文明的源頭接到圣經的創世紀神話，并頗為得意地認為，他這樣的處理解決了中國人的創世傳說缺位，以及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還有時不時沉渣泛起的“中華文明西來說”思潮，都在對中國的整個歷史下手。我說的這些人，沒有一個不否定公有制的。比如，易中天把公有制稱作“極左制”。否定公有制的人，也幾乎沒有不崇拜美國體制的。同樣以易中天為例，他在《美國憲法的誕生和我們的反思》等著作里如此推崇美國的國父：“華盛頓有所為，美利堅民族得以獨立；華盛頓有所不為，美利堅人民不受其害”。這樣評價美國的體制：“美國以憲法為立國之本，用憲法來統一和治理國家，將立法、司法、行政和各州權力都置于憲法之下，這就保證了集權而不專制。”對美國國父們手上沾染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奴隸的斑斑血淚，統統視而不見。
我們說這么多，其實就是想告訴大家，反對公有制，非要消滅公有制，并不只是一個制度和道路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民族問題。由此反推，我們支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并支持華為這樣的民營企業，也并不只是為了維護社會主義，同時也是在維護中華民族復興的脊梁和筋骨。那些打著維護民營企業權益的名義，要讓國企退出所有的競爭性領域，把賺錢的行業留給民（私）企的人，不只是簡單地敵視新中國的體制，而且還可能是敵視這個國家和民族。他們之所以共同敵視公有制，是因為他們很清楚把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給拆除了，不但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失去了地基，而且民族復興也失去了最重要的體制優勢。一段時間內，他們的做法也確實取得一定的效果，讓網民覺得談民營企業的問題風險大，這就是他們想要的效果。因為恒大，曾經是他們樹立的民營企業的旗幟和標桿。恒大又不是華為，美國制裁華為，但不會制裁恒大，而且還可能會給恒大對外轉移資產提供一些便利。首先這一點，就符合他們的政治正確。如果中國多出幾個恒大，美國也就不用跟現在這樣，為中國經濟的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焦慮和不安。美國怕的是中國多出幾個華為，能夠快速縮小與美國的科技差距，還能夠實現反超。現在一個華為都已經讓美國頭疼不已了，為了打壓華為，自由貿易的形象不要了，自由市場的理念也不顧了，他們認為最有效的半導體技術和供應鏈封鎖，都沒有起到阻止的效果。要是中國再出幾個華為，那美國連焦慮都可以省了，只剩絕望了。美國倒是希望中國多出幾個恒大，恒大把巨額的債務留在中國，收益轉到國外，這正是美國金融戰想做的事情。
在中國的輿論場，尤其是互聯網這個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支持什么樣的企業，反對什么樣的企業，陣營一向很分明：支持國企的，和支持華為等優秀民企的，基本是一個陣營。攻擊國企的，和攻擊華為的，基本構成另一個陣營。這兩個陣營的對立，基本是以愛國和恨國劃線。所以呢，力挺華為的和維護中俄關系的，重合度很高。攻擊華為的和挑撥中俄關系的，重合度很高。可見，跟這些人交流，離開立場談是非對錯，意義不大。自我標榜不偏不倚理中客，不是真糊涂就是真偽善。中國人的習慣選擇是既講立場，又講道理。但是你看看那些逆向民主主義情結已經根深蒂固的人，他們只認立場，不認道理，不講邏輯，甚至可以跟西方經濟學者那樣，讓事實服從于他們的假設。因為他們在思維方式上面，受西方的影響很大。西方的一神教決定了，西方人的主流思維方式大體就是這樣，歷史上他們動不動把別人當異教徒，現在則動不動就自我標榜民主，把體制不同于自己的國家當極權。對這些人來說，一旦立場確定了，是非對錯基本也就決定了。這個關系不是絕對適合于每一個人，但在目前美國遏制中國，打壓中華民族生存空間，中國奮力反擊，道義在手的情況下，對他們多數人都是適用的。所以，為什么對有些恨國黨，你跟他擺事實講道理是對牛彈琴，因為他的立場已經確立，哪怕你說的再有道理，他仍然不會認可。很多時候，這些恨國黨比我們還明白我們說的確實有道理，但他依然選擇立場大于道理。如果只是一時的認識問題，這還好辦，道理讓他明白了，他就會改變自己的立場。互聯網這十年，確實有很多人都因為明白了道理而轉變了立場，從公知的粉絲變成公知的對手。但十年之后的今天，經歷過那么多的輿論熱點事件翻燒餅，經過那么多場輿論大戰，該明白的也差不多都明白了，還沒有明白的，大多都是裝睡不肯醒的人。
