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三水：為何生物安全戰略勢在必行？

點擊：5315 作者：韋三水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2-16 11: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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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2020年首次中央深改委會議召開。這次會議明確強調指出“要盡快推動出臺生物安全法，加快構建國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制度保障體系。”

同時，“要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這既是立足當下疫情，也是深謀長遠的戰略決斷。

大勢所趨果斷決策

如今的世界局勢，真可謂風云變幻。

隨著現代生物技術的發展，人類通過操縱生物遺傳信息來改變生物的生物學特性的同時，存在著對生物多樣性、生態環境以及人體健康產生潛在危險的可能性。生物安全已成為各國科技界、政府、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生物安全成為全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可以說始自人類創建了基因重組技術之后，因為利用這種技術人們可以設計、改造甚至創造新的生物。人們在為這種技術上的重大進展和所蘊含的巨大商機高興的同時，也擔心這種人為對自然的干預會不會潛在著尚不能預知的某些危險。

大量應用基因操作技術出現的植物、動物、微生物及其制品會不會造成生態環境的失衡？會不會對人類的健康乃至生命造成傷害？這些既關系到人類自身的安全，也關系到人類生存的環境的安全，因此開始成為了全世界關注的一個熱點。

那么什么是生物安全呢？《淺談生物安全的有關問題》這篇論文是這樣定義的：

所謂生物安全應該是指人們對于由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體給人類健康和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可能造成不安全的防范，目的在于防其弊，用其利。因此，外來物種遷入導致對當地生態系統的不良改變或破壞；人為造成的環境劇烈變化危及生物的多樣性；科學研究開發生產和應用中，主要是經遺傳修飾的生物體和危險的病原體等可能對人類健康、生存環境造成的危害等，均屬生物安全問題。生物安全是一個系統的概念。即從實驗室研究到產業化生產，從技術研發到經濟活動和社會安全，從個人安全到國家安全，都涉及到生物安全性問題。生物安全又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它所涉及的具體內容有一定的時空范圍，又隨自然界的演進、社會和經濟活動的變化及技術的發展而變化。

比如，歐洲瘋牛病造成的恐慌、口蹄疫的爆發更加重了人們對生物安全的重視。當談到生物安全問題時，人們馬上就會聯想到轉基因植物及食品的安全。

包括美國等國家在內，都深刻認識到在生物安全方面的漏洞所帶來的危機感。由于生物技術的發展和普遍應用，其技術門檻已經大幅降低，國家行為體和恐怖組織都具有制造或獲得生物技術、生物武器的能力。全球互聯互通性空前加強，生物攻擊和疾病傳染呈多途徑擴散趨勢。近年來，SARS、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疫病的頻頻爆發，給世界公共衛生安全拉響警報。

而2020年伊始，整個世界又處于一片災難之中：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非洲蝗災、澳洲大火、尼日利亞神秘疾病、美國的流感病毒，等等，不一而足。乃至于聯合國相關結構和官員們不得不四處出擊，進入緊急狀態。

美國已經先行一步

非常令人擔憂的是，生物武器并非是電影里的情節，它真的就在現實世界中存在。這種武器是以生物制劑殺傷有生力量和破壞植物生長的各種武器、器材的總稱。生物制劑按存在形態和病理主要分為立克次體、病毒、毒素、衣原體、細菌、真菌等六大類，是用以殺死人、牲畜和破壞農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和其他生物活性物質，可通過專業器材或武器載體投送，也可通過帶毒牲畜、昆蟲等機體為載體傳播。致病微生物一旦進入人、牲畜等機體便能大量繁殖，導致機體功能破壞、發病甚至死亡，也能大面積毀壞植物和農作物。

一旦局勢發生大的變化，有別的國家和地區率先以生物武器來攻擊，后果就不堪設想。因此，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在最近幾年都緊鑼密鼓地布局生物安全。美國是世界上最早在生物安全領域進行研究,并率先進行生物安全立法的國家。

早在多年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就簽署第14號國家安全總統令，頒發新版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特朗普還發推特稱：“今天，我采取行動加強了我們國家對生物威脅的防御。有史以來第一次，聯邦政府制定了國家生物防御戰略，以全面應對生物威脅！”

根據中國青年報于2018年發布的署名“吳敏文”的專業文章顯示，能促動美國高度重視生物安全并推出《國家生物防御戰略》，直接的動因也是來自于對生物攻擊及其后果的高度警惕。特朗普表示：“基于2014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等過去的事件，促使本屆政府計劃采取了一種’新方向’，采用更加協調和集中的方法進行應對。”

特朗普所謂“過去的事情”，應該包括2001年美國遭遇大規模恐怖襲擊的同時，不明對手通過郵寄等方式進行的炭疽病襲擊，造成17名美國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進而引起全國性的恐慌。

“西非埃博拉疫情”也備受關注。2014年12月2日，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埃博拉疫情的報告稱，幾內亞、利比里亞、塞拉利昂、馬里、尼日利亞、塞內加爾與西班牙等國，累計出現埃博拉病例17290例，其中6128人死亡，此次疫情也波及美國。2017年5月，剛果再次爆發埃博拉疫情。西非國家幾內亞、塞拉利昂、利比里亞等，仍是疫情重災區，共有約8000人不治身亡。疫情的傳播超越國界，美國對此高度警惕。

同時，按照上述提及的吳敏文文章的說法，《2018財年國防授權法》在國會獲得通過時，國會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和國土安全部部長對是否新設核化生聯合防御后勤中心進行評估。與國會聯系緊密的專家提請特朗普政府系統審視美國所面臨的生物威脅，制定新的美國生物防御戰略。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就已經開始關注生物威脅，特別是2001年發生炭疽生物恐怖事件以來，美國對生物安全的關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連續出臺了多項國家層面的生物安全戰略，部署實施各類生物安全防御計劃。

1976年6月，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公布全球首部生物技術研究安全管理規定——《重組DNA分子研究準則》，首次提出了“生物安全”的概念。2001年炭疽襲擊事件后，美先后推出了《公共衛生安全和生物恐怖準備反應法案》《生物盾牌法案》《生物防御和大流行性疫苗與藥物開發法案》《國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標準》《美國政府生命科學兩用性研究的監管政策》等法律法規，涵蓋生物安全威脅防范、生物安全醫藥研發、生物兩用技術監管等諸多領域。

2004年4月，時任總統布什又簽署了《21世紀生物防御》總統令，涵蓋美國生物防御計劃的四大支柱——“威脅感知”“預防和保護”“監視和偵察”以及“救援反應和重建”。2009年12月，布什的“接班人”奧巴馬簽署《應對生物威脅的國家戰略》，全方位闡述了美國未來應對生物威脅將采取的七種“武器”。

美國還組建了多個專門政策戰略研究智庫機構，加強生物安全研究及對策分析等工作，包括美國國家生物防御分析與對策研究中心、美國生物防御藍帶研究小組、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署、國家生物防御科學委員會等。

根據研究專家張衛文教授此前在《科技日報》的公開報道文章表示，美國通過上述的行動是最早對生物安全進行研究和布局的，并率先制訂生物安全法的國家，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生物安全法律體系。

“美國還十分重視生物安全設施的建設與力量整合。”張衛文教授談到，一是建立大量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美國公開的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已達15個，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多達1300多個；二是加大對核心生防研究機構進行重點建設的力度，美陸軍傳染病研究所在已有生物安全三級和四級實驗室的基礎上，又投入6.83億美元，新建包括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在內的生物安全設施群；三是建設軍民融合式綜合性生物安全研究園區，美國于“9·11”事件后組建“國家跨部門生防園區”，整合了國防部、國土安全部、國立衛生研究院等單位的生防研究力量。

“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政府針對生物安全威脅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國家戰略與部署。”張衛文教授如此表示。

危險早已若隱若現

2018年3月4日，俄羅斯前雙面間諜斯克里帕爾和女兒尤利婭被指在英格蘭西南部索爾茲伯里市遭到神經毒劑的攻擊。英國指控俄羅斯涉嫌下毒。美國、加拿大、烏克蘭以及14個歐洲聯盟成員國采取一致行動，驅逐俄羅斯外交官和情報人員，特朗普下令驅逐60名俄羅斯外交人員并關閉俄羅斯駐西雅圖領事館。

4月13日，美英法以敘利亞政府軍對反政府武裝實行化學武器攻擊為由，對敘利亞實施聯合空襲。不久前，敘利亞內戰面臨對反政府武裝最后據點伊德利卜省的“最后一戰”，美國明確聲稱，如果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將再次面臨美國的直接軍事打擊。

根據吳敏文的文章，不管英國對俄羅斯雙面間諜下毒的指控和敘利亞政府軍使用化學武器是否真實，美國政府在“抗擊生化武器和流行病”方面時刻保持著警覺。

然而，據俄羅斯國防部發表的新聞公報，來自格魯吉亞國家安全局前局長格奧爾加澤的情報表明，美國國防部對位于格魯吉亞中部阿列克謝耶夫卡村的公共衛生研究中心耗費巨資進行建設，并在其中設立完全歸美軍使用、容納危險傳染病感染者的研究區域。

公報披露，依據格魯吉亞衛生部與美國國防部、能源部簽訂的協議，該中心的優先研究課題是研發生物武器，包括可傳播兔熱病、炭疽病、布魯氏菌病、登革熱、克里米亞-剛果出血熱和其他傳染病的多種吸血昆蟲。美方還在研制運送和使用生物武器的技術設備，一種“可在空中釋放受感染昆蟲的無人機”已具備實戰能力。

俄羅斯方面發現，具有病毒傳染能力的格魯吉亞蚊子已經向俄羅斯擴散。2007年至2018年，在俄羅斯出現的非洲豬瘟疫情中，從病死牲畜身上提取的非洲豬瘟病毒毒株與代號為“格魯吉亞-2007”的病毒毒株具有一致性。