比如，像最近這個火爆網絡的“甜甜圈”，還有前段時間在日本餓死的女公知，這樣的人，你怎么能喊醒他們？他們寧可在他們崇拜的國家過著忍饑挨餓的生活，甚至餓死，也不影響繼續恨著生養他們的中國。為什么說愛國主義是底線呢？不但是因為一個人一旦連自己的國家都恨，對自己的親人朋友也不會好到哪里去，而且還因為一旦越過這個底線，他的思維方式都不正常了。那個范士貴 ，為了自己的美國夢，都把自家人霍霍成什么樣了，連自己的閨女都算計，為了他能實現自己的夢想，勸自己的親生閨女去戰火紛飛、沒有安全保障的烏克蘭。自己生活過得狗都不如，還不斷用宗教安慰麻醉自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題。恒大高管及許家印因為違法犯罪被立案，還有不少人是為恒大和許家印鳴不平的。我看到他們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的是說恒大是在規則范圍內行事的，所以不應該上升到刑事立案，還有的到現在還認為許家印對中國貢獻巨大。看看這些理由，你就明白我為什么要在文中犧牲邏輯的連貫性，先后跑題兩次。第一次是說明極力徹底否定公有制的是什么人；第二次是插入一段文字談立場。這些接受了西方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人，一旦逆向民族立場確立，他們就會根本脫離事實和道理去維護他們的立場了。他們支持恒大和許家印的這些理由根本不能成其為理由，把這些理由當成理由，只能解釋為他們為了立場而強行編造理由。恒大和許家印用包括做假賬等極其惡劣的手段，侵吞企業利潤，對外轉移資產，企業嚴重資不抵債，個人及家庭賺得盆滿缽滿，真正實現了收益個人化、債務公司化、風險社會化，并把債務境內化、收益境外化，竟然還有人為其辯護，這還是道理之爭、認識分歧嗎？只能用立場才能給這種言論以合理性解釋。他們的立場不但沒有站在那些被恒大詐騙錢財陷入困境的人，沒有站在那些交了房款卻交房遙遙無期的人，也沒有站在那些被恒大拖欠巨額工程款材料款而面臨破產或已經破產的民營企業，他們為民營企業主張權利的虛偽性，也已經越來越不加掩飾了。他們只在乎是不是能夠給中國制造問題和麻煩，產生困難和危機。這樣的企業，他們就支持，而且是無理由支持、無條件支持、無底線支持。他們只擔心其精心打造的“批評個別民營企業，等于批評民營經濟”的公式，在恒大暴雷之后，會有著徹底破產的可能。他們只關心其極力營造的“民營有問題也不能批評”的輿論環境也面臨著無法繼續下去的尷尬。但他們依然不肯放棄努力，拒絕在私有制的體制和私企的管理機制層面進行反思和總結，只允許反思公有制和國企。是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繼續主張國退民（私）進。所以，恒大出問題之后 ，就有這么一幫人，把所有的責任推給政府的監管。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繼續掩蓋私有制和私企自身的體制性和機制性問題。監管有沒有問題？當然有。但這妨礙在私有制層面反思問題嗎？而且，如果徹底私有化，政府的監管能不能做到杜絕類似的事情發生？不能，全世界都不能。以為政府的監管就能防止恒大現象的出現，這是存在于想象中的“監管烏托邦”。當然，這幫人還有“自由市場烏托邦”和“法治烏托邦”，時不時根據情況需要要拿出來用。那幫推崇西方經濟學的經濟學家的主要主張就建立在這三個烏托邦之上，讓人相信只要把經濟交給市場，就能配置安排得妥妥的，只要法治到位、監管到位，就不會出大問題。可惜，他們的這三個烏托邦，在人世間一個也不會存在。所以他們的自由市場經濟，只能是“經濟烏托邦”。西方經濟學自始而終就是讓人相信“經濟烏托邦”，所以西方經濟學的本質就是現代神學，經濟神學也比古代宗教神學更有害，已經害人無數。一個恒大就能夠讓多少家上下游企業，連帶多少打工人和家庭的生活遭遇困難。一個次貸危機，就能讓美國政府債務大擴張，美元大放水，到現在都沒有恢復元氣，以后也不可能恢復元氣。如果不從私有制的層面進行反思，類似問題還會出現。
俄亥俄州脫軌的火車屬于美國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據《今日美國》報道，該公司2012年僅有14輛火車損壞或脫軌，在2020年卻達到了117輛。監管哪去了呢？這家公司持續游說美國國會，拒絕更換早已老舊的火車剎車系統，也抵制更為嚴格的危險品運輸條例。據民間組織Open Secret，美國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在2022年就花費了約180萬美元進行游說。那些主張說不分公有私有、國企私企，只要監管到位都不是問題的人，他們可是美國的鐵粉，他們最推崇的理想國面對私有制資本的糖衣炮彈，監管都強硬不起來。更進一步講，私有制的美國“政客就是資本家的狗”，他們敢管他們的主人？美國要解決鐵路事故頻發最好的方法不是空談加強監管，而是國有化改造，最好引入中國鐵路的管理。看看中國的鐵路系統，哪有這么亂？沒有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沒有國有經濟的引導，你看哪個國家的政府，能夠真正監管好他們的企業？不但不能，而且，這些私有資本，還動不動以企業對外轉移，威脅本國的政府，以政治現金收買本國的政客。政府得罪不起資本，必須要看資本臉色。
美國的、歐洲的政府債務問題越來越接近債務危機，為什么無法減少？因為政府的財政入不敷出，而這又是因為征稅越來越難，征稅難是因為財富在富人手里，但對富人征稅越來越不容易。美國給富人們開辟了很多避稅的手段，富人們自己也在想辦法少交稅。2021年，英國《衛報》報道，在美國，維持繳稅最多的是中產階段，而不是富豪們。美國中位數家庭支付了大約14%的聯邦稅（這還不包括州稅），億萬富翁只支付其中的一小部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兩位經濟學家撰寫的《不公正的勝利》披露，1960年，美國最富400家庭支付的平均有效稅率為56%，到1980年降至40%。而特朗普減稅后，平均有效稅率只有23%。需要提醒的是，因為富人們的避稅手段有很多，最富裕家庭的有效稅率還不是真實稅率。根據ProPublica的計算，馬斯克2020年的“真實稅率”只是微不足道的3.27%。這里插播一段，為什么美國在1960年代有效稅率那么高？因為社會主義來過，因為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給資本主義陣營造成很大的外部壓力，那是資本家歷史上過得最憋屈的日子。后來為什么富人稅率越來越低？因為蘇聯被修，后來被解體，資本主義壓力越來越小。2019年，英國《衛報》發表了美國前勞工長羅伯特·賴克的一篇文章，文章指出，有半數的美國人40年都沒漲工資，差不多就是社會主義陣營對資本主義壓力變小的時間段。美國的富人收稅老大難問題，不是人類社會的新問題。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周期律，與土地兼并有關，而且，與隨著土地兼并、財富更加集中，向富人征稅越來越難更有直接關系。明朝自從代表富商士紳利益的東林黨眾正盈朝之后，就從東南富商那里幾乎收不到多少稅了。這倒確實符合一些人說的國窮“民”富了，只是這個“民”是指富商，大約就等同于現在的民營資本，“人民富豪”之類的概念。而明末真正的勞動人民，主要是農民，大面積面對災荒，都到了賣兒賣女的地步。中國那些注冊在這個群島那個群島的企業，一個重要目的不也是為了少交稅嗎？我一直說，中國的民（私）企真沒必要抱怨國家對自己不公平，如果國家真的要求民（私）企和國企同樣納稅，或者以同樣的標準倒查三十年是否按規定納稅，嚴格按照偷稅漏稅五倍處罰，看看民（私）企的破產率會提高多高？如果國家再要求民（私）企和國企一樣為職工繳納五險一金并繳納滯納金，看看民（私）企的破產率又會提高多少。國家不是對私企不公平，而是太照顧了。對民（私）企的社會責任，甚至應盡義務要求從來沒有跟國企那樣高。有些行業主要是國企在經營，是因為涉及國家安全、經濟命脈，交給追求個體和短期利益的民（私）企，容易出大問題。如果把鐵路交給民（私）企，我們現代可能還沒有高鐵，至少肯定沒有四萬公里，高鐵通達率不會像現在一樣高。電力、電信行業與此同理。其實，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都是以前政治課本都教的道理，只是現在的人不信這些，導致我們國家的人整體思維能力在下降。恒大這個事，真的需要多角度，更深層地思考總結太多東西，防止出現下一個恒大。（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明人明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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