吳敏文文章認為，可能由于缺乏直接證據，俄羅斯國防部對美國軍方在格魯吉亞發展生物攻擊能力使用的是“疑似”二字。

中國必須積極行動

署名肖堯的文章《美國發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對我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對策建議》認為，美國發布一系列戰略的根本目的是意欲主導生物安全多邊議程，鞏固其在全球公共衛生和生物防御體系的霸主地位，爭奪對全球生物資源、全球衛生行動的控制權。我國“一帶一路”倡議和“中非命運共同體”戰略也同樣將全球生物安全多邊合作列為重要內容，還擬將發布《生物安全國際合作戰略》。中美雙方主導的多邊議程如果不能協調配合，勢必將對我構成戰略競爭或戰略擠壓，甚至帶來一系列安全風險。

肖堯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際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二室副主任。這位學者的文章認為，生命科學是中美差距最小的技術領域，但是在生物安全領域，我國仍存在科研基礎設施自主創新的支撐力明顯不足，高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核心零部件及生命科學研究的試劑、裝備、設備、實驗動物嚴重依賴進口，生物信息數據庫完全被國外壟斷等一系列問題。在美全方位打壓我科技進步的背景下，美國《國家生物防御戰略》提出的構建技術優勢，很可能以關鍵技術設備對我斷供制裁的方式實現，我國在生物安全領域能力建設面臨“卡脖子”危機。

所以，必須“加強我國生物安全基礎設施建設，增強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關口前移，突出生物監測能力建設”以及“全面排查涉我遺傳資源科技項目并建立長效審查機制”。

肖堯認為，隨著生物科技高速發展，生物危害因素與危害方式趨于復雜、多變、隱匿。為確保生物疆域的安全，我需要形成對新發突發疫情、環境災害、生物武器等全譜威脅動態實時監測、感知、鑒別與溯源的能力。應著力加強生物監測核心技術研發，并在“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框架下將防控關口前移，也力爭“御敵于國門之外”，保障國民健康和國家安全。

早在2014年2月，原發于《求是》雜志的一篇文章《生物安全：國防戰略制高點》這樣寫道：我國生物安全涉及部門較多，急需以深化改革為契機，強化國家意志，制訂戰略規劃，構建統一指揮、軍地互補、部門協同、全民參與的新型生物威脅防御體系。

如何建立這套防御體系？作者直言不諱地寫道：

一是建立權威高效的生物威脅防御組織管理體系。打通條塊分割的生物安全管理格局，在各級政府建立權威的生物安全管理機構，實施統一領導、協調和指揮。強化軍隊在國家生物威脅防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發揮軍隊高度集中統一、科技實力較強、應急反應較快的明顯優勢，以軍隊相關專業力量為主體，構建平戰一體銜接、軍地融合發展的國家生物威脅防御體系和應急反應網絡，建立軍地聯席的會商研判機制，以及多部門聯合處置的分工協調機制，同時加強相應的法規制度建設。

二是建立軍地互補的生物威脅防御科技支撐體系。按照“軍地聯合、優勢互補”的原則，構建生物威脅防御科技支撐體系，在摸清我國生物威脅防御能力體系建設現狀的基礎上進行補缺配套，提高整體水平。針對全球生物安全形勢以及我國未來可能面臨的生物威脅，系統論證生物威脅防御的科技需求，前瞻部署國家和軍隊生物威脅防御重大科技專項，重點在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基礎研究等方面加大科技支撐力度，在生物兩用品安全管控方面加強對策研究。

三是建立多元分層的生物威脅防御教育培訓體系。把生物安全知識納入國防教育體系，建立以軍事醫學科研和軍隊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為骨干，以國家相應機構為依托的教育培訓體系，通過多種形式，開展生物安全宣傳教育，使各級政府、社會各界充分認識生物安全的重要性。軍隊要始終發揮好“前哨”的作用，時刻追蹤全球的生物安全動態，重點從反生物戰、反生物恐怖的角度，深入研判我國面臨的、不斷變化的生物威脅，堅決捍衛國家的“生物疆域”安全。

“與發達國家先進的生物安全管理經驗相比，我國在生物威脅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和科技支撐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環節，急需從戰略規劃研究、組織管理體制、科學技術研究、宣傳教育培訓等方面加強建設。”這篇文章如此寫道。

時隔六年之后，生物安全被正式納入國家安全戰略，同時明確要制定生物安全法。

鳴謝如下重要參考和引用資料：

1，《美國尋求生物戰領域的主導優勢》，作者吳敏文，來源：中國青年報。
2，《生物安全：國防戰略制高點》，作者賀福初、高福鎖，來源：中國國防部官網，原發于《求是》。
3，《美國發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對我可能產生的影響及對策建議》，作者肖堯，來源：全球技術地圖。
4，《美國形成系統性的生物安全防控戰略規劃》，張衛文，來源：《科技日報》。
5，其他相關研究論文，如《淺談生物安全的問題》等。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韋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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